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服务的供给现状*

——基于某大型有色金属国有企业的调查

王彦斌,盛莉波

原文载于：《环境与职业医学》，2016年01期

摘要：

[目的]为提升和改进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健康服务水平，从劳动保护、风险控制和安全监管三方面调查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的供给现状。

[方法]选择某有色金属国有企业生产一线的员工为调查对象，使用自编“员工职业健康管理调查问卷”，收集职业安全健康服务和管理的基本数据，并抽取不同类别员工进行访谈，通过对农民工与正式员工进行比较的方法形成相应的研究结果。

[结果](1)企业对职业安全健康供给总体上是重视的，但具体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同导致相应的供给存在差异；

（2）相对于正式员工，企业为农民工群体提供的劳动保护明显不足；（3）风险控制方面，与正式员工相比，农民工在安全认知和安全意识等方面存在不足。

[结论]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服务相关条件的供给状况与正式员工相比具有明显不足，但企业重视程度不同存在差异，未来的突破是促使企业增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的重视程度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健康教育。

关键词：

农民工；企业；职业安全健康；供给条件

长期以来，重大工伤事故屡屡发生与职业病人数居高不下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家曾多次强调要“切实保障职工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①]，降低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对劳动者的危害。近些年，许多企业雇佣了大量户口在农村且不是正式在编员工的人员，也即本文所指的“农民工”。由于中国的特殊制度环境，农民工在遭遇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的人数是最多的，并呈逐年增长势态。忽视这个方面的问题不仅会对农民工本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也会在用工的企业层面上出现不利影响，还会由此引起社会层面的不安定因素的产生而引发更多的社会性事件出现。既往关于农民工职业健康的研究多只是通过对农民工本身的研究研究农民工的相关问题，本文通过对一大型国有有色金属企业中工作的正式员工与农民工两种身份的员工进行比较分析，了解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为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权益的保护和实现途径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研究从某大型国有企业下属三个子公司选取调查对象，分为农民工和正式员工样本。共发放问卷501份，回收501份，问卷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为487份，有效率为97.2%。农民工的有效样本为226份。

在487名对象中，有416人在生产部门工作(农民工202人，正式员工208人，没有选择员工类别6人)，占总人数的85.4%，属于一线工人。因其在工作中接触高温、吊装、粉尘和噪音等，这类员工更容易罹患职业病，存在职业安全健康隐患，故将这些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主要的研究分析对象。

1.2调查方法

使用自编问卷“员工职业健康管理调查问卷”获取相关职业安全健康服务和管理的基本数据；问卷的“职业安全健康服务供给”部分包含了劳动保护、风险控制、安全监管等相关问题。同时，进一步抽取了不同工作种类（焊工、冶炼工、行车工及装卸工等）、体制内外（在编的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在编的农民工）的企业员工进行访谈，以深入了解农民工和正式员工在职业安全健康服务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1.3统计学分析

全部数据的管理和计算均通过SPSS19.0完成，主要通过对正式员工与农民工的比较方式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同时，从劳动保护、风险控制、安全监管三方面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预分析时发现，其中两个子公司所反映出的情况大致相同，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p>0.05)，故将其样本合并命名为“企业1”，并将另一子公司样本命名为“企业2”，以此进行比较分析。

2结果

2.1安全监管情况

在安全监管方面，企业主要通过制度设立、安全教育和生产监管等措施实现相应目的。为了能及时发现生产安全及职业健康隐患并采取措施及时排查，企业在每个部门都设立了专职的安全员，对其进行严格和专业的教育、培训，从级别、待遇等方面给予优厚保障；要求安全员每天下一线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履行指导、监督和检查的职责。实际工作中，安全员在现场隐患的整改、危险源的监控、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等方面确实取得了较好的监管作用。总体而言，企业在安全监管方面的供给能够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对接处理好相应的监管工作，相应还是比较到位的。其差别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劳动保护和风险控制两方面。

2.2劳动保护情况

由于调查企业的行业性质和员工所从事工种的特点，员工工作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危害因素和危险情况，企业提供的劳动保护状况反映了其对员工进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的水平和责任意识。因此，除了必要的安全健康知识培训外，设置和使用防护设施、防护设备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作中的风险和意外，保护员工的人身安全。

第一，职业病防护设施和设备的供给不存在显著差别但农民工知晓率较低（见表1）。知道所在企业有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农民工比例比正式员工低32.1个百分比，农民工对此问题的知晓情况较正式员工明显较低，X2=41.943，df=1，P<0.01。对企业1和企业2的员工知晓情况做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企业1对此问题选择作答“没有”的情况显著高于企业2，X2=104.737，df=1，P<0.01。企业1中，正式员工的知晓率比农民工高13.8%，但两者间不存在差异（X2=1.414，P=0.234）;企业2中，农民工对企业是否有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知晓情况显著低于正式员工，X2=55.819，df=1，P<0.01。

表1不同类别员工及企业职业病的防护设备配备情况

类别		项目	n	%
农民工		有	84	44.4
		没有	105	55.6
		合计	189	100
正式员工		有	153	76.5
		没有	47	23.5
		合计	200	100
企业1	农民工	有	27	23.7
		没有	87	76.3
		合计	114	100
	正式员工	有	6	37.5
		没有	10	62.5
		合计	16	100
企业2	农民工	有	57	76
		没有	18	24
		合计	75	100
	正式员工	有	147	79.9
		没有	37	20.1
		合计	184	100

农民工与正式员工对企业所提供的防护设施种类的选择情况相当，结果显示，企业提供最多的是有关尘肺病的防护设施，其次是中毒、眼病、耳鼻喉疾病和放射性疾病的防护设施。从员工的选择结果来看，企业在提供防护设备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会根据易患职业病的风险率和工种性质提供相应的防护设施。

第二，基本防护用品能保证提供，特殊用品支持不足。在调查中，当问及“工作过程中需要使用防护用品吗”，98.5%的农民工和96.1%的正式员工都认为在工作过程中应该使用防护用品来保护自身安全。企业所提供的免费防护用品中，安全帽、防护手套、防护鞋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眼防护用品和呼吸护具。总体上看，企业免费提供给正式员工的防护用品种类比例要略高于农民工，但两者间无显著差异(p>0.05)。由于部分员工临时会有工作需要，但是参与临时工作的员工就缺乏相应的防护用品。访谈中，农民工L1提到：“我们这一块需要安全帽、安全服和鞋，其他的就要看工作种类，比如防护镜之类的。但是我们没有，就只是平常的劳保用品。”

第三，两类员工防护用品的来源、获取渠道存在差异。从表2可以看出，89.3%的正式员工的防护用品是由企业免费提供；对于农民工来说，仅有49.3%的人可以免费获得企业提供的防护用品，而6.4%和44.3%的人需要自己掏钱自行购买防护用品或购买部分防护用品；农民工与正式员工防护用品的获取渠道存在显著差异，X2=76.610，df=2，P<0.01。企业2中89.1%的员工均可免费获得防护用品，比企业1高55.5%；企业1和企业2的员工防护用品来源存在差异，X2=137.192，df=2，P<0.01。进一步对每个企业中的员工防护用品来源进行分析，企业2中，农民工与正式员工防护用品的获取渠道存在差异（X2=14.845,df=2，P=0.001），77.9%的农民工和93.6%的正式员工均可免费获得防护用品，需“自己购买”和“部分自己购买”的总数分别为22.1%和6.4%；企业1，68.5%的农民工和58.8%的正式员工需“自己购买”和“部分自己购买”防护用品，两类员工获取防护用品的渠道不存在差异，X2=0.757，df=2，P=0.685。

表2不同类别员工及企业防护用品的来源情况

类别		项目	n	%
农民工		自己购买	13	6.4
		免费提供	99	49.3
		部分自己购买	89	44.3
		合计	201	100
正式员工		自己购买	3	1.4
		免费提供	183	89.3
		部分自己购买	19	9.3
		合计	205	100
企业1		自己购买	14	9.6
		免费提供	49	33.6
		部分自己购买	83	56.8
		合计	146	100
企业2		自己购买	3	1.1
		免费提供	237	89.1
		部分自己购买	26	9.8
		合计	266	100
企业1	农民工	自己购买	12	9.6
		免费提供	39	31.5
		部分自己购买	73	58.9
		合计	124	100
	正式员工	自己购买	1	5.9
		免费提供	7	41.2
		部分自己购买	9	52.9
		合计	17	100
企业2	农民工	自己购买	1	1.3
		免费提供	60	77.9
		部分自己购买	16	20.8
		合计	77	100
	正式员工	自己购买	2	1.1
		免费提供	176	93.6
		部分自己购买	10	5.3
		合计	188	100

在企业提供的除防护用品之外的其他劳动保护（如津贴、实物及其他劳动保护等）方面，26.6%的农民工未获得企业所提供的津贴、实物及其他劳动保护，与此相对应，正式员工未获得其他劳动保护服务的比例仅有1.1%，两类员工存在显著差异，X2=48.159，df=1，P<0.01。同时，企业1对员工的其他劳动保护力度显著低于企业2，X2=94.965，df=1，P<0.01，有37.2%的员工未获得除防护用品之外的其他劳动保护，企业2中仅为0.4%。对不同子公司的劳动保护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不同子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其他劳动保护的力度和方式不一样。表3显示，企业1中农民工未获得其他劳动保护的比例为42.7%，农民工和正式员工所获的劳动保护力度存在差异，X2=5.927，df=1，P=0.015；而企业2的农民工则100%获得了相关劳动保护，两类员工所获的劳动保护力度不存在差异(X2=0.349，df=1，P=0.555)；其中，58.6%企业2的农民工获得的是津贴，24.1%的获得的是实物，其比例均远远高于企业1的农民工。

表3不同子公司提供的除防护用品之外的其他劳动保护情况

类别		项目		N	%
企业1	农民工	有	津贴	6	6.2
			实物	9	9.4
			其他	40	41.7
		没有		41	42.7
		合计		96	100
	正式员工	有	津贴	6	46.1
			实物	2	15.4
			其他	4	30.8
		没有		1	7.7
		合计		13	100
企业2	农民工	有	津贴	34	58.6
			实物	14	24.1
			其他	10	17.3
		没有		0	0
		合计		58	100
	正式员工	有	津贴	118	70.7
			实物	27	16.2
			其他	21	12.6
		没有		1	0.5
		合计		167	100

2.3风险控制情况

设备维护工作中农民工的知晓率较低。有效的设备维护能够提升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程度，提升员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水平。调查表明，82.7%的正式员工和64.5%的农民工都指出企业会定期检查防护设备，认识到企业对防护设备和设施进行定期维护可增强工作的安全性。对于企业有没有降低安全健康危害的设备的知晓度，农民工回答为“没有”或“不知道”的比例比正式员工高20%，与正式员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X2=8.996，df=1，P=0.003。农民工与正式员工均认为，企业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性会定期淘汰一些老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但正式员工对企业此行为的知晓度要远高于农民工，认可比例为62.5%。

应急救援措施制定农民工参与率较低且存在企业差别。企业在员工工作的主要场所设置了安全通道设施，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供逃生使用。对于“您所在的公司有突发安全事件的应急措施吗”的问题，大部分的农民工和正式员工对企业突发安全事故应急措施的知晓度较高。但在应急措施的制定过程中，员工的参与度不高，79.4%的农民工未参与过相关安全事故应急措施的制定，农民工的参与情况与正式员工存在显著差异，X2=31.422，df=1，P<0.01；企业2中34.2%的农民工能够参与应急措施制定，该比例比企业1的农民工高20%。

风险控制及安全教育因企业重视有别。调查资料表明，企业1和企业2的员工对于“企业是否会定期检查防护设备”的知晓情况存在显著差异，X2=20.943，df=1，P<0.01；企业1的农民工和正式员工的知晓比例要低于企业2的员工，分别低13.5%和19.7%。知道所在企业有突发安全事故应急措施的员工人数为：企业1中62.9%的农民工和88.2%的正式员工以及企业2中81.8%的农民工和93.2%的正式员工知晓这一情况。

3讨论

上述结果表明：本次调查的企业在职业安全健康供给的情况是，在安全监管方面的供给能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处理好相应的监管工作；同时注意在劳动保护方面保证基本防护用品的供给但未能保证临时调换工作者的防护问题，由于存在用工体制的差别两类员工防护用品的来源、获取渠道存在差异；在风险控制方面，企业应急救援措施的制定以及安全教育等方面农民工参与率存在企业差别。

从调查单位表现出的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其职业安全健康工作在当前条件下确实具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存在着由于中国体制性原因导致的对农民工整体供给相对较差的问题。[1]研究同时发现，在该企业实施的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服务管理中既有集团公司整体一致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子公司由于重视程度、管理理念、领导思路、工作侧重点、经济效益等有差异，使得对农民工进行的职业安全健康服务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启示意义是：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安全健康服务重视程度较高，管理层对员工职业安全健康理念持认同和理解的态度，领导具备一定的认知和能力，职业安全健康制度的设计和执行能较好地平衡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和需求，则农民工所获得的职业安全健康服务的状况和结果较为理想。反之，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服务方面则可能表现为安全健康保障力度薄弱、健康保护不到位、应急救援用品和设备配备等供给不足、安全生产监管人员和职业卫生指导人员配备不足等现实结果。

由于体制的原因，导致农民工群体工作的不稳定性，他们容易形成职业的“暂时性”心理[2]而产生对职业安全健康的“忽视”；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的自身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其对用工风险、安全和健康防护认知不足，对企业所制定和执行的管理制度不积极、不关心、不过问的心态，则是形成这些既会危害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也会给企业的职业安全健康服务带来阻碍的重要主体原因之一。这方面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寻求加强安全健康教育的有效方式。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7,395万人[3]。他们的出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益明显[4]。然而，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大多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是职业病的高危人群。降低农民工职业伤害，维护其职业安全，既是保障劳动者生命权、劳动权等合法权利实现和劳动者职业安全治理的重要前提[5，6]，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企业战略发展的必然要求[7]。

概而言之，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服务供给条件的实现和维护，既依赖于雇用其的企业，也和其自身密切相关。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健康服务水平的提升需要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参考��献

[1]王彦斌，李云霞.制度安排与实践运作——对企业职业健康服务社会责任的社会学思考[J].江海学刊，2014，2:85-94.

[2]朱琳,刘素霞,张赞赞.影响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需求的自身因素分析[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1，7(4):80-85.

[3]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5-04-29)[2015-06-24].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4]沈汉溪，林坚.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测算[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1)：114-121.

[5]郝万奇.劳权保障:安全生产回归职业安全[J].长沙大学学报，2010，24(1)：60-62.

[6]舒德峰.问题与对策:我国劳动者职业健康权保护探讨[J].山东大学学报，2012，3：125-129.

[7]王彦斌.农民工职业健康服务管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观点的讨论[J].思想战线，2011，3(37)：33-36.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编号：10YJA840043）

[作者简介]王彦斌（1957- ），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组织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①]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EB/OL].[2015-04-08].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4/08/c_11149068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