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生命困境

魏波

本文发表于《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

内容提要：以现代性为指向的社会变迁内在要求重新理解和规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徘徊不前导致“生命困境”。困境产生的问题情境是现代性建构的挑战，应对挑战中出现的系统性不适导致生命困境，路径依赖形成的正反馈则强化了这一困境。困境形成于社会变迁与人的互动机制中，文化、制度与经济技术的变革在提升了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存在阻碍人自由发展的结构性因素。走出困境是现代性建构的内在要求，只有直面历史与现实、推进文化理念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才能走出历史的轮回。

关键词：社会变迁 生命困境 路径依赖 现代性

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为一个问题所缠绕，即如何理解和对待人，在此问题上的困境形成中国现代性进程深处的一股暗流。

一、生命困境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只有理解了人才能对社会历史有切实的把握;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则是塑造人的基本因素，只有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大势中才能认识人。因此，以人为中心考察社会变迁既是理解自我的途径也是创造新生活的前提。事实上，对人的理解和规定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基石，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人的生命样态的不同可以在对人的理解和规定中找到根据，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重大选择也都基于对人的认识而演变出不同的方向。从这一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可以发现，剧烈的冲突集中表现为人的苦难。近现代中国的记忆充满了矛盾，既有独立、解放和发展带来的幸福，也有饥荒、战乱等造成的苦难。这既是个体生命的现实又是民族的共同命运，是社会文化变迁的曲折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家庭遗传、个人禀赋等都可能导致个体的苦难，但是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则是苦难的结构性因素，因而苦难大都是社会苦难。①社会苦难不仅有个体性的差异，也在人们相同或迥异的命运中留下共同的印记。苦难催生了自我革新的内在动力，其中一个维度是反思人本身，“人”的问题便凸显出来。②尼采以其冷峻的目光批判了西方现代性进程中的人，王国维、陈独秀等不约而同地对尼采思想表示了认同，说明这正是问题所在。从理论上对人予以反思、在实践中推动人的再造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中心脉络。

考察社会变迁中“人”的问题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最外一层是以感性直观展现出来的人的生命样态，这可以用生命质量、幸福指数等来描述，人类发展指数(HDI)则是较为成熟的指标。深入一层是人的人格特质，这是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对人自我发展特征的描述，“人的现代性特质”便是有效的理论工具。最深一层是文化理念和社会制度对人的理解和规定。“理解”是对人的认识和定义，包括自我认知和对他者的认识，“把人当作目的”便是现代启蒙思想的观念;“规定”则是以制度来规范人的行动，保护和实现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是人文主义的主张。这三个层面由表入里、相互作用，它们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人的生命质量的提升会推动人格的改造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人格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文化变迁与人的生命质量。比较说来，文化理念和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对人格特质和生命质量的影响更为凸显，展现出强大的约束性力量，故需着重分析。从事实看，中国社会变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中国人的生命质量有了巨大提升，人类发指数稳步增高。①一个典型例证是被称为“半边天”的妇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极大地推动了两性的平等及共同发展。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浪潮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与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相比，十三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质量、人类发展指数则落后得多，在人格特质上还深深为传统所羁绊。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追根溯源还要深入到文化理念和社会制度的核心层面进行分析。

面向中国变迁的事实可以发现，在文化理念上如何理解人、社会制度上如何规定人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矛盾、徘徊、困顿，建构实现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的制度与文化框架依然任重道远，结果阻碍了现代人格的塑造与生命质量的提升。这可以称为“生命困境”。举例说来，2009年我国安全生产事故比较往年有较大减少，死亡人数降至9万以下。“以亿元GDP事故死亡率为例，2005年是0．7，2006年是0．558，2007年是0．413，确实降了很多，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差不多是人家的10倍。”②这体现了现代性的风险特征，也可理解为快速发展的代价，在工业化进程中十分普遍。但是仔细分析，除了一些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大部分事故都是人为造成的，背后都可以追溯到文化理念上对人的生命尤其是他人的生命重视不够(虽然中国人视自己和亲属的生命高于一切)，社会制度对人的生命和权利的保护也存在缺陷。生命困境扎根于历史的深处，正视历史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例如，“大跃进”、“文革”对人的身体与精神的伤害成为几代人的梦魇，巴金晚年用尽最后一份力量反省自我，然而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从未被认真对待。走不出在历史中形成的生命困境，生命便只能在重复中演绎命运的轮回，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死亡是最极端的生命事件，更普遍的问题存在于日常生活中，集中体现为对“人”的问题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行动步履蹒跚。作为理论问题，从维新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从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到国际人权斗争，它一直是中国文化变迁的争论焦点;作为实践问题，从“五四”启蒙到抗战的觉醒，从社会革命到改革开放，它始终缠绕着社会变迁的进程，在“人”的问题上的困顿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块“心病”。问题潜藏深处而不易被发现，它是机体的系统运行出现病症的表现，需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中予以认识和诊治，首先是要坦然面对而非讳疾忌医。生命困境既是客观事实，也是对事实的理论把握;它涉及哲学意义上对自我的认识，也是社会变迁中复杂矛盾的具体体现。那么，生命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它是社会变迁的普遍问题还是中国独特的现象?为此需要考察产生它的问题情境。

二、现代性建构中人的重塑

近代以来现代性迅速成长并成为全球性的运动，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主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的问题凸显出来。探索现代性的中国道路需要重新理解和规定人，这构成出现生命困境的问题情境。

现代性建构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在文化理念的重塑与社会制度的重建中如何理解和规定人，这体现于权力合法性的认定、公民社会的形成、知识的理性反思、文化价值观的转变等方面。具体说来，现代政治哲学主张权力来自人民，其合法性的基础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这也是确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与运行方式的根据;现代社会基于对公民的自主性认同之上，强调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基于理性之上的知识创新和思想启蒙则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基础，其宗旨则是在培育和提升人的主体性中彰显人的价值。可见，现代性通过对人的理解和规定重筑了社会文化结构，借此也重塑了人本身。人既是行动的主体也是被塑造的客体，人的重塑既是现代性的条件和动力，又是其结果和目的。这构成了现代性中“人”的问题的基本架构，“人的现代化”理论便是一种解释。①

然而，现代性并非是一元的只有普遍性的普世进程，而是多元的充满特殊性的复杂变迁。中国需要破解现代性进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基于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独特现实探索新道路，这便是探讨“人”的问题的基本语境。现代性进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全球性与本土性等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既是事实又是一种价值选择，中国不能重复西方的道路，试图推行某种唯一标准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另一方面，人类存在一些共通的人性，追求丰裕、尊严、自由等是人的共同欲求，人的生命质量、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人类发展指数等衡量。虽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人”的量表，但是可以从社会结构演变中发现某种共同的趋势;虽然没有终极完美的“人”的标准，可是在特定时空下依然存在某种共同的生命理想。全球化催生了“地球村人”，其特征不应是消灭差异、只求统一，而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英克尔斯认为:“现代性的特质，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下的独有的产物;反之，这些特质却展现出一个普遍的模型，所表示的是人类潜能的一种形式，一种在特定社会情况下特定历史时间里，逐渐突出的形式。”②基于这种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方向便是重塑人自身，其内涵是在新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中重塑对人的理解和规定，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再造确立维护人的尊严、自由与权利的框架。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永无止境，充满变数和多样性，追求变化和多样性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是，确立起上述制度和文化框架却是变迁与转型的标志性跨越。

那么，中国应对现代性挑战的效果如何?社会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以及内在因素的作用下遭遇冲突导致社会秩序和价值的危机，具体表现为权力合法性的危机、社会结构的瓦解以及意义世界的颠覆。霍兰提出:“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系统由具有适应性的主体构成，主体在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的交流中不断学习和调适自身，从而推动系统的演化。③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动性，在积极应对危机中维系着社会系统的稳定。这便形成了“冲突－危机－应对”的社会运动模式。求生的本能会迸发出反抗的力量驱动人去寻找应对之策，革命与改良便是最显著的行动。制度层面最激烈的变迁是革命，这成为百年中国变迁的一个主题，对人的影响最为深刻。从民族国家的独立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艰难地探索出了一条成功道路，在实现独立和富强的同时提升了人的生命质量和人格特质。当然，这种回应还是初步的、有限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只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环节，还有更深刻复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建设有待探索。应对现代性挑战、探索中国现代性之路充满曲折，一个表现就是生命困境。那么，生命困境形成的机制是什么?这需要立足经验事实认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与人的互动关系。

三、生命困境的形成与强化机制

理解生命困境需要分析现代性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与人之间的互动机制。社会系统中不同的要素相互依存构成复杂的结构，其中文化、制度、经济技术是几个关键变量。现代性的建构体现于这几个方面的转型与变革，由此形成了社会变迁与人的互动。

从文化层面看，它是塑造人的生命样态的基本因素，也是人应对挑战的创造性活动。居于共同体生活核心层面的价值体系、信仰系统和意义世界构成了文化的实质和核心，体现了共同体的知识、理念与生活方式。文化通过对生命意义的回答从根本上规定了人，确立了人立于此世的基本规则与价值取向。人一出生就被安置到自己无法选择的文化世界中接受知识、技能和信仰的教化，文化的基因流淌在每个人的血脉之中塑造着人，这便是“人文化成”的过程。同时，面对既定的约束性力量，人又通过文化的创造予以反抗。这样，人在生活中创造了文化，也在文化创造中塑造和改变着人本身。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了自己的意义系统，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基，近代以来则面临现代性的冲击并出现深度危机。作为自我拯救的努力，文化反思与启蒙以对人的省察为主题，在对人与自身、他者、世界的关系的认识中重构自我认同。然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之路依然没有实质性突破，“综合创新”依然停留于概念层面，文化困境直接表现为生命的困境，人在漂泊动荡中找不到归宿和支撑。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驱动下，中国文化在繁荣与开放的同时也陷入更复杂的矛盾之中，价值观的混乱、信仰的迷失从精神层面强化了生命困境。

从制度层面看，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制度的变革，直接影响和塑造了人本身。制度作为社会的规则体系确立了共同体生活的秩序、维护着共同体的利益，作为社会行动的规范约束着人。制度可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也可能是阻碍新生事物的消极因素，它对人的影响通常借助于权力来实现。福柯认为，权力实现自己的最集中表现是对生命的支配，最重要的是生和死的权力。“19世纪的一个基本现象是，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权力负担起生命的责任:如果你们不反对，就是对活着的人的权力，某种生命的国家化，或至少某种导向生命的国家化的趋势。”①由于对人的理解不同，导致在制度设计上选择了不同的方向。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集中表现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充满了乌托邦激情的社会运动解放了人，也建造了钳制人的新牢笼;对于民主和法治的追求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方向，但是建立具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和法治制度框架还任重道远。尤其是，由于对权力缺少有效合理的约束与安排，高度集中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既定的制度架构下，谁都无法逃出其影响，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格局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人的奴性，主体性也就难以成长。这便是生命困境形成的制度性因素。

从经济技术的层面看，现代性的基础动力是经济和技术的变革，这体现了人探索世界、创造生活的能力，又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力量塑造着人本身。以工业化、信息化等为内涵的经济技术变革不仅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念。中国在经济起飞中焕发出巨大活力，成为影响人类文明格局的重要力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命样态。市场经济发展释放了人的创造活力，网络的普及则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然而，经济技术的变革既可能是解放的力量也会成为新的奴役力量，基于透支环境、资源之上的发展模式破坏了人的家园，工具理性的盛行将人贬为工具，金钱至上、物欲横行使价值观陷入混乱，现代性的种种弊病集中表现为人的异化。结果，生命困境在新的时代又呈现新的形态。

这样，文化、制度与经济技术的变革相互作用，汇聚成应对现代性挑战的历史洪流。变革的进程既有成功也有挫折，一方面革命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提升，另一方面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展现出系统性的不适，由此形成生命困境并迟迟走不出来。以往历史上的冲突和震荡是冷兵器时代和农业社会中的生存竞争，并没有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上有根本性的突破，在人身上也难以显现新生的因素。近代以来的冲突则不同，现代性从西方兴起进而走向全球，社会变迁中充满了异质性的因素。人们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以及社会文化体制的比较中看到了传统的陈腐与衰朽，推动文化和制度的革新成为救亡图存的选择。几代人传承不同和相同的理想，也遭遇了不同和相同的结局，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理想主义最为高扬的时代。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此尖锐，一次次革新在现实中触礁、一堆堆理想之火被浇灭、一个个“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充满乌托邦精神的社会试验激起了人的梦想也给人带来伤痛。比较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困难和曲折似乎尤其突出，生命困境便是一个突出表现。如何理解人、对待人的问题贯穿于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但是，如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观点认为的，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思想启蒙与人的改造被搁置到了边缘。与之相关的是，对人的批判与关注、对人文价值的追求被湮没，“人”的问题成为悬案而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现实中的一个普遍倾向是将人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来看待，一切由高高在上的决策者来安排，个人也只能惟命是从，于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政治上的权力高度集中、文化上大一统的思想体系都强化了生命困境。

总结社会变迁与人的互动机制可以看到，现代性建构是文化、制度以及经济技术变革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生命困境也在这种互动机制中得以强化。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社会系统的制度与文化结构等形成稳定的秩序和价值体系，其合理性与正当性需要并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这种认可维系了系统的平衡，社会在保持稳定的结构中实现了自身的功能;这种平衡使系统强化自身的力量，推动了人口、财富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认可－平衡－强化”模式形成正反馈，它在维系社会系统平衡的同时也存在压制人的主体性的可能。与之相对应的是如前所述的“冲突－危机－应对”的模式，它形成负反馈，在不断打破系统的平衡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平衡，在挑战中提升人的主体性。两种并存的运动模式彼此交织、相互作用，维系着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并塑造了人的生命样态。这一机制也形成了社会变迁的路径依赖，数千年高度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在不断调整中形成一种正反馈，东方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包袱不会在一夜之间被甩掉，而是在生活的暗流中不断浮现出来。因此，社会变革遇到的阻力特别强大，使得中国人在变迁中深陷矛盾的漩涡不能自拔，生命困境在徘徊和叠加中也不断加深。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可谓宏大，过去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谓让神州大地“旧貌换新颜”，然而，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核心层似乎依然没有根本触动，一个表现是生命困境依然存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政治和文化的进步还停留在物质和形式的层面，核心层面的问题却由于最为艰难而被绕开，问题不断积累只能会趋于复杂直至积重难返。这样，现代性进程中应对挑战的系统性不适导致了生命困境，生命困境又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性进程的曲折，它们相互塑造和影响构成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

四、走出历史轮回

把握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与人的互动机制是理解时代课题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寻求改变人的命运的现实路径。面对依然延续着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与人之间诡谲的冲突主题，需要在提升人的主体性中推动社会的变革，在变革中创造更丰盈的生命。生命困境是社会变迁中的难题，问题没有解决不等于会自动消失，它只不过是暂时被掩盖而已，到了特定时期它就会再次以尖锐的形式展现出来。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尤其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克服生命困境成为现实的大问题。

走出生命困境是推动现代性进程的内在要求。生命困境不仅是历史中的事实，也存在于现实社会结构的深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长期走不出困境既是社会变革迟缓与曲折的表现，也是社会文化复兴的障碍。从价值理性上说，社会变革的目的是推动人的自由发展，这已成为共识，例如“以人为本”、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被提出并得到广泛响应。如果发展最终背离了人甚至让人走向畸形与异化，其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从工具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变革的主体，主体性的培育和施展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生命困境压制了人的主体性而导致变革的动力不足。因此，走出生命困境是现代性建构的根本要求，也是认识并实现生命真义的自觉过程。

走出生命困境需要从时间与空间的铺展中认识自我，在反思历史与现实中创造未来。从空间上说，生命困境既是个体也是群体的问题，对自我的追问需要放到更宽广的社会文化中去定位，对于社会文化的探讨也需要基于个体生命的经验事实去体察。于是“小我”与“大我”走到了一起:这是“小我”的问题，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在遭遇;它又是“大我”的问题，一代人都在共同面对。从时间上说，生命是在时间中铺展开的过程，穿透了历史的隧道走进当下的生活;历史并不是过去的蒙着尘土的文本，而是依然存活于当下的集体记忆;现实也不仅是过去历史的延展，而且是走向未来的根基。因此，理解当下需要走进过去尘封的记忆，从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碰撞中寻找创造未来的可能路径。这时，传统进入人的视野、走进当下生活，实现这种延续的重要载体是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大我群体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①人们通过社会记忆构筑起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以及其中几代人的生命流转也塑造了当下生活，中国人对于这段亲身经历和反复记忆的历史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有着切身的体验，这种体验通过自身和社会记忆的传承不断强化;“陌生”不仅因为当代史的大量真实材料还无从获知，更重要的是因为作为其中的当事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因此，必须跳出历史的迷雾寻找破解生命问题的路径。

走出生命困境更需要文化理念和制度的系统变革。生命困境不是一个因素、也不是一段时间造成的，而是中国社会文化系统长期演化、尤其是经历剧烈冲突的结果，需要从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中予以认识，以思想启蒙推进制度变革和文化创新。生命困境折射出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艰难历程，展现了中国人遭遇的保守与变革、封闭与开放、倒退与进步的冲突。逃避固然可以暂时使人在精神的麻醉中获得短暂解脱，然而结构深处的冲突并没有解决，梦魇会继续缠绕人的心头。走出生命困境的历史轮回，需要直面民族集体意识深处的痛楚，在文化与制度的变革中超越自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文革”之后的中国湖南地区的神经衰弱、抑郁症的实证研究，揭示出这些病痛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其中一个重要机制是“躯体化”———将背负有道德压力和社会舆论影响的心理精神问题转归于躯体上的病痛，从而达到了去道德化等目的。然而这并不能消除痛苦。［美］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2.关于社会变迁与人的命运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主题，从《阿Q正传》、《狂人日记》、《家》、《生死场》、《雷雨》到《活着》、《穆斯林的葬礼》等等都能看出，对苦难的体察中都贯穿着对“人”的问题的反思。文学艺术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将社会文化变迁对人的命运的塑造以悲剧冲突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不只是艺术的虚构，更是对真实生命冲突的正视与抗争。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以人口流动与发展为主题，统计显示，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排名92位，比上一年度提高了7位，改善幅度居前列。UNDP网站，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09_EN_Complete．pdf．

4.《李毅中总结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的12个热点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zdt/2008－02/28/content_904432．htm．

5.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