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社会建设初论[1]

洪大用

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摘要：本文认为低碳经济必然与低碳社会相关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必须推动低碳社会建设。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中国低碳社会建设面临着选择困境、整合困境、持续困境以及外部突围困境和协同困境。为此，建设中国低碳社会应当充分发挥现有体制的优势，但需推动其必要的功能转换，建立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适当关系。

关键词：低碳社会、社会转型、体制优势

作者：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Sociology Division,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上海大学）研究员。

自然科学的发现总是推动着社会变革。但是，以社会运行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学却往往对于自然科学的发现及其影响缺乏必要的关注。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社会学者缺乏与其学科地位相称的关心就是一个证明[2]。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探讨在中国建设低碳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体制优势，以期推动社会学者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意义。

一、何以要谈低碳社会？

自20世纪60、70年代环境问题进入社会和政治议程以来，科学界以及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与建构也在不断推进。最初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等“三废”问题，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主要局限于地区性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环境问题有从区域性向全球性发展的趋势，全球变暖、臭氧层耗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被认为是全球环境恶化的表征，以至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环境变化”（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GEC）成为一个相当流行的词汇。后来，各种极端气候现象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全球变暖问题[3]，而全球变暖这个词也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逐步被全球气候变化所取代。很多科学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为因素向地球大气层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4]。为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就进入了各国政策议程，并成为国际环境外交的重要议题。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１５０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确定了最终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的目标。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个文件在2012年即将到期。为了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通过一份新的约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文件，联合国于2009年12月7日—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尽管这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没能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是《哥本哈根协议》仍然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催生了时下颇为流行的低碳经济概念。自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发表以来，发展低碳经济逐步成为一些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2008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确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更加唤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究竟何谓“低碳经济”？按照其字面的理解应该是碳排放较低的经济体系。有的学者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建立一个比较少地依赖化石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体系”[1]；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更为详细地阐释，例如冯之浚等认为“低炭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2]。

大体上，“低碳经济”的概念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还原为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主要是能源资源使用技术问题。只要我们改变了现有能源结构，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优化了产业结构，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我们就可以成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且可以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享受建立在新工业技术文明基础上的“美好生活”。我们无须讨论和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包括推动社会、文化、政治的变革，只要设计出新的鼓励技术创新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就可以了。甚至，我们也无须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进行什么反思，无须建立什么新的环境伦理，无须质疑工业化以来经济增长目标的合理性。总之，一切可以照旧，���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经济体系因应不同的需求已经推动了多次重大技术创新，当前所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无非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又一次机遇而已。

如果我所感受的以上印象基本上是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说“低碳经济”概念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既是进步了，又是退步了。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在日益严重的环境威胁下提出的。就操作性而言，可持续发展主张不如低碳经济主张，谈到可持续发展，人们往往觉得无从下手。我们说低碳经济主张的进步性正是体现在这个方面，它直接说出了具体问题，给人们行动指明了方向，更具有操作性，以至于有人认为低碳经济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但是，就理念的合理性而言，可持续发展明显是一种更为全面的、更为深刻的、更为整体性的发展主张，它认识到了整体性社会变革对于应对环境威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低碳经济主张明显是强调局部的社会变革，主要是经济系统的变革。就此而言，低碳经济主张实际上比可持续发展主张退步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经济系统只是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系统与其他的政治系统、司法系统、宗教系统、教育系统等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系统只是一个基础性系统，其功能在于满足其他系统的资源需求。由此看来，如果没有其他系统的变革，经济系统的导向机制就不会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经济系统内部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可能提高单位经济产品的能效，降低单位经济产品的能耗和排放，但是其总能耗、总排放的趋势仍将是持续增加的。比如说，如果不改变人们消费汽车的价值偏好，不改变人们贪求住大房子的价值偏好，即使每辆汽车的能耗再低、每条道路修得再好、每套房子再节能，其总消费以及由此带来的总能耗还是要增加的。

因此，我们在看到时下流行的低碳经济概念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如果低碳经济建设不与整个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只是局限在技术层面，那么，一方面我们很难看清楚低碳经济建设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发现推动低碳经济建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我们最终也是无法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低排放的，未来的结局很可能是在单位效率更高的经济基础上的高碳排放。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要真正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在接受低碳排放理念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扩展实现低碳排放的视界，不能仅仅局限于低碳经济，而应着眼于推动整个社会变革，建设低碳社会。在此，低碳社会是指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种新的社会整体型态，它在全面反思传统工业社会之技术模式、组织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以可持续性为首要追求，包括了低碳经济、低碳政治、低碳文化、低碳生活的系统变革。相对于低碳经济概念，笔者更加偏好使用低碳社会概念[1]，认为推动这样一种社会建设，不仅是推动低碳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实际上也是成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

二、低碳社会建设的复杂性

回到中国的现实场景中，要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则面临着一系列难题。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基础性的限制条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57144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65583万吨标准煤，增长3.5倍。但是，其中煤炭消费所占比重最高，1978年为70.7%，2007年仍占69.5%，其间，煤炭消费比例一度甚至更高。相对而言，我国石油消费所占比例还有下降趋势，1978年占22.7%，2007年这一比例是19.7%。水电、核电、风电等所谓低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很低，1978年是3.4%，到2007年也只有7.3%。

另外，很多研究者也都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占有很大比重，不利于降低碳排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甚至还略有上升，在2007年仍占48.6%。与此同时，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增加到44.94%。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住房、交通以及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增加，能源资源消费也迅速增长，由此使得城镇成为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理论上讲，我们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生产生活领域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这也是很多学者所支持的观点。从实践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节能技术的开发使用等原因，也确实使得单位产值能耗具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低碳排放系列技术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不足，不仅创新能力不够，而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也面临重重障碍。有的学者指出在电力等六大部门降低碳排放的关键技术中，大部分我国目前都不掌握[1]。

以上从资源、经济、技术层面的分析，确实可以让人了解到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制约。但是，这类分析还是欠缺社会学的视角，或者说忽视了对于其他社会、文化方面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我们建设低碳社会实际上还面临着其他更深层次的、更为系统性的制约，这些制约是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密切联系的。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至少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1）后发性。相对于西欧、北美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家而言，我国是比较晚进入现代化的。这种后发性使得我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代化的先行者为榜样的，是一种移植和赶超的现代化。（2）多目标性。由于现代化转型的时序差别，西方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在我国都成为共时性的目标，诸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等，我们都不可能象西方那样按部就班地解决，而需要同时面对。此外，面对国际上强国的威胁以及国内秩序的威胁，我们保障国家主权独立以及维护国内政权稳定的任务也非常繁重。（3）复合性。首先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差异本来就比较大；其次因为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外生性，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入现代化的时序也不同，内部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再次是因为我们需要在发展的同一阶段应对多种任务；最后是因为外来文化价值与模式的强力渗透，所以，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突显出复合性，既同时并存着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又同时并存着发达状态与不发达状态；既要完成西方早期的现代化目标，又要适应现代化晚期所提出的各种挑战，如此等等。重要的是，这些复合的因素不是简单地体现为异质性，而是常常体现为势均力敌、相互冲突。（4）依附性。尽管使用依附这个词可能令人感觉不舒服，有些人甚至会说我们的现代化转型是独立自主的；同时，尽管依附理论受到众多的批评，在此我还是使用这个词。我所说的依附性主要是指我国的现代化转型依然受着严重的外部国际环境的制约，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依然限制着我国的发展。我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就是一个明证。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看，尽管我国现代化转型速度很快，但是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世界体系中的半边陲国家。

由此，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建设低碳社会而言，我们面临的深层制约体现在以下几个困境上：

（1）选择困境。一般而言，人们总是面临着各种选择，并且因为各种因素导致选择困境。但是，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甚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选择困境是深层的、结构性的。由于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多目标性，特别是由于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同时兼顾，分别的、分阶段地实现没有太大回旋余地。所以，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更是鱼与熊掌以及其他价值物都必须兼得的困境。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往往是没有选择、无法选择。比如说，我们如果简单地选择迅速降低碳排放总量，发展所谓低碳经济，而不顾及其他社会目标，这种选择就是自杀性的，将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由此也将影响到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但是，完全忽视低碳社会的建设目标，对于我国的未来也明显是不利的。因此，建设低碳社会对我们的决策机制以及决策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要求我们在发展进程中时时处处坚持统筹兼顾。

（2）整合困境。任何社会都有整合的问题，没有适度整合的社会是难以正常运行的。我国建设低碳社会也需要实现有效的整合，形成社会合力。但是，如前所述，由于我��社会转型的多目标性和复合性，我们要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价值层面的整合。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整体上已经进入了后物质主义社会，社会的主体价值观已经发生转变，并且呈现出很大的同向性。对于建设低碳社会，他们已经有比较强的民意基础。例如，一项调查表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有半数以上的民众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问题，在日本的这一比例达到73%，即使是对建设低碳社会不积极的美国，这一比例也有42%。在所有受访国家中，中国的这一比例最低，只有24%[1]。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对于低碳经济、低碳社会还非常陌生，他们最关心的是现实的物质利益，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正在中国盛行。有的调查指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的“拜金主义”国家[2]。在此背景下，要以建设低碳社会为中心形成社会主流价值非常困难。其次是利益层面的整合。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差别。如果不能系统地贯彻低碳社会建设的各项政策，实现以低碳为中心的政策整合，就不可能有效地建设低碳社会。而要实现这种整合，就必然会损失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一些阶层的利益，扩大原有的利益差别，甚至造成新的利益冲突。比如说，经济已经发展很快的东部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许要容易一点，让广大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实现低碳就很困难。在某种程度上，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会在国内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重演。再次是制度层面的整合。尽管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先后制定和修订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把法律法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以低碳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制度整合。不仅现有的制度安排还不够全面细致，而且其执行力与执行效果也还需要评估，我们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形式化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3）持续困境。建设低碳社会不是喊口号，搞运动，需要有持续的社会经济效果。在此方面，我们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一是前文所说的制度整合困难。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实际上已经很难在原有的经济政治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我们的整体制度需要在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下重新调整、组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制度重建。没有整合的、有效的制度支撑，低碳社会建设也许可以取得一时一地的效果，但注定是不可推广、不可持续的。二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也制约了持续有效的低碳社会建设进程。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财富蛋糕的分配远远不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公平公正。一方面，我们社会中的少数人穷奢极侈，铺张浪费，占有大量财富；另一方面，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维持中低收入水平，甚至还有接近1亿的绝对贫困人口，他们占有财富很少，得不到必要的社会服务，不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或者导致社会不稳定，或者支撑经济沿着传统路径继续发展，但却不能支持持续的低碳社会建设。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层面困境在国内的一种反映。三是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可持续的重要机制是社会化，通过这个过程使新生社会成员接受并内化现有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教育是社会化的重要形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教育孩子？我们目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有效的符合低碳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内容还有很大偏颇，其中的环境教育分量还很轻，效果也还有限。

（4）突围困境。时下讨论低碳经济很火热，很多观点集中在创新技术、开发新能源、调整产业结构上，大概这是想探索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的捷径。但是从国际环境看，我们要依靠这种捷径实现低碳社会建设的“突围”，事实上也面临着很多制约。首先是我们掌握的低碳技术并不是很充分、很先进，我们的很多技术依赖于发达国家。即使他们无偿转让，我们也还要为适应新技术做大量工作，并检验技术的稳定性。何况目前发达国家并没有无偿转让的意愿，一些国家还想靠这种先进技术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以实现咸鱼翻身呢！其次是我们替代能源的获得非常困难。当今世界对于石油等能源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我国进入国际石油市场总是面临着一些发达国家设置的重重阻碍，每进一步都很艰难。三是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下，我们要迅速调整产业结构也是非常困难的。前不久的经济危机也表明，必要的实体经济是抗拒金融风险所必须的。我们如果自动放弃全球制造中心的位置，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巨大风险。最后，我们指望发达国家施以援手，给予经济支持，支付我们低碳转型的成本，也是不现实的。全球经济政治的基本格局还是没有大变，还是不利于中国低碳转型的迅速突围。

（5）协同困境。从最终的意义上讲，低碳社会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社会。这不仅意味着低碳社会可以增进全球人的福利，更意味着全球都必须为建设低碳社会而努力。在此意义上，低碳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仅仅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实现的。因为全球大气层是相通的。一个地方低碳了，其他地方照样排放，那么低碳的地方还是要遭受危害，还是不能享受低碳社会的福利。所以低碳社会建设需要全球协同。但是，这种协同目前是极其困难的。尽管媒体在不断鼓吹，政客在不断倡议，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化、经济差异，由于各国的利益诉求差异，由于各国对未来风险评估的差异以及对责任主体认知的差异，国际间应对气候变化的博弈几乎陷于困境，各国都企图保障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不久前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几乎无果而终就是一个有力证明。这次会议的结局使得未来谋求全球各国协同，共建低碳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三、低碳社会建设的中国优势

以上分析了中国低碳社会建设的复杂性，但是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启动低碳社会建设进程。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做，也取得了一些效果。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客观事实，我们不低碳也不行。世界各国在建设低碳社会方面也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与困境，其中一些甚至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但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是需要各国联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在分析挑战与困境的同时，各国也都在寻找自身低碳转型的优势，推动各自的低碳转型。那么，中国的优势，特别是能够破解以上困境的优势在哪里呢？

笔者注意到，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优势，我们还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碳排放水平还比较低，我们存在后发优势，可以避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和引进力度，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低碳转型。甚至，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就中国城市与农村比较而言，低碳中国的希望在农村，因为中国城里人和发达地区的碳排放已经和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了，人均碳排放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在中国农村尽量通过技术创新和观念革新，以农业和相关的低碳产业为基础，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低碳乡村发展模式，那么中国的碳减排就会更有实效”[1]。在此，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似乎成了中国低碳转型的一种机遇。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崇尚节俭，反对奢侈，亲近自然，有着对于美好生活的独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隐秘、最深刻的内核都是俯仰天地、取譬万物、与自然无障碍交流的产物”[2]。而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将财富和资源占有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刺激超级消费，型塑了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造就了高碳生活方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隔离，破坏了环境。言下之意似乎是我们要对当下的流行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推动低碳社会建设。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对能源和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单位GDP 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3]。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能源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由此导致我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有降低的趋势。一些人由此认为坚持市场经济方向，改革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有效配置资源和鼓励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是中国低碳转型的一个重要路径。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是推动中国低碳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也曾提出培育中国民间环保力量，促进民间力量与政府的合作，是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重要路径[4]。的确，自20世纪晚期以来，以“团体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为标志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勃兴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它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5]。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环保社团也蓬勃发展，它们在传播环境知识信息、开展环境宣传教育、进行社会动员、推动政府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等等方面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把以其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看作是中国实现低碳转型的一种优势和路径，显然是有很大缺陷的，在此不及细述。

在笔者看来，以上一些观点确实看到了中国低碳社会建设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是，对于破解以上困境，推动低碳社会建设这样一种整体性变革而言，它们实际上都不能构成真正的中国优势。事实上，由于“碳锁定”[1]现象的存在，发展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中缺乏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来推动。“在‘技术—制度综合体’的惯性作用下，人们趋向于不采取行动。因为解锁对于每一个人都意味着痛苦和损失，无论是物价的上升，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2]。就此而言，低碳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解除“碳锁定”就意味着要推动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系统变革。由此观之，中国低碳转型的真正优势在于国家动员体制及其强大的能力，只有这种体制及其能力的适当发挥，才有可能实现碳解锁。

中国的国家动员体制强调国家，包括各级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为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安排所保障，并且有着传统的文化心理基础。这种国家动员体制对内具有强大的规划、决策、动员、执行、监督和协调能力，可以快速决策，可以推动社会形成合力，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外而言，这种体制可以有效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奇迹应当归功于这种体制和能力，同时也证明了这种体制对于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的优势。而低碳社会建设恰恰也是需要这种体制和能力的，否则我们所面临前述各种困境就很难破解。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使这种体制和能力实现必要的功能转换，在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下，更加注重低碳社会建设，以实现低碳转型为目标全面规划和推动中国发展；二是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改进这种体制的作用方式，谋求更多的社会合作。

事实上，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由市场体制和西方民主进行反思和批判，强调要更好地发挥国家作用。例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区分了“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和“保障型国家（ensuring　state）”的概念，指出要强化国家在应对气候方面的保障作用，重视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过程[3]。一些西方国家的低碳社会建设实践也表明，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日本政府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低碳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4]。早在2004年4月，日本政府就启动了 “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2007年2月，项目组发表了题为“日本低碳社会情景：205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70%的可行性研究”的研究报告，对低碳社会构想的可行性加以肯定。2008年5月，项目组又完成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项行动”的研究报告。2008年6月9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的讲话，明确勾勒出日本建设低碳社会的远景和蓝图。2008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开始实施全面的低碳转型。日本政府在低碳社会建设方面的突出作用表现为制定全面规划与目标、负责监督管理、利用财税政策加以引导、推动低碳社会制度建设、鼓励科技创新、重视示范试点、推动国际合作等等方面。

当然，我们在此强调中国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的优势，并不是说仅仅依靠政府来建设低碳社会，而是强调应通过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适当关系，共同推动低碳社会建设。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选择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而市场化改革也带来了社会结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公众社会参与的意愿与能力也在提升，公民社会的力量正在成长壮大。在此情况下，如果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简单地运用国家动员体制，已经并且必将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沿用国家动员体制的优势，充分发挥政府在低碳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几乎同等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因应形势的变化，对这种体制作必要的改进，吸纳新的机制和力量，建立政府主导的，与市场和公民社会开展有效合作的新体制。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种改进的体制，并且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低碳社会的建设方向，在发展目标和规划层面就做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统筹兼顾，并象推动经济发展那样去认真落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破解前文所述的一些困境，推动低碳社会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低碳转型的前景由此也是可以预期的。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Low-carbon Socie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Hong Day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low-carbon economy will inevitably associated with low-carbon society, dealing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must promote low-carbon society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the specialty of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 low carbon socie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facing some dilemmas: choosing the target, keeping social integration, pursuing social sustainability, as well as seeking for external breakthrough and collaboration. Hence, the low-carbon socie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ur existing system, but making necessary transformation of its function, establishing an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low-carbon socie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system advantage

Author: Doctor of sociology,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