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理论上探讨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诸问题，以期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内容涉及计量史学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经济发展与全面社会发展、建构民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参照系、以及该指标体系的框架与内容等。

　　民国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即是如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定量的分析，以提升史学成果的准确性、科学性。“现代化史”分析框架的引入，曾一度激活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研究者从社会演变的另一角度来思考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但如果仅仅停留在“传统”、“现代”的二分，或若干现代化模式的宏观描述上，我们的史学仍未免再一次显得苍白、无力。现代化阐释框架目前正受到形形色色的“后现代化”思潮的蚕食、挑战，便是一个明证。为此，通过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尤其是通过苦干指标体系的建立，来具体说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晚清社会发展由于统计资料的匮乏，很难诉诸此类研究），无疑便成为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1840-1949)研究的关键之一。有鉴于此，笔者设计了“民国时期(1912-1949)社会发展水平统计研究”的课题，并围绕如何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这一中心问题，形成如下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计量史学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20世纪50年代，计量史学自法国滥觞，旋即西征东伐，掀起史学界的轩然大波。一大批运用回归分析、相关系数、方差分析等计量技术的“新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向传统叙事式人文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招致一轮轮的指责。毋需赘述计量史学的远大科学抱负及其卓尔成就，也不论其反对者或中肯或武断的辩驳与诘难，计量方法由此所展现的对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无可置疑的。对于具有深厚、悠久人文史传统，习惯于粗放式耕耘的中国史学界来说，这种意义尤为重大。

　　计量史学的灵魂是，在特定理论指导下，对历史做准确的结构性的数量分析，进而概括出关于历史的科学结论。由是，关于计量史学的争论便可归结为：一个个具体的具有内在情感与好恶的个人所创造的历史能够经由结构性的数量描述而再现吗？反对者以为，离开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背景以及历史人物的深刻洞察和理解就不可能接近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计量史学的争论实际上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论争。因此，厘清100多年来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论争的实质，是理解计量史学及其方法论意义的关键。作为一种方法论主张，人文主义强调经验的不可重复性、主观性，认为在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不存在全称假说，不能建立因果律、统计律，而只能用诠释、理解的方法去作恰切的观照。实证主义则针锋相对，肯定经验的客观性、可测性及普遍定律的存在，坚持演绎说明是科学认识的最好模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概莫例外。但事实上，根据哈贝马斯及阿佩尔的观点，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并非水火不容，人文主义所要理解的是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中需要理解的一个侧面，实证主义所要实证的则是同样领域的另一个侧面，两者回答的是纷繁世界的不同问题[1](p25-29)。因此，关于计量史学的争论便也有了消解的可能。计量史学无法取代人文史学，同样，人文史学也不应苛求计量史学（注：严格地说，与人文史学相对的应是广义的实证史学，计量史学只是广义实证史学的一种方法论路径。本文将计量史学与实证史学并提，是基于本文主题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历史需要理解，理解一个个历史事件及英雄人物背后深刻而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内蕴；历史也需要计量，计量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群体所显现出来的不同经济、社会、行为乃至文化心理特征。就此而言，我国史学界有理由更重视计量史学研究，通过数量分析提升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以补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中人文史学一家独大之缺。

　　晚清时期，社会统计资料十分零散，统计手段也不甚科学，留下的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系统的统计资料甚少，给计量史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民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统计制度始逐渐建立起来。民国初，曾有主计局等组织，负责一些统计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于统计行政之划一，以及政府统计制度之确立，厘定法令，用策厉行”。1931年，国民政府设置主计处，“掌理全国岁计会计统计事务”。“依主计法规之规定，主计处统计局掌全国统计总报告之汇编，及分类统计年鉴之纂刊”[2]。1935年，统计局汇编第一次全国统计总报告，并提要刊行《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四年辑）》[3]。此后，虽然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统计事务受到极大破坏，统计局仍坚持工作，于1940年、1947年两次汇编全国统计总报告，并提要刊行。这些报告的统计内容涉及土地与人口、生产事业、商业、货币金融、财政、交通、教育、政治、国际比较等众多类别，类之下又再分纲、目、栏等，并且注重历年之比较、各省之比较及各辑之间的联系与一致，数据相当全面翔实，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另外，还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过一些调查统计，也留下了丰富的统计数据资料。这些数据为计量史学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保证和便利。因此，民国史的计量研究更有理由得到重视。本文旨在从理论上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以便利用各种统计数据，展开民国社会发展状况的计量研究。

　　何谓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社会发展又不仅仅是一种定性的描述，而且还是一种可以用指标体系加以观察的社会发展状态，是一种可测度的社会现象。这里所谓的指标是表示一个概念或变量的可观察、可测量的具体事物。一系列具有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的指标经理论整合即构成相应的指标体系。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以GNP来度量经济增长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被经济增长所代替，经济增长又主要由GNP等少数几个经济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来反映。这就是传统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经济性指标体系。6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性指标体系的局限性，即经济增长不等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等于社会进步，遂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及相应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根据有些研究者的归纳，新发展观包括综合发展观、人本发展观、社会整合观及可持续发展观等几种不同的具体形态。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生态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人本发展观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整合观强调社会发展各要素的相互联系、和谐有序、灵活有效及一体化运作。可持续发展观则突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自然资源总量和总体上的生态完整进而实现社会持续进步的价值优先性[4](p20-22)。不论哪一种具体形态，都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经济发展本身并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全面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因此，与新发展观相对应的就是包括经济指标在内的注重社会全面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

　　社会发展指标的定义可解释为：“量定某一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数的材料”[5](p25)。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依其功能可以区分为描述性指标体系、评价性指标体系和规划性指标体系。描述性指标体系通常是政府制定出来用以详细纪录当时社会发展各方面变化情况的统计体系，像统计年报表、月报表之类，凡可以统计的内容都应囊括其中，比较具体、翔实、细致，因此，具体指标通常很多，常常有数百乃至上千个。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以及当代中国的《中国统计年鉴》即属此类。评价性指标体系旨在以描述性指标体系为主要依据，选择确立尽可能少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一些指标全面概括社会发展，达到对长时段社会发展状况或不同地域、国家的发展水平的总体性认识、评价和比较。其特点是少而精，注重从量与质的结合上把握人类社会的深层次脉络，既具备历史的纵深感，又具备空间上的延展性，从而能够作为认识历史与现实社会的有效工具。本文就是希望以《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等史料为依据建构这种类型的指标体系。

　　二、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石与原则

　　建构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为了提供一种新的可资认识、评价民国史并能够对勘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工具，因此，毫无疑问，要建构的是一种评价性指标体系。如前所述，指标体系是具体指标的结构性聚合，而其结构，取决于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发展观。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评价性指标体系，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作为其基石的发展观。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贯穿着一条基本线索，即中国人对国强民富或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向往与追求，民国时期也不例外。作为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理论基石的发展观应该能够抓住这种长时段特征。由此出发，新发展观当是恰切的选择。反观历史，尽管民国时期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新发展观，但由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变迁，中国人的求富逐强、救亡图存本就是一种笼统的整体性诉求，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基于新发展观而建立起来的反映社会全面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去分析和评价民国历史。更何况，历史不仅是一代又一代人主观能动地追求与奋斗的历程，更是一个客观自然过程，历史上没有明确提出新发展观并不表明以此为判准的历史就没有发展。因此，运用新发展观下的社会指标体系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评价是完全合理的。新发展观凸现发展的动态性和连续性，不仅关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卫生水平等主要反映当时富裕、发达程度的具体指标，而且关注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关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递嬗以及制度创新与变迁等等，简言之，即关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扫除及条件的创造。在新发展观下，真正的发展必然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等的全面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必因制度、人口素质等其它某些方面的落后或不适应而难以长久，单纯的制度创新也同样会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支撑而难以扎根，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从社会指标的涵义及新发展观出发，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应该遵循时代性、可行性、可比性、简约性等基本原则。

　　1.时代性

　　我们所要建构的指标体系是用来认识、评价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因此必须紧扣那一时代的主题，突出那些与该时期发展实际相联系的社会指标。这就要求在建构指标体系之前对民国史有一个定性的把握。诚然，建立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本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当时的社会发展，但是，以数量化为特点的指标体系的建立本身又需要以一定的定性认识为前提。换句话说，只有大致把握了民国史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建立起对应的指标体系，准确地勾画出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面貌及其时代特点。反过来，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定量化分析又必然能够导出关于民国史基本特征的更准确结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社会指标体系前提的定性认识构成挑战或补充。这样，定性认识与指标体系的概括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各自独立，共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要以某些得到普遍认可的关于民国史的已有结论为前提。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民国时期至少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其一，民国时期战争频仍。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富，也造成了大量伤亡人口，对人口增长率、人口预期寿命等指标、对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及当时中国的发展主题、道路和模式构成了巨大影响。其二，中华民国不具有完全主权，也一直未能有效控制整个国家。因此，不同地域的发展目标、发展环境、发展政策、发展路径及发展成效可能都存在较大差异。忽视这种差异，就无法正确认识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其三，民国时期，即使西方国家也只是强调经济增长，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而中国连经济增长都成问题。因此，社会发展在民国时期首先诉求的是和平，是有家可归、有食果腹、有衣蔽体，舍此而外，就谈不上发展。有些指标现在看来是层次比较低的，但当时却可能至为根本、关乎民生。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必须凸现这类指标的位置。其四，虽然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民国初期已历时数十年，但即使是到了民国后期，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之久，由小农经济、宗族制度、官僚政治所组成的高度一体化的农业宗法社会结构[6](p32-36)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时应该认真审视这些特点，关注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障碍，关注制度创新及其社会心理环境。

　　2.可行性

　　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若在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再完善精致的指标体系，亦不过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既要注重理论方面的要求，也要考虑实践上的可能，要从民国时期的历史实际出发，保证各项具体指标的经验可测性。中华民国是已经逝去的历史，只能以现存史料作为建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前提。因此，在确定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及具体内容时，首先要深入了解、分析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在内的有关统计史料，把握民国的计政制度和统计方法，搞清楚民国统计机构采用了哪些指标？其初衷是什么？各个指标的涵义是什么？是否有相应的统计数据？若没有统计数据，是否可以根据其它资料估算出来或者使用其它替代指标？不同年份的统计口径是否一致？各种数据是如何收集的？其可靠性如何？除官方统计外，还有哪些资料可资利用？等等（注：关于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需另辟专文评析。本文囿于篇幅，不作详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可行性。

　　3.可比性

　　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应该能够测出此一历史时期中至少两个不同年份的发展水平，从而可以用作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研究的工具，分析、比较当时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该指标体系还必须具备与现代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一致性，从而使历史和现实具有可比性。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时，要以当今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指标体系为参照系，认真分析其构成、内涵及使用方式，抠出那些代表性强、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的核心指标，进而确定依据民国史料能够取得数据的相应指标，以保证指标体系的大致可比性。

　　4.简约性

　　社会发展千头万绪、林林总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全面、详细地描述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需要建立庞大的统计指标体系即描述性指标体系。评价性指标体系以特定的发展观为理论基石，强调各项指标的理论联系和逻辑关系，旨在描绘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概括、评价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利弊得失及内在规律。这种指标体系应简明扼要，通过少量有代表性的关键指标，提纲契领又不失精当地反映社会发展状况，而不是像统计机构的统计报表那样，指标众多，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还需要在时代性、可行性、可比性的基础上讲求简约性，以尽可能少的指标达到从总体上对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把握，并能够进行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研究。

　　三、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参照系与基本框架

　　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系统，包括的具体内容很多，因此各国的社会统计指标即描述性指标体系都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指标，如联合国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就有13个方面140个指标，每个指标还要进一步加以细分，最后涉及上千个数据。我国当前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也有15个大类1100多个指标。这些指标对于细致、详尽描述各个方面的具体状况是必要的，但要综合概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就显得繁琐和芜杂。因此，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和政府部门都下大力气研究如何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核心指标，建构评价性指标体系，以便对社会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简明扼要地抓住其主要特征。

　　美国卫生组织提出用六个指标组成ASHA指标值，即以就业率、识字率、平均寿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四个指标的乘积除以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乘积，得出综合指标值，用以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情况，衡量发展中国家满足基本需求的程度。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调查了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后，认为尽管社会起点不同，但会经历同样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他提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统一标准的10项指标。这10项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2-15%；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比重占70%以上；识字人口比重占80%以上；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比重占10-15%；城市人口比重占50%以上；每个医生服务人口在1000人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这10项指标，如都达到了标准，就说明已实现了现代化[7](p47-53)。法国提出了用11项指标组成的反映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的经济福利指标体系，包括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平均寿命、成人扫盲率、人均粮食产量指数、人均摄取的热量及其占需要热量的比例、人均能源消费量等。前苏联经济学家用包括生活环境保护在内的最终社会成果来代替传统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行社会发展研究，提出对每项政策至少要进行技术、经济、生态和卫生四个方面的评价，由此建立了综合的社会指标体系，包括技术经济潜力、社会发展成果（生活水平、健康状况、社会平等的实现程度、生活满足程度）、环境状况、防卫力量四方面的指标[8](p481-484)。

　　我国社会指标研究专家也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社会综合评价指标，由经济、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四个类别构成，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非农业劳动者比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中学生占适龄人口比重、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一医生服务人口、人均摄取热量、通货膨胀率、人均能源消费量等16项具体指标，用以对中国及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综合定量评价，从中找出中国的相对位次和薄弱环节[9](p10-12)。同时，针对当前国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有些学者还专门建构指标体系分析、评价各省的社会发展状况。如朱庆芳提出的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五大类的46项指标，王地宁、唐钧的人口结构与素质、基本生活需求、精神文化需求、社会安全需求、经济效益与劳动效率等五大类42项指标[10](p151-166)，宋林飞的人力资源、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生活质量、城市化、社会稳定等六大类30项指标[4](p22-27)。

　　可见，各国社会指标体系涉及的范围都很广泛，不仅包括经济、社会、还包括社会参与、文化、教育等，体现了整体性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又都比较简约，力图用为数不多的关键性指标抓住社会发展的概貌。以这些指标体系为参照，不仅有利于寻找到便于进行地区间、国际间横向比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纵向比较的具体指标，提高指标体系的可比性；而且有利于发现真正有代表性的社会指标，提高指标体系的简约性。由此，在新发展观指导下，根据民国时期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从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等三个方面建构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以期全面把握当时的发展水平，并与世界各国及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相参照。

　　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而人首先必须能够生存，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生活物品。因此，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p32)。因此，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方面的指标应该是反映迄今为止的任何社会任何阶段的发展状况的基础性指标。对于民国时期来说，由于社会正处于结构转型期，商品经济与民族工业都有一定发展，工业化正在起步，由于经济增长与强权政治是世界范围内的主旋律，所以，这类指标对于衡量那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尽管不似现在发达与富裕，但也涉及很多部门，如农业、工业、交通等，都需要相应的指标去量度。根据民国时期的统计体例，可以将这方面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概括为3类：经济指标、城市化指标、交通指标（注：城市生活代表着不同于农村的物质生活方式，同时显然也是一种不同于农村的人际交往方式以及文化生活方式。同样，交通指标不仅反映物质生活水平，也体现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式和质量。这里主要将它们作为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水平的尺度，只是相对的划分。因为，归根结底，社会发展是系统性的发展，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都是互相关联的，其基本框架和类别划分只是为了分析与运用上的方便。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关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框架安排和类别划分都是相对的，乃出于理论建构上的需要。）。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从一产生时，人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活动就是群体性活动，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任何个人都必须与他人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脱离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人也就不成其为人。因此，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也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社会发展程度必然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量与质表现出来，通过人与人结成特定社会关系参与社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表现出来[5](p175-177)。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方面的发展涉及人口、家庭、社区以至整个社会结构和秩序，大体可以概括为3类：人口与社会保障指标、家庭与妇女发展指标、社会组织与公共秩序指标。

　　社会发展是一个客观自然过程，同时也是人们主观感受和参与的过程；不仅是外在于人的物质生产、社会结构变迁及制度创新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嬗变过程和个人现代性的增长过程（注：英克尔斯等人经过细致调查和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贫穷和落后不仅是物质财富和制度方面的，而且更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没有个人心理的现代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参阅英克尔斯等著：《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人的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因此，社会发展还包括一个重要方面，即人的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用以表明人的现代性与精神生活质量，表明人对生活的意识能力和觉悟水平，表明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理解能力、创造能力和超越潜力。只有包含这方面内容在内的发展才是人的灵肉相济的发展，才是对全面社会发展的真切把握。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方面的指标首先包括新闻出版指标和教育指标。此外，由于社会成员的心理变迁和个人现代性的增长涉及人的内在的观念，其测量明显不同于物质生活与群体生活，除运用上述客观指标外，还需要同时使用主观指标。新闻出版和教育类客观指标的变化（如报纸发行量的增加），只有联系相应的主观指标（如人们对待报纸的态度），才能予以更有把握的解释。物质生活与群体生活方面的变迁也只有结合心理状况方面的主观指标，才能得出更可靠的结论。譬如，工厂工人的增多反映了工业化的推进，但如果当时人们对这种数量增加持否定性情感与认识，认为进厂务工即意味着背井离乡，给人无归依感，进而排斥工厂生活，则可以断言，工业化进程会因为社会成员观念的落后而遭遇较大的社会阻力；反之，若当时人们对这种数量增加持肯定性情感与认识，把离土离乡、进厂务工看作更令人满意、更有前途的生活方式，那么工业化进程就具有较好的民众心理基础，会比较顺利。因此，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方面包括3类指标，即除新闻出版和教育两类客观指标外，还有价值观类主观指标。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指标体系的测量效度，以便更好地接近历史真实。

　　四、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

　　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文化教育与心理状态等三方面的共同发展即全面的社会发展。从这三方面出发建构的由9类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能够避免单纯经济性指标体系测度社会发展水平的偏颇，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状况。

　　1.经济指标

　　民国时期，经济方面的统计十分周详，如《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九年辑）》的9个统计类别中，有生产事业、商业、货币金融、财政等4个类别11纲主要涉及的就是该方面的数据。根据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参照系及基本框架，可选择确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度财政收入、物价指数、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比重等4项具体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年度财政收入从总量上体现经济发达与富裕程度。在已知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前提下，物价指数能够大体反映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生活状况。民国时期，中国仍属于农业社会，传统手工业比较普遍，现代机器工业刚刚起步，处于同手工业激烈争夺市场的阶段，由此，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比重便比较精炼地概括了工业化的水平。

　　2.城市化指标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水平与现代化程度密切相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等3项指标能够大致体现民国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3.交通指标

　　当今世界一些具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都没有专门的交通指标，因为发达完善的交通网络乃现代社会的平常现象，其作为发展指标的意义被经济指标予以较好的涵盖和表达。民国时期则不然。当时的中国仍属于传统社会，交通状况还很落后，铁路、公路、邮电通讯等现代交通技术对于疆域辽阔、地形复杂的整个国家来说，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乃至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现代化诸方面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铁路里程、公路里程、邮政里程、电政收入等4项主要交通指标对于反映不同地域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人口与社会保障指标

　　人口与社会保障指标是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民众生活质量的基础性指标，在各国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根据已有统计资料并参照前述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可以选择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净增长率、自然灾害死亡人口比重、每万人口拥有的医生数等5项具体指标测度民国时期的人口与社会保障状况。

　　5.家庭与妇女发展指标

　　家庭是人们最基本的群体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场所，平均家庭规模、离婚率等2项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这种形态和关系在社会结构转型期的变化。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近代以后特别是民元以降，受西潮冲击，男女平等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走向学校和社会，踏上妇女解放的道路。这个时期，受教育状况无疑是影响妇女角色定位、妇女发展以及妇女家庭与社会地位的最关键因素，因此，受教育人口中女性所占比重是测量民国时期妇女���展状况的最佳指标。

　　6.社会组织与公共秩序指标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建立在社会成员的高度相似性与同质性基础上的整合方式称为机械团结，建立在社会组织的功能分化和专业化基础上的整合方式称为有机团结。在他看来，传统社会主要依靠机械团结而维系，现代社会则主要依靠有机团结而维系。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发展的过程亦即现代性成长的过程[12](p250-253)。近代以来出现的新式社团及司法制度无疑是有机团结的实现形式，因此，社团及其会员数量、每万人口法官数、民事纠纷立案数、刑事案件立案数等4项指标便从整合方式这一角度表征社会发展状况，表明现代社会土壤的潜滋暗长，乃至现代社会秩序的编织生成。

　　7.新闻出版指标

　　大众媒体及出版物能够开启民智，开阔眼界，传播新观念、新思想，提高民众精神生活质量，是影响个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民国时期，报刊种类、报刊发行量、图书发行量等3项指标基本上代表了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水平，可确定为基本的新闻出版指标。

　　8.教育指标

　　与大众传播媒体相比，教育的针对性更强，目标更明确，能够更有效、更直接地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因此，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社会发展指标体系都涉及教育状况，如识字率、大学生占适龄青年比重等指标。民国时期，传统教育式微，新式教育逐渐扩张，教育事业总的来说还很落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新式教育人数占受教育人数比重、识字口占总人口比重、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比重等4项指标能够较好地概括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9.价值观指标

　　价值观指标直接针对人的态度和观念，属于主观指标，涉及很多内容。对于民国时期来说，由于当时的民意调查并不多见，未能留下系统、完整而可靠的调查资料，想直接了解其时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选择了一条间接途径，即通过审慎地分析有关历史文献（如媒体报道、小说等）或请专家评分，达到测量民国时期人们的总体态度与观念的目的（这种测量方式实际带有“理解”色彩，具有浓郁的人文史学特征，是在计量史学范畴内对人文史学的有限借鉴。更一般地讲，这种方式是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社会测量学对人文主义“理解”方法的有限借鉴和移植，此不赘述）。由此出发，便选择确定了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城乡居民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城乡居民对个人苦难的解释等3个较抽象的指标，希望能够藉以捕捉当时最根本性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以便弥补客观指标的不足，真实反映民国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

　　综上所述，即得到了一个由9个类别共33项具体指标构成的用于民国史研究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此外，中国疆域辽阔，地域差别大，发展不平衡。近代以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受很长时期内军阀割据、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域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至少可以区分为1912-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等四个大的阶段。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还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能够反映出省际差异和阶段性差异。这样，我们要建构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仅适于将民国时期社会发展与其它国家及当代中国发展相参照，而且适于进行民国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省份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将大大提高民国史研究乃至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江天骥．略论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J]．天津社会科学，1999,(5)．

　　[2]　陈其采．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九年辑）·序[A]．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九年辑）[Z],1940．

　　[3]　国民政府主记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四年辑）[Z],1935．

　　[4]　宋林飞．社会发展的评估与对策[J]．南京社会科学，1998,(4)．

　　[5]　郑杭生等．社会指标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6]　马敏．马敏自选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7]　朱庆芳．社会指标的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8]　陆学艺．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

　　[9]　何建章．中国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10]　王地宁，唐钧．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应用[J]．中国社会科学，1991,(1).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