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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

童志锋 历程与特点:快速转型期下的中国环保运动

2009-03-30 作者: 童志锋

历程与特点:快速转型期下的中国环保运动

童志锋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转型期,环保运动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环保运动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即环境主义思潮的兴起、环保运动的发展与环保运动的转型。中国的环保运动即不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其他社会运动,也不同于目前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它有如下三个特点:(1)不以直接挑战政权为目标;(2)具有互联网、大众传媒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独特的资源;(3)其社会价值基础与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感一脉相承。

[关键词]快速转型期  环保运动  历程  特点

 

原文出自《理论月刊》2009年第3期。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了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中国改革开放后,这轮新社会运动风潮逐渐影响到中国社会发展。其中尤以环保运动影响最大。

所谓环保运动是由民间倡导参与的,并与利益相对方存在观念或行为冲突的一种集体行动,其目标是表达意向或促进社会变迁。环保运动一般要符合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1)由民间(包括NGO、媒体、民间群体等)倡导参与;(2)属于集体行动;(3)与利益相对方存在观念或行为上的冲突;(4)其目标包括了利益表达,促进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快速转型期,环保运动体现出了很强的阶段性。其中,1994年环保民间社团“自然之友”成立与2003年环保社团联合反对怒江建坝运动对中国环保运动的影响巨大,可以此为节点,区分环保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环境主义思潮的兴起

80年代末,90年代初,环境主义的思潮在中国逐渐开始兴起。徐凤翔、唐锡阳、黄宗英和徐刚是这波思潮的先锋人物。他们通过著作和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发着国人对于自然的热爱,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环境保护运动中[1]。此时的行动主要表现为个体性行动。

1983年,黄宗英以1978年援藏并深入西藏密林进行研究的南京林学院教授徐凤翔为原型创作了报告文学《小木屋》,立刻风靡全国。徐凤翔也由此成为献身科学与热爱自然的灵魂人物,鼓舞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1995年徐凤翔从西藏高原退休后,应北京有关方面邀请,在北京西郊灵山山麓创建了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北京灵山西藏博物园、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灵山青少年生态教育基地三位一体的生态科教园。科教园成为了北京的绿色生态基地,很多的青少年来此参观体验。此外,她还经常应邀到北京的大、中、小学为师生作生态保护与人生之旅的报告,将其特有生态环保教育带给学生们[2]

徐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80年代末期,在目睹了滥砍乱伐给森林造成的惨状后,他创作了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当时的《新观察》杂志以整本的篇幅推出了这篇作品,立刻轰动了全国。有学者认为“这篇作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森林和自然的认识,颠覆了传统观念,并深深影响了高层的决策——自此,林业由以采伐木材为主开始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进行艰难地转变”[3]。当时的林业部部长说:“我们应该感谢徐刚,他在我们的背上猛击了一掌!让我们从睡梦中醒来” [4]。徐刚被誉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先驱,之后,他不断的在生态文学方面进行创作,一些知名的环境民间组织发起人受到了他的作品的影响而走向了环保运动之路。[1]

唐锡阳,《大自然》(1980年发刊)杂志的创办者,他与妻子玛霞·马尔科斯曾考察了亚、欧、美50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后,潜心写作出版了《环球绿色行》(1993年),掀起了中国的绿色狂澜。三年后,他又首开大学生环保绿色营,一年一届,足径遍布十余个省市,持续至今,诸多的“营员”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环保运动的中坚力量。[2]

此外,还有诸多的作家、学者、个人通过文学作品、实际行动等各种方式揭示中国环境破坏的状况,表达自己的忧虑并以此警示国人。这些共同汇聚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环保思潮,为民间环保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二、环保运动的发展(19942002年)

按照“中国环保联合会”的调查,1991年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是获得注册的最早的一家草根ENGO。但由于“自然之友”组织在全国的影响力及其在环保运动中的“领头羊”地位,大多数环保人士把“自然之友”的成立作为中国民间环保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9365,“自然之友”的几位发起人举办了中国首次民间自发的环境研讨会 —— “玲珑园会议”。在经过长达9个月的多方奔走后,“自然之友”正式于1994331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家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的民间环保团体诞生。“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是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和王力雄。[3]四位创始人都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会长梁从诫更是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他的祖父梁启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改革家、学者,他的父母亲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知名的知识分子,梁从诫自己是全国政协委员。

“自然之友”成立后,它发起了一系列的环保运动。如“自然之友”就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通过全国政协等渠道先后向政府提交了多个建议、倡议和议案,包括“天然林砍伐(滇西北德钦县因原始林砍伐而危及金丝猴生存、四川洪雅)、自然资源保护(反对攀登梅里雪山、反对飞机钻张家界‘天门洞’)、野生动物保护(金丝猴、藏羚羊问题)、城市野生动物市场管理(野味、鸟和其他野生动物市场)、治理城市污染对策(首钢)、治山与治水方针等方面” [5]。其中,1995年的保护藏羚羊运动、保护滇金丝猴运动等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96年,在北京,相继又成立了两家重要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即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简称“地球村”)和绿家园志愿者(简称“绿家园”)。“地球村”的发起人是廖晓义女士。有学者指出,与偏重于边远地区环境问题的“自然之友”不同的是,“地球村”的活动更偏重于城市。“自然之友”的保护行动常常会触及到地方政府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地球村”的城市社区则获得了各级政府的高度赞誉[6]。从北京的环境NGO生态学视角来看,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环境非政府组织只有创新关注领域才有可能获得社会更多的关注,“自然之友”无疑是自然环境保护网络中的领导者,而“地球村”则是垃圾分类与回收、生命环保等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环保社团。与“自然之友”和“地球村”相比,“绿家园”是一个相对较为松散的组织,并没有正式的工作人员。[4]其发起人是汪永晨,她也是“自然之友”的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在“自然之友”,汪永晨负责北京的植树小组,她曾组织了700多北京市民种树。梁从诫先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表达了对植树活动人数过多的担忧,在这上面,他们产生了分歧[7]1996年,在从美国IIE参加了中国妇女项目“妇女与环境”专题培训班回来后,汪永晨与金嘉满就开始利用小额赠款并以“绿家园”的名义开展环保活动[8]。“绿家园”早期的活动主要是“种树”、“观鸟”,1997427开展的“领养树”是其开展的第一个活动,当时活动获得了政府的重视,国家环保总局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领导都来参加了。

随着“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等全国性环境NGO的成立和相应活动的展开,地方的环境NGO开始逐渐增多,例如重庆环境保护联合会、湖北“绿色汉江”、安徽“绿满江淮”、河北“绿色之音”、云南“大众流域”等组织。他们在各类环保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环保NGO历年增长的数据来看,非学生环保社团在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迅速增长。如表1所示,1994年,只有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5家环保社团成立,而2002年则有71家社团成立。期间,每年新成立的环保社团都有所增加。

1:环境社团(非学生)的发展(198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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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数量

1

1

1

1

1

1

2

2

2

5

9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数量

18

24

34

44

51

59

71

 

 

 

 

资料来源:Yang. Guobin. 2005.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82 46-66.

再来看学生社团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19671983年,共17年的时间,每年保持一个环保社团的增长,19841994年,每年增长24个社团。1995年之后,学生环保社团增长速度加快,2000年之后,每年新增社团超过70个。1995-2001年,7年间总共新增了273个社团,这是之前28年(1967-1994年)新增社团45个的6倍。

2:中国大学生环保社团的发展(196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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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数量

1

1

1

1

1

1

1

1

1

1

1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数量

1

1

1

1

1

1

2

2

2

2

2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数量

2

3

3

3

3

4

8

10

21

32

53

年份

2000

2001

 

 

 

 

 

 

 

 

 

数量

74

75

 

 

 

 

 

 

 

 

 

资料来源:卢红雁:《中国大学生环保社团现状调查》,(成都,四川大学,2001

此外,由团中央青农部主管的中国青少年生态环保志愿者之家于20058月所做的调查显示,1994199519962002200320042005年大学生生态环保社团分别增加了3912627210723家,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截至到20058月,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354所高校组织成立了501个大学生生态环保社团,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大学生生态环保社团。[9]

有学者也指出,1994年自然之友的成立以及其在环保运动方面的举措、由唐锡阳组织的1996首届大学生绿色营(云南德钦县进行动物保护考察)活动直接促进了学生环保社团的迅速增长。而1998年长江洪水再一次激发了大学生成立环保社团的行动。[10]

此一阶段,除上文中已提到的“保护滇金丝猴”和“保护藏羚羊”事件外,北京紫竹公园为野生鹅站岗(1997年)、地球日公众集会(2000年)、抵制药用“野生龟”(2001年)、保护上海江湾湿地(2001-2003年)、抗议在北京郊区湿地建休闲场所(2002年,属于网络运动)等由环保社团推动的运动事件也引起了社会较大的反响。

三、环保运动的转型(2003年— 

2003年是中国环保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民间环保组织开始介入“西南水电开发”等国家重大项目,先是质疑在都江堰大坝上游不远处修建“杨柳湖”水库,之后又提出怒江建坝中的环保问题。其后,民间环保组织又在倡导26°空调节能行动(2004-2005年)、圆明园防渗漏工程事件(2005年)、北京动物园搬迁(2005年)等一系列重大的公共环境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各家组织联合行动,借助媒体的力量,试图影响着政府的公共决策。正是对于这些环保事件的参与,环境NGO走进公众视野,进入了公共决策方面较为重大和核心的领域。而在这些事件的背后,由于独特的NGO-媒体联盟机制,一些媒体不再仅仅是支持者,而是与NGO共同在推动环保运动。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出现如下新趋势:

第一,出现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始于怒江事件,之后,此类的联合行动已经成为环保运动的重要的抗争方式。环保力量开始从分散走向聚合。

第二,与环保总局建立了紧密的联合。在怒江事件、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等事件中,草根ENGO都积极的公开支持环保总局的举措。甚至,当环保总局推出一些环境政策的时候,草根ENGO也开始积极的应和。

第三,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草根ENGO也开始积极的倡导原住民的权利,开始涉及到“环境正义”的问题。例如,在“西南水电开发”事件中,“移民”等问题被广泛的关注。

第四,环保运动的目的除了要防止生态破坏之外,也开始积极的通过运动事件推动社会各界重视公民的环境知情权与参与权。例如,在2003年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事件中,《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成为草根ENGO最为有力的武器,他们以此质疑一些项目忽视公众参与。

第五,出现了保育运动与消费者运动的结合。例如,目前有很多草根ENGO都在主推“绿色消费”,希望消费者能够主动的拒绝购买那些非法排污的企业的产品。

四、中国环保运动的特点

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的环保运动既不同于发生在7080年代等早期的其他社会运动,也不同于西方的社会运动,它有着自己特点:

首先,环保运动不以直接挑战政权为目标。不同于寻求一种广泛的政治变迁的早期社会运动,环保运动并不直接挑战政治权力,它主要是针对商业实践、消费行为以及政府的政策,其目的是提升环境意识、促进文化变迁、解决环境问题。例如,“地球村”的宗旨是“通过营造大众环境文化,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自然之友”的愿景是“以环境教育和自然保护为基石,建立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事业”。[5]因为中央政府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为达到目标,环保运动常常寻求国家环保总局等中央政府机构的支持。例如,在怒江事件中,民间环境组织得到了环保总局的极大支持。

其次,环保运动已经具有了独特的资源。社会运动主要依靠资源来实现其目标,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互联网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直接支持对于环保运动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大众传媒对于环保运动的报告明显增加,而且,一些国内知名的民间环境组织的发起人就是媒体人士。

国际NGO在中国发展较缓,但是其对中国环保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2][13][14]。尤其是在资金支持、NGO的能力建设等方面,国际NGO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自然之友”1995311999930,共计收入252.6万元,其中国外捐赠132万元,国内捐赠98.3万元,会费收入7.9万元,专项资助5.4万元,其他收入9.0万元[15]

其三,社会责任感是环保运动的社会价值基础

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环境保护行为背后的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环境的积极态度与价值认可,它们将导致人们从事环境保护行为;二是基于慈善与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它们更关注他人的福祉。陶传进在调研的基础上指出:在外观上,中国的环保NGO与此具有相似的价值格局,他们也是在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重价值驱动下的行动。但是,从具体内容上看,中国的环保NGO虽然显示了自然价值上与西方环保NGO的一致性,但在社会价值上,却出现了特殊文化传统的烙印。表现为,中国环保NGO更多地是基于社会责任感而行动,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感扎根于儒家文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又可体现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出现“为国分忧”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念甚至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深层的价值取向,而在当今,它们也许只是作为人们的一些延续的传统而存在。[16]

 

参考文献:

[1][6][7]Sun. Yanfei and Dingxin Zhao. 2007.“Multifaceted State and Fragmented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China”.forthcoming.

[2]李国文,“‘森林女神’徐凤翔的高原梦”,《今日中国》,20037

[3][4]李青松,“我说徐刚”,《森林与人类》,20048

[5] 金嘉满等,“环保社团与公众参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编,《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6

[8] 金嘉满、张翼强,“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及环保社团与公众参与环保”,内部研究报告,2000

[9]张传慧、佟立成:“中国大学生生态环保社团现状及发展趋势”,http://www.bjyouth.gov.cn/gzyj/dcyj/125469.shtml,最后上网时间20071224

[10] Lu Hongyan. 2003 .“Bamboo sprouts after the rain: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y student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s in China.” China Environment Series. Issue 6 . p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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