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明确创业的微观影响机制对推动我国创业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 年数据，本文考察了行动者的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考虑借贷参与的条件下，个体风险态度对其创业活动有着积极影响，并在城镇地区具有显著作用。（2）是否获得借贷、借贷渠道与借贷用途对创业活动也有显著影响：生产经营用途的借贷，无论来自正规渠道还是非正规渠道，均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创业活动；个体获得非正规渠道的消费用途借贷则与其创业活动显著负相关。通过分析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个体创业活动的关系，本文为理解个体创业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进一步从风险态度和借贷参与的角度探讨了激励个体创业的可行措施。

关键词：风险态度；借贷渠道；借贷用途；创业活动

作者简介：赵思博，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艾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张婷婷，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创新创业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助力，也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自2015 年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创业市场迅速增长。据统计，2020 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市场主体达1845 万户，每日平均新增市场主体6.76 万户；截至2020 年9 月，全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规模达 1.34 亿，在新冠疫情带来的复杂环境下，仍保持3.3%的同比增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0）。各类创业纷纷涌现，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学者们关注到创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围绕创业行为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国外学者加特勒指出创业行为受到个人、组织、创业过程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Gartner，1985）；提莫斯等进一步强调创业主体的多样性，认为应该开展个人、团体、行业、企业、社会等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Timmons et al.，1977）。以此为基础，国内学者从外部环境、个人特质、信贷约束等多个角度讨论了创业行为的发生条件，指出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保险参与、家庭净资产和风险投资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业的可能性（雷晓燕、周月刚，2010；陈其进，2015；陈志英、肖忠意，2018）。

创业者的风险态度和创业的资金来源是创业行为分析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围绕风险态度的研究认为爱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是创业者的必要特质。围绕创业客观条件即金融约束视角的研究，强调创业活动需要充足的启动资金。现有研究中，将两者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较少，分析重点也多集中于农村信贷约束（程郁、罗丹，2009；刘雨松、钱文荣，2018；张海洋、郝朝艳等，2015），较少关注城乡居民不同渠道及用途的借贷参与情况，以及借贷类型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置于同一框架之下，分析风险态度和借贷参与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机制。

二、国内外文献回顾

（一）创业

创业被视为一种职业转变的行为，创业以创办企业或自我雇佣为主要特征（Evans & Jovanovic，1989）。但创立新组织并非创业的必要条件，高经营成本、大生产规模的农户也可纳入广义的创业范畴（程郁、罗丹，2009）。本文主要沿用狭义的创业定义，将创业作为职业类型之一。

创业通常被视为高风险的经济活动。创业者经营并赚得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创业失败、商品价格不确定等风险。早期创业分析多从个人特质出发，讨论创业者的风险态度与创业活动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风险规避理论认为，创业者不同于他人的风险偏好和成就动机是其投身创业的主要原因，在相同的市场工资水平下，风险态度偏向冒险的群体愿意转变职业的临界工资水平更低，因此更可能成为创业者，而风险厌恶者则倾向于在雇佣关系中获得稳定收入（Kihlstrom & Laffont，1979）。伊斯瓦兰和克特威（Eswaran & Kotwal，1986）从金融约束和初始财富的角度对上述理论进行了补充，认为能否获得充足的运营资本是制约创业的主要因素。初始财富少、信贷约束强、民间融资乏力的个体会由于资本不足而被创业市场排除在外。

风险态度与金融约束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创业的发生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创业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对特定要素进行分析，其解释力明显不足。因此，在控制家庭资产及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前提下，本文将风险态度这一主观影响因素与借贷参与这一客观影响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分析两类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二者如何共同影响微观的创业活动。

（二）风险态度与创业

风险态度是面对生产活动的目的和生产结果之间的不确定性，不同的企业或个体所持有的承担或者规避的主观态度，并表现出对这种不确定性是否接受的心理状态（罗明忠、张雪丽，2016）。关于风险态度与创业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研究结论却存在诸多争议。20 世纪40 年代，奈特的研究表明，风险态度与创业间存在正向关系，高风险偏好者在创业中往往更为积极（Knight，1942）。希尔斯特伦与拉弗特提出的创业风险规避理论认为，风险厌恶者之所以偏好获取雇佣工资而非自己创业，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回报期望更低（Kihlstrom & Laffont，1979）。但反对派观点认为，个体心理层面的风险态度倾向具有不稳定性，对创业活动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Brockhaus，1982；Caliendo et al.，2009）。国内研究者近年来才开始关注风险态度与创业的关系，由于目标群体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上述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也有待进一步验证。吕静等分析了中国社会背景下个体的风险态度与家庭创业的关系，发现尽管在强弱不同的社会关系结构里个体风险态度对创业的影响效力略有差异，但偏好风险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吕静、郭沛，2018）。而针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研究却发现，风险态度保守的农民工投资回报期望更低，回乡创业规模和难度小，反而比风险偏好者表现出更多回乡创业行为（陈波，2009）。参照以往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风险态度对创业活动具有正向影响，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创业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借贷参与和创业

现有研究通常根据资金供给方受监管和约束程度的差异，将借贷区分为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两类。正规借贷指从银行等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处获得借款，通常需要系统的审批流程；非正规借贷指从非正式机构或者亲友处获得资金，参与形式相对灵活（尚华伟，2019）。从金融约束与初始财富理论出发，能否获得充沛的资金对创业活动至关重要。家庭财富常常被视为创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当无足够的家庭财富负担创业活动时，借贷资金则成为创业资金的重要来源。

大量围绕正规借贷与创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正规借贷与创业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正规借贷不仅能帮助创业者克服融资困难，还能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提供支持（张海洋、郝朝艳，2015）。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正规借贷具有较多限制条件，多数潜在创业者难以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充裕、公平的借贷服务，从而抑制了其创业可能性（刘雨松、钱文荣，2018）。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转向探讨非正规借贷对创业的影响作用。有人认为，在信贷约束普遍存在的情况下，非正规借贷可以降低资金获取难度，通过帮助个体获得新技术、提高受教育水平、保障健康等渠道，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助力创业活动（苏静、胡宗义，2013）。非正规借贷还被视为正规借贷的替代或补充，通过提供替代性金融服务缓解正规金融发展滞后为创业带来的约束（马光荣、杨恩艳，2011）。值得注意的是，非正规借贷有操作程序简单、偿还时间灵活、能获得借贷人全面信息的特点（李祎雯、张兵，2016），但基于亲缘、地缘或业缘关系的借贷方式，成本高、安全性低、违约风险大，并不适合市场化经济活动，非正规借贷规模过大还可能给创业者带来财务风险和负债危机（田霖、金雪军，2018）。

关于借贷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效应，存在两类不同的理解。第一类认为借贷获得通过增加个人财富，为创业活动提供运营资金，发挥融资效应，还能通过增加可掌握的流动资产，对创业活动发挥杠杆效应（Cocco，2005； Heaton & Lucas，2000）。第二类则着重关注借贷对创业的负面影响，提出获得贷款者拥有更高的风险规避倾向，以住房贷款为例，负担房贷的家庭创业发生率降低，房贷比例越高，家庭创业可能性越小（Bracke et al.，2013）。尽管目前研究者已从借贷资金渠道关注了借贷参与对创业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对借贷存在的两类效应加以分析，借贷对创业的差别影响可能与资金用途相关。经营型借贷有助于满足创业者在生产经营中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助于克服融资不足而造成的创业障碍，对创业活动发挥正向的融资效应或杠杆效应。用于教育、房屋、车辆、医疗等消费领域的借贷，不仅不能如创业活动一样带来即期收益，还可能会因偿还要求而增加个体的负债压力，抑制创业的发生（李孔岳、孙振宁，2019）。借贷资金的来源渠道和用途交互形成了多样的组合方式，从而深化了我们在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对借贷参与的内涵讨论及对创业影响的研究。本文根据借贷渠道和用途，将借贷参与进一步细分为正规经营、正规消费、非正规经营、非正规消费四种类型，进而探讨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无论通过哪类借贷渠道，个体获得经营性借贷，可能提高创业活动的可实施性。

假设三：无论通过哪类借贷渠道，个体获得非经营性借贷，可能降低创业活动的可实施性。

假设四：对比正规渠道的借贷参与和非正规渠道的借贷参与，前者对创业活动有更大的影响。

相比于现有的研究，本文主要的贡献在于：（1）引入借贷参与这一客观变量，探讨中国居民借贷参与（是否获得借贷资金）对创业活动是否具有影响作用；（2）进一步将借贷资金的渠道和用途相结合，更详细地考察借贷参与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为创业服务提供新思路；（3）在控制风险态度的前提下，考察获得金融资源的制度条件如何显著影响人们的创业活动；（4）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借助统计方法对大规模全国性样本展开实证检验，使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建立以下研究框架（见图1）。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年开展的第三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调查采取三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覆盖了全国29 个省（区、市）、351 个县（区、县级市）、1396 个村（居）委会，共获得37289 个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家庭人口特征及就业等方面的信息。由于本文主要潜在分析对象为具有创业可能性的群体，在对数据进行必要的清理后，剔除了15 岁以下和70 岁以上的样本，最终保留20664个观测值。

（二）分析模型

本文旨在探讨风险偏好、借贷参与和创业的关系，因变量——个人是否创业是二分类变量，故选择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Entrei 表示个体是否参与创业活动；Risk 表示风险偏好；借贷参与包括正规经营借贷、正规消费借贷、非正规经营借贷、非正规消费借贷四种类型，分别采用Borr_ZJ、Borr_ZX、Borr_FJ、Borr_FX 来表示；Control 为控制变量组；ε 是模型中未观察变量对创业的影响。进而，本文首先依次将各个变量纳入回归，以便分析各个自变量的影响效果；最后，将所有变量置于同一模型之中，考察变量的综合影响。

（三）变量说明

1. 创业活动

本文将当前职业状态具有“自我雇佣”特征的个体视为创业者。具体采用问卷中“你当前从事的第一或第二份工作的性质是什么”进行测量，答案设置有：（1）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2）临时性工作（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3）务农；（4）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自主创业、开网店；（5）自由职业；（6）其他。按照职业特征，本文将选择“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自主创业、开网店”的个体定义为创业者，将选择其他情况的个体视为非创业者。

在2015 年调查样本中，受访创业者2839 人，占总人数的13.7%。东部地区创业比例为15.04%（见表1）。城镇户籍创业者比例为15.02%，农村户籍创业比例为13.05%。

2. 风险态度

风险态度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之一。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直接询问了受访者的投资风险态度，题目为：“如果你有一笔资金用于投资，你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选项有：（1）高风险、高回报项目；（2）略高风险、略高回报项目；（3）平均风险、平均回报项目；（4）略低风险、略低回报项目；（5）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将选项反向编码后得到风险态度变量，取值范围为1~5，数值越大表明投资者风险偏好越强。

3. 借贷参与

根据借贷获得渠道，本文将借贷参与分为正规参与和非正规参与两类。在此基础上，根据借贷是否应用于创业活动区分出经营型借贷与消费型借贷，将两个维度进行组合得到四类借贷参与情况。

具体来说，正规借贷采用问卷中“你是否因生产经营、教育、购房、购车、土地有尚未还清的银行贷款”衡量，只包括已经获得借贷者，不包括想要申请或正在申请者。非正规借贷采用“您是否因生产经营、教育、车辆、土地、房屋、医疗或其他有尚未还清的民间借款”予以测量。问卷还具体询问了每笔借贷的用途，具体有“农业经营、工商业经营、教育、车辆、住房、医疗、其他非金融资产、其他原因”八类，文中将前两类界定为经营用途，将后六类界定为消费用途，形成正规经营借贷、正规消费借贷、非正规经营借贷、非正规消费借贷四个变量。参与的编码为1，反之编码为0。

4. 控制变量

影响创业的因素较多，参考以往研究，本文选择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家庭资产对数、所处地区作为控制变量，以减少在解释分析中的偏差。考虑到资金在高风险资产与创业投资上的可选择性，研究进一步将高风险资产持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去掉数据缺失样本后，最终的样本量为20664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不同风险态度下创业比例差异

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风险态度下创业活动参与比例的差异，本文将风险态度操作化为风险规避、风险中立、风险偏好三类。统计结果显示，风险规避仍是我国居民在金融资产配置上的主要特征。持风险中立与风险偏好态度的群体创业比例相近，分别为17.41%和17.06%，高于风险规避者（12.59%）（见表3）。

（二）不同借贷参与类型下创业比例差异

创业比例和借贷用途呈现较强的关联，获得经营性借贷的创业者比例明显高于未获得者，正规经营借贷、非正规经营借贷获得者的创业比例比未获得者分别高21.80%和14.26%，但获得非正规消费类借贷后创业的比例更低（见表4）。

（三）不同群体的创业比例差异

创业比例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的群体中的分布也有差异。具体而言，创业比例随年龄先上升后下降，30~39 岁年龄组受访者进行创业活动的比例最高，高中教育程度受访者的创业参与比例最高，几乎为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受访者的3倍，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受访者的创业比例仅为10.68%。已婚群体参与创业的比例比未婚群体高出3.44个百分点。健康状况也是制约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创业比例越高（见表5）。

（四）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的模型分析

1.基础分析结果

表6 报告了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 的结果显示，风险偏好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创业的可能性提高5.10%。该结果验证了假设一：风险态度与创业活动间具有正向关系。

模型6 报告了模型整体的回归结果，在加入所有自变量后，模型的贝叶斯信息指数下降，解释力较大。在纳入所有变量后，尽管风险态度仍对创业有一定正向作用，但不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与风险态度变量不同，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各类借贷参与对创业的影响方向与单个模型具有一致性，说明直接用于生产经营的借贷以资金支持的形式保障了创业参与，而作为负债的借贷参与对创业活动具有负向影响，但这一结论仅适用于非正规渠道获得的消费借贷。这可能与两类借贷参与群体的差异密切相关，对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参与正规消费借贷的2685 个样本中，80%的人的收入位于总体的前50%，而非正规消费借贷参与最多的收入组为50%~75%组，经济实力更强的前者拥有更强的债务偿还能力，负债对创业的制约效力较为有限，而对于中、低收入组来讲，借贷增加了其生活压力，降低了其创业积极性。

围绕风险态度与借贷参与对创业的综合影响可以发现，风险态度对创业影响的显著性因借贷参与的引入而消失。这意味着风险态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创业参与的差异，但借贷参与的影响力更强。此外，不同于假设四所提出的正规金融渠道具有更大影响力的看法（刘雨松、钱文荣，2018），非正规经营借贷对创业的解释力强于正规经营借贷，这可能受到借贷的可及性的制约。正规借贷尽管在可靠性等方面具有优势，但较为复杂的审核过程使其仅能覆盖有限的创业者，多数人仍需要寻求非正规借贷，以进一步提高创业的可实施性及可持续性。

在年龄方面，进行创业活动最积极的是30 岁以下群体，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职业转换成本逐渐提高，放弃原有职业进行创业的可能性降低；在性别方面，创业参与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这与以往认为男性更容易创业的结论并不一致。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改变，性别已不再是制约女性参与创业的关键因素。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具有最高的创业可能性，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受访者的创业可能性最低。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具有一致性（李孔岳、孙振宁，2019）。来自教育的红利已经让高教育水平的个体在市场上获得了不错的岗位，创业意味着放弃当前收入较高的稳定工作，机会成本更高。已婚与未婚人群的创业参与并无显著差异。相比于农村户籍居民，城镇居民参与创业的可能性低10.2%，这与描述性分析中呈现的城镇居民创业比例更高的现象具有差异，可能因为城乡居民创业很大程度上受到资金制约，在模型控制家庭资产对数这一核心变量后，农村居民反而表现出更强的创业意愿。

高风险资产持有对创业活动表现出了挤出效应，尽管高风险资产者在资产配置中购入股票、基金等方面表现出了较高的风险倾向，但因风险偏好已由参与高风险投资活动得到满足，并不会表现出对创业的热衷，反而会因流动性资金减少而降低创业参与的可能性。创业行为与外部经济政策环境同样有密切的联系。从区域来看，在控制其他条件，尤其是家庭财富的情况下，中部地区居民的创业可能性比东部地区居民高14.5%，这与描述性统计中东部地区创业比例最高的现象相矛盾。这是因为创业很大程度上受到启动资金的制约，而家庭财富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同样的财富水平下，中部地区有更多的创业活动。可以从创业需求和创业成本两个角度理解这一现象，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无须为了生存进行创业，在东部创业还面临更高的房屋、生产、人力成本，这使得东部地区的创业活动面临更大的挑战。

2. 风险态度为何失去解释效力?

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偏好风险者创业概率更高的结论，模型6 中风险态度对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了进一步明确是何种因素影响了风险态度发挥作用，模型7引入了风险态度与各类借贷参与的交互项。

表7 的结果表明，能否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经营类借贷对风险态度发挥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实施创业的关键在于创业资本的获得，在现实创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高风险偏好才能展现出对创业的积极影响力。

3. 影响效果的城乡差异比较

为了进一步验证分析模型的稳健性，本文按照户籍性质将样本分为城镇和农村进行讨论，得到表8 的回归结果。风险态度对创业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在农村地区并不显著；获得经营型借贷能够显著提高创业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在城镇地区的影响效力远大于农村地区；消费类型借贷会降低个体参与创业活动的可能性，但在农村地区，只有非正规消费借贷显著抑制创业。创业农户通常进行规模小、周期长的创业活动，缺乏认可度高的抵押物，难以获得正规机构放贷，因此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对非正规借贷表现出更强的依赖性（陈红飞，2009；陈军民，2010）。总体而言，风险态度对创业具有一定正向影响，但影响力度较小。经营型借贷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非正规消费型借贷对创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的结论是可信的，但对于风险态度和正规消费借贷在城镇和农村的差异表现，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五、结论

本文采用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针对风险态度、借贷行为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进行了讨论。首先，研究发现风险态度会影响个体的创业参与，在考虑借贷参与类型的条件下，风险态度虽具有一定积极表现，但仅在城镇地区发挥作用，且解释力度十分有限。而借贷参与对创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生产经营用途的借贷对创业具有正向效应，无论是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的获得，都能显著提高行动者的创业可能性；但出自非创业目的的消费性借贷则负向影响创业活动，尤其是非正规渠道的借贷会显著降低创业发生的可能性。此外，16~29 岁、初高中学历、家庭资产多的受访者，其创业可能性更大，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其创业可能性更低。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相比于东部地区受访者，中部地区的受访者拥有更高的创业积极性。总体而言，本文的假设二、假设三得到了证实，假设一只得到了部分证实（在城镇地区明显）。假设四提出的正规借贷参与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力的说法并未得到实证支持，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对城镇创业影响并无显著差异，而非正规借贷参与对农村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力度明显强于正规借贷。这与金融服务的城乡差异密切相关，尽管金融体系发展使得正规借贷的获得更便捷，但审查机制、抵押品等申请门槛的存在限制了正规借贷的普及性，尤其对基础设置相对落后、金融机构发展水平低的农村地区而言，正规信贷的获得更加困难。而非正规借贷与乡土文化的适应性使得非正规借贷灵活交换信息快速获得资金等优点得以发挥，有效克服了资金不足所带来的创业问题。基于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作为主观条件的风险态度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较为有限。这可能与当下居民较为相似的风险偏好程度有关。从调查结果来看，超过60%的居民厌恶风险，这不仅反映了大众对风险投资活动缺乏信心，也反映了对金融市场知识与信息的掌握较为缺乏。面对当前居民偏保守的风险选择，在今后创业引导的过程中，可以从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两个方面入手，引导大众改变对创业风险的固有态度。加强金融知识的宣传，降低信息流动的不对称都能有效发挥风险态度对创业的积极效应。

其次，作为客观条件的借贷参与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根据渠道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差异。从正规借贷入手推动创业参与，必须特别关注生产经营类贷款的申请和发放。为了规避不良贷款，银行在发放经营类贷款时，要求申请人提供动产或不动产抵押，同时要求申请人提供经营证明。尽管这有利于已创业者经营活动的维系，但对初始阶段的创业者而言仍有较高门槛，部分个人经营贷款最低申请金额在50 万元，部分创业者被拒之门外。此外，在城镇地区，农村的正规借贷的影响效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提高正规贷款的可及性，尤其关注农村区域经营类借贷的发展，能为创新创业带来更多活力。非正规借贷也是创业分析不能忽视的环节，它不仅仅能够弥补正规借贷的缺失，自身也是创业资金的重要来源，努力规范非正规借贷和激发非正规借贷在创业领域的潜能是目前迫切的任务。此外，分析还发现当前对高学历群体的创业引导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在推动双创的背景下，各地区先后推行了有利于高学历者创新创业的利好政策，例如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无抵押贷款，但尚未有力提高这一群体的创业参与度。此外，中部地区表现出的更强的创业积极性和因受财富制约表现出的较少创业的问题也值得我们重视，在今后的创业研究中，有必要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进行持续和重点的关注。

最后，正如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的那样，个人行动深受宏观结构的影响，同时，个人行动的结果会影响他人，微观层面个人行动的结合可能影响宏观水平的结果即个体行动会产生宏观水平的变化（科尔曼，2008）。从这个角度审视本研究，我们认为本研究虽然聚焦于个体的微观金融行为和创业活动，但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就业结构、方式和所遇挑战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设计亦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中国社会产业结构正在转型升级，原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尤其是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导致了诸多企业难以为继，解决好就业问题也成为关系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民生问题。同时，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兴起，个体行动者获得了丰富的市场信息平台和广阔的社会交往空间，这一新的基础性社会制度设施的日渐夯实为个体以“创业”实现就业提供了诸多新机会。本文发现婚姻、性别对个体创业并无显著影响，但是家庭金融资产以及获得金融资源的渠道和用途显著影响了个体创业。由此，本研究在金融微观制度层面指出构建多层次、多渠道金融资源供给体系，完善金融基础制度设施对于激励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就业、解决民生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经营性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内生关系，前者既可能为创业活动提供启动资金，也可能为已有创业活动维系提供资金补充，但由于缺乏时间性的变量，本文尚未能严格区分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的因果顺序。其次，本文使用截面数据，只能对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讨论，无法为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间的关系提供因果解释。再次，尽管在模型中尝试对区域特征进行了控制，但未能对此进行细致的讨论。最后，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未能对创业的规模和类型进行讨论，忽略了创业的不同特征。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将其作为新的关注点进行延展性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