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社会科学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关注的领域不同，不如说是两学科对人性的不同预设从而导致的方法论与理论模式的差异。新经济社会学在批判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人性预设和社会学社会化过度的人性预设的基础上，确立了“弱嵌入性”的人性预设，并以此为其逻辑出发点，建构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命题：经济行动是受社会所限定的，它嵌入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经济组织（如企业和市场）的结构是由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共同决定的；经济制度不仅有其经济效率逻辑，也有其社会合法性逻辑。

关键词：“弱嵌入性”人性预设；新经济社会学；经济行为；经济组织；经济制度

一、“弱嵌入性”人性预设：新经济社会学的逻辑起点

科学研究一般都遵循特定的研究路线与程序。作为科学分支领域的社会科学也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研究路径，即“从基本假定出发去建构理论模式与方法，分析、解释现实问题”的思维过程。^[1]概言之，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包括基本假定、理论模式与研究方法论以及理论的政策化三个方面，其中基本假定是最为根本的、核心的方面，它决定着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论、理论模式上的根本差异。以经济学与社会学为例，作为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关注的领域不同，不如说是两学科对人性的不同预设从而导致的方法论与理论模式的差异。具体而言，经济学始终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从而导致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理论模式的数学化、模型化以及较弱的现实解释力；而社会学则以社会人假设为其逻辑出发点，从而导致了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理论命题抽象化、模糊化以及一定的现实解释力。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人性预设及其批判

经济学与社会学学科分野的根本之处在于人性预设上。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经济人，经济人是具有固定偏好的、理性的、自私自利的人，这样，经济学中理论建构的逻辑出发点，是社会化不足的人。社会学的人性假设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存在于社会制度及文化中的人，他的行为取决于现实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价值。因此，社会人实质上是价值理性化的人，是过度社会化的人。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性的预设，可以借用中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费孝通先生的一句名言进行概括：社会学过于“只见社会不见人”，而经济学始终是“只见模型中的人而不见真实中的人”。^[2]简言之，经济学的人性预设强调社会化不足的人，而社会学的人性预设强调过度社会化的人。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人性预设，其实具有一定的共性，即两者都具有一种通过原子化的个人实现决策和行动的观点，都有人类行为不受它们自身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的倾向。用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观点解释，这种不受影响是因为对个人利益的狭隘追求；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则认为这种不受影响是因为社会标准的行为模式已经被个体内在化了。^[3]无论是经济学不充分社会化的人性预设，还是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人性假设，两者都把个人的现时的决策和行动与个人当下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割裂开来了，因而无法说明正在进行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经济行动的影响。正是这种人性预设上的局限性，使得经济学、社会学在方法论层面、理论模型的构建上都存有一定的界限，从而影响了其对现实的解释力。社会人假设导致的“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思维模式往往忽视个人的需要与个人的主体性本身；社会化不足的经济人假设则一方面将现实的社会行动者还原成非现实的唯意志论者，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学忽视社会结构对个人自由的实际威胁与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从而内在地影响了理论的穿透力和解释力。^[4]

（二）新经济社会学“弱嵌入性”人性预设的内涵解读

要克服经济学、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理论模式的局限，说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行动者决策、行动的影响，新经济社会学必须建立新的人性预设，即为了避免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人性预设和社会学过度社会化人性预设的界限，新经济社会学需要一种新的人性预设——适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或经济社会人假设，以说明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行动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联系。这种适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一方面承认人类的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它也承认经济行动的自主性，这样新经济社会学的经济社会人假设便融合了经济学的零嵌入立场——行动者出于对狭隘经济利益的追求而全然不顾社会关系的束缚和社会学的强嵌入立场——行动者由于社会规范的完全内化而丧失行动的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弱嵌入性概念，即上述的适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从而确立了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逻辑基点。“‘弱嵌入性’人性预设认为社会行动者既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采取行动，也不可能是关系和规则的奴隶，变成社会的编码。反之，社会行动者在具体的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追寻目标的达成。所以‘弱嵌入性’人性预设并不完全否定社会化不足的经济人假设，也不完全否定社会化过度的社会人假设，而是主张两者的相互支持，主张个体与结构二者之间的融合、互动”，^[5] “个体的行动除了或多或少地受固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规定之外，他能够为自己构造角色，在建构个人关系网络时享有行动的自由”。^[6]

（三）新经济社会学“弱嵌入性”人性预设的理论溯源

新经济社会学“弱嵌入性”人性预设的提出有其具体的学科发展历程。1985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格兰诺维特明确提出“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即他承认人存在经济理性，但也认为人存在非经济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性、赞同、地位和权力是人类的中心动机，所有这些动机的实现都离不开他人，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经济行动是行动者所有社会行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无法在独立的空间中发生运作。“经济行动不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是地位、权力、身份的重要来源，而这些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够实现”。^[7]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格兰诺维特是把经济行动看作社会行动集合中的一个元素，一方面经济行动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另一方面经济行动也有自主性，即明确提出了“弱嵌入性”人性预设。而在其1990年的文章《旧——新经济社会学：历史与议题》一文中，在批判经济学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学社会化过度的人性预设基础上，格氏再次强调有关“弱嵌入性”人性预设的两个子命题：一个假设是认为行为总是被社会定位的，不能仅用个人的动机来解释行为；另一个假设认为社会制度不可能自发形成，而是社会建构的。^[8]而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理论的系统整合者，美国前经济社会学会主席斯威德伯格在其专著《经济社会学原理》中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弱嵌入性”人性预设在经济社会学分析中不可估量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倡用“关系——利益”分析框架考量经济社会问题。具体而言，斯威德伯格认为新经济社会学不但要关注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而且还要考虑到利益问题在经济行为中的中心位置；此外新经济社会学要预设各种经济组织（如企业和市场）的结构是由利益和社会关系共同决定的，否则就不能完全认识经济组织的动态特征；最后斯威德伯格认为从新经济社会学的适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出发，经济制度不应仅仅作为一种规则来说明，而应将经济制度理解为利益与社会关系的独特结构。^[9]至此，“弱嵌入性”人性预设在新经济社会学中得以最终确立。

二、“弱嵌入性”人性预设与经济行为的社会定位

在新经济社会学看来，经济学一个根本性失败的方面就在于其社会化不足的人性预设。这种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决策是孤立的或独立的。事实上，个人的生活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这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这样，新经济社会学试图从适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出发，采用弱嵌入性视角，即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视角对经济行动进行研究。

具体而言，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之下的。这种以“人类经济行动的简化假设”为前提的人性预设认为，个体只是为了经济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而行动，在市场竞争中，交易双方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交易，交易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情感和社会性的互动，个体只是利用经济资本去实现目标，而社会结构仅作为个体行动的条件而存在。经济学中这种人性预设无疑是简洁的，并且使得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模型化成为可能，但问题在于它能否经受住社会经济生活的检验，即经济人假设的现实解释力遭受人们的质疑。针对经济学人性预设的界限，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弱嵌入性”人性预设，该假设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固然有其自主性的一面——对个体各种利益的追逐，但个体的经济行动也首先是一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的社会行动。经济行动者是理性的，这只是指通过选择有效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言，就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来看，绝不是原子化的个人。在他们行动的各个阶段，社会关系都不断对其发生影响。他们既利用经济资本，又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去实现目标。在这里社会结构不只是作为条件而存在，而同时表现为人们拥有的一种资源不断对其发生影响，从经济目标的选择到各种手段的组织都是如此。在新经济社会学家眼中，经济行动是受社会所限定的，它嵌入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10]

对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定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家有自己独特的分析视角。格兰诺维特对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定位的解释是人类存在非经济动机。他认为社会性、赞同、地位和权力是人类的中心动机。所有这些动机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都离不开他人。经济行动是行动者中的组成单元，很难设想它能在独立的空间中发生运作。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报酬，它同时把个人从私人生活中拉出来，把个人与一个更大的社会世界联系起来，经济行动不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是自我实现的工具，工作、金钱是地位、权力、身份等等的重要来源，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能实现。^[11]而科尔曼则认为经济行动的社会定位具体体现为经济行动是受信任关系影响的。经济行动者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与结构中的嵌入产生了行动者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正是人际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有效地防止了破坏和欺诈行为的发生。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很少有人会依赖普遍的道德或制度安排来避免麻烦，相反，人们往往倾向与有较好声誉的、自己了解的人进行交易，这样才能真正防止各类麻烦与意外。只有嵌入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网之中的��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活动中所乐意接受的，人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纽带使得经济活动具有可靠性并避免陌生人进行交易时可能产生的问题。理性经济活动者总是依赖已有的关系展开行动的，是社会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了信任，从而使交易的秩序成为可能。^[12]

总之，经济行为是被社会性地限定的，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因此，仅用经济人假设不足以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新经济社会学“弱嵌入性”人性预设批判社会学家把行动者看成过度社会化的个体，能够自觉地、无条件地遵从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的观点；同时，它也认为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社会化不足的，反对他们将经济行为的主体看成是完全不受社会关系影响的原子化个人。相反，新经济社会学的“弱嵌入性”人性预设认为，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是与具体的社会结构无法割裂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个人行动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并解释行动者真实的行为背景。^[13]

三、“弱嵌入性”人性预设与企业的社会网络

在主流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学的人性预设认为企业成员与企业本身具有经济理性上的一致性，无论企业、还是企业成员，都将按最大化目标行动，而其他实际因素则被忽略掉。其实企业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还有更多的社会属性，“社会学家早就开始把企业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加以分析”。^[14]鉴于经济学忽视企业社会结构的研究、社会学忽视企业内部经济利益的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一方面把经济利益引入到关于企业的社会学分析之中，同时利用社会学的洞见研究企业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之间的非市场性关系。至此，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企业的“弱嵌入性”人性预设，该假设认为企业的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之中，企业行动者追求的是社会理性。

根据企业的社会理性假设，企业的经济行动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同时社会关系网络渗透于各个企业之间，企业组织和个体经济行动者一样受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企业内部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科层等级制度常常与以价值理性为取向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并存。通常，企业员工在具体的行为中会利用非正式的社会关系，部门之间的合作、员工之间的合作甚至企业内部的冲突和协调都可能涉及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以儒学影响的东亚地区为例，一般而言华人企业内组织的核心是家族。同大大小小的家族紧密联系的是血缘、亲缘，同时也扩展到地缘、趣缘、业缘等关系层次。家族的权威形成一个层级制控制，通过权威来组织生产和分配资源。这里，家族的权威实际上是与管理的权威为一体而发挥作用的。在企业组织中，通过非正式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信任与服从来取代等级制与命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在企业内部建立与实施制度的成本和降低道德风险，减轻企业监督管理的成本。其次，企业间的交往和联系一方面是通过正式的经济交易规范而达成的，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的。概言之，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在企业之间互动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与经济学界定的纯“趋利”行为不同，社会学关注的是企业间在合作时采用的非正式关系，互派董事、企业领导人之间存在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和由于长期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等都会促进企业间的合作行为。^[15]研究表明，为了适应反复无常的市场，一些企业通常会采取柔性生产的方法。这种柔性生产要求生产的组织形式进行变化，即在供应商、分包商与产品消费者之间建立广泛的跨企业联系，以协作的方式进行生产。如在日本的企业集团网络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建立起了柔性的生产组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东南沿海和港台地区中小企业间已形成了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的生产性企业间社会关系网络。

概而言之，新经济社会学对企业的假设是社会理性人，即企业是经济行动者；同时，企业行动者的交易行动嵌入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之中。企业行动者不仅仅是理性经济人的行动，同时还是社会人的行动。它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16]这样，社会结构的外在影响在企业内部表现为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科层等级制度与以情感沟通为取向的非正式关系网络的并存，在企业之间则体现为市场关系与私人嵌入关系的并存。

四、“弱嵌入性”人性预设与市场的社会构造

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经济学和市场社会学分析的批评，是从经济学与社会学各自的人性预设开始的，因为这是反击他们分析方法界限的根本所在。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市场或多或少可以作为自我独立的系统来进行分析，这样经济学理论只把市场当作价格机制，而忽略了对“市场内部的关系网络”与“外部社会结构对市场影响”的关注。如果说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仅仅关注现实市场中的一个维度——市场交换机制，那么社会学中的市场理论则更加关注市场的社会构造。在进行市场分析时，社会学家往往从社会人假设出发，更侧重于探讨市场的社会结构，正如斯威德伯格所言，“在市场效用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利益，既没有被给予过更多的讨论，也没有形成理论化的概念”。^[17]基于此，新经济社会学从“弱嵌入性”的人性预设出发，提出不仅仅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而且经济交易寓于其中的市场也具有嵌入性。“市场并不只包括交换行为，它还包括法律和政治因素。市场现象的核心包括两种要素:竞争与交换。市场的社会结构实质是一种特定的互动类型，它以许多行动者(买方与买方)之间的竞争开始，以其中少数行动者达成的交换为结束”。^[18]

目前新经济社会学在弱嵌入性的人性预设的基础上，为市场理论提供了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观点。新经济社会学早期的关于市场的网络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韦尼·贝克。贝克在他的博士论文《作为网络的市场》一文中认为，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分析是含糊不清的：“自从市场被假定——而非通过研究——为某种特定的形态，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含糊地把市场描述为‘毫无特色的平面’”。然而，事实上，市场并不都是一样的，而是由各种不同的社会方式构造起来的。分析市场的结构成为“市场作为网络”这一中层理论的主要任务。^[19]贝克通过对证券市场的研究，识别了两种类型的市场网络，一种是小规模、紧密的网络；另一种是大规模、更加差异化、松散的网络。由此，贝克提出，经济学关于市场是无差异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市场的社会结构对市场运作方式有影响。他发现，与小网络相比，大的松散网络会造成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社会结构的类型显著地影响了价格波动的方向和程度。^[20]总之，贝克市场的网络研究向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市场价格机制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为新经济社会学家进一步拓展市场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乌兹关于市场运行方式的网络研究则得益于贝克市场研究的启迪。乌兹通过对纽约服装行业的研究，提出了市场关系和嵌入性关系的差别。市场关系类似于标准经济学中的市场分析，而嵌入性关系更多是基于社会网络形成的。在乌兹看来，经济运行的成功，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市场关系，或者是嵌入性关系，而是这两者的结合，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乌兹把其研究结果阐述如下：“为了能成功地进行商业运作，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关系（如经济学家所阐述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嵌入关系（如社会学家所阐述的），需要的是二者的结合。理想状态是在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或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整合的网络’。市场关系过多则导致‘嵌入网络不足’，而嵌入关系过多则导致‘嵌入网络过剩’”。^[21]

五、“弱嵌入性”人性预设与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

最近几十年中，制度学派成为经济学领域里异军突起的理论流派，特别是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在协调个人利益关系上发挥关键作用”思想的深入阐述，使得制度研究重新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家大多都接受了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从而使得他们的制度研究坚持工具理性主义的分析传统和理性计算的立场，因此他们往往将经济制度片面地理解为人为设定的利益协调机制，而忽略了制度研究的另一个维度，即经济制度不仅是一种利益协调机制，也是一种由社会建构的约束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为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提供动力机制，而且也为社会行动者的选择提供了约束框架。

概言之，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研究由于是从社会化不足的人性假设作为其逻辑起点，从而使得他们的研究过分强调制度的经济逻辑效率而忽略了制度的社会合法性逻辑。基于此，新经济社会学通过对经济学中社会化不足人性假设的批判，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制度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最有效办法，而没有对制度分析进行历史学、社会学的讨论，这种做法及其暗含的功能主义假设限制了经济学家们对制度的社会建构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22]作为补充和完善，新经济社会学从弱嵌入性的人性假设出发，认为经济制度像所有制度一样不会以某种必然发生的形式从外部环境中自动生成，而是被“社会地构成的”。^[23]换言之，新经济社会学不仅关注经济制度的效率逻辑——作为社会利益协调和动力机制的经济制度，也关注经济制度的合法性逻辑——作为社会建构的约束机制的经济制度。首先，新经济社会学从“弱嵌入性”人性预设出发，认为经济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过程和亚制度的社会基础。通常而言，经济制度是由非正式制度转化而来，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风俗习惯与文化价值的选择机制。以卡特尔为例，十九世纪晚期卡特尔在英国被理解为协调经济产业的一种富有效率的机制，但在标榜民主与自由的美国，卡特尔却被认为是邪恶的个人发明，会威胁经济增长与民主，因此政府通过制定反托拉斯法限制卡特尔的发展，由此可见社会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选择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总之，卡特尔案例证明了并非像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制度是由理性地经济人简单地按照效率逻辑人为设定的，制度的产生也有其社会基础，它的产生也要遵循社会合法性的逻辑。其次，对于经济制度变迁及其绩效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也从弱嵌入性的人性预设出发，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经济学家，那就是一些制度存量相同的国家，如韩国和菲律宾初始的禀赋、财富和文化差别甚微，长期的经济发展差异却如此之大。对此，新经济社会家认为，相同初始条件的国家在长期经济绩效上的差异主要是由制度变迁率的不同引起的，而制度变迁率的不同又源于利益集团的社会冲突和在位者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承诺。换言之，新的经济制度通常是在力量斗争中产生的，它们可能——也可能不——比那些被取代的经济制度更有效率。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者最初认为，制度会朝着越来越具有效率的形式进化。然而，即使新制度经济学家也认为经济制度变迁不仅受效率影响，还受结构和力量以及偶然情况的影响，经济制度的变迁可能更像是随机变化过程，而不是趋向特定理性目标的进步过程。^[24]

总之，新经济社会学从“弱嵌入性”的人性假设出发，既研究经济制度的效率维度，也关注经济制度建构的社会合法性基础，他们追寻制度建构和有效实施的理性与非理性基础，探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如何共同形塑个人和组织的经济行为，从而为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的融合，展开更加完整的经济制度分析奠定了基础。目前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成果正在“弱嵌入性”人性预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关于经济制度如何产生、维持和变迁的较为完善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

六、总结

社会科学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关注的领域不同，不如说是两学科对人性的不同预设从而导致的方法论与理论模式的差异。新经济社会学在批判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人性预设和社会学社会化过度的人性预设的基础上，确立了“弱嵌入性”的人性预设，并以此为其逻辑出发点，建构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命题，即经济行动是受社会所限定的，它嵌入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网络也渗透于企业之中在企业内部，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科层等级制度与以价值理性为取向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并存；在企业之间，交往和联系一方面是通过正式的经济交易规范而达成的，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的。经济交易寓于其中的市场也具有嵌入性，成功地经济运作依赖于把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结合起来形成的“整合网络”。经济制度既有其效率逻辑——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也有其社会合法性逻辑——作为社会建构的规范机制。总之，“弱嵌入性”人性预设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从而成为其理论建构的逻辑出发点。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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