内容提要：如果以现代化进程为轨迹，以环境行为为评价标准，目前人类至少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田园生活、竞生生活、物欲生活和绿色生活四种生活方式，四种生活方式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人类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某种生活方式，也存在主动选择某种生活方式的可能。现代化赋予了人们在价值塑造、信息传播、行为选择等方面的主动性，因此，人们有条件在实践中不断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同时，绿色生活方式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新技术的应用还需要一系列子系统的支持才能不断推动公众绿色生活方式的实现。

关键词：绿色生活方式/现代性/环境行为/绿色发展/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张斐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2021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号)明确提出，到2025年，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已有一些关于绿色生产方式的研究，但仍有一些值得探讨和明确的内容，比如绿色生活方式的内涵，它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关系，绿色生活方式何以可能。当我们将生活方式放置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加以思考，往往看到的是现代化对环境的破坏，比如更多的资源能源的消耗、无限度的消费等等。在关注现代化的弊端的同时，有人开始怀念并尝试践行传统的田园诗式的生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那么，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生活方式到底何去何从？笔者尝试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化视阈中考察绿色生活方式，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考察不同生活方式类型，通过不同生活方式的对比来描述绿色生活方式的特征，探讨绿色生活方式何以可能。

一、关于绿色生活方式内涵的讨论

在生产领域关于环境问题的探讨已经具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环境问题是生产领域产生的，必须通过生产领域的变革来解决。然而，实际上，很多研究表明，生活领域的环境问题更为严重，在生活领域探讨环境问题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议题。因此，关于绿色生活方式的探讨近年来逐渐增多，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绿色生活方式及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和界定。

国外关于绿色生活方式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80年代以“物质简化”为核心的小范围讨论。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日渐显现，绿色生活方式逐渐被重视，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减少过度消费、以物质简化为核心的绿色价值观等方面，开启了绿色生活方式研究的先河。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反思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为核心，融入思想界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浪潮。Leonard-Barton研究发现绿色生活方式与收入成微弱的非线性相关关系，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并研究了年龄、性别等因素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Zavestoski通过文献研究发现，90年代“极简生活方式”再次兴起的主要议题包括这一生活方式的精神和宗教缘起、实践策略以及对减少压力和增加满足感的呼吁。伴随着9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思潮，绿色生活方式研究开启了以反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为核心的较大范围的讨论。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形成了“针对环境问题、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化、专业化的研究。Spaargeren借助结构化理论，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从消费者的“信仰与价值”和社会结构的“规则与资源”两个纬度探讨了家庭消费实践的实现过程和影响机制。Mol通过对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考察，重新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提出持续的现代化是环境革新的关键因素。鸟越皓之认为应把重点放到生活领域，生活环境主义是针对环境问题的有效分析模式。这一时期，绿色生活方式研究进入系统化、科学化的研究阶段。

与国外绿色生活方式研究相比，国内研究开展得比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才有所涉及。“生活方式”一词正式进入高级政策议程开始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这里，“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被区分开了，政策制定者与公众开始关注生活领域的环境保护问题。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明确指出要“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关于绿色生活方式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对绿色生活方式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众多研究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和不可持续性着手，一方面，将绿色生活方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追求，如刘乃刚认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方世南认为“绿色生活方式是人类在提高生活质量理念下倡导科学健康文明安全美好生活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价值目标”；另一方面，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张三元提出绿色生活方式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结果，其本质是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以及社会需要。

第二，从环境行为的角度来衡量绿色生活，以碳排放和可持续消费两个领域的研究最为丰富。洪大用较早地提出了低碳社会的概念，认为低碳社会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所提出的一种社会整体形态，也是反思传统工业社会的技术模式、组织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结果，并提出“要着眼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建设低碳社会”。在此，低碳社会与绿色生活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低碳社会是一种包括了低碳经济、低碳政治、低碳文化、低碳生活的系统变革，绿色生活则更着眼于日常生活领域。姚晓娜从日常生活批判视角论述了低碳生活的伦理建构；徐嘉祺等以碳排放量为具体指标，将生活方式看作生产方式的下游，认为绿色生活方式等同于低碳生活方式，而低碳生活方式与低碳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可以通过倒逼机制、供需联动机制和国际监督机制来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第三，基于消费领域的研究。消费是人们获得生活资料、与外界产生交往的不可或缺的一种行为，但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催化剂，因此，出现了相当多的对消费主义的批判研究。早在2000年之前，洪大用指出，过度消费会对资源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消费不足也会造成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因而不能单纯地抵制消费主义，也要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促进社会均衡消费。王雅林认为中国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出“生活型社会”的概念。在消费社会学领域出现了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等概念，它们基本上包含了这样的内涵：一方面控制消费数量、适度消费，另一方面还强调尽可能地选择那些可再生的环保的商品，保证消费行为对环境产生最小的负担。有的研究者将绿色消费作为绿色生活方式的核心内容，将绿色生活具体化为消费领域的衣、食、住、行(及通信)、用(生活用品及服务)多个方面，提出“中国政府应将推动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实际上，在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背后能看到人们对绿色生活方式的推崇，在理解人的价值和充分了解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公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践行绿色行为、建立制度性集体约束机制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关键，但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必须跨越消费主义盛行、资本力量主导和社会结构不均衡三座大山。

第四，从更为宏观的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界定绿色生活。方世南形象地以黄色、黑色和绿色来形容人类社会各个时期的形态，提出以生态文明为标志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超越农业和工业文明的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吴铀生认为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可持续消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是低碳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其实质是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其最终指向是生态文明。胡鞍钢和门洪华认为，与中国绿色发展相契合，需“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准和追求。在这一类研究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社会学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社会发展的反思。有学者认为“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体现着后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和挑战”，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应“倡导丰富人在物质占有之外的精神世界，塑造真正的人生价值，避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跑步机’，减弱人与人的直接竞争和社会冲突”。

综合来看，学界对于绿色生活方式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人的价值、人的发展来看，认为绿色生活方式应包含丰富人类精神生活、认可人类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二是从人的行为来看，主要指人与自然应当如何和谐相处，包括减少碳排放、可持续消费或绿色消费等环境行为；三是从社会的发展来看，认为绿色生活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要求。

笔者认为，第一，国内关于绿色生活的相关研究最早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展开的，尽管对绿色生活的理论内涵有所涉及，但更多的是从哲学或伦理学角度做的探讨，多以哲学思辨为主，解释过于抽象，对何为绿色生活以及如何践行绿色生活等问题论述十分有限。第二，在环境社会学等学科的直接带动下，开展了诸多环境行为相关的实证研究，为绿色生活方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行为是人与自然发生交换关系的基础，无论是碳排放、可持续消费，还是其他环境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直接影响。因此，环境行为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是从实证角度做研究的最佳路径。第三，关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探讨，深深地蕴含在环境社会学以及其他关于生态环境、绿色生活的研究之中。很多学者都将环境问题放置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视域下进行思考，在环境社会学中还出现了诸如生态现代化等理论范式，足见对绿色生活方式的研究不能脱离现代化这个时代背景。虽然以往研究已经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内涵做了相当多的讨论，但笔者认为还有几个问题没有涉及，比如，如果认为绿色生活方式就是对环境有益的生活方式，而在农耕时期并没有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农耕文明下的生活方式是否属于绿色生活方式呢？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带来大量生产大量丢弃的生活方式，那么在德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环境运动以及民众广泛推崇的绿色环保价值观又该如何解释呢？因此，笔者将以理想类型的方法，对生活方式进行分类，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分辨理想中的绿色生活方式与其他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有何本质区别，二是从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辨析中解释绿色生活方式的特点和内涵。

二、现代化视阈下的绿色生活方式

很多学者都认为应当将绿色生活方式纳入现代化视阈中进行讨论。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内涵十分广泛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内容是阐明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诸多变革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国家、民族、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学界普遍认为，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过渡的过程。在这两次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包含着许多内容，诸如工业化和信息化、城市化以及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变迁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因此，现代化可以作为我们对生活方式进行划分的一个依据。

对生活方式进行划分的另一个依据，笔者认为应当是环境行为，这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环境行为(environmental behavior)在不同的研究中有着不同的称呼，比如环境友好行为(environmental friendly behavior)、环境保护行为(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负责任的环境行为(environmental significant behavior)等等。虽然上述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其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即那些能够对改善和提升环境质量起到正向作用的个体或集体行为。同时，环境行为的相关定义均强调行为是个体“有意识”的结果，其潜在的假设是所有的环境行为都包含了个体在做出行为前的环境保护意向。其不同点在于，对于个体行为对环境产生的有效性程度不同，有的定义认为有效性可以从“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开始，有的则认为行为有效性必须从“有利于”环境的程度开始。人类通过各种行动与环境产生关系，所以环境行为是一项连接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实践，笔者也将其作为划分生活方式的依据。

我们以现代性为横轴，以环境行为为纵轴，为人类生活方式做一个划分，可以得到一个关于是否具有环保倾向的生活方式分类图景(见图1)。笔者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分别就其内涵和不同生活方式类型的特点做以概括。

第一，田园生活。田园生活即典型的田园诗式的生活，其主要特点在于较高的环境行为并非来自个体具有的环保意识，或者说较高的环境行为并不是主动的环境保护行为。当然，这种田园生活下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具有环境友好意义的，而是这些成为习惯的、未经思考的行为大部分天然地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这些环境行为是自在的而非自为的。传统农耕社会下的生活是田园生活的典型。

从经济运行方式来看，农耕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家庭为单位，在中国则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家国同构，费孝通先生以“乡土社会”来论述此问题。乡土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不容乐观的，珀金斯考察了中国1368年至1968年的农业发展，认为几百年间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是简单的人口和土地的增长，“中国的农业是以人口增长为动力的，但这种发展只是一种单纯的量的积累和增长，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当人口数量和开垦的土地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出现生态环境问题。费孝通先生也强调了人口压力与土地资源的矛盾，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资源不足而人口过剩。

第二，竞生生活。之所以将其称之为“竞生”，主要原因在于这类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是竞争、掠夺、侵略、征服。竞争与征服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群体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人类与自然资源之间。人们通过对资源的掠夺、侵略和对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的征服扩大了生存空间。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呈现出典型的竞生生活方式的特征。竞生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人与自然的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表现为个体在获取生存发展空间时与自然和他人的争夺。较之田园生活，人类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第三，物欲生活。“物欲主义”“物欲时代”等话语已经深入人心，似乎“物欲”最能代表人类对物质的追求，物欲生活也可以看作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即物欲生活。满足物质欲望，不断地提高生活的整洁、便捷、舒适的程度，不断地追求更新潮、更时尚的商品是对“物欲”二字最好的诠释。从社会实践来看，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个体追求享受、享乐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同时，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需要不断的消费作为动力，因此，任何社会对于追求物质享受都不会持绝对的反对态度。当今中西方社会，任何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正在经历着物欲生活，可以说当今社会就是物欲生活的典型例证。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日趋加快。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在生产和生活领域逐渐显现出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环境污染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比如国家开发主义、政经一体化等环境问题研究的理论范式就针对生产行为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解释。在生活领域，近年来，伴随网络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便捷舒适程度进一步提高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足不出户，仅仅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进行消费。根据2019年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三大外卖平台的数据，每个平台的日订单总量都已超过2 000万单。笔者以每单外卖只使用1个餐盒计算，每年要产生最少72亿个餐盒垃圾。除此之外，还有物流行业所产生的废旧塑料包装、纸质包装等，数量也十分惊人。可见，对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的追求在客观上拉低了公众整体的环境行为。同时，与物质欲望的增长相伴随的公众的环境意识也有很大提高，尤其是2013年全国多个城市的雾霾天气，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更为公众所熟知。

第四，绿色生活。第四种即笔者所探讨的绿色生活方式，在思想理念上它是现代化的产物，它支持科学技术对生活和环境的改造，人们具有较高的环境行为。与田园生活最大的不同在于，绿色生活方式下的环境行为是人们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而主动实施的行为，是自为的而非自在的。绿色生活并不因为其现代性的基因而反对传统，它与传统文化、观念等并非绝对对立。它的现代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对科学技术、现代管理体系的认同，更体现在其对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完善。“理性、科学、现代信息、继续教育、现代经营、现代管理等要素会逐步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从被动的、消极的、自在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理性的生存状态。而且，这种文化精神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会逐步生成人们所期待的相对自律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形成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相对自律的公共文化领域和公共文化精神。”[26]308绿色生活方式既是对以上这种精神的占有，同时又是对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运行模式的占有，也就是说它既表现在精神层面，即环境意识的提高，又表现在物质层面，即对环境友好的社会生活。

绿色生活方式并不绝对地肯定或否定环境保护主义的价值观，也不绝对地肯定或否定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出现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而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价值观应当是超越传统和现代的。它肯定和保留了克勤克俭的价值理念，同时也要满足公众对于整洁、便利、健康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最为重要的是，它应当满足人的现代化的需要，即获得不断的自我肯定和发展。正如殷陆君所说，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现代化是制度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探讨绿色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所探讨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社会结构的变迁，还应包括精神层面人的价值观的变迁。

三、当代绿色生活方式何以可能

以上是笔者对绿色生活方式的一种设想，从社会现实来看，经济持续发展，公众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公众对生存环境愈发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生活方式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对其内涵的探讨上，绿色生活方式是有其实现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继续追问：在以现代化为背景的社会发展阶段，绿色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呢？

从前文对生活方式的分类来看，不同的社会形态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纵观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历程，生活方式在总体上来看是进步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现代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现代化在不断解放人类的同时，也在另一个层面不断禁锢着人类自身；在不断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自然报复。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过程，同时，社会转型也包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转换。洪大用在其专著《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一书中，将环境问题放在社会转型的分析框架之下，从社会结构转型、社会体制转轨、价值观念变化三个大的方面分析了社会转型与环境问题的关系，从计划到市场、从集权到分权和当代中国二元控制体系的转变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道德滑坡、消费主义、短期行为和人口流动变化对当代中国环境的影响。从中可见，与现代性有关的弊病包括生态环境恶化已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展露无遗。虽然我们看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但是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现代化是一个已然无法逾越的历史过程，而我们所面对的诸如生态环境恶化等后果，并非源自现代化本身。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现代社会结构、工业发展、科学技术等等并不是生态恶化的诱因，相反它们为预防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可能和根本途径。这说明，以经验、人情和差序格局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很难适应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我们需要以理性化、契约化的现代化精神，用科技进步改变大量消耗资源环境的现实，需要通过信息的传播改变人的传统观念。这些现代化隐含的因素为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可能。因此，现代化虽然包含了与绿色生活相背离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积极的一面。

现代化与绿色生活方式相背离的一面主要与消耗大量资源、产生过多垃圾以及被异化的生活追求相关。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人类更少地受到自然的制约而逐步实现了自我意识，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人类的主体性得到了更大的体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实现了全面的解放或是更大的自由。相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物化的生活方式，人类成了物品的奴隶，被物化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不是人们主动地选择了目前这种所谓现代的生活方式，而是被动地被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所选择了。同时，现代化显然带来更多的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方式不同，发达国家的更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巨大的。据统计，消费者使用的矿物燃料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低收入阶层的人通常由于焚烧矿物燃料而产生0.1吨碳排放，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是0.5吨，高收入阶层的人则是3.5吨，在个别例子中，美国人中最富裕的1/10的人，人均每年排出11吨二氧化碳。由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使得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消耗掉了世界30%的资源，1个美国人一生的资源总需求量要比1个印度人大60倍。如果中国以美国为标准来定义以至实现现代生活方式，那么无疑对地球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当然，现代化不仅有与亲环境生活方式相悖离的一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化与绿色生活方式相呼应的一面，由于现代化在技术、认知等领域的进步，使其更具备条件促进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比如在环境问题的建构、环境知识的传播、环境行为的参与、环境治理等方面，现代化有着传统生活不可比拟的一面。现代性能够增强个人的社会效能感，为个体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社会基础；现代化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更加开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接纳能力更强，对环境行为的接纳和传播能力也更强；除了消费主义，一部分公众也乐于接受其他的更为先进的价值观，比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就更有利于环境行为的实施；现代通信技术对于环境问题的建构、环保知识的传播无疑也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

在社会环境治理方面，以城市垃圾处理为例，它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从而导致城市生活垃圾产出量的增加。然而，笼统地认为现代化与生活垃圾产出量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具有一定误导作用，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不同社会治理系统中，生活中的能流和物流的总量都是不同的。如果经济发展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则有可能出现垃圾减少、垃圾利用率提高等结果，比如上海等地开展的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正是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使得垃圾分类回收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现代化也为绿色生活方式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现代化的确具有与绿色生活方式相悖离的一面，但同时现代化之中也存在一些积极因素，这些因素对于绿色生活方式具有潜在的正向影响，比如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为公众关心环境问题、树立环境意识提供了可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推广为更多的人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改变，松动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环境治理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治理能力的进步也为绿色生活方式提供了发展空间。

四、现阶段的绿色生活实践

如果说绿色生活方式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具有构建的可能，那么日常生活中如何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目前，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绿色生活方式的萌芽？已经出现的公众的绿色生活实践有哪些呢？

(一)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首先，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作为一种生活理念为大多数社会个体所认识和认同。所谓生活理念即一种主流价值观，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价值观，并非来自个体自我选择的价值观。在某个文化共同体内，个体成员为了寻求社会认同，必须遵循整个群体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比如遵守法律、尊重习俗等等，对于一些基本价值观的遵循是个体主动选择、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环境保护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理念之后，个体会根据各自的社会实践对环境保护这个理念作出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称为社会理解。社会理解具有客观性，它既不能抛开社会现实以及个体的社会实践，也不能抛开主体间的交往和沟通。在一些人看来，环境保护是政府做的事，与己无关；在另一些人看来，环境保护是每个人的责任，人人都应参与。不同个体对环境保护这一理念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此时，我们就需要权威的社会定义，比如通过立法明确不同主体对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权利和义务。通过权威的社会定义，使公众认识到在参与环境保护的过程中，个体必需的行为有哪些，应当如何实施。当然，在具体的实践中，或许还要经历由理念到理解再到定义的过程，比如个体的环境行为包括哪些？怎么做是正确有效的？这就需要持续的、更为系统化的科学性的引导，比如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公众行为，使其进一步了解在生活细节上个体应当怎样做出有效的环境行为等等。最终，不同主体尤其是公众的环境行为随着不断的实践和时间的推移成为生活习惯。一方面，生活习惯来源于社会化过程，通过一系列的包括家庭氛围、社会教育、职业塑造等方式，社会个体会在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习惯，对其日常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生活习惯与个体的行为选择相关，由于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差异，个体的行为选择千差万别。简单地说，形成一定的生活习惯必然要有社会化和个体选择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当环境保护从生活理念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形成生活习惯时，持续的、系统化的环境行为就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就最终实现了绿色生活方式。

必须要指出的是，如果一种行为仅仅只是发生一次两次，或是偶尔发生，一种价值观仅仅只是在一定的场域下对个体产生作用，那么这种行为、价值观并没有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不能内化为个体的心智结构，也就是说它未能成为个体的生活习惯，也就不可能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一种行为经常发生，比如，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不管在何种特殊情境下——在马路上、公交车站、商场等公共空间，还是家里、办公室等私人空间——个体总是能把垃圾扔进相应的垃圾桶，但是除此之外，与扔垃圾相关的其他行为——进行垃圾分类、减少垃圾产生、选择包装环保的产品等等——个体却没能展开，也就是某项行为虽然一直发生，却没有系统化，那么也不能形成一种生活习惯，进而不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句话，生活方式应当是生活习惯的系统化的产物，是习惯且是系统化的习惯。

(二)现阶段绿色生活方式实践

在此，我们需要回到前文所提到的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背景，在现阶段社会是否具有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现代性所推崇的技术理性是否有助于生活领域的绿色转型？我们可以从现阶段一些已经出现的绿色生活方式实践中窥视一二。在一项关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中，笔者发现，虽然目前在东北农村地区存在一些有悖于绿色生活方式的实践，但如果深入农村居民的生活去观察，就会发现一直存在着理性的有助于环境治理的逻辑，农村居民在生活中有相当多的充满环境理性的技术“创新”。比如，火炕曾经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使能源既可以用于炊事又可以取暖，能源效用发挥至最大化；又如近年来出现的“简易浴室”，通过太阳能加热洗浴用水，同时又把浴后废水用于浇灌菜园。虽然一些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充满了矛盾性，甚至可能在减少环境问题的同时诱发新的环境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具有绿色转型的生活实践已经时刻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具体的环境行为即日常生活领域的环境实践。此外，社会价值观也出现了变化。在城市中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更好的城市和地区，绿色生活方式实践更为普遍。比如，近年来有一些环保人士践行“Zero Waste Life”，这是一种崇尚极简、不浪费、再循环的可持续生活方式。这种起源于美国的“运动”，鼓励重新设计资源生命周期，以便重复使用所有产品，目标是不把垃圾送到垃圾填埋场、焚化炉或海洋。国内也有一些“前卫群体”开始尝试“断舍离”的极简生活，虽然他们的实践行动并不一定能够把“Zero Waste Life”这样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在全社会铺开，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们的实践正在证明一种绿色生活方式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实践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对改变生活方式的思考。可见，绿色生活方式的萌芽已经产生，社会进入了绿色生活方式的创制阶段。

在现阶段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绿色生活正在从一种理念走向实践，生活中也能发现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绿色生活方式实践。绿色发展这一理念在中国提出较早。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探讨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提出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等环境问题与绿色消费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也凸显出来，加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社会背景也推动了绿色发展这一理念的提出。在顶层设计上，国家“九五”规划把环境保护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之中，1996年中国制定了《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是《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大会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单篇论述了“生态文明”，首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这是中国依据国情的变化、借鉴国际上先进经验而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为绿色生活方式的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在思想理念和顶层设计的指引下，我们还需要一些工具来达到推动绿色生活的目的，比如为了降低能耗、节约资源能源，中国环境标志制度就是可供选择的工具之一。自实施以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制订、发布环境标志产品标准99项，涵盖了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五大行业、300多种大类产品。在制度上与国际接轨，在功能上服务于环境保护在公众生活中的落实。从学生使用的绿色印刷教科书，到商场超市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再到各类环保建材、环保家具，尤其是家电领域，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加入了中国环保标志认证。根据《中国环境标志产品环境绩效评估报告》(2017年)显示，在节约能源资源方面，环境标志产品2015年节能量89.81亿千瓦，相当于北京市2015年用电量的9.4%；节水5 770万吨，约占北京市2015年总用水量的1.5%。98在具体生活实践中，一些绿色产品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从无磷洗衣粉、节能热水器到生态纺织品、循环牛仔布，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有学者通过对某地农村洁净型生活用煤推广过程的实地调查，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绿色生活方式培育过程中行动主体的互动和现实冲突。如果把推广洁净型生活用煤的实践看作培育绿色生活方式的一种尝试，那么从实践上来看，“这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政策努力，但是，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研究发现，相对于经济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变迁，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变迁会慢一些，整体的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均衡性。“因此，培育绿色生活方式的科学路径应是认真研究生活方式演变规律，采用更加科学化的政策设计和开展更加精细化的工作，正视并充分尊重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和价值，基于各个主体自身的行为逻辑，努力追求彼此间的协商与合作。”关于日常生活的绿色实践，范叶超从实践论的角度历史性地考察了某乡村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认为面向乡村环境治理应采取实践导向的干预策略。他通过研究发现，“日常生活看似不变，实则是在不断演化的，植根于实践的动态过程当中”。因此，“以实践重构为目标的乡村环境治理倡导的是一种类似生态现代化的环境变革理念：在不影响乡村日常实践正常开展的前提下使它们的环境影响最小化，从而实现乡村日常生活的良性运行与环境保护二者间的平衡”。

从笔者的论述和其他相关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到现阶段的生活实践已经出现了绿色转向的趋势，这些具体的绿色实践最终能够带来绿色生活方式的实现。虽然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较之技术、政策层面的改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毋庸置疑，这种改变已经出现并形成了一种趋势。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节能电器的选择和使用，还是更宏观层面的清洁能源的替换实践，都证明了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绿色生活方式已经从早期的理念到顶层设计的讨论再到实践领域的技术、政策设计，最后已经到达公众日常生活领域。

(三)关于绿色生活方式的一些讨论

有两种关于绿色生活方式的观点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一种观点对绿色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带来物质的流动，也就必然带来能源、资源、环境的改变。那么绿色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是否存在对立关系呢？笔者认为，绿色生活方式并不是苦行僧式的生活，也并不鼓吹公众放弃物质追求。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后，人们必然会追求更加舒适、更加便捷、更加卫生的物质享受。再进一步地，有些人还会追求奢华、精致的物质享受，以及具有不同审美情趣的精神享受。为了生存和自我的发展，我们离不开对物质的追求。人们需要快乐和享受，无论是以平民的视角来支持消费，争取快乐和享受，还是以精英的姿态来批判消费，驳斥消费异化，都无异于追求更好的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追求舒适度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资源紧张的问题。这似乎是对绿色生活方式实践提出的挑战。

事实上，更加舒适美好的生活并不必然与物质产品的占有有关。在一些研究中，发现以服务替代物质的不断更新换代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例如，法国供热商由直接向用户提供能源和供暖设备转变为提供全方位的“温暖服务”。用户只需根据温暖程度付账，由供热公司根据提高效率和实际情况为用户选择管道煤气还是壁炉取暖。佩尔·奥特内斯将其称为“日常生活的使用学”(chreseology of everyday life)，他认为，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应是“关于孤立产品的孤立选择”，而应是“各种成套的商品与服务”以及供应系统。可见，绿色生活方式的实现需要系统性的变革，同时也需要生活领域更多的绿色创新实践的支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绿色生活方式涉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活动，推广绿色出行，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另一种观点是系统的观点，认为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是一种系统性的变革。“真正的绿色社会，不仅需要形成广泛的具有支配性的绿色共识、科学全面系统细密的制度安排，而且要有严谨有效常规化的制度执行实践，开发适宜的技术手段和传播知识信息，有广泛的活跃的绿色社会组织和绿色社会活动，有公众日常生活实践的系统性重构与再造。”[38]366绿色生活方式的建构不仅需要科学的制度安排，还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将其贯彻落实，更需要全体公众的生活实践的重构，毋庸置疑，绿色生活方式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已有的绿色生活实践来看，无论是引导大众行为、凝聚社会共识还是制度设计、行政体系的调整，都凸显出绿色生活方式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但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每个子系统的改变都能带来更多子系统乃至社会系统的变化。2021年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号)，为了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明确了从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六个方面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每个体系中又涉及不同的绿色发展目标，比如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中包含“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两个重要任务。“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中也明确了包括“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积极引导绿色出行，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等具体内容。以绿色出行为例，不仅仅需要公众日常生活行为的转变，而且需要其他系统的支持，比如清洁能源等创新技术、经济政策的调节、公共交通系统的整合等。Geels从社会-技术范式分析了在20世纪初美国经历的从马车到汽车、从螺旋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的出行方式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城市交通系统内部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汽车逐渐被公众所认识，伴随着道路的改善、交通政策的改变，汽车最终取代了马车，交通系统实现了彻底的转型。在强调绿色发展的今天，在环保宣传中我们提倡低碳减排的出行方式，从宏观社会环境来看，绿色出行也是一个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共享单车、电力公交车等新技术的出现，也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共享单车的运营监管等很多方面还存在漏洞，很多城市没有自行车道路，这些客观因素阻碍了公众绿色生活的实现。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绿色出行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绿色转型是一个必然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某一新的绿色技术的出现，其他社会子系统没有跟上变革的脚步。试想，当公众选择共享单车、电动汽车等低碳出行方式时，同时需要便捷地获取出行工具，如果使用电动汽车那么需要便捷的充电设施，如果选择骑行那么需要相对舒适和令人愉悦的路况环境，这一系列的需求都是维持和推广绿色技术的必要支持系统，所以，虽然短期内新技术的出现还未能带来整个系统的变革，但这些代表社会发展潮流的新技术必然会引领整个社会系统包括硬件设施、政策法规、公众习惯的改变。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10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