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社会是科技时代带来的。防范、降低科技风险，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尤其应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总体上，科技的发展不由个人控制，它已经完全纳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中。社会的发展模式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因此现代人首先要反省生活方式。如果风险理论能促成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科学也将随之调整自己的节奏。

一、科技时代与风险社会

    近年出现的风险社会理论有其特定的背景。在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的时代，人们是没有多少风险意识的，那时饥饿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维持温饱，许多冒险是值得的，因而也就不成其为“险”。大规模风险意识的出现，和社会的广泛冗余有关，简单地说，就是物质比过去多得多了，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了，一种新的对生活中诸多不确定性的恐惧就袭上心头，这个时候人们不喜欢冒险了，“风险”的意识就强烈了。有句玩笑话说，传统社会人们的基本心态是“我饿”，现代社会是“我怕”。

    传统社会也会遭遇很多风险（做什么事都有风险），但风险意识没今天这么强，不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为传统社会的预测能力差，对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并不清楚，“预测”不是生活中基本的态势，因此对“预测”的偏离也不是显著的现象。现代社会预测性很强，我们生活在一个可预测、可确定的世界之中，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被预定的，这样一来，对预测的偏离就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混乱、带来危险。所谓风险，就是对于可确定未来的偏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当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所预想的那样进行，就出现了风险。一个社会越是按照可预测、可确定的模式运作，风险问题就越是普遍，风险意识就越强烈。

    表面上看，风险社会是广泛的冗余，特别是物质生活的冗余带来的；但从深层意义上说，风险社会是社会的科学化，是科技时代带来的。因为首先，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科技发展的成果。而更重要的是，现代科技带来了一种决定论的生活模式，带来了一个精确预测、高度确定性的现代社会运作模式。

    科技一方面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充实（甚至过于充实），另一方面又使得这种生活变得十分狭窄，没有什么余地可选择，因为在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社会，生活的节奏、范围、限度、路线、轨道，都十分清晰和严格。而这种严格的社会生活就是风险产生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只要一偏离，就带来问题，所以确定性越高，风险就越高。为争取不偏离，我们就不得不投入相当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物质成本。过去没有钟表，约人见面估摸个时间就行，比如说饭口上见，那么早一点晚一点都可以。但是现代人约会见面，定时定点，如果任何一方不能准时到达，就会耽误对方的事情和自己的事情。再比如说火箭发射，理论上讲应该要预测到每一秒、甚至零点几秒该做什么，才能最终发射成功。然而，如此严格控制的过程就充满了风险：下一步不那么做或出现什么差错、故障，就会出大问题。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定时、定点已经深入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从而导致了风险大规模、全方位的出现。

    古典科技促成了风险社会的到来。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模式某种意义上是由古典科技塑造的，严格说来是由牛顿时代的机械自然观塑造的，而不是当代科技所塑造的（科技对社会生活模式的构建有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今天的作息制度、交通定点（赶火车、赶飞机，什么都是赶），车间里的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学校里的按部就班，政府里的科层制度，等等，这一套明确的社会分工和作业体系，实际上是由机械自然观所带来的一种社会建构。

    应对风险社会的一个基本方略是改变生活模式，从这种刻板的机械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可能让现代人获得解放的一个基本的思想资源，就是现代科学本身并不支持传统的机械自然观。过去我们认为宇宙整体上是确定性的，是决定论的、机械的，只是局部可能会有一定的复杂性；而现代科学不再像古典科学那样理直气壮地说世界、宇宙是一个机械的、决定论的体系，说人类可以精确地预测到什么。相反，现代科学包括新兴的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混沌学、生态科学等，都在强调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认为宇宙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汪洋大海，而可确定性只是里面的一个孤岛，一个短暂的或局域的现象。

    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挑战由古典科技所塑造的现代社会风险结构，通过对世界观的转变来提醒我们：现代社会运作模式的根基是有问题的。如果世界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决定论的体系，那么用决定论的思想来构建社会生活的模式，当然就存在问题。随着这种新型科学思维影响日增，未来的人们将会考虑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模式：是不是什么事都非得像现在这样，安排得那么满满当当、不留余地呢？可以说，对于古典科技造就的现代社会的困境，现代科技本身的发展已经准备了一些预留方案，但这个方案的消化需要时间。

二、科学家应关注科技应用的社会后果

    在现阶段防范、降低科技所带来的风险，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科学的理论和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现实的社会影响，需要很多中间环节，在这些中间环节里，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政府管理部门，包括立法部门，等等，都有责任。但是在当前，尤其要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科学家要不要考虑科技应用的社会后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古典时代，科学被认为是追求真理的事业，而真理被认为是普遍的，是不因时间、地点而变化的，因此追求真理事业的这些人（科学家）应该具有某种超越的情怀——既超越个人身份、民族文化、宗教，又超越时代，当然也就不必考虑当下的社会后果。过去把科学和技术严格地区别开来，技术因为要付诸运用，被认为要考虑社会后果，科学则不必。至少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还是这样一种看法占主流。

    而到了20世纪，这种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原因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应用的后果过于严重，像核武器的出现，全球性的生态破坏、环境危机，等等，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二战后，美国那一批做核武器的物理学家反省很多，都用触目惊心之类的词来形容核武器的爆炸、核能的释放给人类带来的惊恐感。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科学家普遍要关注社会后果，因为已经出现的灾难只是少数科技实践造成的，很多科技的后果仍然并不明显，没有那么强的视觉冲击力。

    关键在于人们的科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二战以后，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人。这些人的研究颠覆了传统的科学观，颠覆了科学是追求真理的，真理具有超越性、普世性等看法，而提出真理是有时间性、时代性、地域性的，科学的探索本身并不都是清白无辜的，它也是有利益诉求的。

    通过一些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和案例研究，人们确实发现，科学家的研究事业并非与利益无关。相反，科学研究的利益相关性越来越明显和突出。19世纪以前，科学转换为技术的本来就不多；而19世纪，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特别是电磁学的大发展，让科学转换为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产业化也越来越充分。19世纪70年代电力的发明和应用，掀起了第二次工业化高潮；20世纪，生物学开始全方位地实验化和数理化之后，也很快转化为生物技术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高度职业化了的科学家就越来越具有产业的形象了。19世纪之前的科学家不是职业化的，对于真理，大学教授可以追求，农民也可以追求；而现在，科学家这个群体的职业化非常之强，于是就有其特定的职业利益诉求：从事什么研究，往哪个方向研究，研究到什么地步，扩大到什么规模，都通通变成了职业化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后果。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科学研究后面直接就有一个产业链条在等着，尤其是生物科学、化学，更加明显。

    所以到了19、20世纪，还说要区别科学与技术，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区别不开了。也有人说，是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区别不开呢？化学、生物等学科和应用结合得比较紧密，固然不容易区分，但仍然有一部分学科是跟应用环节隔得比较远的，比如说理论科学。然而，隔得远不是理由。从两个方面说。第一，许多理论科学是有潜在的应用前景的，即使现在隔得远，最后仍然是要投入应用的。理论科学里面完全原则性的东西，完全看不到应用可能性的东西，实际已经宣告了一种世界观，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它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例如，有些物理学家就相信世界是机械的、是冷漠的，是没有生命的。反复宣传这样的世界观，已经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实际上，今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是由这种世界观带来的。

    第二，即使是最纯粹的、社会化并不明显的理论科学家，仍然要遭遇经费的分配问题。过去理论科学比较简单，一支笔、一张纸，科学家动脑就行了。但现在的理论物理学也好，纯粹理论科学也好，都需要经费。像高能粒子物理学，得建大加速器、大实验室，这要花很多钱。钱哪儿来？一部分可能是商家出，更大一部分是政府出（纳税人出）。政府的钱为什么用来做这个而不做那个？这里面就有利害关系了。

    因此，今天的科学家被卷入到经费分配机制里面，更多地像一个经纪人了。现在大学理科的学生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这个称呼是从美国传过来的，它很能说明问题——科学家已经不再是带领一帮弟子去商量学问、培养情操、追求某种境界了，而是带着大家干活、拿钱。所以科学家的工作更多地是去跟各种基金会打交道，写申请报告、汇报材料。在科学家基本上已全面职业化、科学事业本身进入某种准企业化（或者产业化）的情况下，科学再说自己只是追求真理，不必关注社会后果，就绝对行不通了。一战被认为是化学战争，制造毒气的那些人后来受到了世界的谴责；二战被认为是物理学战争，原子弹爆炸之后，那些有良心的物理学家都是很内疚的。

    科学家要关注自己研究的社会后果，实际上已经成为今天国际社会的共识。20世纪末期，各种各样的国际科学家组织纷纷发表宣言表明这种态度，认为科学家如果预计自己的科研发明会引起不合适的社会后果，或者对可能带来的影响没有把握，那么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主动终止研究。这些理念在中国也有反响，中国科学院就曾经发表了一个《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虽然中国科学家未必都认同，但至少说明中国高层和主流社会还是认为科学家应承担相关社会责任的。

    结合“风险社会”这个话题来讲，我们可以说，科学家应该对自己研究成果的风险有基本的评估，这在今天应该是必然的要求，而不是额外的要求。过去，这个要求是额外的，如果有科学家这样做，大家会称赞这个人很不错，德才兼备。当年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他不仅有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且关心人权，关心民生。但现在，问题比那个时候更加直接，因为所有的科研成果都有潜在的应用可能性，都可能带来风险，无论是直接的，还是潜在的。因此，每个科学家都必须考虑和关注自己的科学研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风险评估，并自觉将这种评估结果体现到自己下一步的研究中去。

三、现代人首先要反省的是生活模式

    科学发展的速度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即使是科学家自己，也不能完全作主。前面我讲，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经费，从这一点来说，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某些具体学科的走向。但是总体上能不能控制，我说不好。比如说由于美国国会的拨款停止，美国高能物理学研究基本停止了20多年，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就少了很多。但政府的钱不给物理学，还会给别的学科。过去几十年，美国的生物医学经费多得一塌糊涂，钱都用来解决制药、治病的问题了，因为那里面有巨大的商机。

    总体上科学的发展要不要放慢速度，不由我们说了算，但类似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包括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都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科学发展模式可能也会相应地改变。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完全卷入经济发展的模式里，经济发展快，科技当然得跟着快。如果经济发展慢，科技应该也可以跟着慢。但这里面又涉及到很多其他复杂的问题，比如说，人期待过怎样的生活？

    某种意义上，科学的发展是人的进取心和永不满足的追求的体现；服务于人类意志，造福人类，实现永无止境、永不满足的新目标，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当然，说得难听一点，科学就是满足人性贪婪的。科学本身并不隐讳这一点，因为人性的无休止的要求（或者说贪婪）不见得就是个坏事。比如说人们希望活得长一点，吃得好一点，住得舒服一点，这有什么错呢？科学就是服务于这些目的的。但问题是，什么叫舒服？是呆在空调屋里舒服，还是呆在山里吹着风舒服？什么叫活得长？多少年算长、算够？怎么样的活着？要知道，有时活着，是生不如死。这都是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科学之外，进入了人性的层面。

    拿对待长寿、对待医药治病的事情来说，最近大家反省比较多。传统社会说“寿终正寝”，人老了就该安详地去世；现代社会，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加上现代科技使得死亡问题世俗化，带来了很多问题。生物医学领域，科技越来越先进，器材和药物越来越昂贵，在产业发展上它当然养肥了一批资本家。但是诚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一辈子挣的钱，用来延缓几个小时的生命，这究竟又有多大的意义？而且正因为可以给人插上各种管子，使生命再延续一段时间，最后就出现了一些非常荒谬的事情。比如说，巴金已经完全丧失意识了，但是靠呼吸机维持着，他又“活”了很长时间。这对巴金本人是不是不尊重？然而，因为科技向人们展现了延续生命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就很难靠医药行业的自律来解决，而是取决于对生命的看法。谁不希望健康、长寿呢？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健康？多长的寿为长寿？多活几个小时算不算长寿？

    归根结底，社会的发展模式取决于人们对生活本身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人首先要反省的倒是生活模式。当今的消费社会，通过不断地消费激发不断地发展，滚雪球一样。这种模式既带来了自然生态多样性的丧失、生态平衡的破坏，也带来了文化生态的单调化甚至死亡，造成了个人生活内容的贫乏化。所以，我们今天要多维度地来考察科学的影响，而不能单纯地说科学总是为了人类好，不是害人的。我们可以追问得更细一点：今天的科技主要服务于哪些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总之，科学是不是能放慢步子，不取决于科学，而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本身。如果风险意识、风险理论很好地发展，能够促成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我想科学最终也会随着社会发展的节奏来自动地调整自己的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