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垃圾治理困境

张劼颖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5年6月

消费社会兴起与垃圾的大量生产

垃圾无处不在却不十分引人注目。一种商品或食物的使用价值在被丢弃后旋即宣告结束，它们被迅速清扫、转移、运输，离开人们的生活空间和城市的公开场合。然而垃圾并不会随着丢弃而消失，它是发展的、消费的、洁净的、便利的现代城市生活的另一面。

过去三十年，中国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民众的消费生活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革命：消费品种类繁多，不断推陈出新。一次性用品、智能电子产品在带给人们便利生活的同时，他们短暂的使用周期也制造了大量的垃圾；繁多的商品还带来多种包装物，它们则在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从商品到垃圾的转变；而在“刺激内需”、“电器下乡”，“结婚要有房和车”等梦想口号的感召下，更多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而刺激消费也意味着刺激“丢弃”。消费有快感，丢弃似乎也是一种乐趣，在时尚和潮流面前，“丢弃”不一定是因为商品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丢弃”和消费的行为在塑造着消费者的新身份，但与此同时，大量的城市“固体废弃物”（municipal solid waste）也被制造出来。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4年中国固体废弃物年产1.9亿吨，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一的垃圾生产大国。到2012年，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统计，全国的生活垃圾总量已经增加到了2.39亿吨。尽管垃圾生产量如此巨大，却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或许更多的时候，人们甚至将此当作一个发展的指标。但不可轻视的是，垃圾已经构成了中国环境治理和城市管理的一个严峻挑战，国外学者更是将生活垃圾带来的问题称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废弃物危机”。从08年至今，笔者持续关注和研究与垃圾相关的问题，并在北京和广州两座城市做田野调查，对象包括普通市民、环保人士、城市管理工作人员、相关科研人员、相关企业家、清洁工人、拾荒者、废品收购站经营者等，本文将基于此检视中国当下的垃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转型中国的“垃圾”生活史

美国学者Susan Strasser在其著作《废物与需要：垃圾的社会历史》4当中，书写了英、美的垃圾历史。她指出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垃圾”是个相当晚近的范畴，垃圾及其有关的生活实践、处理方法、法律和规定，都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在农业社会中，废旧的物品都会被尽量再造和再用，直至工业社会，人类生产生活当中本来循环的物质流动系统才成为了一个单向的系统。可以说18世纪到20世纪经济系统变迁的历史，也是“现代的”垃圾制造历史。曾经，对旧物的改造再利用的各种技能，是生产和家庭生活中人人必备的，对男性而言，擅长维修甚至令人联系到一种“男性气质”，而女性若擅于修补、再造，甚至是创造性的再利用废弃物材料，也能令她们成为更加令人敬佩的家庭主妇。在19世纪，和商业销售系统并行的，是一套废旧材料的回收网络，但这个回收体系随着火车、汽车等新型交通运输和销售系统的兴起而衰落，“新的就是更好的”的消费文化兴起，人们逐渐相信，基于技术升级和风格革新的商品更新换代是必须的。与此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清洁”、“方便”的观念，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生产的商品，如一次性的卫生巾、餐巾纸等。在此基础上，一套要购买、丢弃、更新而不是维修、重复利用的“垃圾文化”才逐渐形成。

在中国，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同样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关。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消费社会发展的速度更快，具有一种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特征，在几十年间，社会变迁更加迅速，相应的城市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也更为突出和集中。

在个体和家庭的层面，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我们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家庭的几代人当中，听到在美国跨越两个世纪的“垃圾”故事。对于老一代人而言，“露天垃圾池”并不陌生，同样熟悉的是垃圾池里焚烧垃圾带来的大火、浓烟和烧焦的气味。在老社区里，依然可见曾经广泛使用，如今被封锁的“垃圾道”——为方便高层居民倾倒垃圾，住户直接从本层的垃圾道口倾倒，垃圾就能经由道中直接坠落地面，与之伴随的是一层的住户对于夏天垃圾道令人不快的气味的记忆。在很多城市，垃圾都曾经仰赖清洁工人挨家挨户的摇铃收集，听到铃声就把垃圾送出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这些陌生的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相比，令年轻人感到更加难以理解的，是老一代对于“节约”、“节省”的执着，以及积攒废物的那种略显固执的生活习惯。老一代则“看不惯”年轻人的浪费，对他们而言，不再匮乏，绝对不是抛弃“厉行节约”、“克勤克俭”等“美德”的理由。

中国当代艺术家宋东在其装置作品《物尽其用》中展示了他的母亲一生积攒的各种物品。这个展览看起来蔚为壮观：上百块没有用过的肥皂、上百个牙膏皮、几百个空的塑胶瓶和玻璃瓶、不计其数的碎布头、各种材质、粗细、长短的线卷，还有各式早就不再使用的脸盆、热水壶、花盆、铁钉、棉被、小板凳、刷子等各式生活物件。宋试图理解母亲近乎病态的“囤积癖”，这种坚决不丢弃的习惯，可能与曾经的物质匮乏的生活经验有关，实际上类似的做法在老一辈中国人当中相当普遍。不过还有另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和理由：很多老年人强调，把这些年轻人眼中的破烂留下来，是因为“有一天可能有用”，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常常能够在后来的场合使用到这些东西：旧的袋子和盒子，减少了对新容器和包装物的使用，旧物被分解为零件组成新的物品，或成为修补的材料。这种“DIY”精神，和Susan Strasser在美国的前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初期观察到的非常类似。当然，节约还有一个显著的理由就是节约开支。而积攒的废品也可以卖给收废品的人，换取一点经济收益。

对垃圾态度的改变，实际上表现出一种伦理的变迁，不同的围绕垃圾的生活实践和惯习（habitus），背后是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以及相应的伦理观念，比如：“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否具有/有多大价值？以及应该被如何对待？”不同世代的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常有对立分歧。可以说，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物”具有不同的价值，“垃圾”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物品不同的使用和处置方式，折射着时代的道德和价值观，这是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有时候表面上相同的实践，实际上也可能出于对物质世界不同的理解和价值伦理观念。笔者曾经目睹过一次有趣的“相互误读”：在广州美国领事馆的一次面向中国公众的环保主题讲座上，美国领事向观众们赞叹：“中国人很环保，你们更多的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很多人习惯自带水杯，重视对水电的节约，还没坏的东西不会轻易丢掉。”中国观众听完大笑：“我们不是‘环保’，只是舍不得花钱！”

现代垃圾管理：城市的排泄系统

现代的城市垃圾管理系统的产生，同样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根据Susan Strasser的研究，在美国，关于“垃圾应该如何被处理”，“究竟谁有资格和义务管理垃圾”的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而这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目前，全球的垃圾处理普遍以“无害化处理”为标准，这是一种对垃圾现代化的、科技化的处理方式，包括对垃圾的收集（垃圾桶设置、垃圾中转站）、运输（特殊运输工具、运输路线）以及终端的处理（卫生填埋场、焚烧厂）。这套系统一般由市政府及其相关的环境卫生部门负责，和排污系统一样，作为基础设施，是现代城市管理技术的一部分，共同维系着一个现代城市的运转，好比城市的“排泄系统”。

中国现代化的垃圾管理（waste management）系统与安全卫生的“无害化处理”设施发展相对滞后于垃圾问题的产生。根据环保部报告， 2001年，政府才开始调查和监测全国范围内的垃圾处理厂；对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的关注和控制，则从2001年参加国际POPs“斯德哥尔摩公约”开始8，也滞后于污���物本身的生产。2002年，中国出台第一个有关城市生活垃圾的规定，而至此为止全国只有大约低于一半的垃圾得到了“无害化处理”。但直到2007年，针对生活垃圾管理的各个方面的法规才陆续出台。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2年)》和《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2年)》，2012年中国城市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84.83%，县城（不包括农村其它地区）的无害化处理率为53.97%。

在政府开始尝试建立现代化的垃圾治理体系之前，垃圾给中国城市带来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垃圾为什么会造成污染？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什么是环境科学中所说的“无害化处理技术”，它指的是在处理过程中通过技术控制垃圾的污染，“科学填埋”、“卫生填埋”和“无害化焚烧”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些方法。但“无害化处理”是一个技术的概念，它是时代性的、也是局限性的，实际上并不等同于彻底杜绝污染。此外，处理设施向大气、土地排放的污染物还可能造成“二次污染”。这些设施也是有风险的，虽然风险是个“概率”问题，但是一旦发生，比如失火、液体泄露或者爆炸，可能为环境带来的更大的危害。

当然，更显著的污染来自于没能被纳入无害化处理的垃圾。首先，随意弃置的垃圾会带来难闻气味和公共卫生问题。此外，得不到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当中的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和有毒化学物，会在垃圾中分解、析出，随着渗滤液进入土壤、地下水、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露天垃圾焚烧，还是目前被公众和媒体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雾霾问题的一个污染源。焚烧垃圾制造的不仅仅是烟气，其中的含氯物质还可能在焚烧的过程当中合成致癌物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污染物就是“二噁英”。

另外，在政府的正式处理体系之外，垃圾还有一个去向，就是非正式的回收领域，一个发达的从回收到处理的产业链，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正式经济”网络（informal economy）。这个产业链的底层是拾荒和废品回收大军，通常由流动于城市的农村移民组成。他们有的直接从垃圾里面捡拾、挑选，有的从居民手中收购，经过简单的分类处理和累积后售卖给规模更大的回收网站，而回收网站会再累积、转卖给更大规模的回收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回收者通过劳动使得本已经“零价值”的垃圾重新具有了使用价值，使垃圾最终变成原材料，进入回收再造厂的手中。这个产业的存在，确实节约了能源和物质，为制造业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原材料，使得更多的物质重新进入了生产和消费系统。然而，由于这个产业链是处于灰色地带的非正式经济，低端的作坊和回收网没有被纳入监管，整个网络没有很好的污染控制，从回收、分拣、处理到再利用，都存在二次污染的隐患。在处理再造的过程中，例如电子产品的拆解、塑料的再生，有毒物质都有可能在缺乏有效技术控制的情况下被排放，进入空气、土壤和水源。另一方面，底层的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剥夺，他们为回收厂创造低成本的原材料，但是作业环境恶劣，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却缺乏劳动保障。此外，拾荒者们还要承受因为每天跟垃圾打交道而带来的污名化和歧视。在北京，来自四川巴中仪陇、河南固始的拾荒者、收废品人从1990年代起就陆续来到北京，很多人已经来京二十多年了，然而除了有限的几个老乡之外，他们几乎不认识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坐过地铁，没有进过市区。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京郊某村的垃圾/废品从业者，在2008-2010年间，个人收入可达到1500-5000元每月，家庭收入则更多，但他们不愿意和当地人交往、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使用公共设施，一个很直白的理由就是：“怕人家嫌我脏”。一个四川籍的拾荒者告诉笔者：有一次有一个年轻姑娘走过他身边，毫不掩饰的捂着鼻子目光鄙夷的走过，他很愤怒：“你们家没有垃圾吗？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

城市化与“垃圾围城”

导演王久良的纪录片《垃圾围城》鲜明的道出了当前垃圾带给中国城市的治理困境。在这部作品中，他考察了北京周边大大小小的垃圾场，并把这四百多个垃圾场的位置标注在“谷歌地球”上，从地图上可以直观的看到，北京已经被垃圾包围，外围的垃圾场连成一圈，组成了北京的“七环”。

滞后的垃圾管理和处理水平，只是导致“垃圾围城”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代中国高速的城市化和新兴的房地产市场。对于当前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当中的中国城市而言，“垃圾围城”牵涉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因为截止目前主要采取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填埋”，其设施就会占据较大面积的土地。而想找到合适的土地做垃圾掩埋，政府至少面临这样一些困境：离城市较近的土地寸土寸金，同时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令人厌恶的垃圾处理设施还要面临周边居民的抗议；离城市太远的地方则要考虑运输成本，沿途建立更多中转站的成本，以及在过长的路线上垃圾变质的可能。一个更令人不得不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城市规划往往没能预见未来的发展情况，“垃圾”作为城市肮脏无用的“排泄物”，总是被试图排除到城市的“外面”。然而，一个快速扩张的城市，没有哪一片土地可以被确保是永远的、绝对的“外面”，这就是“垃圾围城”困局的本质。

作为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当中的另一极，农村也并没有逃离垃圾带来的问题。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经在2004年承认，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同样被卷进消费社会，垃圾的内容和数量与“毛时代”相比都已经发生巨变，但垃圾一直以最古老和“原始”方法被处理，学者赖立里曾观察到：在家里，农村居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现代化”，和城市居民一样消费着工业带来的商品，但是在室外，大量垃圾处理却还处于“前现代”阶段：直接丢弃到自然中，道边、河流里遍布垃圾的景象十分常见。

垃圾还以其令人难以预料的方式，把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和城市深刻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江西某村，村民处理垃圾的方法非常简单，直接堆积在房屋附近，等积攒到一定数量，就点火烧掉。另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垃圾倒入河中。村民们盼望下雨，因为雨水把垃圾冲走，河道环境也能得到改善。而这条河正是供给珠三角乃至香港的水源“东江”的上游。而在广州某村，村民把垃圾当作肥料放入菜地，这些垃圾并非纯粹的有机肥，而是包括塑料包装等物的一般生活垃圾。该事件被媒体披露后一时引起轰动，食品安全问题本来已经堪忧，现在又增加了“垃圾菜”的新问题，但报道却也引起了村民反感：蔬菜销售不出去，农民无法维持生计。笔者走访此村时，发现田间地头可见废旧电池、塑料制品等生活垃圾，农民们也并没有马上撤走农田里的垃圾肥堆。农民们解释说，用垃圾堆肥，是“老”做法，以前就这样做，并不是什么新事。当笔者指出现在的垃圾和以前的垃圾恐怕成分不同。一个菜农的回应则是：“现在所有的情况都不一样了，环境变了，空气都污染了，你怎么说?！”

焚烧技术遭遇“邻避”抗争——“别建在我家后院！”

面对“垃圾围城”，各个城市无地可用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开始将目光投向新兴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较之于目前广泛采用的填埋技术，垃圾焚烧比较快捷高效，而且占地面积更小。截止2013年9月，中国在建和建成的垃圾焚烧厂有159座左右，处理14.5万吨的垃圾，而在随后的四年，将有200座垃圾焚烧项目兴建，投资达到765亿，到2015年，焚烧垃圾就会占所有垃圾处理量的35%。有媒体和环保人士将这个大举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称为“垃圾焚烧大跃进”。以社会主义时代的“大跃进”来比喻垃圾焚烧项目的大举兴建，说明了这些垃圾焚烧工程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令人惊异，同时表达了一些疑虑。

为何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受到青睐？首先，它能够最有效和快速的解决垃圾处理的问题，而且这项技术比较成熟，在欧洲和日本都已经有广泛使用的先例；此外，在处理垃圾的同时，还能发电，符合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垃圾发电入电网还可以获得电价补偿，创造巨额收益。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谓一箭双雕。

尽管政府计划把焚烧作为未来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但是垃圾焚烧项目在各地，一经选址，都遭到周边民众的不约而同的激烈反对。城市管理者眼中先进、环保的垃圾焚烧设施，在周边居民看来却是可怕的污染制造源。除了感官和心理上的不快，居民们最担心的是垃圾焚烧的排放物带来的健康风险。垃圾焚烧的排放物里面可能含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比如“世纪之毒”二噁英——可能导致免疫、生殖系统的病变，亦可致癌。尽管技术上解释可以有效的把污染物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居民仍然抱有怀疑，此外，他们更担心的是垃圾焚烧厂具有的“风险”，也就是说，虽然危害的发生只是一种可能，但一旦发生，后果将是无法承受的。

政府寄望的垃圾焚烧厂，却成为了不受欢迎的邻居，在全国各地激起“邻避运动”（not-in-my-backyard）。抗议遍布全国，从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浙江，到广东，都有针对垃圾焚烧���的反对声音和居民行动。

2009年，广州番禺爆发的一场反对垃圾焚烧规划的抗议持续成为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10月份知悉一座垃圾焚烧厂即将建立在自家附近，当地居民们就开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到市政府和城管委门口集体**、在媒体上和政府持续的就垃圾问题展开讨论、向人大发布公开信并提出政策建议、开展民间座谈会等等。几个月后，运动成功致使垃圾焚烧厂停建和重新选址。这个突如其来的“胜利”令媒体惊喜和振奋，观察者们认为这场抗议是官民理性互动的典范。事实上，这场胜利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复制值得追问，“邻避运动”本身能否解决垃圾围城的困境也值得反思。如果这个公共设施是城市必需的，那么不建在“我家后院”，就不得不建在“你家后院”，尤其可能是那些比“我”更弱势的人家后院。无论如何，这场抗议成功的把垃圾问题带入公众的视野，2011年，广州新任市长上任，他将解决广州“垃圾围城”问题定为自己任期内的一个工作重点，甚至戏称自己为“垃圾市长”，开始探索在广州推行垃圾分类和计量收费的可能。而番禺的“反焚者”们，也没有因为抗议成功就停止对垃圾问题的关注，他们成立环保组织“宜居广州”，从环保的角度持续参与广州的垃圾治理。

没有垃圾的未来？

垃圾现象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折射的是国家的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迁。消费的狂欢带来大量生产的同时也导致大量垃圾产生，然而垃圾不会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此消失不见。它通过生态循环，或者是一阵风，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垃圾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最不被注意的副产品，但它带来的难题，像是对消费狂欢和无度饕餮的一种暗讽。当代盛世中国的垃圾治理，面临一个复杂的困局：市场尚不能为垃圾提供解决之道，无法消弭污染对环境的危害，而政府也面临两难：一方面是快速增长的海量垃圾，一方面是对大型设施激烈反对的民众，这是科学技术无法完全解决的难题，科学技术不仅无法确保垃圾处理设施真的“无害”，也不能说服民众不去惧怕技术和设施带来的健康风险。

垃圾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哪里？环保人士提出一个“零废弃”的概念（zero-waste），即尽可能的把废弃物减至零，尽可能的减少对于地球资源的无度开掘和消耗，对垃圾采用“3R”的措施：“减量”(Reduce)，“再用”（Reuse），“循环”（Recycle）。具体的实践例如垃圾分类、减少包装，回收废旧电器，以及对垃圾尽可能的资源化等等。“没有垃圾的未来”听起来似乎过于理想，各种具体做法的环境成本收益以及市场成本收益尚需要精细的计算和考量，不同国家、地域、阶层、世代的社会群体乃至物种的利益也需要加以保障与平衡。不过，这个概念作为一种“终极目标”和纲领，确实描绘了一个更加环境友善、可持续的未来蓝图。当然，对目标的实现，甚至接近都并非易事。一方面，这种全球性的概念，还需要“在地化”，根据本国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情况做出调适。另一方面，蓝图的实现，还需要政策的制订、科学技术的支持、市场的改革和配合、文化意识的转变，以及企业、消费者个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张劼颖，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