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语言趋异及其社会学意义

汪幼枫

本文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五期

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当信息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语言趋同具有前所未有的便利性时,人们却反而要强调语言趋异,越来越多的人群试图通过语言的手段来创造并保持某种文化的、社会的身份。这是因为在现代文化环境中,语言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它是个人和群体的身份标识,是社会价值排序的重要标准,更是权力巩固的手段。通过研究语言趋异现象,可以为洞察隐蔽的社会问题和最广泛的大众诉求、正确理解社会关系和民族国家关系,从而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语言趋异;群体身份;社会价值排序;语言民族主义;权力

一、语言的趋同和趋异

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人类语言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所呈现的一大趋势就是趋异( lan-guage divergence)。①语言趋异是指语族或语群的分裂,它可能受以下若干因素影响:隔离、群体成员身份、时间、征服、移民、技术发现、接触交流、古文献译等。语言趋异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新的词汇、句式和隐喻等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会不断为某种语言或某些人群所接受,从而使该语言或该人群所使用的语言不断发生微小变异,逐渐在语言上产生了差异。语言趋异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例如,从原始印欧语向独立英语演变的语言趋异就经历了约6000年的时间。

与语言趋异相反的另一大趋势是语言趋同(language convergence),它是由社会接触和交流引起的,很多能说两种和两种以上语言的人会在一种语言中借用其他语言的语形和句法特征,从而使语言的类型趋同,在双语社区,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汉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汉语大量借用了英语的句式和词汇,从而使现代汉语比古汉语更加接近英语。但是,“如果促使(语言)变化的唯一力量是借用,那么可以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的差异会越来越不显著”[1](P116)。而现实情况是,语言趋异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语言趋同对人类语言发展趋势的影响,从而与后者共同影响着人类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根据人类学家的估计,在过去的500年里,有6000种语言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语言趋同的一个证明。但是,根据SLL国际最新版《民族志:世界语言大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仍有6912种已知的活语言,有39431种对于不同语言、方言及语说型式的明确称呼。虽然这其中有516种语言已濒临灭绝(指仅有少数年长者仍在使用),但是应该看到,这6912种语言都是最初的94种原始语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分化演变的结果。例如,在印欧语系之下,就有430种活语言,而这不包括各种语言中所包含的方言。这又证明语言趋异仍是与趋同并存的重要历史现象。

无论是语言趋同还是语言趋异,“日常生活中的说话者通常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用各种不起眼的方式修改自己的语言,可是……相对而言,语言趋异往往比语言趋同更容易引起社会的认知和关注。也就是说,人们有时候会不惜余力地以调度语言的方式来创造并维持一种少数派文化身份”[2](P8)。的确,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语言趋异出现了一种新的特征,即有一种越来越普通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群试图通过语言手段来创造并保持某种文化的、社会的身份。他们故意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背离主流语言的标准和形式,促进语言趋异,使语言成为一种重要身份标志和符号。然而,“这种语言学上的抵制并非来自对于标准形式的无知,相反,保持非标准的形式往往需要相当高程度的语言意识”[2](P8)。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意识到语言交流的便利性对于社会生产和发展的重要性,因为语言互通可以极大地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鉴,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历史上的语言趋异大多是由各种历史事件如移民、征服、通商等导致的自然历史进程,很少出现某一人群为了某种非语言的目的而特意促进趋异、拒绝趋同的情况。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当信息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语言趋同具有前所未有的便利性时,人们反而要强调语言差异的重要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检视和分析现代社会环境中造成语言趋异现象的主要原因。

二、导致现代社会环境中语言趋异的基本因素

事实上,尽管语言在趋异过程中发生的许多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却没有定论。语言人类学研究对此提供了若干解释,现阐述如下:

1.语言自身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没有任何一门语言可以保持静态

在正常的社会进程中,造成语言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种: (1)语言之间会发生选择性借用,如英语大量借用法语词汇、全球化趋势使英语大量进入世界各地的语言中、中国的开放和崛起又使汉语开始进入英语中; (2)社会的进步发展致使新词汇和新用法不断涌现,新的理念、新生事物、新的思维模式都需要语言做出相应的调整,尤其体现在科技等发展迅速的领域。此外,当今日益增强的专业化趋势也使很多领域都发展出一套专门的词汇表; (3)人类似乎存在一种倾向,即竞相使用那些新颖巧妙的习语、实用的交换词汇或新奇时髦的发音,只要不严重妨碍交流,大众就会乐于接受这些新元素,因此,在一种语言被简化、清除掉不必要的复杂结构或短语的同时,总会有新的结构、短语和用法产生。[3](P383)

2.特殊群体倾向于使用特殊的语言来标识其成员身份和价值认同

专门词汇的发展和使用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语言进程,它往往深受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于各种社会群体而言,使用特别的词汇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交流该群体所共同关注的特殊事物,一方面也可以将特殊词汇作为一种标志手段,使该群体的成员区别于群体之外不使用这套词汇的人。又如,在阶级社会中,上层阶级可能通过发音方式使自己区别于下层阶级,以显示其社会身份,而下层阶级也可能通过特殊的发音方式来彰显一种阶级团结。在这里就存在着一种语言的悖论:语言也有阻碍交流的作用,可以限制不同群体之间的自由交流。但是,这种语言隔阂有助于创造强大的群体认同感。[1](P111)

专门术语的使用不仅体现在诸如nonnasal-ity(口腔)、Rorschach test(罗尔沙赫氏测验)、serialmonogamy(连贯式一夫一妻制)等深奥的专业词汇上,还体现在常见词汇的特殊用法上。例如,在华人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中普遍使用的“田野工作”一语,对于外行来说,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行话,它实际上是从英语的fieldwork(实地考察)翻译而来,无论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种译法是否妥当,现实情况就是几乎所有相关专业人士都在如此使用“田野”一词,甚至衍生出“做田野”即进行实地调查这样的说法。

群体间的发音差异同样可以被视为词汇层面上的差异。除了不同阶层的人群出于各种原因会特意保持独特的发音外,本地人群可能通过发音来使自己区别于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也可能通过发音来表达一种文化或价值观上的态度。如在新格兰海岸,传统的海岸语调标志着对海岸价值观的坚持,而在上海,很多外来人口会很热衷地学习上海方言,以充分融入海派文化;但也有很多外来人口虽然听得懂上海话,却始终不学习说上海方言,成为所谓的“接受型”(receptive)或“被动型”(passive)双语人士,①这里面当然也折射出这部分人士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所以,语言的认同往往暗示着文化价值观的认同,语言的差异往往暗示着某种程度上的抗拒。

3.征服与语言民族主义( linguistic nation-alism)是语言变化的强大驱动力

“欧洲500年的殖民史显示,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的征服或许是语言变化最强大的驱动力。……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政治强权造成了语言侵蚀,甚至是彻底绝迹。……事实上,在过去的500年中,战争、流行病以及殖民政权和其他入侵者所强制推行的同化政策已直接导致全世界约10000种语言中的4000种消失。”[3](PP383-384)

社会征服一方面造成了语言趋同,但在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语言趋异。很多丧失或部分丧失了母语的被征服地区不一定会完全使用征服者的语言,于是就出现了混杂语言(pidgin)和克利奥尔语(creole)这样的新型语言。②

值得注意的是,当语言变化成为政治变化的直接后果和显著标识时,语言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所以,当面临强大的外来政权文化征服的现实或威胁时,很多地区和国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语言民族主义。[3](P384)语言民族主义指少数民族,甚至整个国家通过将外来语从本民族或本国语言中清除出去来显示其独立性和独性身份的一种努力。这是语言趋异在当代出现的新特征。法国人定期从法语中清除外来语;以色列将原本已经死去的希伯来语复活,并将之作为以色列官方语言;美国的印第安犹他人部落实施犹他语复兴计划;英国的影视剧越来越多地使用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方言;大多数苏联共和国努力复苏其传统民族语言。这些都是语言民族主义的体现,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强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这实质上是将语言变成了争取社会权利的重要手段。

上述理论都有其独到之处,但还不足以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趋异现象。应当认为,语言趋同在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寻求交流手段的需要,其前提就在于文化的多元和语言的差异。全球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是这并不能消解不同文化在基本价值、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异,也不能消解不同文明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植根于不同文化的重大差异,而是在异中求同。语言作为文化或文明的要素和存在方式,由于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因而不能不保有趋异性,而以趋同作为处理语言差异、实现文化交流的手段。趋同不是使多元归于同一、差异归于消泯。相反,人们总是借助语言趋同,实现多元文化间的交流,从而维持多元的文化认同;与此相联系,在趋同的过程中,人们也总是在坚持和发展本身语言文化的同时,将所谓通用语言本土化、阶层化,使之成为本土文化、本阶层文化的一部分,以彰显自身的身份和价值追求。这就决定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趋异的必然性。

三、现代文化环境中语言趋异的社会学意义

检视导致现代文化环境中语言趋异的基本因素,不难看出,语言趋异不仅是单纯的语言学现象,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学现象,它与身份的确认、社会价值排序以及权力的巩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身份和社会价值排序归根究底是属于“权力”的范畴。自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问世后,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历史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化的研究更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语言就是权力”[4](pxiv),作为身份的象征、社会价值排序的标准、权力巩固的手段,语言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配。

首先,语言作为身份的标识,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社会“权力”分配状况的确认。以专业词汇为例,在语言趋异的过程中,专业词汇的使用在通过阻碍交流创造强大集体认同感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普及和群体复制的难度,从而确保了对专业知识和信息的某种垄断地位,由此导致的专业人才稀缺性(利用语言屏障有效地阻止大众进入该领域)则有助于提升该群体在社会价值排序中的地位,而地位就意味着“权力”的分配。例如,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历史叙事”非关“历史”,而是有关文学理论,则会被文学批评界认定是圈外人而被边缘化。此外,对专业术语或行话的掌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在相关领域或行业的资历,这也是群体内部成员进行身份确认的标识之一。正因为语言具有这样的身份标识功能,圈外人要进入某个群体中并获得一定地位,往往需要从语言着手,模仿圈内人的词法、句法,甚至是语音语调。例如,当前很多大陆艺人在公开场合会模仿港台艺人,使用非常生硬的语音语调和句式,仿佛从小并未接受过普通话训练。这是因为没有接受过适当的普通话训练的港台艺人,似乎代表着更为前卫和时尚的理念,刻意模仿所谓的“港台腔”,可以提升自己在特定人群中的地位。与此相似的现象是,很多港台艺人会在说话时夹杂很多英语词汇,正如很多美国时尚界人士喜欢在说话时夹杂很多法语或意大利语词汇一样。这是为了表明自己与某个被视为更为精英因而更有地位的人群具有某种联系。

其次,作为社会价值排序标准,语言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和深刻的层面影响着社会的“权力”分配,排序靠前的人群自然拥有话语霸权,而排序靠后的人群自然处于失语状态。新的语言现象出现并流行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时是描述新事物、表达新理念的需要,有时则反映了上升中的社会事物、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情感取向,以及上升中的社会问题。在现代文化环境中,无论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某种语言变化,一旦这种变化开始流行,尤其是进入现代媒体的领域,则大多数人都将不得不接受它、效仿它,至少必须了解它,否则就会被视作无知、落伍,甚而无法顺利获得有用的信息并进行正常的交流。现代媒体的高科技特点,使信息畅通、谈吐时尚具有一种成功、富有、先进的意味,而与之相反的信息闭塞、谈吐落伍自然具有一种失败者的色彩。不能跟上新的语言趋势所导致的挫折感、失败感和羞耻感,使现代社会的人们尤其热衷于追随语言的新变化。率先使用新词汇、新用法的人群,往往具有一种社会的和语言的(而非语言学的)优越地位,而对语言变化的效仿情况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价值排序的追求,反映了社会话语-权力分配的变化。例如,在现代社会,公司白领中流行的新词汇被社会效仿的几率要远高于蓝领阶层,而白领阶层又会从时尚杂志上了解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的流行动向,这表达了一种在权力阶梯中向上流动的愿望。城市青少年和热门行业中所流行的新词汇成为流行的风向标,因为这两种人群处在上升状态或鼎盛状态,意味着希望和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某种新用法按照排序规则自上而下普及之后,便会失去其原有价值排序标准的意义,于是,位于上层的人群又会发明一套新的词汇表,从而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如在喜剧小品中,传统的笑点之一就是让农民满口流行词汇,而通过小品再次流行起来的词汇虽然可能具有了新的幽默意味,但却失去了最初的排序意义。之所以说“语言就是权力”,是因为在语言的这种变化中,在价值排序表中位置靠后的人群总是处于失语状态,语言的变化很难反映他们的问题、价值观和情感取向,不到情况已经严重到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他们的诉求就很难从语言变化中体现出来。应该看到,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的兴起可以说是对上述既定规则的一种反抗,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也为此提供了便利,这同样增加了语言趋异的变数。

再次,如果说语言的身份标识和社会价值排序功能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与语言趋异相关的话题则是语言民族主义。以近年来关于美国黑人语(Ebonics)的地位之争为例,黑人语究竟是一种俚语,是英语的一种变体,抑��是一门独立于英语的语言?例如, Ibeen done talk,究竟应该将这句话看作是Ihavetalked的错语表述,还是应该将它看作是具有内在语法逻辑和高级结构模式的黑人语的正解表述?在语言学上,何种方言被确定为标准语言是由语言之外的力量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方言本身的间接功效。在历史上是如此,在今天也是如此,对于英语是如此,对于汉语也是如此。这种决定力量是政治的,经济的,而非语言本身的。因此,语言歧视也就隐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歧视,从而使说什么语言、不说什么语言具有一种社会定位的功能。在一个由所谓的“标准”语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使用“非标准”语言的人群是语言上的弱势群体。语言人类学家罗恩·凯普哈特指出:“或许这就是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有重要工作要做的地方:唤起公众明白并意识到语言、文化和生物的差异意味着什么,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意味着什么。”[1](P121)

可是,人们不由要问,既然黑人语有碍黑人青少年改变社会价值排序并进入主流社会,那么为什么黑人不愿意抛弃黑人语,全面接受并使用标准英语呢?

语言学家已经发现,语言能够反映社会结构、共同价值观念和群体所共同关心的事情。比如说,在一个战争文化占有重要地位的文明中,其语言中会包含有大量与战争有关的隐喻。英语就是其中一例,如to conquer the outerspace(征服外太空), to fight against poverty(与贫穷作战), to defeat the disease(战胜病魔), tocapture ones heart(俘获某人的心),等等。语言学向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范式的转变,从侧面说明人类已经意识到语言对于思维的塑造力量,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影响着说话者的现实。以黑人语为例,它除保持了美国黑人祖先所说的西非语言的语音模式、语法技巧甚至词汇之外,还能最真实地反映黑人的生存现实。它具有极富创造力的表达方式、令人称道的韵律感和音乐感,当然,也夹杂着大量按照主流标准来看属于肮脏字眼的用语。但是,这的确是黑人的语言,它反映了一个长期受到精神和肉体上残酷压迫的最底层人群的渴望、不满和愤怒,就算转而使用白人的标准英语,也不能改变美国黑人所处的现实。对于黑人语权利的坚持,是对自欺欺人的一种拒绝,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坚持,是对自身身份和权利的一种坚持,无论这会对黑人青少年的在校教育造成何种影响,都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同理,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兴起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对当代世界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一种拒绝。如果说,既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只能巩固既有的权力体系和社会价值排序方式,那么非主流群体为什么要参与维护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呢?毕竟, Bigger isbetter(越大就越好)只是英语社会的文化价值隐喻,[5](P23)并不代表世界的现实就是如此。所以说,拒绝使用标准语言就意味着拒绝认同主流文化价值观;坚持使用本民族、本群体语言就意味着坚持本民族、本群体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反普世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它是民族国家、弱势群体和非主流人群对于自身权利和文化身份地位的诉求,也是人类社会寻求多元化发展、探寻多元化生存方式的结果。这就是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在语言趋异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四、结　论

应该看到,语言变化所依据的原则,只能由历史来确立,语言趋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和反映,非人力可以操纵。由于语言具有身份标识、社会价值排序标准和权力巩固的三重功能,所以,研究语言趋异,能够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多元社会关系和民族、国家关系提供帮助。

首先,语言趋异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人类的愿望、恐惧和诉求总是会在语言中得到自然的流露,收集并研究当下流行词汇总表中各类词汇所占比例的变化以及语言流行的过程和普及的路径,有助于了解社会心态的复杂构成,了解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之间生存状态、价值诉求,以及话语权的社会分配状况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分布。而所有这些信息都有助于澄清社会关系的现实,指出原本可能被忽视的社会矛盾和重要社会问题所在。

其次,语言趋异是一种文化现象。毋庸置疑,积极地学习、模仿和使用其他语言意味着文化认同感,在当代则表现为文化的社会性认同以至世界性认同。文化认同意味着价值观的接受,所以,一门语言在某一地区的普及状况,可以折射出该语言所表述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在该地区和人群中被接受的程度。但是,语言的趋同是相对的,不同阶层、人群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因社会历史、文化根源而存在差异,这是任何持多元主义观点的人都予以肯定的事实。因此,分析语言趋异现象,对于多元社会寻求社会共识、构建社会价值体系,从而确立有凝聚力的社会意识、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还应该看到,语言变化的背后总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当一个国家或民族更关注经济发展和交流时,它可能对于学习与使用新词语和外来语言持非常宽大、非常积极的态度,例如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当一个国家或民族感到自己的文化及政治存在受到威胁时,往往就会对语言的发展持保守态度,甚至兴起语言民族主义,例如当代的法国和以色列。因此,语言的变化趋势可以为正确判断社会发展状况、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状况提供依据。

作者简介:汪幼枫(1972—　),女,江苏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和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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