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社会学何以为“新”?

王汉林

本文发表于《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12期

摘　要:传统的技术社会学主张技术决定社会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新技术社会学产生,它认为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从学科观念、学科铺垫、技术认知、研究方法论、研究视角以及发展格局等方面,探讨了新技术社会学之所以“新”的原因。

关键词:新技术社会学;原因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简称SST)”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诞生,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启发下,这一理论批判了“技术决定论”,克服了传统技术与社会研究的内在不足,打开了技术“黑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构建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内容,由此被冠以“新技术社会学”的称号[1]。那么,新技术社会学到底“新”在何处呢?

1　学科观念新

1. 1　自然观:由“技术之上”到“人本思想”

科技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引发了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肇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自然观是“技术至上”,表现为近现代文化对自然的除魅。科学诞生之前,人类的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对大自然产生的影响是微小的。相反,人受到自然的束缚,对自然敬畏有加。马克思曾写到,初民“像牲畜一样”被自然界的“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所吓倒”[2]。科学的诞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在人们的观念中,关于自然的神话逐渐消失了,随着自然力的实际被征服,世界完成了祛魅过程,科技的力量使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终于得以昂起征服者高贵的头颅。

新技术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较之前有了很大改变,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社会问题。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观是“人本思想”。此时,科技、社会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即科学日益技术化、技术日益科学化、科技日益社会化、社会日益科技化。在“技术至上”自然观的支配下,认为只要技术发展了,人会自然发展,人类社会一定会自然美好。然而,随着生产力呈现加速增长趋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破坏也加速增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物种消失等等。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再也不是“万能之主”,它在创造人类“伊甸园”的同时,也带来了“寂静的春天”,原因何在?于是,人们不仅仅分析技术社会后果的“双刃性”,而且对产生后果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究。

1. 2　文化观:从“西方至上”到“美美与共”

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文化观是“西方至上”,表现为西方近现代文化对其他文化的祛魅过程。由于科技力量的推动和提供的条件,资本渴望寻找更多的原料和市场,西方殖民活动开始了。殖民者认为科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文化必然落后,欧洲人负有“帮助”落后民族,使之纳入“世界历史”体系的责任。世界近五百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一个野蛮的弱肉强食的非正义的扩张史,是在欧洲诞生、发展的殖民—资本—帝国主义文化以极为破坏性的方式摧毁世界其他文明的历史。在这种自然观、文化观的影响下,技术决定论的产生非常自然,科技作为文化中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部分,能够自我决定、自我发展,能够自动创造出一个美好的属人世界[2]。

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观,即新技术社会学产生的文化观是“美美与共”。殖民体系纷纷瓦解,弱肉强食的历史渐成过去。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人类正努力创造一个和谐世界,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被构建。当今的世界并非由“强技术”霸占世界话语权,各国文化及各种类型的文化在“各美其美”的同时,更注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在“人本主义”自然观、“美美与共”文化观的影响下,整个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领域出现了“技术转向”(the turn to technology),重视对技术进行建构式研究。

1. 3　学科观:从只见“物”到为了“人”

由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急需充裕的物态资本,因此,传统技术社会学仅仅关注技术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技术的正功能,传统研究者的学术关怀是只见“物”不见“人”。新技术社会学的总体特征是拒斥传统研究,由于它们过分抹杀了技术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区分,忽略技术的社会后果,因此引起了大量的批评。国内也有学者为技术决定论辩护,其用意就是想重新引起人们对技术后果的注意[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尽管新技术社会学的三种研究纲领仍然相对处于主流地位,但原有的研究范式也开始发生演变。一方面,社会形成论的色彩逐渐淡化,许多研究者重新思考传统的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问题,特别是高新技术的社会意义问题。另一方面,对技术的解释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系统内部要素或者相关社会群体,也不再强调存在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技术—社会”整体化型式,而是将技术置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其特殊性。对于这一变化,比克在1995年的评述性文章中给予了明确的肯定。他认为:“目前,技术的社会形成说明变得非常的缓和,传统的技术研究命题成为新的关注点。”比克同时还建议,通过考察“社会技术集”获得稳定性的不同社会机制以及技术为社会所吸收和调整的不同途径,可以对传统问题进行新的理论说明。比克本人对荷兰拦海堤坝技术系统的案例研究、爱德华对欧洲与美国的计算机技术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以及希伽特纳对生物技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发展研究等,都不仅涉及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技术建构的意义,同时也考察了相关技术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4]。新技术社会学是基于对传统研究反思之后的兼有回归性的“涅--”,重新关注技术的社会后果,体现出新技术社会学的学术开放性、人文关怀性,折射出其学科理念是为了“人”的发展。

2　学科铺垫新:由物理等新科学到多元学科

传统技术社会学产生的学科铺垫是近代以物理学为代表的新科学。新科学成为传统技术社会学的背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在知识上有巨大的优越性,更为主要的另一方面在于新科学有巨大的实用价值。新科学既具有数学那种推理的严谨性,它所关涉的又是实质存在的物体。这门学科的知识既以严格的推理为依据,亦得到感官观察的保证,这种两端都有所凭依的知识,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就是物理学。正因为新科学在知识上有��样的优越性,所以它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以往人类的理性认识,为人类的理性打开了新的视野,神学独尊的时代开始被科学独尊的时代取代。科学成为理性的唯一形态:唯有经过科学方法的洗礼,才有资格进入理性之域。因此,传统技术社会学是以近代物理学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背景,伴随对自然和文化的除魅过程逐步建构起来的[2]。此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哲学思辨的方法论、知识社会学等的影响,使得技术决定论为传统技术社会学大唱赞歌,不重视经验研究,没想到研究技术内部。

新技术社会学的学科铺垫有了很大变化,学科知识更加多元。新技术社会学产生的直接动力是对传统的技术、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传统技术社会学的缺点显而易见,正如麦肯齐(D.Mackenzie)和瓦子曼(J.Wajcman)所指出的那样,在技术和社会关系之间,片面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传统的“技术决定论”;社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应用,同一技术在不同情境中具有不同作用。于是,有些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思考技术的内在发展问题,即社会对技术的作用问题。社会学家莱顿就认为:“现在需要把技术当作一种知识体系或一个社会系统,从其内部来理解技术。”还有像约翰斯顿、多西、卡斯坦特等学者按照库思的“范式”来表述技术知识的社会过程,提出“技术范式”的概念。纳尔逊、温特、多西还提出“技术轨道”的概念,提出“技术轨道—环境选择”模型。真正与传统技术社会学断裂的新技术社会学主要是在吸收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而兴起的。

　  受科学知识社会学力图打开科学知识“黑箱”的影响,一批研究者试图打开技术的“黑箱”,借以解决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反身性困境”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技术的社会研究开始得到了正式的发展。许多研究者不满意于以往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宽泛讨论,力图突破技术与社会的边界,从整体化型式的角度,特别是从技术的内部来考察技术的社会特征[4]。他们以大量的经验研究为基础,分别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研究纲领,即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技术系统方法(technological system)、行动者网络方法(ac-tornetworks)。这些纲领的提出,将技术的社会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并促成新技术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的成熟。国内学者大多认为新技术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关联最大[5-7],这是不够的。新技术社会学产生的背景理论还有,工业组织社会学、重大技术政策的研究、技术变迁的经济学[8]、科学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社会观[9]、科学技术人类学[10]等。

3　对技术的认知新:从“自主性”到“建构性”

　　传统技术社会学对技术的认知建立在“自主性”的基础之上,其含义主要是两点:技术具有自主性,技术发展是独立于其他因素影响之外的过程;技术变迁引起社会变迁。培根在其代表作《新工具》中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从那时开始,技术决定论的观念逐渐成为技术与社会关系上的主流话语。马克思时代对技术的认知所显示出的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增强了,“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木家为首的社会”[11]。20世纪以来,对于技术的理解几乎为技术决定论所垄断,传统技术社会学研究集中描述了科技进步的重要现象,以至形成技治主义思潮。后来,又演变为“技术社会”理论,如法国社会学家J·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一书中认为,通过技术的作用,混乱的社会发展正变成更有秩序、更加合理和更加符合理性的社会;他还提出“技术自主”的概念。在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将人们关注的目光引向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当代一些学者更是把它推向极端,形成技术决定论。

传统技术社会学之所以认为技术是自主的,是因为其视技术为“黑箱”,不关注技术本身的构成,只关注技术对社会的后果分析。即使在技术专家、发明家那里,技术虽然并非“黑箱”,但他们最为感兴趣的、投注最大精力的也是技术的“效力”如何、“功能”如何。近代早期,当技术活动尚未具备健全的社会建制时期,技术专家、发明家虽然也大致明了生产和社会生活对技术的需要,但他们的工作主要依据自己的兴趣而定,而技术发明被认为是发明者个人天才的产物。进入20世纪以后,技术活动逐步进入了社会体制化阶段,社会对技术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在“技术的社会形成论”出现之前却很少有研究者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技术仍然处于“黑箱”状态[12]。

新技术社会学对技术的认知则建立在“建构性”的基础上,认为技术不仅仅表现为经验诀窍、知识内容(know-how, know-who),而且表现为物性实体、社会的活动与过程[13][14]。新技术社会学的建构方法的代表人物平奇(T. J. Pinch)和比克(W.E.Bijker)以19世纪下半叶自行车技术发展为例,说明了技术发展不是“线性模式”( linearmodel),而是“多向模式”(multidirectionalmodel)。回顾自行车发展史,我们发现围绕在自行车周围有各种“相关社会群体”(relevant social group),他们有不同的问题(problem),针对不同的问题,又有不同的解决方案(solution)[15]。于是推动了自行车制造技术的发展,使自行车呈现出多种形态的人工制品。技术人工制品的意义是由相关社会群体赋予的,人工制品是社会群体“磋商”的结果。技术的主体不再局限于科学家和工程师,而是关系到更广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价值观、文化、利益都是技术的建构因素。

新技术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方法的代表人物卡隆(M. Callon)将技术与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结合,提出工程师—社会学家(engineer-sociologists)的概念,深入剖析了法国电动汽车(VEL)的技术革新案例。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电气公司(EDF)、雷诺公司(Renault)两家工程师把技术研究作为社会分析的工具,对法国社会发展前景的估计结果分别与两派社会学家(托拉尼A. Touraine、波尔杜P.Bourdieu)的观点相对应,从而使他们成为工程师—社会学家。卡隆等人把这些工程师们采用的技术研究方法称为“行动者网络法”。他们把燃料、电动汽车和消费市场结合在一起,分析的不是社会自身,也不单是社会关系,而是行动者网络,它同时指向技术和社会[16]。新技术社会学对技术的全新认知,不同于传统技术社会学对技术的解释模式,认为技术是一个社会范畴、社会行动和社会过程。

4　研究的方法论新:从“二分法”到“无缝之网”

　　传统技术社会学建立在技术、社会“二分法”的哲学基础之上,宽泛地讨论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虽然也强调把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个人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技术活动,但是这种基于“技术—社会”关系的外部研究,只是为新技术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方向和铺垫。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把技术仅仅看成是科学的应用,研究者们也主要是在论述科学问题时附带性地谈到技术,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足以使技术的社会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它们的价值在于为进一步系统的经验研究,并开发出一门新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专业提供了必要的基础[4]。

新技术社会学强调“技术—社会”的整体化型式的内部考察,主张技术与社会编织成“无缝之网”。“无缝之网”首先由系统分析方法的代表人物休斯(T. Hughes)在研究爱迪生电力电灯系统的案例中使用。休斯认为,在爱迪生电力照明系统的发明和改进中,以及在努力研发灯丝的活动过程中,将经济、技术(尤其是实验)、科学因素综合在一起。在他的笔记本中,经济计算与实验数据糅合在一起,其中原理的精细分析和假想的阐述又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网是无缝的( the web is seamless)[17]。此后,“无缝之网”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在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反映了“技术的社会形成论”整体型研究的特质。其实人们较早就在不自觉地运用“无缝之网”的思想了。实业家斯通(Stone)和韦伯斯特(Webster)将其公司的标识定为三角辐射状图形,以表明公司的资金、工程、建设“三位一体”功能,对20世纪工程项目的庞然大物负责。列宁作为技术的热心支持者也说过“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道组织+美国技术+托拉斯=社会主义”[13]。现在,“无缝之网”的思想不仅得到SST的普遍认可,且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社会、技术、科学、政治、经济之间没有丝毫界限,一个好的工程师就是一个好的技术专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18]。“SST的重要议题,就是把技术变迁当作社会过程进行研究。早期的研究把技术—社会的互动关系看作是‘无缝之网’,今天,人们越来越一致认为,将社会—经济与技术进行区分的做法是不成立的”[8]。我们从SST研究者所使用的一些词汇上,也可看出这种网的无缝性,如sociotechnical systems, sociotechnicalconstituencies, sociotechnical ensembles, socio- tech-nical systems, techno-economic等。

5　研究的视角新:从“技术之于社会”到“社会之于技术”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技术的影响”两个方面,传统技术社会学专注并擅长于“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研究,专注于技术“能做什么”、“如何去做”,以及技术的“经济效益”、“社会后果”。曾提出“历史的技术解释”的奥格本,研究了无线电发明的社会效益,这些社会效益如同车辐一样放射到社会各个方面。对信息时代作出技术决定论解释的麦克卢汉、钱德勒、布热津斯基—麦克卢汉都认为“媒介即信息”,钱德勒宣称“媒介决定论”,布热津斯基认为全球社会己经进入“电子化社会”———均是专注于技术人工物。技术不仅具有正面的效果,而目也有负面的后果。技术乐观主义更多地看到了正面的效果,技术悲观主义更多地看到了负面的后果。传统技术社会学不但推崇技术人工物,而目推崇技术专家,推崇技术规则。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一文中,描绘了一个由科学元老统治的社会。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系统阐述了技术统治论,其核心命题是“国家的非政治化”。凡伯伦在他的《关于现实技术工作者协会的备忘录》中提出,要由科技专家控制社会,迫使资本家让出权力,由科技专家实现变革,并通过改良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12]。

新技术社会学专注于“社会对技术的影响”,用社会学的方法解释和分析技术的内容和技术活动的过程,即对技术进行社会建构的研究。学者们考察社会的、体制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对于技术起形成作用的方式,例如社会是如何影响发明创新的方向以及速度的,社会是如何影响技术的形式和内容的,社会不同群体对技术成果的变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等等。这种社会学分析的方法在于指明技术不是孤立的东西,技术是人类活动系统的一部分。技术通过人和其他事物相联系,技术“为人类的信仰、欲望和渴求所塑造……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习惯、价值、组织、思想的风俗———都是强有力的力量,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技术。……没有技术是独立存在的,在技术的周围是作为主人的组织和网络在设计它、制造它、扩散它、推进它和规范它。如果我们要理解技术的命运,就必须理解这些制度内部的和外部的运动”。这样,技术的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文化上的选择、价值上的取向和权力的格局等等都决定着技术的轨迹和状况[12]。

休斯以爱迪生电灯系统的发明为例进行说明[19],称爱迪生是发明家—企业家,他的发明思想综合了技术、经济和科学因素。他最主要的渴望是想在经济上与气灯展开竞争,以及获得最大利润。例如,在编号为120号的爱迪生笔记本上,有30页是有关价格的计算,以及对可供电给10000只灯的中心站收入的计算。在发明碳化纸灯丝的过程中,他利用了欧姆(Ohm)、焦耳(Joule)的科学定理。休斯把技术比喻成“系统”,把注意力集中于不同的但连接物性人工制品、机构和它们的环境组份上,将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整合起来。休斯认为,技术系统内的组份有物质性人造物、司法性的人造物和自然资源,系统建造者在建构活动中是“异质工程师”(heterogenous engineers)。充分理解技术的社会过程,需要考虑许多相关知识:技术、使用者的地域、地方使用者所需的知识、地方和偶然性知识、供应商与使用公司之间的分配、技术解决方案中的知识等[8]。新技术社会学还主张对技术形成的社会分析需要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水平上,即分析大规模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总体形式和稳定性。在宏观层面上,强调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与技术—经济范式间的影响,为建立起总体分析模式提供基础。这个分析模式不但反映特定参与者( localactors),也能反映在不同层面上参与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6　发展的趋势新

6. 1　队伍构成趋势:无研究者边界的技术“研究丛”

　　传统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者以哲学家、社会学家为主。新技术社会学研究者以荷兰的特惠底技术学院为基础,于1983年3月在巴黎举办了研究讨论班,一些英、法科学社会学家积极参与。这项活动迅速得到反应,由4人发起的组织,到1984年已吸引了欧、美六国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学者共20人,由此形成了强大的新学派,主要包括:美国的平奇、休斯,法国的拉都尔(B. Latour)、卡隆、劳(J.Law),英国的柯林斯(H. Collins)、乌尔加(S.Wool-gar)、麦肯齐,荷兰的比克等。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并指导其研究生参与工作,从而使新技术社会学大大发展起来。目前,新技术社会学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研究学科,研究进路更多的是一种“大教派”(broad church),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8],不在它们之间划分清晰的界限[8]。

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类学家、文化研究者等纷纷介人技术的社会研究。同时,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立场在技术的社会研究中也开始呈现,导致了“多种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人类学家关注的重心是高新技术对于日常社会生活的建构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的回归本土,人类学家开始关注现代发达社会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有了快速增长。1990年美国的4S学会(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上首次出现了以人类学家为主体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分组会; 1991年美国人类学学会的年会上也出现了以“科学和技术中的民族、文化与权力”、“文化视野中的信息技术系统发展”、“人类学与工程技术”等为名的分组会[4]。

同时,有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话语色彩。例如,拉普在有关B超图像技术对怀孕妇女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的考察中发现,从扫描的图像上看到的“宝宝的早期照片”使得胎儿作为独立实体过早地与怀孕妇女相分离。她的结论是,赋予B超技术以诊断的权力不仅排斥了怀孕妇女本人的体验和感受,改变了传统的妇女与胎儿、医生、家庭、男性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使得有关胎儿的法律地位、人工流产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社会争论得到了加强。另外,后现代主义研究立场也在相关研究中有所体现。杜密特的研究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检查了一种叫做正电子放射断层摄像技术(PET)的应用在人格的形成和社会分类中所扮演的角色。PET扫描技术通常应用于诊断脑部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并将精神分裂症定位为自然的事实而不是社会的结果;由此造成的“事实”不仅使精神病患者形成一种“客观的自我”,同时也给病人及其家庭以安慰,因为技术显示患精神病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在司法审判中,PET扫描技术也常常被用来证明犯罪嫌疑人不需对其行为负责。杜密特强调,在现代技术社会中,人们已经丧失了对“真实性”进行独立判断的能力,人类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技术进行自我建构,技术左右了整个社会行动[4]。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缘于当代技术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各种高新技术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技术本身对于社会行动和社会文化的建构意义极为显著,从而吸引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关注新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本身负荷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的价值,对于不同的理论立场来说,技术无疑是展示其学术话语的极好的“场点”(site)之一[4]。目前,新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吸引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诸多学者的广泛参与,是无研究者边界的技术“研究丛”。

6. 2　研究内容趋势:无研究内容边界的技术“研究丛”

　　传统技术社会学产生于资本主义早期,其研究内容以工业技术为主。新技术社会学产生后,研究事项因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异彩纷呈。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社会后果,技术的文化意义,技术人类学等相继成为新的关注点。例如,随着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过渡,要确立技术社会学的新问题范围。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中社会的等级制度主要是由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决定的,那么在目前拥有信息技术则成为等级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构成较高级工业社会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20世纪末受到了高信息技术资本的排挤。尽管物质技术(汽车、技术化住宅等)依然是社会代表性资料,但它终将由一种最广义的技术所替代,施平勒把这种技术称之为生活技术。在信息社会技术现实不再仅仅是物质的。成为虚拟现实的符号现实占据着主导地位。符号和字符世界、可能的世界、设计文化基本上成为人和社会存在的主要和决定性特征。在信息社会产生新形式的社会异化,这异化远比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异化尖锐得多、深刻得多。对新技术社会学来说,令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虚拟现实的社会后果,虚拟现实可能就是信息革命的第一重要因素。虚拟现实的社会后果不仅仅意味着问题范围的变化,无论是方法学还是研究对象本身都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说现代社会学关注的主要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是在小群体中形成的关系,那么随着虚拟现实的到来,它将不得不关注非真实的,而是可能的,虚拟的世界,以及在“虚拟人”和他的虚拟伙伴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2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出现了“技术转向”,技术的社会性“研究丛”中增添了新成员———技术人类学。人类学家赫斯在1996年评论道:“目前美国人类学所感兴趣的科学、技术与计算机领域的问题已经超过两百多个方面。”这一点从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科学与技术人类学》以及1997年出版的《电子人与城堡》等论文集所讨论的主题可略见一斑[4]。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有的研究技术事项的文化意义,涉及人的态度和所受的影响等,如科技手段对流产的后果、生育方式、临床计算机专家系统等;有的研究技术机构或技术群体,如欧洲空间组织、美国与日本的高能物理实验室等;甚至研究技术社区,如对硅谷的人类学研究等。国内也开展了类似的探索性工作,如南开大学刘君君老师等对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侗族民居研究、三都水族生态研究、普定岩溶实验基地和岩溶办公室研究)、当代科技人类学研究(中关村研究、DV人群研究)、传统科技研究(河北蔚县民间剪纸研究、苏州绣女研究、镇江香醋研究、晋中“旺火”研究)等。研究内容向社会全方位渗透,体现了新技术社会学是无研究内容边界的技术“研究丛”。

社会需要技术,但高新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需要各路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答。新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的多元化发展阶段,它的发展趋势值得密切关注。当下,技术与社会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题中之义,研究新技术社会学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SJD840017)

作者简介:王汉林(1971-),男,江苏南通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

参考文献:

[ 1 ]　Pinch T. Science, Relativism and the New Sociology ofTechnology: Reply to Russell[EB/OL]. 1986. http: //ww. jstor. org/pss/285211. 2010-02-02.

[ 2 ]　石国贞.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技术决定论批判[J].中州学刊, 2002, (5): 161-163.

[ 3 ]　陈昌曙,罗茜.为技术决定论辩护[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 (9): 96-97.

[ 4 ]　莫少群.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兴起与现状[J] .南京师大学报, 2003, (4): 55-61.

[ 5 ]　肖峰.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及其与科学知识社会·1790·第12期王汉林:新技术社会学何以为“新”?学的关系[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1, (5): 36-42.

[ 6 ]　曾晓强.科学实践的人类学:考察创制中的科学[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 (1): 62-66.

[ 7 ]　任玉凤,刘敏.社会建构论从科学研究到技术研究的延伸———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为例[ J].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3, (4):3-7.

[ 8 ]　RobinW, David E. The Social Shaping ofTechnology[J].Research Policy, 1996, 25: 859-866.

[ 9 ]　王汉林,赵炜.略论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的社会形成”(SST)思想[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 (10): 41-45.

[10]　刘君君.科学技术人类学[J].南开学报, 1999, (5):102-109.

[11]　马恩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8.

[12]　王建设.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对立抑或分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7, (2): 36-40.

[20]　李天铎.技术社会学新问题域的形成[J].管理科学文摘, 1999, (3):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