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消费文化、雇佣体系与中产之梦

安德鲁·戈登  本报记者 褚国飞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哈佛大学Lee & Juliet Folger基金历史学教授、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日本劳工史研究方面的领军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日本的劳工、阶级、社会和政治史，目前正在从事一项以缝纫机为切入点，探究20世纪日本消费文化的研究。戈登教授于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1984—1995年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1995年受聘于哈佛大学执教至今，其间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及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主任。
　　戈登教授发表了大量关于20世纪日本劳资关系的著作，其中，2003年出版的《日本现代史：从德川幕府时代至今》如今已成为美国等一些国家的高校教科书，并被译成中文、日文和韩文。他的另一本专著《战前日本的劳工与帝国民主》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他的新作《日本现代史：国家建设与缝纫机的反思》将于近期出版。

用“很近又很远”来形容中日关系十分贴切。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对中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报记者就日本消费文化、日本的劳资关系、“日本梦”等问题，采访了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戈登。

自给自足与消费经济相联的纽带 从缝纫机透视日本消费文化

记者：您以缝纫机在20世纪日本消费文化中的作用为研究对象。请问当初为什么选择缝纫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安德鲁·戈登（以下简称“戈登”）：就消费者、消费文化和社会这个比较宏观的层面而言，在开展这项关于缝纫机在20世纪日本消费文化中的作用的研究之前，2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劳工史和劳工关系方面的问题。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00年左右，我一直观察日本和其他地区的劳动者、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身份和认同问题。早在15年前，我就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即具体的研究范围或者研究对象应有所转移，或转向不同社会文化，或转向另一个历史阶段。在日本近现代史中，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大众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向，即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转向，中产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历史现象。因此，我对自己具体的研究转向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即研究20世纪日本的消费文化。
　　然而，具体如何落实这个想法，到底要研究什么问题，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早在1999年，我写了一篇描述日本中产阶级的文章，主要是关于20世纪初期日本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但由于当时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很明确的定位，因此只是泛泛而谈。当时，我参考的材料中有一篇关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家庭中时间分配方面的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与我先前做的劳工研究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那篇文章指出，丈夫是熟练工，妻子则不在外面工作，但家务活中通常包括两个半至三个小时的缝纫活。我想，那她们缝纫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这说明什么呢？
　　对此，我最初的猜测是：这些人一定非常贫穷，依然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与现代消费经济是完全脱节的，正因为如此，她们不得不自己做衣服，而无力从商店购买成衣或无力请裁缝量身定制。那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她们所做的这些缝纫活，应该指的是手工劳作。然而，一个同事告诉我，她们或许是使用缝纫机的。这让我产生了新的猜测：如果真是使用缝纫机，那么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就表明，她们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工业消费经济网络的一部分，她们购买并使用这种十分复杂的机器，或许还会阅读一些关于裁剪、设计、制作的杂志或书籍。所以，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找到了切实的根据——在这样的家庭中，有约40%的家庭拥有缝纫机。这一调查结果向我展示了一幅新的图景：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说，在二战刚刚结束后不久，工薪阶层已经比较广泛地与现代消费经济存在某种联系，这些家庭有能力购买昂贵的耐耗品。于是，这一发现引导我朝这个方向作了更深的思考，过去，我对如何研究20世纪日本消费文化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现在，我把这个想法落实到以缝纫机为切入点，探究20世纪日本消费文化。而且，我发现这个课题研究得越深，就越有意思。
　　记者：日本家庭拥有缝纫机，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吗？目前情况如何？
　　戈登：日本家庭拥有缝纫机，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事实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缝纫机已经在日本家庭普及了，此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不如70年代之前那么有意思了，因为大多数缝纫机都已被束之高阁，它作为妇女应该拥有的一件物品的象征意义已经开始大于它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缝纫机在消费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与之相应的价值也已经成为一段历史。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日本的消费文化经历了一个转折，缝纫机也在此期间逐渐失去其在消费文化中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
　　如今，只有很少的人因习惯或爱好依然做着缝纫活，大部分人会直接去商店买成品。当然，还有更奢侈的，会请专门的裁缝定制。事实上，美国也经历过类似阶段，从缝制到直接买成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大的转变。

缝纫机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赋权与限制女性、日西式认同之分野

记者：缝纫机在日本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戈登：关于缝纫机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很有意思：其一，它是如何影响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其二，它在当时是如何把日本人与现代化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方面再进行细化，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关联。缝纫机赋予妇女一些权力，因为它可以使妇女有挣零花钱的能力并因此提高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此外，它要求妇女具备一定的家庭决策能力，比如是买成衣还是交给裁缝做，或者由自己做衣服的决定。而且，自己做衣服一部分用于自我消费，还可能有一部分是出于商业目的，这就需要妇女掌握相当复杂的一整套商业运营技能。因此，无论是在技术上、管理上、经济上还是在其他方面，缝纫机不仅赋予作为消费者以及家庭式生产者的妇女更大权力，而且也潜在地培养了她们，提升了她们的能力。
　　与此同时，缝纫机还扮演了另一个角色，它将妇女限制在某一家庭角色中，在中国或西方也是这样。因此，它不仅是一件简单的商品，它对妇女的影响也不止一面，类似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既赋予妇女更有权力，另一方面又将她们限制在一定的角色和活动范围内。相较而言，我觉得缝纫机对妇女的影响，在将妇女限制在特定角色和活动范围这一方面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关于认同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不清楚别的国家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日本，缝纫机往往与西式衣服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无论是上等和服还是普通和服，都需要拆洗，为便于拆洗，要以稀松的针脚缝制，因此，制作和服的裁缝对缝纫机有很强的排斥，他们拒绝使用缝纫机，认为这个机器不适合做和服，将其理解为制作西式服装的工具。
　　事实上，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不难发现，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日式与西式的分界，如日本料理与西餐，还有建筑、音乐、书籍等，而且，两者中隐约存在着争夺胜负的冲突。生活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中，有时很令人激动，但有时也是个负担，因为拥有两种生活方式经常是昂贵的。缝纫机就是这种双重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它起到了一种定义这个社会或文化的自觉性的作用，一种关于消费生活和日常生活分界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帮助大家加强了一种日本认同，一种不同于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本认同。

当今日本的消费文化由物质转向精神、从单向吸收到双向互动

记者：当前日本消费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戈登：目前，日本的消费正在从物质商品向精神商品转移，这种转移依然处在进行过程中。事实上，这种转移不仅发生在日本，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如今，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网络上，比如网络游戏，他们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
　　在人们的印象中，日本更多的是吸收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和技术等，但不一定会向外界回馈日本的文化和技术。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在过去20年，这种单向的吸收已经很明显地为双向的互动所替代。现在，日本产品已经完全成为全球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从单向吸收到双向互动的转变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汽车和电视的出口，然后是游戏、软件以及其他商品，而且向外界输出的那股力量在逐渐壮大。在我所关注的20世纪初的日本，由外界流入的那股力量非常强，当时的日本更多是处于吸收的时代。而现在，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双向流动已经越来越趋向平衡，我认为这是很健康的一个趋势。

“一亿中流”日本梦 激人奋进促国富

记者：日本的“一亿中流”是如何产生的？它在日本的消费文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戈登：我正在写一本书，这个暑假就可以完成初稿，所写的内容正是关于日本中产阶级的出现。日本中产阶级的出现首先表现在意识上，它是一种自我意识，可以说，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比事实上属于这个阶层的人要多。
　　中产阶级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起初，真正能拥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并不多，后来，真正能拥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多，但将之作为一个梦，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一战结束后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生活方式只为少数人拥有。然而，日后它逐渐成为一个日本梦，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才成为被广泛分享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直以来，成为中产阶级的渠道有很多，但有一种信念却是共同的，即只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可以成为中产阶级。在20世纪五六十年，这种信念广为传播。
　　像美国梦一样，这是一个日本梦。拥有缝纫机是这个梦想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不想夸大缝纫机的地位和作用，它只是作为衡量是否成为中产阶级的标准中的诸多物品中的一件。这些商品成为定义一个日本梦的实实在在的内容。
　　当然，衡量中产阶级的标准除了这些商品，还有其他的内容，成为“一亿”大众，得有一定学历（至少是高中学历），是核心家庭（而不是过去的祖孙三代或者大家庭），��要有作为主劳力的丈夫和妻子（有的是婚后兼职，有的是婚前工作，婚后则致力于相夫教子），此外，再拥有一套现代化的公寓（虽然不一定是豪宅），生活在郊区而非农村。总之，衡量中产阶级的标准很多，并且人们把很多指标理想化了，于是，诸如缝纫机之类的物品仅被视为中产阶级的“生活必需品”。
　　日本中产阶级的消费对日本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增长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很多人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奇迹存在一种误解，他们认为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出口。虽然出口确实很重要，但事实上，其份额从未超过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5%或16%，相较而言，这个比例并不算高。因此，国内需求对拉动经济也十分重要。当然，出口部分也很重要，因为它带来了外汇，这笔外汇被用于购买原材料，并且出口也是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所以，出口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国内消费，特别是日本中产阶级消费这一引擎，当时日本经济的增长幅度会小很多。

中产梦破灭引发新问题

记者：在过去近20年日本经济低迷期间，日本中产阶级有何变化？现状如何？
　　戈登：毫无疑问，在过去20年间，能够成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正在减弱。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必须学会放弃这种生活方式。这种学会放弃并不是最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即使从一开始，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跻身中产之列，肯定有一部分人处于中产阶级范围之外。但就主流观点而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普遍认为，成为中产阶级这个梦想并不是遥不可及，只要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即使地价在20世纪80年代贵得离谱，人们依然看到了希望，虽然这个希望是在做出一定妥协之后——他们住得离城市更远了，他们的通勤仅单程就得花两个小时。
　　但是，渐渐地，即使人们做出妥协，这种生活方式也离他们越来越远，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想成为中产阶级变得日益困难了，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停滞不前，他们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社会场景。很多人认为，事实上，日本社会中输家和赢家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了，我认为这有些夸张。或许很多日本人自我感知如此，即社会中输家和赢家的分野感更强烈了，年轻人在当今社会更难以立足了。正是这种自我感知，导致大家日益倾向于晚婚，生育意愿降低，从而也导致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成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在减弱，使人们的安全感降低，不愿结婚的年轻男女比例上升。在过去，人们更多地将不愿婚育的责任归咎于妇女，认为她们的不负责任和自私是问题的根源，认为她们乐于过单身生活，或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买昂贵的衣服，而不想要孩子。然而，事实上，问题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妇女，很多30岁左右的“草食”男性也不再有组建并维持新家庭的信心了。
　　对此，我个人还有一些疑惑，这就是，虽然在过去一二十年间，无法再进入中产阶级这种自我感知越来越普遍，但这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政治或社会抗议。当然，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抗议，比如2009年新年，很多失业群众聚集在厚生省大楼门口抗议，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抗议事件，但是，这样的抗议活动并没有成为持续性的群众抗议。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日本人的“忍者精神”，但这个回答似乎过于简单，因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也有过很多抗议，工人阶级为了增加工资而进行的抗议是非常有力的，甚至还有很多罢工。现在，他们为了环境问题也组织了很多有力的社会运动。

日本雇佣体系遇到挑战

记者：您如何评价20世纪日本的劳资关系？二战前后以及冷战后，日本的劳资关系各有哪些特征？
　　戈登：我对劳资关系所做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描述是：雇佣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模式或规范，尤其是针对男性员工，相对而言，他们从事比较固定、长期的（虽然不一定是终身的）工作，而且工作环境也比较单一；从雇主角度看，他们长期保持员工的稳定性，即使在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也尽量设法挽留员工。
　　这种雇佣体系并不存在于日本的传统中，事实上，它在二战之前也不存在。长期以来，日本工人一直在争取这样的工作环境：既有长期工作的保障，也有稳定增长的收入。但是，这种要求往往被雇主拒绝。然而，在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介入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制实行这种雇佣体系。因为日本政府认为，只有这样，工人才愿意在战争期间努力工作。所以，这个体系最初是由工人提出的，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政府强制执行的。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体系被称为“日本体系”，并开始向更大范围推广（但依然局限于少数大企业，因为小公司负担不起）。它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规范，使员工与公司结成了高度统一的共同体，并对公司产生很强的认同感，为了“我的公司”的繁荣而努力奋斗。类似的认同感在美国或其他国家也能找到，但这种认同感在日本的程度更高。
　　这个体系的高峰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如今它已变得更复杂了，在“我的公司”和“非我公司”之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越来越少的人能够进入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信，而在这种工作模式里工作的人也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来自雇主的承诺也越来越少，甚至连雇主也越来越缺乏安全感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合作的能力是这个体系中有活力、弹性和革新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人指出：那个雇佣体系太僵硬了，因为公司永远不可以解雇员工。事实上，在这个体系中的员工可以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也有很大革新空间的。

对丰田危机与BP危机根源的深思

记者：您如何看待丰田汽车公司出现的危机，您认为这是日本企业精神出现了问题，还是仅仅丰田这家企业出现了问题？
　　戈登：首先，丰田危机反映的，不纯粹是公司出现了质量问题，也包括公司决策层在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反应比较迟缓。一开始，丰田章男给人的印象是，他在极力否认和抵制，从某种角度看，这可能反映出美国方面给日本方面的建议滞后，但此后日本方面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我认为，丰田在美国的信誉一直非常好，相信其能够克服在美国的这场危机。这次危机或许会给丰田带来很大损失，但它完全有经济能力承受这些损失。
　　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无论在美国还是日本（我不清楚中国是否也这样），都把它当做“日本问题”或者“日本文化问题”来评价，而不仅仅是“丰田问题”？美国报纸评论很多提出了这样的质问：“日本态度怎么了”、“日本的道歉文化怎么了”或“日本负责任的态度哪去了”。他们将之解读为整个国家体系失败的一种表现，甚至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解读。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商业问题，一个公司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整个国家或民族的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
　　有意思的是，丰田危机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界对英国石油（BP）的质疑仅局限在一个英国公司，没有美国人质问英国的商业体系或者英国问题。在英国，也没有人上升到国家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没有谁质疑：“英国体系怎么了”，更多的人都在质问这个公司出了什么问题。
　　可是，在涉及丰田这样的日本公司时，这就变成了日本问题，而涉及英国公司时，却只是公司自身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而且，如果是中国公司，我相信其结果会和日本公司类似。这实质上表明，不同地区（大西洋彼岸与太平洋彼岸）在美国出现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区别对待。
　　此外，很多日本人指责这是美国政府与通用公司策划的阴谋。在太平洋两岸，都有人从国家高度来解读商业问题。比如，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奥巴马借钱给通用，美国政府当然不希望血本无归，他们之所以对丰田穷追不舍，就是希望搞垮丰田，为通用赢回市场，从而保证政府能收回借款。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执行如此缜密阴谋的聪明才智，假设有，我们早就可以很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或出色地完成类似的任务了。从我的好朋友口中也听到这种说法，他们也相信阴谋论，这让我很吃惊。但我认为大西洋两岸不会把美国政府对BP的批评也归结为阴谋论，换言之，欧美之间没有类似的怀疑。

不必再纠结日本属于东方还是西方

记者：很多日本人对日本应该归属于东方还是西方有不同的意见。对此，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戈登：确实，日本人为本国做国际定位时，对选择东方还是西方存在分歧。有人将之称为“分裂的、有冲突性的认同问题”。我认为，实质上，纠结于归属的认同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归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种划分本身已经过于简单。一些人之所以要界定这一认同，或许是出于框定认同方式、框定政治认同的考虑。

（本报记者 褚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