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信任发生机制探索

——相识关系的引入

朱　虹　马　丽

本文发表于《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正在发生蜕变,然而人际纽带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本土信任发生基础。在高度分工与异质性的社会中,人们需要进行大量频繁的工具性交往,进而产生了相识而不相熟的人际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和1647份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介于熟人与生人之间的相识关系正在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一种人际关系。而以情感和理性为中介变量,则可将相识关系与家人、熟人、生人三种传统的人际关系纳入人际信任发生机制的理论模型。

关键词：人际信任　相识关系　“亲而信”

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只要社会持续互动,人群持续交往,就必然要涉及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问题。西方社会对人际信任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的热门专题,出现了许多有关人际信任的研究文献。1995年,福山所著《信任: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的畅销更是令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信任,信任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中国对人际信任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早期研究多是遵循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框架。然而,近些年来,有不少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发现,采用西方所建构的信任理论,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社会的各种信任现象。因此,他们试图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对人际信任开展一些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强调“关系”对于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重要性。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诸多研究也表明,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国家。就信任而言,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信任的标志,由此形成一种“亲而信”的信任模式。

21世纪是人类社会史上最复杂多变的时代,日新月异的网络信息技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多元与异质的文化纠结,这些令人眩晕的全球性社会变迁,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方位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①。与整个人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中国社会也正在受到自身快速发展的冲击,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基于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中国乡土社会的“亲而信”的信任模式正在遭遇考验。

考验之一来自于关系约束力量的减弱。传统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熟人间的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石。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商品经济大潮扑面而来,生意圈内“杀熟”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传销队伍,利用熟人关系编织销售网络,成为“杀熟”的重灾区,这无疑削弱了熟人信任的效力,动摇了社会信任的基础。

考验之二来自于社会流动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其最大特点是土地不能移,这就大大限制了人们流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信任的风险由此而生。②

考验之三则来自于法律和制度的发展。关系运作是传统中国人际信任的主要建立机制③,但并非唯一机制。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进程的冲击,人们追求公平公正的意识和寻求法制保护的意识正在不断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关系网络约束力的弱化又刺激了人们对法制的需求,这两股力量相结合推动着法制的发展和完善,从而有可能使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发生变化。④总体而言,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模式发生了变化,血缘亲情的纽带不再如以往牢不可破,传统的乡土地域限制已被打破,法制的发展也在冲击原有的人际关系的效力。太多的利益纷争、太多的博弈权衡、太多的短期交往,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变,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渐行渐远,“信任荒”已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醒目现象。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进行了本次研究,意在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发生机制。

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这一议题进行系统研究⑤。五十多年过去了,人际信任已经成为一个跨越众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主题。在西方,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至今仍未产生共识。社会科学界之所以难以对此达成一致,除了信任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外,也因为文化因素在信任运作中有复杂的影响⑥。也正因此,致力于本土研究的学者尝试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对信任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理解人际信任呢?彭泗清提出,首先,信任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更是社会现象,因此要将信任放在社会关系中来研究;其次,信任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其构成和产生机制都可能会伴随社会发展而变化。⑦杨宜音则从“自己人”和“外人”的角度研究了人际信任,她给出的定义是:人际信任是个体对交往对方的合作性动机与行为、行为与角色规范之间出现因果连带的可靠性预期。⑧李伟民、梁玉成研究了中国人信任的两个维度———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特殊信任和建立在观念信仰认同一致基础上的普遍信任,并特别指出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信任的基础,原因并不在于关系本身,而在于关系所蕴含的情感内涵。⑨

以上学者看似说法不同,实际上他们所研究的人际信任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不同于西方所说的“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中国的人类学者和文化比较学者提出了一个本土的概念———“关系”(guanxi),并视其为描述中国社会的关键概念。⑩杨中芳和彭泗清正是以中国人的“关系”为基础,对中国人本土人际信任进行了概念化。他们认为人际关系提供了人际信任,“关系”是信任的一个途径,为此,他们给人际信任下的定义是: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11

综合以上定义,我们认为:首先,人际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一点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其次,人际信任存在于交往双方的互动之中,而并仅仅是一个单方面的静态概念,人际信任应该包含施信方对受信方的一种静态期待,而这种期待是在人际交往中得以产生的。最后,我们的访谈调查发现,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是不用“信任”这个词语的,当被问及什么是“信任”时,大家的答案似乎都是集中在“放心”、“靠得住”、“信得过”这些词汇和字眼上,这也说明信任代表了一种“保障感”。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给出了本研究对于人际信任的概念界定:人际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指的是在人际交往中,个体对交往对方行为或意图的正面期待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保障感。

人际信任产生机制:关系—中介—信任模型

1.研究方法

信任有���分普遍的意义,同时又是一个同价值观、生活态度等内隐性社会心理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我们有必要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两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之展开研究。具体来说,我们既有必要通过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去了解人际信任的普遍状态○12;同时,因为信任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隐藏在大量日常的社会互动过程之中,所以也需要使用以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深入、丰富的感性资料。我们从年龄、职业、学历和地区几个维度选择了30个典型个案,进行长达2~3小时的半结构深度访谈,意在了解人们对信任的理解,并从中国人个体生命史和日常生活事件中探寻影响信任的主要因素以及产生信任或信任瓦解的发生环节和过程。另外,我们通过广泛搜集、分析国内外文献资料,编制了“社会诚信调查问卷”,经过若干次修订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调查,调查采用面访的方式进行,调查总样本共计20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1647份,有效率82. 35%。需要说明的是,人际信任的研究只是我们进行的“社会诚信建设”课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2.关系—中介—信任模型

在文献回顾梳理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关系—中介—信任模型”,如图1所示。图1　关系—中介—信任模型该模型具有两方面的理论基础:

(1)人际关系和人际信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很多本土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经有过论证,如杨中芳、彭泗清和杨宜音等人。(2)人际信任可以区分为情感型信任和认知型信任,很多研究都做过这样的划分,“情感型”和“认知型”分别和模型中的“情感关联”及“理性计算”的含义一致。模型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1)关系的划分:在黄光国和杨国枢对关系所做的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区分了四种关系:家人关系(包括夫妻、亲子、兄弟、姐妹等)、熟人关系(主要指好朋友、相近的亲人等)、相识关系(指一般认识之人,如一般的同学、同事、关系较远的亲戚等)以及陌生关系(指不曾谋面、不曾交往的陌生人)。可见,第一种、第二种和第四种分别对应了两位学者关系分类的“家人”、“熟人”和“生人”,本研究分类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相识关系”。

(2)中介因素的考量:对于家人关系和熟人关系这两种关系类型来说,关系和信任之间的关联是通过情感而产生的;对于“相识关系”来说,情感和理性都对信任的发生产生了中介的作用;而在陌生关系中,信任的产生则几乎完全来自于理性计算。

(3)不同的信任类型:家人关系因为天生具

备血缘纽带和亲密的日常互动而发生深度的情感粘连,因此家人间的信任更多是源于一种原始的角色情感;熟人关系中的信任则主要是由持续的互动以及彼此的关怀和帮助所滋生出的信赖而产生的;对于相识关系而言,情感对于信任所起的作用弱化,交往过程中的博弈和思量增多,信任的产生更多来自于双方利益上的平衡和互惠;而陌生关系多属于一次性的交往活动,如果存在信任,则多数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对模型的讨论、分析和验证

1.关系与信任:信任研究的本土视角

黄光国提出了一个以关系亲疏为标准的分类模式,将关系划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比较持久,主要存在于家人和好朋友之间。与这些人的交往遵循“需求法则”,较少存在顾忌而更多的是真诚行为;工具性关系则多数不稳定,其典型形式是陌生人关系。

交往遵循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平法则”;混合性关系则介于二者之间,通常存在于熟人之间,比如亲戚、同事、同学等。与熟人交往遵循的是“人情法则”。○13杨国枢同样根据人际或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程度对中国人的关系进行了划分:“家人”、“熟人”和“生人”。“家人”指包括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配偶等在内的家人;“熟人”指亲属、朋友、同乡、同事、同学等相识亲近的人;“生人”则指的是不具有任何社会关系的陌生人。这与黄光国的分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其“家人”正好对应“情感性关系”,“熟人”对应“混合性关系”,“生人”则对应“工具性关系”。杨国枢也指出,不同关系的人交往法则是不同的,他提出的三种关系的交往法则与黄光国所说的亦是类似的。○14

关系是中国社会中信任的基础,人际关系提供了人际信任,因此,本研究对人际信任的分类也建立在关系划分的基础上。此外,关系的亲疏决定了信任的程度也得到了我们问卷调查的支持。在问卷中,我们选择了9种不同的群体组织来测量人们对其的信任程度,包括老乡、邻居、网友、同学(校友)、同宗教信仰的人、工友/同事/合伙人、玩伴(牌友、棋友、舞伴等兴趣组织团体成员)、党组织/团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此外,我们还让被调查对象从这几种群体中来选择他认为的亲近群体,通过这两个题项的结合,我们意在分析,是不是关系的亲近可以决定信任的程度。因此,我们进行了两个题目间的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是肯定的,如表1所示,对于任何群体来说,亲近度和信任程度间的相关性都是显著的。这表明,虽然现代社会在遭遇种种考验,经历种种冲击,但关系的亲近程度仍然是与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信任程度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

2.相识而非相熟:当前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重要特征

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分类中,添加这样一种介于熟人和生人之间的“相识关系”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种关系是明显而客观地存在于当下的社会交往之中。“点头之交”、“泛泛之交”、“一般朋友”都是这种关系的表征。黄光国和杨国枢两位学者并不是没有看到这种关系的存在,而是将相识关系放在熟人关系这个范畴之内。既然如此,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将“相识关系”从“熟人关系”中剥离呢?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两者的界限并不太分明,随着交往时间的增多,交往深度会加深,“相识”会渐渐成为“相熟”。同样,“熟人”间产生矛盾和误会,以致产生隔阂,不再亲密如初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相熟”也可能变成仅仅是“相识”。的确,两者之间是可以做到相互转化,但“生人”不是通过交往也可以转变成“熟人”吗?“熟人”也可以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生人”。因此,这并不能成为反对将“相识关系”独立出来的理由。

其实,相识关系的引入,不是关于人际分类的简单拆分与合并,而是由中国社会宏观结构转型、微观社会心理变迁所引致的人际关系嬗变所决定的。中国人所说的“有熟人好办事”的熟人关系,特别倚重的是裹挟于熟人关系中人情、面子等中国式的情感成分。这种熟人之间的情分,或者说人情,是乡土社会结构中滋生出的社会情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熟人社会在中国农村分崩离析,进入了“半熟人社会”,○15高度流动与异质性的城市正在由“半熟人的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发展。在半熟人与陌生人的社会结构里,以亲疏远近、情感深浅为划分原则的传统人际关系正在发生最根本的变化,熟人关系中的情感成分日渐式微,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相识关系成为人际关系中最重��的特征。

“相识关系”广泛地存在于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之中,从我们的深度访谈资料中可以得到验证。就朋友而言,“泛泛之交”、“普通朋友”、“狐朋狗友”等都可以说是“相识关系”,“知心朋友”和“金兰之交”则属于“熟人关系”,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会对此分得很清。在亲戚中也一样存在“相熟”和“相识”之分。

通过深度访谈资料还可以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相识关系与熟人关系彼此的交往角色期待、情感与利益的诉求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那些“拎得清”两种人际关系的人们能游刃有余地进行交往,但面对那些混淆感情、关系和利益的人,往往采取回避与疏远的态度,以避免人际冲突和“为人情所累”。有时,为了逃避人伦情感需要担负的义务,甚至将亲近关系“陌生化”处理。这和过去人们常常通过“拟亲化”结成牢固的互助与信任关系,以突破狭隘的血亲关系,从而拓宽人际网络的做法大相径庭。看来,围绕理性与利益的现代人际诉求,正在替代曾经被高度认同的“人伦、人情、人缘”的人际交往原则。正是在这样的人际诉求转变过程中,相识关系成为现代社会人际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多次人际交往得以建立的相识关系,大大地简化了人们的彼此认知,促进了有效沟通,从而降低了合作成本,这是现代人倚重相识关系的主要原因。虽然秉承互利与交换的理性原则,相识关系不纠结于情感,但也很难把情感因素完全剔除;相识关系固然不够温暖、不能傍依,但至少缘于熟悉可以降低陌生所带来的不安感。同时,彼此间的频繁互动难免或多或少地产生交往之情。人际交往的拿捏与有度关键是看一个人是否能泾渭分明地区分熟人关系和相识关系,这已成为我们判断一个人现代性的重要指标。

3.模型的验证:来自访谈资料的支持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进行了30例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意在了解大家对信任的理解、信任的影响因素,并尝试从中发掘出中国人信任产生的机制,对本模型进行验证。

接下来,我们分别对各种关系下的信任产生机制进行阐释和分析。对于家人关系来说,家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天赋的血缘关系,是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所形成的一种资源共享的永久关系,而这种原生群体内部互动交往的机会和合作的频率会比较高,这样的血缘关系下也自然较容易产生情感的关联和依附○16,发展出角色情感。因此,家人之间的高度信任多是源于这种原始的角色情感,家人之间的信任模式是一种基于原始角色情感的信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深度访谈中也得到验证。

熟人关系中的信任则主要是由相互的交往而产生的,交往双方通过个人特质上的相互吸引和影响,持续的互动以及彼此的关怀和帮助,而滋生出信赖。感情深厚的朋友就是这样产生的,在中国社会中,深厚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出现一种“拟亲化”的社会现象,“义结金兰”、“八拜之交”等都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因此说,熟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基于交往情感的信任模式。

一些受访者在表述中经常提到这些字眼,诸如“交情”、“多年朋友”、“常来往”等等,由此可见,熟人关系中信任的产生源自于交往情感。综上,对于家人关系和熟人关系来说,无论是角色情感还是交往情感,产生信任的中介因素都是情感关联。

而对于一般的相识关系来说,情感对于信任所起的作用弱化,交往双方在交往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博弈和考量,“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是对“相识关系”的交往法则的最贴切的描述。这种关系下,情感和理性计算都会影响到信任,信任的产生和维持更多来自于交往双方利益上的平衡和互惠。而一旦利益(这个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的分配或者出现不均等,信任便可能会遭遇质疑,难以维持。

陌生关系中的交往双方大多属于一次性的交往,彼此之间既无原始的血缘、地缘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感情,因此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存在任何信任的基础的,但可能会存在信任行为,这种信任行为多数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在深度访谈中很多资料也佐证了这一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研究所提出的“关系—中介—信任模型”可以得到访谈资料的验证。我们可以由此进行以下总结:人际关系仍然是影响人际信任的关键和重要因素,不同关系的信任机制是不同的;对于家人关系来说,信任更多源于一种原始的角色情感;熟人关系的信任则要依靠交往情感来维持;相识关系中既有情感的影响,同时更多包含了交往双方的理性计算;陌生关系的信任行为则完全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作者简介:朱虹, 1968年生,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马丽, 1981年生,南京大学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诚信建设研究”(项目号: 08BSH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⑥○16王怡文、陈亮全、黄光国:《华人社会中的信任策略》,《本土心理学研究》2006年第25期。

　②翟学伟:《社会流动和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③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④○11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⑤Deutsch, M.,“Trust and Suspicion”,Journal ofConflictReso-lution,Volume 2, 1958, pp. 265~279.

　⑦彭泗清:《关系与信任:中国人人际信任的一项本土研究》,《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 ~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297页。

　⑧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⑨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⑩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二十一世纪》1992年8月号。　○12“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状态”问卷调查分析,将在课题组另一篇

论文中呈现。

　○13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黄光国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