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社区生态问题主要有资源供需失衡及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人为控制自然资源、争夺自然资源，结果造成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和谐，使自然和社会都付出巨大的代价。对此，我们倡导人与自然双赢、人与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的生态观。

关键词：生态问题；生态和谐；自然资源；环境

生态和谐体现了人类对宜居环境的追求和向往。然而，目前城市社区生态问题非常严重，生态和谐遭到破坏，出现生态失衡，主要表现在资源供需失衡和环境污染两方面。生态的失衡逐渐演化成社会问题，而这又与市场外部性、政府失效及社会空间极化等社会问题互相作用，以至造成社会诸问题的交叉互动与恶性发展。对此，我们倡导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的生态观，以求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的和谐社会。

一、城市社区生态问题

在一个城市里面，人类在消耗资源，同时也排放废物。城市若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解决资源的供给和废物的消解问题。城市作为一个自然——人工的复合生态系统，就好比是个载体，而人就是被载的对象。载体和被载对象之间有个平衡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个载体有其自我调节和自我恢复的功能，但是当其受到内外压力或干扰（这里主要指人为的）偏离平衡而在压力撤除却无法恢复原有平衡时，就超出了载体承受能力，我们把这叫做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说白了，就是城市社区生态资源是有限的，其环境对废物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既要考虑资源的承载力，也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但是，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环境的破坏造成生物的生存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导致城市生态承载力下降。

1．城市生态资源供需失衡

那么，如何判断城市生态系统资源承载力及其是否超负荷运转呢？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和其博士生Wacheragel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用来测量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因为人类消耗着自然的产品和服务，每个人都对我们的星球有着影响。如果人类活动处在生物圈的生态承载范围内，那问题不大。可事实是否如此呢？生态足迹就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生态足迹将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依照一定的标准综合到一个数字上去，即人类活动排他性占有生物生产土地面积。[1]一个城市的生态足迹就是支撑这个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城市人口及其消费需求）所需要的生态上具有生产能力的土地面积。

一个城市首先有其自身的生态足迹供给，但是往往供给不足，这时就要从外部获得生态生产性土地供给，这就出现所谓的生态赤字。里斯教授和其课题组对世界上其他城市生态足迹计算中也发现，几乎所有城市都占有比其自身行政面积可提供的大得多的生态足迹。从统计数据上看，1997年世界人均生态足迹约为2.8公顷/人，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只有2.1公顷/人，前者是后者的1.33倍。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和美国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间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高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而几乎所有国家城市的生态足迹更是比其自身面积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2]这表明，伴随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发达国家需要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输入生态足迹；城市需要不断从农村、郊区输入生态足迹。

2．城市社区环境污染严重

资源消耗必然产生废弃物，城市要有能力合理地消解这些废物，否则就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给城市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目前，环境污染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

首先，城市生���污水和垃圾污染日趋严重。“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在1999年首次超过工业污水排放量，2001年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221亿吨，占全国污水排放总量的53.2%。同样，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近年来以5-8%的速度增加，2001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1.34亿吨。”[3]

其次，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处理率低，污染环境，影响生活。我国城市有污水处理厂542座，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36.5%，其中生活污水二级处理率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几。大量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道，导致约63%的城市河段受到中度或严重污染。全国有生活垃圾处理厂（场）740座，垃圾处理率达58.2%，无害化处理率约为10%左右。大量未经处理的垃圾不仅占用了全国大约5万公顷土地，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以及疾病的传播。[4]

再次，城市垃圾和污水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生活垃圾的构成主要受城市规模、性质、地理条件、居民生活习惯、生活水平和民用燃料结构的影响。[5]

（2）城市社区大气污染

除了化学烟雾引起的大气污染以外，我国煤炭使用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相当严重。煤炭燃烧所导致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常造成酸雨和温室效应等问题，严重影响人类的正常生产和生活。[6] “我国是燃煤大国，煤炭约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5%。随着经济发展，煤炭消费不断增大，1980年煤炭消耗量是6亿吨，1995年已达12.8亿吨，因此，我国的空气污染仍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烟尘。”“另外，中国的汽车尾气污染物排放状况也令人担忧。”“据世界卫生组织1998年公布的54个国家272个城市大气污染评价结果，大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 7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酸雨区面积扩大了100多万平方千米。平均降水PH值低于5.6 （酸雨指PH值低于5.6的大气降水）已占全国面积的40%左右。”造成对植物、水域生物、土壤、建筑物、人体健康的严重危害，至使损失巨大。“对南方11个省的估计，酸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达44亿元。”[7]

（3）城市社区其它环境污染

更可怕的是，在城市生活中还有很多的看不见的污染物，如放射性物质辐射、电磁辐射、光污染、噪声污染、热污染等。此外，还有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室内空气污染等，它们使得我们的生活危机四伏，防不胜防，到处充满了风险。

另外，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城市数量和规模的迅猛发展，整个地球越来越变得像一座人工建筑，人类生态赤字日益严重，许多生物由于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因而快速灭绝或濒临灭绝，物种的多样性遭受破坏。据统计，自1600年以来，世界哺乳动物的2.1%和鸟类1.3%的物种已经灭绝。[8]

二、社会学框架中的城市社区生态问题

城市社区生态问题不仅是个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郑杭生先生认为，“我国当前城市社会问题的出现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转型的加速，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化的推进及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导致城市规模膨胀，破坏了城市系统内部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既定的平衡。”[9]也就是说，城市社会问题不仅表现为城市社会系统内部失衡，也表现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失衡。可见，城市社区生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问题，因为生态与社会的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具有交叉性和连锁性，并且表现出不和谐。如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题的因果关系。

1．城市社区环境污染与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性”

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在某些方面是失效或无效率。市场失效是指因为市场的局限性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并且不能解决外部性和社会公平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溢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个行为所产生的收益或成本，由没有参与有关决策的人分享或承担了，其可分为“外部经济性”（如“搭便车”）和“外部不经济性”两类。[10]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使得他们只考虑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因而造成“溢出”。

环境污染是最典型的“溢出”，是最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如企业产生的废物、废水、噪声或有毒气体等污染了其他人和环境，使其他人蒙受损失。这个企业因为生产溢出负担，转嫁成本。在通常情况下，企业所溢出的成本而使人们遭受的损失与给人们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的价值相比要大得多。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尔称之为“财富驱动型”的生态破坏。[11]事实上，“生产力”的发展已经逐渐卷入“破坏力”的发展中，世界面临虚假繁荣，人们已逐渐意识到世界的风险，因为人们都知道被污染的气体、水、植物、食品等是没有地域边界的。但是，导致“破坏力”的“生产力”却总是无视“破坏力”本身，一味追求发展。例如，美国总统老布什就曾说道：“我们不能在环境问题上走极端而让许多美国人失去饭碗。”[12]可见，环境问题通常被置于尴尬境地，甚至人们对其视而不见。而更可怕的是由于环保法日益严格及废物处理费用不断提高，发达国家或地区采取损人利己的做法，向落后地区倾倒垃圾。例如，美国1吨有毒废物的处理费用高达400美元以上，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危险废物的处理费仅为美国的1/10。一些垃圾商为了从中牟利，把大批有毒废物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3]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学意义上的掠夺，在世界市场规则下悄然进行，落后地区最终承担代价。可见，污染体现出不平等，污染者把污染成本转嫁出去让别人承担，而自己从中获利，而市场对这种现象往往没能有效处理，甚至成其帮凶。

2．城市社区生态问题与政府失效

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是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干预。政府面对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或生活中“先污染、后治理”状况不得不采取一些经济或法律手段进行环境管理。但是，首先，环境政策涉及到交易费用问题，一方面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环境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当政府决定对经济活动予以禁止、限定或施加影响时，企业的短期效益遭受损失，从而影响了财政收入。再说，花费在环境治理上的每一分钱，都会丧失另一可能获益的投资或管理活动的机会。例如，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成本很高，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按‘十五’规划要求，到今年底，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要达到45%，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要达到60%；新增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15万吨/日。资料表明，要完成污水集中处理目标，全国需要新建1000多座污水处理厂，新增处理能力2600万吨/日，总投资达千亿元。实现垃圾处理计划目标，约需投入450亿元。”[14]所以，对政府而言，将钱花费在环境上不是容易和最好的。此外，不仅环境管理和治理有成本，而且这一成本往往转嫁到那些最不具备承载能力的人身上。如1999年长江中上游地区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就成功地剥夺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民开采林木的致富权利，并因此阻延了其生活水平提高的机会。这与缩小城乡差距的政府目标又出现差异和矛盾。

再有，逐利行为导致自然资源（尤其是不明确产权的资源）的过度开采，不但源于市场交易，而且还与制度相关。当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源能够作为私有财产买卖时，它们不会必然趋于消失，因为所有者关心如何去保持和再生产这些资源。但是，当这些资源没有明确的所有者时，就必然面临灭亡，除非另有制度的安排来保护它。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随处漫游的内蒙古草原上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少，而放牧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牛羊却数量众多。所以，政府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制度安排与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否息息相关。

总之，政府对市场失效而导致的环境问题进行干预也可能出现另一种不公平，就是政府利用强制力，要么将富人的财富或发展机会转移到穷人手里，要么将穷人的财富或发展机会集中在优势集团手里，并且可能进一步导致环境的破坏。

3． 城市社区生态资源供需失衡与社会空间极化

社会空间极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扎森的理解，是指人口“社会经济分布的底部和顶部的增长，”[15]亦即“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社会中间阶层逐渐萎缩的社会分化过程。以下我们试着从资源供需失衡对社会空间极化的影响做出分析。首先，我们通过上述生态足迹分析可以看出，资源配置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中心—半边缘—边缘”这样的格局，这与美国社会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论证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相吻合。[16]其次，从城市化水平和速度看，世界城市化迅速发展，有时甚至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农村人口大量迁往城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的落后，农村在对资源的争夺上远远落后于城市，所以，从人是理性的角度看，城市成为他们更好的选择。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典型的资源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在城乡之间也出现“中心—边缘”现象。最后，城市人口一多，城市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下降，城市环境恶化，城市居民为改善环境，又不断在城市有限的空间里竞争好的地段和位置，正如在发达国家或发达城市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有钱人迁往环境更好的郊区。城市人口在这个时候就主要按照经济实力进行配置，富裕程度相近的被安排在一起，使得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距离，造成非均衡发展和布局，城市也出现“中心—边缘”格局。这表现为平民窟和富人区这种社会空间的极化形式并存。

由上述分析可见，整个社会按照资源的配置组织起来，并且形成普遍的社会空间的极化和社会空间隔离。在资源配置方面，在全世界出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农村、富人区与贫民窟这样的普遍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

为了简约，以下只分析城市与农村间的社会空间极化问题。从上述生态足迹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对资源的消耗远远大于乡村，换个角度可以认为，城市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作为支撑的。那么，为什么城市对资源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呢？这是由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存在“失效”，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造成。表面看来这是个市场自然发展状态，但隐藏于其后的恰好是人为的制度安排。我国社会学者李路路认为：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意义上说仍然是一个“理想型”的，而国家控制重要社会资源，国家行政权力仍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加强。[17]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一定制度的保护下取得合法形式，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进行，导致了近些年来农村一直为城市作出巨大贡献，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畸形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他们在城市社区展开了资源的争夺。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目前的城市化在释放出追求人类幸福的无穷手段的同时，是否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幸福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资源的不平衡配置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我国目前有660多个大小城市，涵盖了3.5亿多人。农村人口仍占近2/3，农民人均收入约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应该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而现在中国有大中城市单面突进的趋势，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18]所以，我国当前的城市化问题中重要的不是如何建设城市，而是如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如何改善农村，缩小城乡差距问题。其次，资源的不平衡配置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经调整后的中国基尼系数为0.415，据国内有关专家测算，2000年为0.458，比1988年的0.382扩大了0.075。

三、和谐生态与和谐社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城市社区生态和谐遭到破坏，出现生态失衡。对此，我们倡导人与自然双盛、人与社会双赢，两方面协调的生态观，以求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的和谐社会。

1．和谐社会必须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

人类疏离自然可以说是从制造工具、种植和驯养开始的。这些活动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制造出来的工具已经脱离了自然的状态，具备了人类智慧的创造特征；种植的植物不再遵循其自生自存的生存模式，而是受人类选择、培育及重复种植；驯化了的动物更是改变了其自身的自然生存模式，不得不受人指挥、照料和保护，且为人所用。总之，人类从不再局限于自然而学会有意识改造环境时起，也就开始了疏离自然。

疏离自然在城市建立以后更进了一步，而且人对自然过程的依赖在城市居民那里变得不甚明显了。[19]在现实层面，城市逐渐变成为一件人工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也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认识层面，自然就是人类探索和控制的对象。

生态破坏已经发展到了可怕境地，人类也在饱尝着如上述自己行为带来的恶果。人们开始醒悟并不再把自己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并把注意力放在绿色植物、阳光与雨露之上。人类必须依赖生态，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否则将自取灭亡。这是因为，首先，人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的生命离不开自然。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最后，环境对人类污染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上世纪50到70年代，整个中欧至少有100万公顷的森林因酸雨而枯死；每年约有300多万人死于空气污染的影响。[20] 

2． 和谐社会必须是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

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不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协调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我们认为，个人或群体的所有环境活动，最起码必须实施最基本的“消极的善行”[21]，即在满足自己的本性时，不仅不减少别人的活动范围，而且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别人感到不幸福。因为，首先，环境污染并没有边界，个人的环境污染行为后果往往由许多人乃至全世界承担，由于人都是社会性动物，行为后果的社会性当然要决定和左右个体性行为，这样才不至于损害更多人的更大范围的幸福。其次，人类几乎所有生产活动都是围绕着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分配及处理而展开，具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对财富占有方面的基本的生产关系。所以，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协调好人与社会关系。

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及认真对待自然及其丰富的多样性、巨大的能力和严重的局限。如果有一种可持续的未来，那么自然过程的复杂性和互依性就必须以各种现代经济模式并不鼓励的方式来考察。[22]而这种方式就是“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并把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和人员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23]的新型现代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