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的国际比较

及其理论启示

洪大用 范叶超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6期

[摘要]：基于ISSP2010 和CGSS2010 数据，本文就世界31 个国家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知、不同环境问题相对重要性的认识、环境问题危害的认知、环保责任主体的认知、本国环保工作的评价、环保政策的偏好、环境保护的意愿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求更加全面地观察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公众在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表明，环境问题受到调查各国公众的关注，但并没有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一些方面的分析结果似乎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公众具有更强的环境关心; 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分析结果又似乎说明环境关心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作者指出，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尽量采用同样的数据和比较指标，同时谨慎对待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国家分类进行比较，并在比较指标的选择方面力求全面合理。作者还结合数据分析对环境关心国际比较研究所涉及的“后物质主义转变”这一核心命题提出了初步的质疑。

[关键词]环境风险; 环境关心; 环境保护; 国际比较

当代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全球问题。这样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地球环境系统极其复杂、彼此相关、自成一体、不分国界，加上全球经济社会联系日趋紧密，局部的地区性的环境问题最终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造成全球性的影响; 二是工业化以来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不断累积，目前已经造成了对地球环境的整体性威胁( 例如广受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 ，自然也就威胁、困扰着世界各国人民。在此意义上，解决环境问题确实需要全球各国密切合作、共同努力，这里的合作主体除了各国政府之外，也应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其中公众的认知和行为无疑是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因素。由此，对世界各国公众环境认知和环保行为倾向进行调查和比较，就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意义，而在比较分析中发展出的方法论和理论解释亦可促进专业知识的积累，推动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鉴于此，本文基于2010 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简称ISSP2010) 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简称CGSS2010)的最新数据，对调查国家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研究回顾与数据基础

自上世纪90 年代初起，随着一些跨国环境调查得以实施，有关公众环境态度和行为的国际比较研究越来越多。整体上，这类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各国公众的环境态度与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可能的理论解释。

一些研究者发现: 公众的环境认知和行为倾向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由此，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的观点常常被用作理论解释的基础①。该学者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 post － materialism theory) 认为: 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20 世纪60 年代起整个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开始了一个明显的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转向，即从关注物质需要和安全需要，开始逐渐强调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突出表现为公众环境关心的显著增长。〔1〕一些学者直接指出，由于经济发展而驱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都对公众的环境态度和行为具有显著影响。〔2〕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分析，但是同样论证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公众环境态度和行为的正向影响。〔3〕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发现: 世界各国公众都很关心环境保护，许多不发达国家公众具有较高的环境关心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发达国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并不能对此给出合理解释。一些学者直接指出环境关心应被看作是一种全球现象而不是发达国家公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独有产物。〔4〕围绕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公众环保意识的成长，学者们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理论解释: 一是环境退化的驱动。即: 公众可能因为对客观环境退化的直接相关体验而关心环境，由此本国或本区域的环境状况对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差异具有重要影响;〔5〕二是全球化过程的驱动。即: 环境保护是一种全球扩散的社会现象，各个国家都纷纷成立环保部门和进行环境立法，跨国民间组织在欠发达国家积极传播环保理念，这些国家公众获得环保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从而使得其与发达国家公众之间的环境关心水平差异不断缩小;〔6〕三是政治情境的影响。马荃特派特( Marquart － Pyatt) 的最新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东欧六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众环境关心具有一致的特殊性，该学者由此认为国家制度特征和政治情境可能会造成环境关心的区域性差异。〔7〕

以上已有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全球公众环境关心的理解，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发现之间的差异有可能是受研究者使用数据和比较变量的影响〔8〕。从表1 可以看出，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分别来源于盖洛普星球健康调查( Gallup1992 ) 、两次国际社会调查(ISSP1993/2000) 和四次世界价值观调查( WVS1990 /1995 /2000 /2005) 。而且研究者用于比较的指标也不尽相同，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关注了公众环境保护的意愿。相对而言，邓拉普(Dunlap) 等人( 1997) 在研究中所比较的变量最为全面，但也还有不足。表1 已有主要研究的数据基础和国际比较的指标

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已有研究的大多数没能将中国纳入比较视野。在前述三种主要的跨国调查中，两次国际社会调查未在中国收集样本，而1992 年的盖洛普星球健康调查只在中国部分城市收集了509 个样本，四次世界价值观调查都只在中国内地的少数省份收集样本，因此，在这两项调查中涉及到的中国公众的调查均不是全国随机抽样。很显然，在当今世界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如果缺失了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缺陷。ISSP2010 和CGSS2010数据的同时发布，不仅使我们弥补这一缺陷成为可能，而且可以利用改进的、最新的数据分析最新的状况，因为已有研究主要是利用2000 年以前的数据，ISSP2010 在数据搜集工具上也做了必要的改进。

ISSP 是一个连续的跨国社会调查项目，为长期跟踪和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其2010 年的主要数据于2012 年8 月28 日发布，此次发布的数据覆盖了30 个国家: 阿根廷、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英国、以色列、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新西兰、挪威、菲律宾、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美国①。调查对象为16岁以上的各国公众，均采用随机抽样( 以多阶段概率抽样为主)获得样本。各国的样本量均在1000 －3000 个之间，30个国家的总样本数为41848个。CGSS 是中国人民大学发起的一个连续调查项目，其2010 年度调查纳入了ISSP2010 的全部环境调查项目，并与ISSP同步实施，在全国范围内针对16 岁以上的居民进行随机抽样，完成样本3716个。为了考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众环境关心的影响，我们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 GNI) 对各国所进行的分类，将ISSP2010数据中的上述30个国家划分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种类型，前者包括10 个国家②，后者包括其余的20 个国家。同时，为了直观地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将中国单独作为一个国家类别。另外，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31个样本国家视为一个整体，设“合计”一栏代表各选项占总样本量的百分比。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和比较分析的科学性，我们试图就各国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知、不同环境问题相对重要性的认识、环境问题危害的认知、环保责任主体的认知、本国环保工作的评价、环保政策的偏好、环境保护的意愿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比较，努力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以更加全面地观察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公众在环境关心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 一是公众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 二是与各种社会问题相比，环境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

( 一)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

调查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总体上说，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公众的相关回答情况见表2。由表2 数据汇总结果可以看出，整体来说，全球范围内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55.9% 的公众表示关心环境问题，其中“非常关心”的比例为24.3%; 只有15.9%的公众表示不关心环境问题。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略有差异。51.0% 中等收入国家公众表示关心环境问题， “非常关心”的比例为26.9%，表示不关心的比例为19. 6%;高收入国家中57. 2% 的公众表示关心环境问题， “非常关心”的比例为23.8%，不关心的比例为14.1%。相较之下，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较高， 表示关心环境问题的比例达到65.7%，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般水平。

国别比较分析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31 个国家中，公众对环境问题最为关注的前三位国家分别是加拿大( 76.2%) 、斯洛文尼亚( 74.0%)和新西兰( 70.6%) ，关心比例最少的前三位国家分别是南非( 41.0%) 、斯洛伐克共和国( 32.6%) 和捷克共和国( 28. 4%) ，中国位于第七位。

( 二) 公众对环境问题相对重要性的判断

整体上，在包括医疗保健问题在内的9 个社会问题选项中，公众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依次是“医疗保健”( 23.7%) 、“经济”( 23.3%) 、“教育”( 17.1%) 等，“环境”位于第六位( 5.2%)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公众对于重要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差异。中等收入国家认为当前本国最重要问题的公众比例依次是医疗保健( 21.8%) 、贫困( 19.2%) 和教育(18.5%) 等，环境位列第七( 2.5%) ; 高收入国家认为最重要问题的公众比例依次是经济( 29.7%) 、医疗保健( 23.9%) 和教育( 15.4%) 等，环境位列第六(6. 6%) 。中国公众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依次是医疗保健( 30.7%) 、教育(23.5%) 和贫困( 16.3%)等，环境位列第六( 5.5%) 。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31 个国家中，认为环境问题是其本国当前最重要问题的公众比例最多的前三位国家分别是挪威( 15.6%) 、瑞士( 13.5%) 和加拿大( 13.4%) ，但整体来看，即使在这些国家，环境问题也并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三国公众均将“医疗保健”选为当前本国最重要的问题。

三、公众对环境问题危害的认知

当进一步观察公众对具体环境问题及其危害程度的认知时，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各国具有明显差异，而且中等收入国家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危害有着非常充分的认知。

( 一) 公众认为最重要的具体环境问题

调查问卷中列举了包括空气污染等在内的10个具体的环境问题选项，询问受访者认为哪个问题是当前其本国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交叉分析结果见表4。表4 数据汇总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公众最重视的前三位具体的环境问题分别是空气污染( 21.8%) 、气候变化( 13.8%) 和水污染( 13.0%) ，相对重视较少的三个环境问题分别是水资源短缺( 8. 7%) 、核废料( 6. 4%) 和转基因食品( 5.0%)。此外，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公众对不同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中等收入国家最重视空气污染问题，高达27.2% 的公众将这一问题选择为当前本国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接下来是水污染( 14.2%) 和水资源短缺 ( 12.2%) 等问题;而高收入国家公众最为重视气候变化( 18.1%) ，其次是空气污染( 17.1%)和自然资源枯竭( 12.4%) 等问题。对比之下，超过三成( 34.7%) 的中国公众认为空气污染最重要，接着是水污染( 20.0%) 和生活垃圾处理( 17.7%) 。

在所有调查的31 个国家中，14 个国家公众最为重视本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最高比例为保加利亚，达39.7%) ，9 个国家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最重要( 最高比例为日本，达51.7%) ，以色列( 31.5%) 和南非( 26.5%) 的公众认为水资源短缺最为紧迫， 阿根廷( 25.8%) 和新西兰( 27.3%) 为水污染，法国( 30.1%) 为化肥和农药污染，韩国( 21.9%) 为生活垃圾处理问题，而美国和瑞士公众分别认为本国的自然资源枯竭( 27.7%) 和核废料问题( 28.7%) 最紧迫。

( 二) 公众对环境问题危害的认知

调查问卷中列举了7 项环境危害，分别是汽车造成的空气污染、工业造成的空气污染、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和农药、江河湖泊污染、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转基因作物和核电站，并让受访公众对其本国存在的上述危害的程度进行判断。可以选择的回答有“对环境极其有害”、“非常有害”、“有些危害”、“不是很有害”、“完全没有危害”和“无法选择”。为简化分析，我们将以上选择分别赋值为5 分、4 分、3 分、2分、1 分和0 分，进行累加，得分越高，表示认为环境危害越严重。交叉分析结果见表5。表5 公众对环境问题危害程度的认知。

表5 数据汇总结果显示，调查国家公众对所列举的7 项环境危害整体认为较严重，评估分值在中等偏上的比例占绝大多数( 20 分以上的比例为82. 3%) 。但是，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公众对环境危害的评估还是存在一定差异。从平均得分看，中等收入国家公众的是27.02 分( 标准差5.999分) ，高于高收入国家公众( 24. 87 分，标准差5. 339 分) 。若从不同分数区间的公众分布情况看，88.4% 的中等收入国家公众得分在20 分以上，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82. 4%; 中等收入国家公众得分在30 分以上的比例为29. 1%，明显超过高收入国家的13. 0%。综合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公众较高收入国家公众更为担忧环境危害。相较之下，中国公众得分在20 分以上的比例虽然也超过一半( 58. 4%) ， 但无论是从平均分( 20. 92 分) 还是不同得分区间的分布情况来看其对环境危害的认识还有不足。国别比较可以发现，得分在30 分以上的公众比例较高的前几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 44. 5%) 、智利( 40. 9%) 、俄国( 35. 8%) 和墨西哥( 32. 1%) 等，这几个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而丹麦( 7. 6%) 、瑞典( 7. 6%) 、瑞士( 7. 1%)、芬兰( 6. 8%) 、英国( 6. 6%) 和挪威( 3. 1%) 等高收入国家，其得分在30分以上公众比例都较低。

四、公众的环保倾向分析

面对环境问题及其很高的致害风险，乃至现实发生的环境危害，各国公众如何认识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如何评价本国环境保护的贡献，如何看待不同的环境政策选择，以及有多大的意愿为保护环境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都反映了公众的环保倾向。

( 一) 哪类国家更应付出努力

当今时代，虽然环境问题已是全球问题，威胁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安全和生活质量，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从全球环境恶化中所获得的收益不同，其应对和治理环境问题的能力也不同，因此各国之间在分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究竟哪类国家更应付出努力，调查各国公众又如何评价本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对贡献，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询问公众的看法，结果参见表6。

表6 数据汇总结果显示，42% 的受访者同意“在保护环境方面，富国应该比穷国作出更多努力”这一说法，但是也有35%的人明确表示不同意。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公众对此说法的态度具有明显差异。中等收入国家43.0% 的公众表示同意，另有32.3%的人不同意; 高收入国家公众只有36.1% 表示同意， 不同意的比例则高达41.1%。很明显，高收入国家公众的反对声音更强，与中等收入国家的期望有些相左。相比之下，中国公众的绝大多数期望富裕国家作出更多努力，表示同意的比例高达80.0%。

在评估本国环境保护的相对贡献方面，表6数据显示，调查各国46.7% 的公众认为本国在保护世界环境方面所做的工作太少，另有36.0% 的公众认为做得正好，认为做得太多的比例仅为7. 0%。进一步看，52.6%的中等收入国家公众认为本国在保护世界环境方面做得太少，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44.3%; 近四成( 39. 6%) 高收入国家公众认为本国做得正好，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1.9%; 高收入国家8.2% 的公众认为本国做得太多，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 4.9%) 。由此可见，高收入国家公众较中等收入国家公众更倾向于认为本国在履行国际环保责任方面已经做得更好、付出更多。中国公众中的多数同样认为本国在世界环境保护方面做得太少( 40.0%) ，只有近三成( 29. 8%) 的人认为做得正好，认为做得太多的比例也较低( 6. 5%) ，此外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公众表示无法选择( 23.7%) ，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反映出中国公众对世界各国环境保护了解的有限性。

( 二) 偏爱哪种政策选择

调查问卷中列举了三种主要的环境政策类型:重罚破坏环境的行为、税收手段鼓励环保行为、提供关于环保的信息和培训。询问受访者哪种类型的政策是能够让本国工商企业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哪种类型的政策是能够让本国的公众及其家庭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数据分析见表7。

由表7 数据可知，总的来看，调查各国公众对三种环境政策类型都有一定的支持，但最多的公众认为“让本国工商企业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是重罚其破坏环境的行为( 37.7%) ，而“让公众及其家庭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是向其提供关于环保的信息和培训( 43.0%) 。进一步看，这种选择并不具有十分明显的国家差异，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公众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一个稍显特殊之处就是高收入国家公众似乎对采用税收手段鼓励企业、公众的环保行为更为赞成一些，相应比例分别为36. 5%和31. 6%，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相对而言，高收入国家公众更少偏爱管制型惩罚政策。比较来看，中国公众对采用税收手段鼓励企业、公众的环保行为更加缺乏信心，相应的选择比例分别是18. 3%和20.0%，都是相对最低的。中国公众对于管制型惩罚政策的偏好则介于一般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表7 公众对环境政策的偏好(%)

 ( 三) 公众个人的环保意愿

调查问卷从公众的环保意向性和支付意愿两个方面对公众自我报告的环保意愿进行了调查。环保意向性方面设计了两个问题: 一是询问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像我这样的人很难为环境保护做什么”这种说法，二是询问受访者“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降低生活水平”;环保支付意愿方面也设计了两个问题: 一是询问“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二是询问“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缴纳更高的税”。在以上四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可以选择的回答依次是“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和“无法选择”; 第二、三、四个问题可以选择的回答依次是“非常愿意”、“比较愿意”、“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不太愿意”、“非常不愿意”和“无法选择”。

数据分析显示，对于第一个问题，全部有效样本中选择“完全不同意”和“比较不同意”的比例为44.9% ( 即认为个人可以为环保出力) ，其中，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52.4%，明显高出中等收入国家的32.7%，中国为40.4%，介于两类国家之间。对于第二个问题，选择“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公众并不多，只占总体的31.3%，即使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也只是33.5%，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23. 6%) 。中国为33.9%，相对比例最高。对于第三、四个问题，全部有效样本中表示愿意的公众比例都不高，分别为23. 3%和30.1%;在高收入国家，相应比例分别是33.5%和23.3%，中等收入国家分别是24. 6%和20.7%。相对来说，中国公众的支付意愿最强，有42.3%的受访者表示为了保护环境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33.9% 的受访者表示为了保护环境愿意缴纳更高的税。

为了进行概括和简化的分析，我们将以上四个问题的回答依次赋值为5 分、4分、3 分、2分、1 分和0 分，并进行累加，从而得到公众个人环保意愿的总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人的环保意愿越强。数据分析表明，高收入国家公众个人环保意愿平均得分为11. 19 分( 标准差3. 65 分) ，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 平均分9. 61 分，标准差3. 870 分) 和中国( 平均分10. 88 分，标准差3. 730 分) ，但是在高分段，中国公众的比例较高。参见表8。

由表8 数据可知，总的来看，调查各国公众的环保意愿得分集中在6 － 15分这个区间( 占85. 6%) ，没有意愿或者意愿很强的人都是少数。进一步看，中等收入国家具有较强环保意愿公众所占比例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公众得分在16 分以上的占到了16. 4%，更是明显超过高收入国家和一般中等收入国家。

五、总结与讨论

以上基于ISSP2010 和CGSS2010 的数据分析显示，调查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各不相同，但是都普遍存在着公众关注的突出问题。高收入国家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而解决了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并列时，各国公众明显更加关注医疗保健、经济和教育等问题，环境问题只是排在第六位，而且各国之间的排序差异并不大。由此可见，有着近期影响的、直接关涉公众日常生活的社会问题，更易引起公众重视。

数据分析同时也显示，随着全球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各国公众都对环境问题有所关注。超过一半的公众( 55. 9%) 自我报告对环境问题比较关心或非常关心，而且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差距不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有65. 7% 的公众自我报告关心环境问题，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般水平。很明显，环境议题已经是世界各国公众的重要议题之一。

进一步分析表明，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和水污染等具体环境问题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调查各国公众对于各种具体环境问题的危害都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危害评估分值在20 分以上( 最高35 分) 的比例达到了82. 3%，而且中等收入国家公众的平均得分要高于高收入国家公众的得分。特别是在高分段，中等收入国家公众所占的比例明显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等收入国家公众对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危害感受更为直接。

在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方面，调查表明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富国应该比穷国作出更多努力，其中中国公众持此观点的高达80%。但是，高收入国家公众对此赞成有限，他们更倾向于积极评价本国所作出的贡献，接近一半的人认为本国做得正好甚至做得太多。同时，调查各国公众中也有接近一半的人期待本国作出更大贡献。在中等收入国家，这种期待相对更为迫切。

在环境保护的政策偏好方面，调查各国公众整体上最为支持直接运用管制型重罚手段促使工商企业保护环境，同时认为“让公众及其家庭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是向其提供关于环保的信息和培训。进一步看，在相对意义上，高收入国家公众似乎对采用税收手段鼓励企业、公众的环保行为更为赞成一些，而更少偏爱管制型惩罚政策。中国公众则对采用税收手段鼓励企业、公众的环保行为更加缺乏信心，其对管制型惩罚政策的偏好介于一般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在公众个人的环保意愿方面，整体上看，调查各国公众的表现不是很突出。虽然有44. 9% 的公众认识到个人可以为环保出力，但是表示愿意为环境保护降低个人生活水平的比例仅为31. 3%，愿意出于环保目的支付更高价格的只占23. 3%，愿意支付更高税的为30. 1%。进一步分析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公众的个人环保意愿要比高收入国家的显弱。可见，当环境保护政策威胁到公众切身利益时，其所能获得的支持还是很有限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公众个人的环保意愿是明显强于高收入国家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之一般水平的，他们表示愿意为环境保护作出更多的个人牺牲。

与已有研究相比，由于数据来源和比较指标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很难说本研究证实了或者证伪了已有发现。随着跨国社会调查的日益成熟，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尽量采用同样的数据和比较指标，以积累可靠的观察结果。但是，就已有研究普遍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而言，本研究还是可以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 一) 简单地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国家分类进行比较需要谨慎。一方面，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在对待环境问题方面实际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说，在本研究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其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只是中等水平， 多数人更为重视经济问题( 36. 6%) ， 远远超过对环境问题的重视(4. 3%) ，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有很大差异。而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公众则有着明显强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环境保护意愿。另一方面，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影响公众环境关心的一个因素。事实上，面对差异化的环境问题，各国资源环境禀赋不同、人口状况不同、文化与制度安排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发展模式各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也有很大差别，这些因素都可以影响到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和环保行为倾向。由此，开展跨国比较分析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课题，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方面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 二) 在环境关心的界定和测量方面应该力求全面合理。本研究尝试就环境关心的多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其中，一些方面的分析结果似乎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公众具有更强的环境关心，例如不同国家公众对抽象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和个人的环保意愿存在差异; 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分析结果又似乎说明环境关心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各国公众都将环境问题放在了心目中大致相同的位置上，甚至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其公众更加直接地感受到环境问题的危害，更加期待本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手段，作出更大的环保努力。这样一种结果可能反映了各国公众环境关心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在全球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的今天，作为影响人类生存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比较普遍的关注，这种抽象的关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已经不大。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差异可能更多地影响到人们对具体环境问题的定义和对解决环境问题的看法。比如说，本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更加关注气候变化，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关注空气污染; 高收入国家更加强调环境保护的共同责任，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强调区别责任; 高收入国家更加偏好经济刺激政策，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偏好行政管制政策，等等。相比简单地讨论哪类国家具有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而言，更加全面地比较公众的环境关心，发现以上各个具体方面的差异，似乎更加有助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合作。

最后，针对已有研究围绕的核心理论命题，即“后物质主义”命题，我们认为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审视。该理论命题是针对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的变化而提出的，其所认为的价值观念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转向，是否真实地发生?是否是不可逆转的? 本研究表明，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调查所列举的9 项社会问题中，公众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经济、医疗保健和教育，而象征“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环境关注只是排在第六位。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西方社会是否真的发生过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真正转变。退一步说，假如真的发生过，那么只能说现在的西方社会又“转回”到了“物质主义”时代。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说明后物质主义转向是可逆的。为什么可逆? 实际上，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可以给出很合理的解释，即任何社会的基础都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没有哪个社会能够超越这个基础，西方社会也不例外。所谓关注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等“后物质主义价值” ( 这里权且搁置对这些价值是否是“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疑问) 都是依附于关注物质需要和安全需要这样的“物质主义价值”的，二者不可分割。如此一来，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质疑: 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彻底转变是否真的能够发生? 这个命题是否真正能够成立，是否具有充分的科学性? 相关问题值得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范叶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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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rechin，S． Ｒ． ＆ Kempton，W． Global environmentalism: A challenge to the postmaterialism thesi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94，75 ( 2) ，pp． 245 －269; Brechin，S． Ｒ． ＆ Kempton，W． Beyond postmaterialist values: national versus individual explanat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97，78 ( 1) ，pp． 16 － 20; Dunlap，Ｒ． E． ＆Mertig，A． G．Global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 anomaly for postmaterialism，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97，78 ( 1) ，pp． 24 － 29; Dunlap，Ｒ． E． ＆ York，Ｒ． The glob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the limits of the postmaterialist values explanation: evidence from four multinational survey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08，49 ( 3) ，pp． 529 － 563．

（5）Inglehart，Ｒ． 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43 societie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95，28 ( 1) ，pp． 57 － 72; Gelissen，J． Explaining Popular Suppor 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50 Nations，Environment＆ Behavior，2007，39 ( 3) ，pp． 392 – 415; Knight，K． W． ＆ Messer，B． L．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ross －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effects of affluence，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and world society，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12，93 ( 2) ，pp． 521 － 537．

（6）Dunlap，Ｒ． E． ＆ York，Ｒ． The glob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the limits of the postmaterialist values explanation: evidence from four multinational survey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08，49 ( 3) ，pp． 529 － 563;Knight，K． W． ＆ Messer，B． L．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ross －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effects of affluence，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world society，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12，93 ( 2) ，pp． 521 － 537．

（7）Marquart － Pyatt，S．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ross － national context:how do mass public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 with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Czech Sociological Ｒeview，2012，48 ( 3) ，pp． 641 － 666．

〔8〕Neumayer，E． Do we trust the data: On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cross－ national environmental surveys，Social sciece quarterly，2002，83 ( 1) ，pp．332 － 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