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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

汪晖 创造独立思考的批判空间——《读书》杂志与中国思想十年

2007-07-11 作者: 汪晖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编者按
   19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都持续处于巨变之中,中国思想界自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读书》杂志在中国思想界所处的特殊位置,近期出版的《读书》 十年文选,可被看作是记录这一深刻变化的重要文本。上周,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此专门举办研讨会,邀请王家范、葛兆光、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孙歌、许纪霖、戴锦华等京沪两地著名学者,就"《读书》和最近20年中国与世界的巨变"、"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思想和知识的新图景"、"视野和想 象:中国、亚洲与世界"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于此也可见知识思想界对这套文选的重视。我们在此刊发青年学者文韬与《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汪晖的对话,以飨读者。文中言论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2000年以后,这场在起初被人看作是"杯水风波"的思想运动波及到整个社会,从大众传媒到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问题最终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走向。

  一 九十年代与中国的特殊性

 

文韬: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读书》1996-2005年这十年间的精选集,从中不难看出,《读书》编辑部最看重这十年间在反思和推进改革、批判性思考全球化以及亚洲讨论等领域中的工作。要理解《读书》在这十年间做了什么,或许首先要理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意味着什么。您在精选集的序言中说,“我们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样贫乏吗?……相较于八十年代对于西方的崇敬,这个时代的思考中渗透了新的文化自觉;相较于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颓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重整思想的旗帜,建立批判的阵地;相较于过去时代的声调相对单纯的讨论,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容纳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声音。”九十年代的中心问题是什么?那个十年的思考对于今天意味着什么?

 

汪晖:90年代的第一个特点就是20世纪的终结。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一个企图用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突破19世纪—帝国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城乡之间、阶级和阶层之间的重新分化和相应的政治统治。但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革命终结的时期已经到来。失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冷战以社会主义体系的失败而告终结,全球化大规模地展开;二是社会主义在理念上提出了另一套价值,但是在实践上不得不带有很强的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复制性。正由于此,在反省二十世纪的悲剧时,许多人直指这个时代的革命实践,却从来不愿追问:到底20世纪的悲剧是19世纪展开的结果,还是要突破19世纪的结果?由于没有追问上述问题,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伴随柏林墙的倒塌,苏东体系的瓦解,被埋葬的不只是作为19世纪之展开的暴政,而且也是20世纪的理想和社会主义时代真实的成就—不仅是经济的成就,而且也是工人和农民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曾经获得的--也是并不稳定的--尊严感。

90年代的基调之一,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思潮凯歌行进,从俄罗斯、东欧国家到世界的许多角落。中国的情况与苏、东有着重要的差异,但在九十年代直至今天仍然受到这一潮流的深刻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进程导致了再度的社会分化,但这一再度的社会分化却没有产生再度分化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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