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比较、相对收入与生活满意度①

王俊秀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采用一项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并使用地区经济指标，对不同形式的相对收入如何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没有绝对收入明显；城市居民与地市居民平均收入差代表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收入等级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对不同收入的五个居民群体分别回归发现，多数居民与收入相近群体相比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社会比较；相对收入；生活满意度

从伊斯特林（Easterlin）发表经济增长不会提高幸福感（happiness）的所谓“幸福悖论”(paradox of hap⁃piness)研究②以来，幸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热点。③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国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种宏观的视角进而引发出对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反思，涌现出大量的幸福经济学研究和著作，探讨以人的幸福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路径。④心理学研究一直关注影响个人幸福感的因素，个人经济状况被作为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⑤的重要影响变量，出现许多解释收入与幸福感的理论。⑥近年来，受心理学社会比较、社会适应等理论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相对收入（relative income）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⑦但相对收入不同于绝对收入（absolute income）那样单一或客观，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不同的研究者选取不同的方式来定义相对收入，但却缺乏对不同相对收入之间的对比研究，因此也就难以准确回答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对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后，用一项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对地区经济指标、个人或家庭收入，特别是不同类型的相对收入如何影响幸福感进行探讨，调查数据中幸福感测量采用的是生活满意度。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收入与生活满意度

伊斯特林分析美国的数据发现，经济增长并不会提高幸福感。⑧西方国家几十年来的数据显示，除德国、意大利等国在人均收入增长下平均幸福感有小幅增加外，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平均主观幸福感却没有增加, 甚至有所下降。⑨黄有光发现东亚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快乐指数却低于其他国家。通过横断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以及过去评价和未来预期等比较研究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以下结论：在同一国家时间序列数据没有显示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提高使得幸福感提高，而横断数据分析显示收入高的人平均幸福感更高，但其相关不高；国家之间比较则发现，富国比穷国更幸福；但若按照收入分组，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⑩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不太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收入与幸福感有很强的正向相关关系，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也有研究者发现，收入对幸福的正向影响很小。

（二）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

为了进一步解释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采用了相对收入的概念，伊斯特林是强调相对收入决定性作用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有研究者发现，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个体的主观评价实现的，个体的性格、经历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比较理论，由于自我评价缺乏客观标准就需要以其他人为参照。因此，与他人比较后的相对收入在评价自我幸福水平时比绝对水平更敏感。

（三）参照对象与相对收入

相对收入关键的问题就是选择参照对象，目前研究中用参照组来度量相对收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性别、年龄、地域等来确定参照组。另一��是根据被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来确定参照组，分别与他人收入对比、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对比，或与期望收入对比。国内研究中罗楚亮使用地区平均收入、家庭收入、与五年前比较的生活状况作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官皓则使用个人自身经济地位评价作为相对收入参照。

尽管目前相对收入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比较理论，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参照群体不明确，按照社会比较理论，人们选择比较对象时根据具体情境存在不同的动机，可能出于自我提升、自我证实、自我满足或自我评价，因此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比较策略，向上比较、向下比较或相似比较（也称平行比较），而比较之后的效应也会不同，可能出现对比效应、同化效应，甚至同时存在对比和同化效应。所谓对比效应是指向上比较会降低自我评价，向下比较提高自我评价；同化效应是指向上比较提升自我评价，向下比较降低自我评价，比如与优秀者比较后差距低于预想可能会产生自豪感。比较效应反应在情绪上就是正向、负向或中性的体验。可见，社会比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是不确定的，都存在完全相反的可能性，因此，对于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来说就是难以确定的，比较方式也同样存在三种可能性，比较之后对应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也难以确定。

目前研究中，研究者把研究对象的收入放在研究总体中来确定相对位置，或者要求研究对象自己确定自己收入的相对位置，其并不存在明确的比较对象，只是一种收入的相对地位。这样的相对收入实际上已经把社会比较过程极大地简化，比较动机是对个人收入的评价，比较对象的选择是相似他人，比较产生的是对比效应。当然，也应该看到社会比较过程的复杂是因为评价内容复杂，而收入与个人能力等难以量化的特性比起来相对简单，并有数量化的参照，因此，如果不考虑其他的社会比较动机，仅就自我评价来看，假设收入比较产生的是对比效应，在这些前提下，不同的幸福感水平是由于选择不同的比较对象产生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转而去考察向上比较、向下比较和相似比较哪种比较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高？

这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向上、向下和相似的界定。经典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和自己相似的人进行比较，相似指的是评价维度的相似，如果以收入为评价维度，就是与更高收入、更低收入或收入相似的人比较。而戈瑟尔斯（Goethals）和达拉（Darlay）认为相似指的是关联属性的相似，就收入而言，人们不一定和自己收入相似的人比较，而是和自己出身、生活环境、年龄、受教育程度，甚至能力等个性方面相似的人比较。笔者认为，就收入的考察来说，评价维度和相关属性的结合才是选择社会比较对象的策略，一个人不会单纯地去和另一个人的收入比，比较对象一定要与自身具有关联性，关联越大，越容易发生比较。

（四）研究假设

在以往的相对收入研究中，研究者常根据被研究者的收入排序确定其相对收入地位，但这些研究基本的假设是把一个地区平均水平作为被研究者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而忽略了与被研究者的关联的相似性。此外，研究者通过统计数据获得地区平均数，并把个体收入与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但个体其实并不了解一个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不知道自己与平均收入水平相比是高还是低。故本研究我们除了引入了统计数据中的地区平均收入外，还考察了调查数据中收入的众数和百分位数。另选择了关联程度不同的地区，以及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作为相似性的区分类别。

由于关联属性的相似程度越高，越容易作为社会比较对象，因此，与参照对象关联属性越相似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越大。个人所生活的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关联属性，个体归属地区的单位越小越会成为参照对象。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作如下假设：

假设1：个体与地级收入水平的差距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高于与省级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个体与省级收入水平的差距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高于与全国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

许多研究证明相对收入影响生活满意度，收入水平高低与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这可能与人们的社会比较策略、个体社会比较的倾向性和个性等因素有关。但我们认为总体上，向上的比较使得生活满意度更低，但由于人们对收入水平的感知是模糊的、精确性并不高，但人们可以把自己的收入归入大略的等级。因此，收入的等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高于绝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假设2：与高收入等级的人相比，低收入等级的人的生活满意度更低，差距越大，生活满意度越低。

个体的社会比较倾向和个性特点会影响社会比较策略的选择，从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个体对现状的评价如果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虽然不能完全反映个体特征，但可能表现出一种习惯的比较方式。个体习惯于给出较低评价，则说明他们倾向于向上比较；反之，倾向于向下比较，习惯于中庸评价的，倾向于相似比较。则有以下假设。

假设3：评价倾向越低，生活满意度越低；评价倾向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中庸评价倾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也属于中等。

一些研究还发现，相对收入对不同收入人群产生不同效应，使收入低于参照组的人群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效应，而对高于参照组的人群的正效应则相对要低。因此，就有以下假设。

假设4：高收入人群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正，低收入人群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负，中等收入人群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的负向影响高于正向。

柳波莫斯基（Lyubomirsky）和罗斯（Ross）对比考察了不同的社会比较信息对快乐的人和不快乐的人的影响，结果发现,面对向下比较信息时，快乐的个体和不快乐的个体的反应没有差异，均产生对比效应。而在面对向上比较信息时，不快乐的人对信息更加敏感，大大地降低了自我评价水平，产生明显的对比效应；快乐的人自我评价水平得到提升，产生了同化效应。因此，正、负倾向的心理体验变量和乐观、悲观的未来预期是相对收入的调节变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由此提出假设5与假设6。

假设5：倾向于正向心理体验的人，生活满意度高于倾向于负性心理体验的人。

假设6：对未来预期乐观的人生活满意度高于未来预期悲观的人。

下面我们将通过不同群组之间的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来考察不同参照对象下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验证本研究的各项假设。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于2011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55个各级城市和地区进行了电话问卷调查，调查采用PPS抽样，对象为18岁至75岁之间的居民，各省获得的有效问卷数量在1500份以上，31个省共获得的有效问卷51100份。城市和乡镇样本是根据被调查者在当地居住6个月以上确定的，调查中城镇样本30971个，占总数的60.6%，农村样本20129个，占总数的39.4%。

本研究因变量为总体生活满意度，题目为“总体而言，您对当前自己的生活状态的评价是？”选项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计分方法依次为5、4、3、2和1。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经济状况变量包括绝对收入（城市家庭月收入、农村家庭年收入）、不同类型的相对收入、地区经济指标（GDP、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人均消费支出；调节变量包括心理体验、未来信心和评价倾向，其中心理体验是平时疲倦、烦躁、焦虑、紧张等负向体验的程度，未来信心是指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评价倾向是被调查对象对交通、安全、食品、行政效率、教育、医疗、生态、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评价总体的倾向性，根据高低分为5个等级。

调查中的生活满意度采用了里克特5 点量表，因此统计分析采用了分类有序变量的回归方法（PLUM-Ordinal Regression）。由于城市和乡镇问卷调查中收入等题目不同，因此对城市和乡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重点考察不同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所采用的相对收入包括城乡居民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的差，城市居民与城市调查总体平均收入的差，农村居民与农村调查总体平均收入的差，城乡居民分别与所在省、市、自治区调查总体平均收入的差，城乡居民收入与所在地市调查总体的平均收入差。分析时还采用了与平均收入的倍数分组。此外，考虑到平均数是调查后获得的数据，分析中尝试用众数来代替平均数，相对收入就是城乡居民与城乡调查总体收入众数的差距。由于调查收入与真正收入的差距，分析中还采用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全省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相对收入就分别是城乡居民与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差，以及城乡居民与所在省市自治区平均收入的差。另外一种相对收入是按照收入在总体中所处的比例和等级。分析发现，收入与总体差距的比率、收入与众数的差与收入与平均数的差在回归分析中并不显著，以上各种类型的相对收入单独进入回顾模型均显著，但控制了绝对收入等因素后多数都不显著。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用统计数据的收入代替调查数据平均收入的相对收入上。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进入回归模型的经济变量主要是城市家庭月收入和农村家庭年收入，代表地区经济差异的各省GDP和全省人均消费支出，和城乡居民与全国、省级、地市级平均收入的差和收入等级构成的相对收入。

（一）不同相似程度关联属性

下页表1和第47页表2分别比较了三种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前者为城市居民，后者为农村居民。表1中模型1的相对收入为城市居民与全国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数的差，模型2为与全省（市、自治区）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数的差，模型3为与所在市（地）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数的差。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绝对收入分别是全国、全省（市、自治区）和全地（市）的城市居民家庭月收入平均数。分析结果显示，绝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且收入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但本研究中所有的经济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都很小。对于城市居民来说，GDP（也包括人均GDP）单独进入模型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控制其他变量后均不显著。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只有模型3中是显著的。只有模型3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差距越大生活满意度越低，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更多与本地市的居民进行比较，但相对收入的系数很小，影响很低。研究还发现，其余各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极其显著。与女性相比，男性生活满意度更低；与61-75岁年龄居民相比，各年龄组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都低，年龄差距越大，生活满意度差距也越大；与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的居民相比，其他受教育程度居民生活满意度均低，差距较大的是初中、高中和小学文化程度居民；负向情绪体验越频繁生活满意度越低；对未来生活越有信心，生活满意度越高；评价倾向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相对收入分别为农村居民与全国、全省（市、自治区）和全地（市）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数的差，绝对收入分别为农村居民全国、全省（市、自治区）和全地（市）农村居民家庭年收入平均数。结果显示，绝对收入、GDP和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是显著的，但三个类型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不显著。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较大，仅有模型4和模型6中的本科程度组与研究生组相比有显著差异，其余各组则无显著差异。与61-75岁组相比各组居民生活满意度均低，总体趋势与城市居民相近。青年生活满意度最低，尤其是31-40岁组。其余变量的结果与城市居民的结果相同。

这样，假设1只在城市居民中得到了验证。

（二）收入评价等级

表2中模型7和模型8分别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等级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到，两个模型中的绝对收入、GDP和人均消费支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都显著。性别、负向情绪体验、未来生活信心和评价倾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与前面模型中的结果一致。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城市居民与研究生学历比较生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农村居民初中到大专组不显著。18-30岁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最低，18-40岁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最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与收入等级高的居民比，收入等级越低生活满意度越低。这个结果验证了假设2。

表1略

（三）不同收入水平居民

第48页表3中模型9到模型13分别是对城市居民收入由低到高分为五个等级（下、中下、中、中上和上）的生活满意度分别进行回归，相对收入采用与所在地市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差。结果显示，绝对收入对于收入等级属于“下”、“中下”、“中上”和“上”的居民组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但对收入等级属于“中”的居民组影响不显著。GDP则在所有各组中均不显著。人均消费支出只对收入等级低的两个组的影响显著。除了收入“中”等和“上”等51-60岁组居民外，年龄对其余各组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均显著。受教育程度只对收入最高的两组居民中学历高的居民影响显著，如模型12中中等和高等学历居民，模型13中初中以上居民。重点考察的是相对收入，结果显示相对收入只对“中下”和“中上”两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相对收入对低收入的“下”影响为负，对“中”、“中”和“中上”三组影响为正，与假设4一致，但相对收入对“上”的影响为负，与假设4不一致。其余各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为极其显著。

表2、表3略

表4中模型14到模型18分别是对农村居民收入由低到高五个等级的生活满意度分别进行回归，相对收入采用与所在地市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差。结果显示，绝对收入只对“中上”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GDP则只对收入“中下”和“中上”居民影响显著。人均消费支出则对所有五个组的影响均显著。相对收入则对五个组的影响均不显著，只对“中下”一组的影响为负，其余均为正，农村样本并不支持假设4。性别对收入属于“下”和“中”的居民影响不显著。51-60年龄组中除收入属于“中下”组与61-75岁组比较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外，其余各组均不显著，更低年龄的各组影响均显著。只有收入属于“中”的不识字居民和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居民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其余居民则均不显著。负向情绪对低收入两个组中的偶尔有负向情绪者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对于各组影响显著。其余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显著。

表4略

（四）评价倾向、心理体验和未来预期

从表1到表4的18个模型中，评价倾向的回归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评价倾向越低，生活满意度也越低，完全支持假设3。总体上看，倾向于负向情绪的人生活满意度更低，支持假设5，但只有农村居民收入属于“下”和“中下”两组不显著。未来生活信心越高的居民生活满意度也越高，支持假设6，仅有农村居民收入属于“中下”，没有信心和信心不足两组略有数量的差异。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经济性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普遍较低，无论是绝对收入、地区经济指标还是各种类型的相对收入。

（2）不同类型的居民，特别是城市和乡村居民经济变量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一些差异。绝对收入对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有影响，这与罗楚亮的研究的结论一致。但GDP只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对城市居民影响不显著。人均消费支出与之类似，城市居民只对与所在地市居民平均收入比较时的影响才显著，而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

（3）尽管本研究尝试了许多种不同的相对收入，但相对收入对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没有比绝对收入更明显，仅在城市居民中关联相似性更大的与地市居民平均收入差代表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这与国内一些研究的结果不太一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相对收入的比较对象不明确有关，无论是地级、省级还是全国，平均收入依然不是一个人人熟悉的数值，同样地，众数也一样。对于多数人来说，统计上的省级、全国平均收入或者不熟悉，或者并不成为一个比较参照。

（4）与选择参照对象的相对收入相比，收入等级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的高低。但对不同收入的五个居民群体分别进行回归发现，多数居民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收入等级看似矛盾，也不支持假设4，其实这一结果可以理解，因为假设4与收入分等的假设相似，就是收入高的人自然会与比自己收入低的人比较，生活满意度会高，收入低的人所面对的更多是收入高的人，生活满意度就会低，处于中间则效果不是很明显。对不同收入等级组分别回归时他们的比较对象变成了所在说如等级中的内部比较，相对收入的差异缩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降低，出现了多数情况的不显著。

（5）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学变量和调节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经济性变量大。这可一直从不断加入模型过程中伪R方的变化可以看出。人口学变量中，男性生活满意度低于女性，这与以往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一致。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更低；但农村居民不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并不显著；在不同收入居民分组后，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仅限于较高收入且较高受教育程度居民。不同年龄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大致的趋势是年纪越小生活满意度越低。调节变量中负向情绪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为负，未来信心高低、评价倾向高低对应着生活满意的高低。

（6）由于本研究的城乡居民问卷有差异，因此城乡居民的样本分别回归分析，从统计结果看，城乡居民群体在经济性变量和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在相对收入上，城市居民在文化程度上高于农村居民，收入货币化程度更高，获得居民平均收入资讯的机会更多，因此居民对于个体收入的相对高低的估计更精确，这也就使得相对收入差异的衡量更接近实际情况，这可能是研究中相对收入衡量方法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的原因。

本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从社会比较角度研究相对收入需要在问卷设计上启动参照对象，在明确了具体的比较方式后才能比较好地看出相对收入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注释：

①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

②⑧Easterlin. R.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 David and M. Reder（ed.）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4.

③Kahneman, D. & Krueger, A.B.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 2006. pp. 3-24.

④伯纳德·M. S. 范普拉格、埃达·费勒-i-卡博内尔:《幸福测定：满足度计量方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布伦诺·S.弗雷、阿罗伊斯·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娄伶俐：《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傅红春：《满足与幸福的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⑤在心理学中生活满意度一般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一种度量，二者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

⑥李静、郭永玉：《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载《心理研究》，2008（1）。

⑦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载《财经研究》, 2009 (11)；任海燕、傅红春：《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载《南京社会科学》，2011（12）；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载《南开经济研究》，2010（5）。

⑨鲁元平、王韬：《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评述》，载《经济学动态》, 2010（5）。

⑩赵奉军：《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载《经济研究》，2004（5）。

􀃊􀁉􀁓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载《财经研究》, 2009（11）; 吴丽民、陈惠雄：《收入与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以浙江省小城镇为例》，载《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朱建芳、杨晓兰：《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载《统计研究》，2009（4）。

􀃊􀁉􀁔谢识予、娄伶俐、朱弘鑫：《显性因子的效用中介、社会攀比和幸福悖论》，载《世界经济文汇》, 2010（4）；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载《社会学研究》, 2011（1）。

􀃊􀁉􀁕Easter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7, 1995. pp. 35-47.

􀃊􀁉􀁖Cummins, R. A.Personal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review.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 2000. pp. 133-158.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1954. 7, pp.117-140.

􀃊􀁉􀁘奚恺元、张国华、张岩：《从经济学到幸福学》，载《上海管理科学》，2003（3）。

􀃊􀁉􀁙Clark，A. E. and Oswald, A. J.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1, 1996. pp. 359-81; Van deStadt，H., Kapteyn, A., Van de Geer, S. The relativity of utilit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7, 1985. pp. 179-87; Ferrer-i-Carbinell.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Public Economics 89, 2005. pp. 997-1019.

􀃊􀁉􀁚Graham and Pettinato.Happiness, markets, and democracy :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appinessStudies, 2001, (2). pp.237- 268.

􀃊􀁉􀁛􀃊􀁋􀁒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载《财经研究》，2009（11）。

􀃊􀁊􀁒􀃊􀁋􀁓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载《南开经济研究》, 2010（5）。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 1954. pp. 117-140; Wayment. H. A., Taylor, S. E.Self-evaluation processes: motives, information use,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4), 1995. pp.730-757; Gervey, B. M. The conditional role of positive mood in self -evaluation: Further evidence for the pragmatic self-evaluation frame⁃work, Doctor Degree for New York University, 2003.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 1954. pp. 117-140; Wills, T. A.. 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 in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0, 1981. pp. 245-271; Goethals G. R., Darley I. M..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 attributional approach. In J. M. Suls. R. I. Miller.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Washington，DC: Hemisphere, 1977. pp. 259-278; D. C. Wood, J. V. Taylor S. E., Lichtman R. R. Social comparison in adjustment tobreast canc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1985. pp. 1169-1183.

􀃊􀁊􀁕Blanton H.. Evaluating the self in the context of another: The three-selves model of social comparison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In: G Moskowitz (Ed.), Cognitive social psychology: The Princeton Symposium and the legacy and future of social cognition. Mahwah,NJ: Erlbaum, 2001. pp. 75~88; Collins R. L. For better or worse: The impac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on self-evalu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1), 1996. pp. 51-69.

􀃊􀁊􀁖 Stapel, A. D. & Koomen,W. The impact of interpretation versus comparison mindsets on knowledge accessibility eff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7, 2001. pp. 134-149; Mussweiler T, Strack F. The“relative self”: informational and judgmen⁃tal consequences of comparative self-eval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1), 2000.pp.23-38.

􀃊􀁊􀁘Goethals G. R.，Darley I. M.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An attributional approach. In J. M. Suls. R. I. Miller，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Washington，DC: Hemisphere, 1977. pp. 259-278．

􀃊􀁊􀁙Clark，A. E. and Oswald，A. J.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1, 1996. pp. 359-381；Fer⁃rer-i-Carbinell.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2005.pp. 997-1019.

􀃊􀁊􀁚Lyubomirsky S, Ross L. Hedonic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omparison: A contrast of happy and unhappy peo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6), 1997. pp. 1141-1158.

􀃊􀁊􀁛用人均GDP代替GDP后发现二者结果相近。

作者简介：王俊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态、风险认知和风险社会、社会空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