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美国普林斯顿现代化学派的中国发展观

摘要：美国普林斯顿现代化学派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如此之难首先要从中国制度的政治层面和内涵方面去探索，协调和控制问题是现代化顺利实施的头等大事，而中国从 18 世纪开始就逐渐地丧失了协调与控制的有效性。为什么中国既不能成为“成功的先行者”，也没能成为“领先的后来者”？ 18 世纪不是中国相对国泰民安的盛世，中国在新式挑战面前丧失掉挺身而起的机会并显得不堪一击，病根就在 18 世纪。中国现代化之所以一误再误，首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外来挑战本身力量的强大，而在于中国做出的反应太软弱。普林斯顿现代化学派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现代化的延误、挫折与演进，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基本观点足够发人深省。

关键词：中国；日本；俄罗斯；现代化；特征

美国普林斯顿现代化学派，长期致力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比较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学社会学研究，合作编撰了《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 1975 ）、《中国的现代化》（ 1981 ）、《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 1966 ）、《比较现代化》（ 1976 ）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 Gilbert Rozman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与国际问题教授 C.E 布莱克（ C.E Black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与国际问题教授 M.J. 列维（ M.J.Levy ）等。普林斯顿现代化学派合作编撰的《中国的现代化》，从比较现代化和多学科的视野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作了长时段的历史分析。虽然该书在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西方文献中出版较早，且在如此繁多的现代化研究文献中不大起眼，但该书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分析仍然透出历史研究的深度和社会研究的广度，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研究他们关于中国现代化转型方面的主要观点。

一、何谓现代化？

何谓现代化？任何现代化研究人员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普林斯顿现代化学派主张：“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过程。某些社会因素径自被改变，另外一些因素则可能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因为新的、甚至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因素引入，会改变历史因素在其中运作的环境。” [1] 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或界定性因素包括：以全球化为基础的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向低的转变；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社会分工、分化与整合）；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大众化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他们承认：或许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应该涵盖进去，现代化研究人员对此尚无一致的认识。 [2] 但他们一致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现存社会模式一无例外地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尽管搞现代化的决心在程度上大小不一。现代化的效应已遍及世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已经现代化了。或许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永远也到达不了这一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而不少国家肯定在长时期内也还无法做到这一步。资源不可能充裕到足以支撑一切社会都实现高度的现代化。所有的社会都将遇到传统势力的反抗。然而，任何一个与现代化遭遇的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此前的状态。现代化的吸引力是无可回避的。无论人们对现代化评价如何，它在物质生产方面具备无可争议的能力。 [3]

他们主张不赞成把“现代化”与“工业化”或“西化”混为一谈。“工业化”意指制造业的发展。然而制造业的发展只是现代化诸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程而已。当然，也可以赋予“工业化”一词以更宽泛的含义。把工业化与现代化等同视之的倾向导源于用过程的某一种因素去指称现代化的整个变化范围。这个词的弱点还在于其中缺乏农业过程的内涵。同样“现代化”也不是“西化”。“西化”一词是与先行者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相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些模式决不是非西方国家莫属，况且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已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日本或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遵循西方的现代化轨迹。日本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社会，其原因与其说与现代化本身的要素有关，倒不如说与日本独特的国情有关。西化意味着采纳各种各样的西方特色，用西化来说明现代化，可以说是用词不当。当然，也有人在使用“西化”一词时往往使用的是包含有现代化含义的词义。 [4]

如何界定现代化的程度，“我们用非生命动力资源与生命动力资源之比率”来判断。当上述比率达到这样的状态，即在不发生深远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生命动力资源的增长已经变得无法补偿非生命动力资源的哪怕是相当少量的减弱，此种社会或国家便可认为是现代化了，而这种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也越高。“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就是拥有极其丰富的消费品的大众市场。 [5]

“走向现代化”，他们认为，“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 [6]

二、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后起现代化的通病

普林斯顿现代化学派认为，现代化的后起国家与先行国家相比，有四大显著不同的障碍：第一，差距与规模问题。现代化的后起国家必须跨越与先行国家之间的差距，故而必须以自身前所未有的规模采取措施，特别是在制定计划和资金形成方面；第二，与先行国家的相互依存问题。现代化的后起国家不能将其物资、资金和技术直接用于新的目的，因而被迫与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保持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三，榜样与挫折感。先行国家给它们树立了榜样，这是可资借鉴的有利因素，但这些榜样总是（或者似乎是）望尘莫及的，这使后起国家感到沮丧；第四，社会协调与控制问题。当现代化的后起国家需要以从前不需要或不可能维持的规模来实施协调与控制时，却因自身卷入现代化过程之中，主导协调与控制的形式受到了损坏或毁灭。前三条不利因素，一股脑凑到了第四条之中。 [7]

所有这些因素在中国都起作用。中国现代化的新的、有效的协调和控制机制直到新中国才得以建立。此前国家利益（而不是家庭或宗族或地方利益）没有成为个人行为决策的焦点。 [8]

三、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为什么如此之难？

按照发展和成熟的几乎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中国至少在 2000 年内如果不是唯一领先的文明社会，也是领先的文明社会之一。中国人在治理一个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社会方面，既无堪与平，更无出其右者，中国人此前在同化域外异族及其观念方面，也表现出它们是变通灵活的。其治理的规模和有效性，真可谓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预示着现代化的特征又是如此之多，举其要者，如以成就取人的开放性阶级和社会流动，官僚组织和强调文化素质等。然而，当现代化的各种模式在世界上展现时，中国不但未能跨入先行者的行列，而且未能发生日本和俄罗斯那样的转换，一百多年以来，甚至时至今日，它也曾展现出任何堪称“成功的后来者”的迹象。这一点实在令人惊讶。何况日本和俄罗斯都还与中国存在着天生相同的致命弱点。 [9]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为什么如此之难？第一，“要从中国制度的政治层面和内涵方面去探索，才能基本上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从帝制时代后期开始，协调和控制的有效性便开始丧失。这主要是由于企图修补中央行政集权造成的，因为这种修补超出了必要和可行的限度。这一过程在清朝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且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异族身份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调和控制机制的有效性才得以确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无好处，或有多大贡献，成了衡量一切行动的参照系数。如果存在冲突，家庭的或别的任何忠诚都应让位于国家利益。”在新中国，“协调和控制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10] 第二，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还受到 18 、 19 世纪开始的人口急剧增长的极大影响。中国人口在仅仅一个世纪之内便增加了大约 2 亿，同时却没有相应地扩大可耕地面积。按比率，俄罗斯的人口增加与中国相近，但由于俄罗斯人口密度低，可耕地面积非常富足，人口的增长并没有给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造成过大的压力。第三，还应补充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乡村资源向全国大都会的转移一直是有限的。作为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特点的国家权力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全国性大城市的发展，都没有在中国出现过， 20 世纪的中华民国也未能明显地提高其征集资源的能力。 [11]

四、失去的 18 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之难的前现代“病根”

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已经显示出，它是一个界定明确的国家，具有悠久的外交经验，善于观察，并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的官僚队伍基本上是根据其功名业绩来选拔的，他们掌握着广泛的信息和控制机制，能使举国上下协调行动；中国存在着立足于契约关系基础上的商业化经济，形成了有力的竞争气氛；中国的家庭可相对自由地追求其长远目标，能飞黄腾达或发财致富，从而使地方上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国还有举世无双的科举制度，教育普遍获得广大民众的关心和景仰。无疑，在 17 世纪之前乃至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在上述各方面和其他不少前现代发展领域中，不管是日本，还是俄罗斯，都远非中国的对手。 [12]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中国既不能成为“成功的先行者”，也没能成为“领先的后来者”？ G. 罗兹曼、 C.E 布莱克、 M.J. 利维认为，“ 18 世纪对中国是个关键”。“人们通常把 18 世纪看作是中国相对国泰民安的盛世，对 19 世纪的政府无能和社会颓败则大加挞伐”，事实上，“中国在新式挑战面前丧失掉挺身而起的机会并显得不堪一击，病根仍在 18 世纪”。虽然“结果在 19 世纪，问题却起源于 18 世纪”。 [13] 18 世纪的中国历史“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是那副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 [14] 。

第一，在政治上，清朝统治集团不仅未能运用它以前诸王朝所发展起来的重大的行政管理手段，反而抑制了中国朝野精英分子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满清统治者逐渐使精英阶层报国无门，对那些不在官的精英分子尤其如此。由于冻结了税额，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未去扩大官僚队伍，并坐视正式和非正式的政府机构滑坡，清廷逐渐失去了追求新的重大目标的手段。他们处心积虑地对汉员官吏进行监视和恐吓，使那些固存于中央政府权力中的有利于现代化的条件白白地浪费掉了。清政府处于安全的过度考虑而精心设计的控制机制，滋生出愤世嫉俗和消极悲观的情绪，并导致行政管理的衰退。

第二，在经济上，“很显然， 18 世纪与其说是失去了现存的能力，毋宁说是缺乏扩大现有能力的进取性政策。”中国在 18 世纪末期和整个 19 世纪并未能像过去那样，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基础，以适应同期人口的增长。日本和俄罗斯借助国家积极干预，而西方某些国家则通过国际贸易和其他手段，都决定性地改造了国内的市场结构，而这在中国却从来没有发生过。

第三，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在 18 世纪处于一个退却阶段，即忽视了侵略来自海疆的可能性，并将外贸限制在官方的密切管制之下。清帝国的扩张和对国内事物的关注使中国人未能对下一阶段必然要遭遇到的世界海洋大国的挑战作好准备。日本领导人固然也采取了更为极端的锁国政策，但他们的行动很显然是带有防卫性的，而且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来自海外的威胁正在地平线上逐渐变得明晰可见。而中国的精力却集中到清朝向亚洲内陆地区扩张上去了，在那个方向上中国是碰不到现代化国家的。

第四，在社会整合方面，清朝初期和中期是缺乏动力的。中国没有下工夫去把分散在基层和地方上的资产吸引到城市，以使精英养成新的消费方式，或供国家之用。中国也没有阻止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减少了将来从农村抽取资源的潜在能力。中国人口增长的高峰出现在 18 世纪末，这就使此后为征调地方资源以形成中央资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第五，教育文化方面，有清一代，教育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普及性而言，好似都未发生什么变化。清廷在 18 世纪推行文字狱，限制学术讨论，因而中国此时思想没有创新，未能像俄罗斯那样建立起国家科研机构，也未能像日本那样推广了民众教育。在文化水平上，在对教育的依靠上，中国以前曾远远超过了日本和俄罗斯，或许也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国家。 [15]

普林斯顿现代化学派强调：“ 18 世纪的潜在问题，或谓从短期来看属无关痛痒的问题，到 19 世纪就成了货真价实的严重的问题了。” [16] 他们发现，“对中国研究得越深入，前现代遗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7] 。

五、中国现代化的演进及其特征

普林斯顿现代化学派认为中国现代化历程按其内在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期： 1905 —— 1930 为第一期现代化； 1930 —— 1955 为第二期现代化； 1955 —— 1980 为第三期现代化； 1980 年以来进入第四期现代化。

他们把 1905 年中国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开始。认为，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来说，科举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大致相当于 1861 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度和 1968 年日本废除藩国制度。废奴和废藩标志着俄罗斯和日本走向转换的开始。这三个国家的改革浪潮有颇大的共同之处。第一，都曾首先被军事上所暴露的无能所震惊；第二，人们接着就普遍感到国家安全之所以出了问题，根本的原因是内部的弱点；第三，然后，举国上下就闹得长期沸沸扬扬，担心旧制度已不能像昔日那样正常或顺利运转，连旧秩序的主要受益亦会作如是观。中国与 1860 年代的日本和俄罗斯之间，还有其他许多共同之处。大体上来说，这些相似性表明，中国迈入现代转换大约比日本与俄罗斯晚了 40 年，但是，如果要简单地认为中国和日本、俄罗斯之间的差距就是 40 年，那也得需要若干限定条件。以 1905 年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开端，在 G. 罗兹曼、 C.E 布莱克、 M.J. 利维看来是恰当的，也是合乎历史的。因为，第一，它把中国人探索社会问题的方向转到向外国寻求知识，致使大批学生出国留学，这批人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十分重要；第二，它割断了已经被削弱的中央政权与地方的联系，从而使国家行政管理进一步衰弱和腐败，军阀随之蜂起；第三，它导致了地方资源的再分配。原来掌握地方资源的是具有责任感和公益心的人士，他们有切身利益去寻求外来帮助以造福乡里，现在掌握资源的是一批只有个人和局部利益之徒。科举的废除还鼓励许多人去寻求与国家利益无关的职业；第四，它摧毁了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更加固定，这对城市与乡村的整合能力造成了长期的消极影响；第五，它大大改变了教育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中断，引起了人们就究竟哪种教育形式更适合新时代需要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 [18] 第一期现代化时期，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政府以及日趋成熟的现代工业部门，但中国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变革速率都无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相比。 [19] 中国转换初期的政策更加缺乏自主性，国际环境对决策集团的压力比起对日本或俄罗斯来更加直接和强硬。不过，虽然国际环境对中国不那么友善，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与日本差别的成因却在中国的国内政治结构，而不在外部。 [20] 使中国发展不同于俄罗斯和日本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在改革的 10 年中，中国政治失去了方向。” [21] 原来的各级政治领导，从摇摇欲坠的清廷统治者到遍布各地的跛鸭精英，无不乱作一团。中央政权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垮台了，各省军阀随之一哄而起，地方政府无法取代在官精英，也无法使在野精英出面来支持它，农村的领导权落在了更加自私的团体手中，这些自私集团无法驾御家族和秘密会社的强大分裂势力。 [22] 而俄罗斯和日本的统治者能够控制政权，整个社会的团结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精英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就建立一个具有征集资源和协调地方活动能力的中央集权政体来看，中国比日本、俄国何止落后 40 年。” [23] 中国的传统经济部门太弱小，在 1949 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是间接的，放任自流的，中国的领导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涉足农村或改变城乡关系的能力。

第二期现代化以 1930 年为开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平等地从现代化国家借贷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列强在中国抢夺势力范围的活动已经平息下来，虽然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正在上升；第二，中国建立了一个有着集权控制潜力的中央政府，军阀主义至少是暂时地偃旗息鼓了；第三，现代工业部门开始相当迅速地增长，虽然它只占整个经济的很小一部分；第四，城市社会组织（商会与工会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都反应出城市处在激烈转换的时期；第五，中国有一少部分人在教育上的造诣达到了各个领域里现代知识的极高层次。 [24] 不过，到 1930 年，“全面转换的基本条件仍未具备” [25] 。“尽管 1930 年的中国在某些方面与 19 世纪 80 年代的和 90 年代的日本和俄国相似，而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达到日俄那时的水平。”虽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获得了相当成绩，“但现代化的基础依然是薄弱而不平衡的，这一方面的进步依然没有坚实的根基。” [26]

1955 年为第三期现代化的开端，这是因为：到 50 年代中期，中国很显然“至少已克服了长期以来存在着的（现代化的）五个障碍”：第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完全地恢复了它的主权，并显示出它能够很好利用在外援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大批现代厂矿企业；第二，强有力的国家指导着各个部门的社会变革，并进一步重新改造社会以扩大它的控制；第三，重工业迅速得到发展，而现代化工业增长的各项必要条件正在得到满足；第四，领导人日趋大规模地动员了城市和农村的资源，他们在很短时期内就在一个依然相对落后的社会里成功地进行了高层次的社会整合；第五，受到教育和掌握现代知识的人在数量上迅速增加。在少数几个方面，如中央政府的力量方面，中国只是到了 50 年代才达到日本和俄罗斯转换初期的水平。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最初的现代经济成功增长方面，中国这时已经与日本俄罗斯 19 世纪末的水平大体相当。就城市部门的某些特征而言，中国已达到日本和俄罗斯 20 世纪初的水平。在现代化跑道上长期落伍于日本俄罗斯两国之后，中国终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缩短它与这两个先进邻国的距离。 [27] “总体上来说， 50 年代中期是迅速进步的时期。”中国领导人摈弃了苏联和国民党两者的道路，使中国走上了另一条新路。 [28]

1980 年为中国现代化第四期的开端，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路线仍然没有解决”，但“中国现代化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重工业继续增长，制造业取代了农业而成为国民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公社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个人和家庭利益与集体和国家利益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形成了一套可行的控制和协调体系，这对农村的逐步发展是有利的；第三，多年以来，民众教育基本上已经普及。从大部分指标来看，中国这时已达到了日本和俄罗斯 20 世纪初的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日本和俄罗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水平。中国自 1905 年以来，从没有为现代化而充分开发过国际关系的潜在利益。对中国今后是否能够持之以恒地从现代化国家的资本和经验中有所获益，人们尚需拭目以待。 [29] 大部分基本指标都表明中国现在正处于现代化的较低的阶段。中国在 1980 年仍然距高阶段现代化甚远。也许中国将在 21 世纪初进入高阶段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前景很难根据其过去的经历作出可靠的推断，不像俄罗斯和日本获得高阶段现代化那样有清晰的轨迹可循。不过，中国进入高阶段现代化所必须运用的资源，“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鉴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尤其是巨大的人口规模，即使中国进入高阶段现代化，它的某些现代化指标，如人均收入水平，将与其他进入高阶段现代化的国家有惊人的不同。 [30]

通过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历史观察，他们还是认为：“我们无法确定中国在过去 80 年究竟是走完了达到高度现代化里程的 1/4 呢，还是 1/2 呢。我们也无法确定，它走完剩下的里程，按照乐观预测，究竟还要花多长时间，是三四十年，还是更长的时间？” [31]

六、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三大显著特征

中国现代化历程与其他国家有诸多不同之处，与后起现代化的领先国家日本与俄罗斯也大不一样。“以世界上许多现代化中的国家为背景，在我们把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及其若干独到的特点审视一番之后便发现，构成中国现代化历史的那些要素，与其他国家的情况比较起来是如此之不同，以致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一个别具一格的研究个案。” [32] G. 罗兹曼、 C.E 布莱克、 M.J. 利维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在接受现代知识上的勉强态度。接受现代知识是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这在实际上意味着要坚信认识和管理人类环境是可能的，坚信通过大大提高人均生产率最终改善人类福利是可能的。然而要让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放弃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看法，并按未经检验的原理去开创新的业绩，谈何容易。” [33] “传统派”与“现代派”的各种形式的长期斗争，乃是现代历史上最显著的对抗之一。这种对抗在现代化的先行国家也持续了好几代人的时间，对于现代化的后起国家，对抗常常更加惨烈。对抗采取的形式，既包括原教旨主义，也包括全盘西化。中国的情形别具一格。“其传统体制的权威，无论是体现在实力上，还是体现在它所赋予那些满腹经学而不知其他的精英集团的地位上，皆是如此之强大，以至现代性一直到 19 世纪末仍被精英集团拒之于国门之外。” [34] 在 19 世纪晚期“若论领导人对现代化的忽视程度，中国恐怕算得上是世界冠军” [35] 。只是到了 20 世纪初，中国方才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开始着手迅速的变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现代化改革比中国早半个多世纪，日本与俄罗斯更是避免了长期的耽搁，就连印度也比中国快。当然奥斯曼土耳其以文化、商业关系和地理而论，与西方的联系比中国要紧密得多。日本与俄罗斯的上层文化传统乃是从中国和拜占庭借鉴过去的，带有更高程度的多样性，文化保守主义没有中国这样强烈。而印度沦为殖民地的事实说明了它对外来影响具有开放性。 [36]

第二，前现代政府的逐渐衰弱，导致长期的政治软弱，国家协调与控制系统失灵。当中国步入现代转变时期，其政治体制早已在 19 世纪日益暴露其腐败无能，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挑战面前一败涂地。其后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艰难调整，中国才有了一个政府能掌控全国。“在现代史上，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如此长久的政治软弱履历的大国，实属罕见。” [37] 奥斯曼帝国的衰弱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的衰微是何其相似，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奥斯曼帝国被支解之后，就没有寻求重新统一的动力，而清帝国在瘫痪之时，国内仍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吁求统一和集权。与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衰退比较，俄罗斯和日本却保持了权威的连续性，它们尽管饱经战争和革命的风霜，但“日俄两国的政府却如那只进入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