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万磊 后现代史学视野中的空间研究——以天安门建筑群的分析为中心
2007-10-22 作者： 魏万磊
作者简介：魏万磊，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
内容摘要：时间构成了历史长河的一维性，空间构成了历史画面的三维性，时间和空间既能塑造历史记忆，又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变量。具有政治象征的公共建筑集"物质结构"、"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于一身，成为探讨政治、历史与艺术关系的最佳切入点。而时间和空间的矛盾在政治性建筑中的表达也十分明显，这种矛盾决定了建筑给人的感受。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构成了中国政治合法性体系的论证，显示了历史记忆的塑造与政治言说体系的构建内在的一致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合法性体系；天安门建筑群；历史记忆；空间安排
一、问题的提出
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哈里斯说过："建筑是如何体现其本质的呢？它必须把那些人们容易想当然或忽略的自然成分彰显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其本质。"[1]（p115）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生产力的硬要素中，人是生产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工具是生产力高低的主要标志，二者共同决定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深度。但生产力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生产关系的中介，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生产关系的体现者--阶级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要的分析单位。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又分为体现为国家暴力机器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政治上层建筑以及体现为宗教、艺术、道德等的思想上层建筑。由不同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的性质。本雅明则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看成一种隐喻关系，上层建筑里的一个词可以还原到可感知的基础上，一个概念也可以转化成为一个隐喻[2]（p231），这样就毫不费力地避开了一切中介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这种转化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现实中的人群一样复杂，可是总在互动中形成一股流向。基于此，本雅明把人群作为自己基本的分析单位。而建筑是人群生活的场景和人群的生产品，本雅明对建筑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注。建筑作为客观实在属于物质范畴，作为艺术属于意识范畴，一些带有历史积淀和政治色彩的公共建筑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也能反映时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同时还承载着社会变迁所凝聚的历史记忆。可以认为，政治性公共建筑集"物质结构"、"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于一身；在这里，"文化表象"与"物质结构"合而为一，凝固了时人的实践活动，表现为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统一；它们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也可以从它们身上还原出当时特定的生产方式，并不需要其他中介，这样就表现为一种艺术的自我决定，或许也可以称为"艺术的自治（autonomy of art）"。这种"艺术的自治"使得把时间和空间作为历史研究的变量成为可能。如果说马克思对于政治、历史与艺术关系的初步思考侧重于谁决定谁的问题，本雅明显然更倾向于思考极权主义背景下政治、历史与艺术新的构成和关系，有着更强的现实关怀。为了对抗"为艺术而艺术"的法西斯化倾向，本雅明提出了"政治化艺术"（Politisierung der Kunst）的主张[3]（p508）。本文无意透过对政治性建筑的解读发展马克思和本雅明的观点，而是希图用政治性建筑作为一个政治性话语表达的载体，来阐明历史记忆的塑造与政治言说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问题。
在中国，最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莫过于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建国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整修扩建，占地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现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广场周围组成了包括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在内的公共建筑群，其布局庄重谨严。"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坐落在广场北端；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广场中央；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和壮丽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广场的东西两侧遥遥相对；毛主席纪念堂和彩绘一新的正阳门城楼，矗立在广场南部。"[4]（p1）在中国，天安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已经为多数人所公认，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天安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象征，已经充分地被肯定，并位于国徽之中心，政治意义是十分明显的。"[5]（p18）进一步来讲，这个建筑群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承载着社会变迁中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同时也将历史的长时段扩展到当下和将来，"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象征。故宫、正阳门与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交相辉映，显示着伟大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6]（p57）类似的说法是："人民喜爱和景仰天安门广场，因为她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也因为她寄喻着新中国的灿烂前程。"[4]（p1-2）诸如此类的言说不胜枚举，颇有"信口开河"的意味。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潜意识中的习惯性思维不是随机的断想，而是经常性思考过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展现。详加分析，从中至少可以体味到三点内容：天安门广场是作为一个建筑群而存在的体系；天安门建筑群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和政治生活的象征；这种空间的三维性承载着时间的一维性和永恒性。问题是，在这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所谓"自明之理"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一套论说逻辑，这套逻辑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如果把时间和空间看成是不变的固定结构，在其中安插一些历史事件，未免会凝固和僵化历史，而忽视了时间和空间之间可能蕴藏着的矛盾与冲突。本文也试图通过建筑政治学的历史解读，把时间和空间作为历史研究的变量，进一步探讨时间与空间内在的矛盾对于合法性体系的建构所产生的影响。
二、 拆与建的政治学：权力关系的变化与政治象征的树立
以往的研究总是利用符号学和政治象征的方法做出静态描述，而空间内的行为实践很少有人关注。分析往往以福柯关于空间和权力关系的论述为依据[7](P284)。而如果从发生学的观念上来看，一种物质性东西的出现和消失，总是在反映着人类思维观念的变化，至少反映着某种人为的取向。在建筑身上，这种"都市意象"表现为政权更迭中必要的拆和建。拆什么、拆到多大程度、因为什么原因拆，这表现了权力关系的微妙变化，可以从中捕捉到历史变迁的作用力。而建什么，建到哪里，建什么形式则反映了尘埃落定后新政权所要表达的信息，是树立政治象征的行为。
我们先来看看天安门广场原来有而后来没有的"陈设"：1、中华门：清时称大清门，民国时改称中华门。这是在正阳门和天安门之间、连接千步廊直通天安门的一道门。据称，清末德国皇太子觐见中国黄帝，经过永定门－正阳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一路到达太和殿，不由自主匍匐下跪。这是中轴线设计的封闭序列所产生的威慑作用[8]。该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后被拆除。2、棋盘街，这是在正阳门和中华门之间的一条街，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中记叙棋盘街："大明门（明代对中华门的称呼，引者注）前棋盘天街，乃向离之象也，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裕之景。"清时也有诗云：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9]（p7）后来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和规划而被占用。3、东西千步廊：中华门（时称大清门）内红墙以里东西两侧往北建的联檐通脊、黄瓦红柱、红窗金饰、汉白玉阶的长廊，东西各144间。后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战火。[10]（p10）4、长安左门（东门）和长安右门（西门）：紧挨着中华门朝向东西方向的偏门。前者为殿试后的金殿传胪必经之道，又称"龙门"；后者为"秋审"和"朝审"的场所，又称"虎门"。东掌生、西掌死的说法之一便源于此。[10]（p10－11）之所以要拆除，在于"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11]（p165）5、五府六部：以前广场东部主要是礼、户、吏、宗人府、兵、工以及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管钱、官、王公事务的，广场西部主要是刑、都察院、大理寺、銮仪卫、太常寺等军事司法机关，东掌生、西掌死的另一种说法源于此。[10]（p12－14）广场雏形的形成是在20世纪前半叶。1913年北洋政府开辟了天安门前东西大道，神武门与景山之间也允许市民通行。其后，又拆除了中华门及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两侧的宫墙，代之以砖墙，初步形成一个小广场。1923年决定陆续拆除皇城城墙。[10]（p17－18）1952年8月，拆掉了东西三座门。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东西红墙，扩展了广场南部，铺设了水泥路面。[10]（p22）可见，原有遗迹的消失，大致归为三类，一类由于帝国主义劫掠中的人为破坏；一类是出于功能需要，产生于"民众的要求"；另一类则是新政府为了证明自身的"革命性"而故意实施的破坏。总的趋向是打破封建帝王给人的震慑，突破深宫大院的神秘感。
旧建筑并非一拆到底，片瓦不留，一些具有特定社会含义的建筑仍在发挥着其政治象征的作用。例如，金水桥正中间的叫"御路桥"，柱头上雕刻蟠龙；两旁是"王公桥"，再左右是"品级桥"，这中间的五座统称外金水桥，供1－3品官员，其余两座供4品以下官吏使用，都雕刻荷花图案。[10]（p69）再比如，保留的4万多斤重的华表可能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问题，更大程度上可能由于华表本身的含义。华表过去叫华表木或恒表，即是标的意思，除了指示道路，还有诽谤木即刻写意见的作用，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以便补差时政、泄导民情。[10]（p71）天安门华表承露盘上的望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