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既有研究表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给居民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参与带来负面影响，但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至2017年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正向刺激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1）阶层认同向下偏移、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阶层向下流动预期的城镇居民，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概率更高，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成立；（2）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阶层认同下移和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对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越强；（3）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影响在主观阶层认同为中层及以下、教育水平为本科以下的城镇居民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揭示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城镇居民快速获取物质财富的“投机”心理的刺激作用，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行为的认知，同时也扩展了社会分层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认知；风险金融投资；贫富差距

作者简介：郑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徐旻霞，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中国资本市场近年来不断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开放，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股票、基金、债券等风险金融产品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使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渠道。风险金融投资不仅影响到个人和家庭的收入结构、财富积累和经济生活水平，还关系着资本市场的建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并潜在地影响着消费增长，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路晓蒙等，2017）。因此，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既有研究大都从经济理性主义视角出发，考察微观层面居民的年龄、教育水平、收入（何秀红、戴光辉，2007）、生命周期（吴卫星、齐天翔，2007）、健康状况（Berkowitz & Qiu，2006）、金融知识（尹志超等，2014）、社会资本和社会互动（李涛，2006），以及宏观层面经济政策的变化、金融资源可得性和金融制度的完善程度对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肖作平、张欣哲，2012；唐朝，2017），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忽视了居民经济行动背后的社会性动机和结构化因素。个体行动者都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所有社会行为，包括经济行为在内，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诸如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被赞赏性等社会性动机的驱动。并且，金融体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一方面，金融具有资产配置和跨期选择的基本功能，会对社会结构的塑造产生影响，例如金融排斥可能导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董晓林、徐虹，2012）；另一方面，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会影响其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结构位置的差异影响着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需求、动力和模式（何晓斌等， 2022）。所以，分析中国居民的金融投资问题，应首先关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居民的社会性角色（孙国峰，2018），应当把社会关系作为影响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核心要素来研究（Granovetter，1985；道宾，2013）。

社会阶层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主观建构，客观阶层的划分并不代表形成了共同的阶层意识、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能力，个体可以通过阶层认同和社会行动发挥对社会阶层的重构能力（卢福营、张兆曙，2006）。因此，现有研究大都从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这两方面来考察个体的阶层位置和整体社会结构，并强调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重要性。学者们对中国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现状、偏移特质、发展历程、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刘欣，2002；李春玲，2004；李培林，2005；高勇， 2013），但较少关注到这种地位感知对于个体行动，尤其是经济行动的影响。张海东、刘晓曈（2019）的最新研究指出，阶层地位认同向上偏移的群体更可能表现出积极的政治态度，从而证实了阶层地位感知是一个解释个体政治态度和社会行为倾向的有效变量。那么，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对其经济行动产生怎样的影响？结合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它会如何作用于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决策？这些行为背后反映出怎样的社会心态？

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至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从社会性和结构化的视角分析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不同状态对中国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本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城镇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行为的理解，推动家庭金融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弥补了现有的社会分层研究体系中对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导致的经济行动后果的关注的不足，扩展了社会分层的研究视野。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阶层认同偏移与风险金融投资

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是个体对于自身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的判断和认同。现有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并不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偏差（卢福营、张兆曙，2006），具体可分为“一致认同”、“向上偏移”和“向下偏移”（赵延东，2005；雷开春，2009）。其中，“向上偏移”是指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高于其客观阶层地位，“向下偏移”是指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低于其客观阶层地位。

国内学者对中国居民阶层认同偏移的现状、变化发展（范晓光、陈云松， 2015）、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高勇，2013）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发现居民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趋势较强。阶层认同的向下偏移不仅源自户籍制度、居住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制度因素和宏观环境的差别，还与其他各类型生活机遇的不平等分配密切相关。微观层面，教育水平、收入、财富和住房条件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居民阶层认同的偏移（韩钰、仇立平，2015）。此外，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转型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国居民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的个体主义倾向不断强化（李培林， 2005），阶层认同的参照系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职业、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但是这一参照系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的边界，导致阶层认同瓦解，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下移。

但上述关于阶层认同的研究尚未深入讨论个体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分化所导致的后果，也即阶层认同偏移给个体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动同时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建构的双重作用，对于现在和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和判断，比实际中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Kreidl，2000）。

阶层认同下移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现有的少量研究认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和阶层认同下移会给居民的社会参与带来消极影响。有学者指出，阶层认同下移反映了一种消极心态，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估说明居民关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体验是负面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无法完全满足个体对自身发展前景的期望，这表现出个体参照相关群体进行比较之后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个体对于社会发展的不公平感知（冯仕政， 2011）。还有研究发现，在三种阶层认同模式中，“下移型”认同对于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要比“上移型”和“一致型”认同更大，低估自身阶层地位将有更大概率触发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体制的不满，可能给公共管理和社会秩序带来潜在威胁（张海东、刘晓瞳，2019）。谭旭运等（2019）对中青年群体的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越低、向下流动的感知越强，青年的社会参 与（包括志愿服务、慈善捐赠、环保行动、公共议题讨论和政治参与等）意愿就越低。也有学者从流动观与网络观的双重视角进行分析，认为阶层认同下移会导致焦虑的社会心态，潜在地阻碍或威胁人们上升发展（张顺等，2019）。若把这一逻辑延伸到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问题上，则阶层认同下移的居民可能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信心不足，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性的评价也会更低，进而抑制其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热情。何晓斌等（2020）的研究就表明，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就越低。

但另一方面，阶层认同下移也可能对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它会刺激居民通过市场投机行为追求财富，提高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影响，中国城镇居民在阶层认同上更依赖于对自身经济状况的判断，认为收入、财富、市场机遇和资源占有情况是判断个人所属阶层的首要标准。中国近20年社会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利益关系市场化”（李路路，2012），单位制被打破，社会成员的生活机遇和社会地位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个体的“市场位置”和“市场能力”而非“身份地位”，成为决定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社会运行机制的这种改变使得个体的福利待遇和基本安全感都要从市场中获取，也迫使社会成员必须在市场结构中看待自己的位置，所以以职业、收入和财富等市场要素为基础来评判社会地位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此大背景下，居民阶层认同下移，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的经济利益和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进一步来看，当居民对自身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满，现有的经济条件无法达到其主观期望时，为了减弱或弥补他们在主观上的利益损失感受，居民往往会做出有可能在短期内产生高经济回报的高风险经济决策。他们很可能转向金融市场，试图通过投资风险金融产品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让家庭财富保值、增值，以此维持、巩固或提高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周广肃等（2018）在其研究中就指出，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增强中国居民对自己与他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比较，而为了追求相对社会地位，人们的客观物质需求会大幅提高，进而增加对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的金融产品的投资。同样，张海洋、耿广杰（2017）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家庭成员的生活满意度越低，选择投资股票、基金和金融衍生品等风险金融产品的概率就越高，原因在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在投资时的冒险逐利倾向就越高，风险规避程度也越低。

上述两种观点在逻辑上都成立，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1.1：阶层认同下移的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更高。

假设1.2：阶层认同下移的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更低。

（二）阶层流动认知与风险金融投资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民众的阶层认知并非简单地取决于当下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有关（刘欣，2002）。因此，谈及个体的阶层地位时，既要考虑其当下静态的社会经济地位，也要考虑其动态变化的阶层流动情况。

社会阶层流动是客观的社会现实，但客观状态与主观认知之间存在差别，个体由于其自身特征和生活经历等的不同，对自身阶层流动的认知也不同。阶层流动认知可以进一步分为对过去已发生的阶层流动的感知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阶层流动的预期，这种感知和预期又有保持不变、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三 类（刘欣，2002）。研究表明，个体对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的感知和预期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再分配偏好（陈宗胜、李清彬，2011；潘春阳、何立新，2011；徐建斌，2015）、对收入不平等的承受和容忍度（穆怀中、范洪敏，2015）、对优势群体的内隐（Liu et al.，2017）以及对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Day & Fiske，2017）。

整体而言，阶层向下流动的感知和预期对居民经济行动的影响机制与阶层认同下移的影响机制具有相似性。无论是已有的流动感知还是未来的流动预期，只要这种流动认知是向下的，人们就容易产生消极心理，深刻感受到自身利益和市场机遇的减损（陈云松等，2019）。一方面，个体如果感知到或是预期未来阶层向上流动，说明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境遇充满信心，更可能成为风险偏好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运用现有条件去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社会资源，以争取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相反，当个体对自身的阶层流动状况感到失望时，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偏好通过再分配手段获取稳定的保障，而不倾向于参与风险金融投资（李清彬，2011）。

但另一方面，阶层向下流动的感知和预期既可能代表着客观上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也可能代表着主观上个体对目前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满足和焦虑，而无论哪一种情况，这种地位落差都会增强居民对于物质财富和市场地位的渴求，激发居民的冒险逐利精神。在这种危机心态下，居民会增加在金融市场中的风险投资，企图在短期内快速获得较高的回报，弥补利益损失，维持和增加个体财富，维护或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上述两种观点在逻辑上都成立，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2.1：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向下流动预期的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更高。

假设2.2：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向下流动预期的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更低。

（三）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

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带来一系列客观的分层结构、分层机制以及价值准则的变化，而这些都会相应地反映在居民的主体意识之中，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形成和后果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收入差距拉大会导致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变差，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也下降。赵晓航、李建新（2017）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感知到的贫富差距严重性的加剧，边缘中产阶层和高学历群体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降低，对政府工作绩效的评价也更负面。现有研究还发现，当感知到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剧时，人们更倾向于将贫富差距归因于财产继承、运气、机会等外在因素，从而表现出较低的阶层流动感知，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判断也更消极（Davidai，2018）。在此情况下，收入差距拉大可能会强化个体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负面认知，抑制其对风险金融产品的投资。

但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改变个体的相对收入地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们进行收入比较的动机，使个体对于物质财富的渴求更强烈，并最终影响个人的经济决策和行动（Ball & Chernova，2008；周广肃等，2018）。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人们会期待快速改变相对收入状况，以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他们对投资风险的回避会因此弱化，从而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增加收益较高的风险金融投资。此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会强化居民的阶层差异感知，增强人们追求社会地位的动机（Stark，2006；Jin et al.，2011），促使家庭减少消费，增加对人力资本和金融产品等的投资，以争取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在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个体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负面感知对其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也可能越强。

上述两种观点在逻辑上都成立，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3.1：地区收入差距越大，阶层认同下移以及阶层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强。

假设3.2：地区收入差距越大，阶层认同下移以及阶层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负向影响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笔者获取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0年、2012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始于2003年，通常每两年进行一次，对全国各省（区、市，不含港、澳、台、新疆、西藏和海南）上万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是中国最的综合性、全国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CGSS数据广泛地应用于科研、教学、政府决策之中，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多年份数据不仅可以更好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还可以观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

考虑到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金融市场欠发达的现状，本研究以城镇居民作为分析对象，从所有样本中剔除了农村样本和关键信息缺失或不可用的样本，最后有29087个信息完整的城镇居民构成本研究的分析样本。其中，2010年5373个样本，2012年5834个样本，2013年5604个样本， 2015年5405个样本，2017年6871个样本。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城镇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参与。既有研究将金融市场分为以股票、基金等为代表的正规金融市场和以民间金融借贷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市场（尹志超等，2014）。正规金融市场中，股票、基金、债券、期货和权证等金融产品均属于高风险金融产品，区别于以银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中低（非）风险金融产品（路晓蒙等，2017；尹志超等，2019）。

在本研究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是指是否投资正规金融市场的高风险金融产品。本研究按照CGSS历年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家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多选）：股票、基金、债券、期货、权证、外汇投资、炒房、其他”，将选择了股票、基金、债券、期货、权证和外汇投资中任意一项的被访者编码为 “1”（参与），否则编码为“0”（没有参与）。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解释变量）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城镇居民的阶层认同偏移，即主观阶层认同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差。主观阶层认同依据CGSS历年问卷中的问题“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1为最底层，10为最顶层）”进行划分，将1、2编码为“1”（下层），3、 4编码为“2”（中下层），5、6编码为“3”（中层），7、8 编码为“4”（中上层），9、10编码为“5”（上层），构建五分类变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和划分向来众说纷纭，笔者认同的观点是阶层是超越经济现象之上的社会关系问题（李路路，2016），需要综合考量教育水平、职业和经济收入等多个维度进行界定。其中，职业是现代社会里人们首要的社会角色，往往更准确、全面地表征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因此，本研究依据CGSS历年问卷提供的被访者职业编码变量，参考李春玲（2005）和李强（2015）的做法，将居民职业转换为“标准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这一指数采用了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同时将教育和收入也纳入计算范畴，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国际代表性和权威性（Ganzeboom et al., 1992）；然后，参考李强和王昊（2017）的分类方法，根据居民的ISEI数值划分其所处的社会层级：ISEI数值30及以下编码为“1”（下层），ISEI数值31~40编码为“2”（中下层），ISEI数值41~66编码为“3”（中层），ISEI数值67~80编码为“4”（中上层），ISEI 数值81及以上编码为“5”（上层）。最后，将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取值相减，若结果小于0，说明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低于其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编码为“1”（阶层认同下移），否则编码为“0”。由于2010年数据缺少职业编码信息，后面的多元回归分析中采用的是由2013年至2017年的23714个观测值组成的样本。

第二个是中国城镇居民的阶层流动认知，包括对过去10年阶层流动的感知和对未来10年阶层流动的预期两个维度。根据CGSS历年问卷中的问题：“综合看来，您10年前在社会哪个等级上”“目前在社会哪个等级上”和“10年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用目前所处等级的分值减去10年前所处等级的分值，若结果小于0，说明居民有阶层向下流动的感知，编码为“1”（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否则编码为“0”。用10年后所处等级的分值减去目前所处等级的分值，若结果小于0，说明居民有阶层向下流动的预期，编码为“1”（有阶层向下流动预期），否则编码为“0”。

3.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是城镇居民所在省份的收入差距，笔者利用STATA统计软件直接计算了历年样本中各省（市、区）城镇居民年收入的基尼系数。5年数据共包含不同省份143个基尼系数取值。

4.控制变量

根据既有研究对中国城镇居民投资理财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本研究设置了受访者性别、年龄、年龄平方、职业、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是否有房、是否有车、是否有社会养老保险、所在省份地区、所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GDP）、所在省份市场化程度以及年份这16个控制变量。其中，所在省份市场化程度通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王小鲁等，2019）中相应年份各省份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来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及部分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1。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图1展示了2010年至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风险金融产品的投资情况。整体而言，中国城镇居民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比例较低，不足15%。股票是中国城镇居民参与度最高的风险金融投资项目，参与率为9.83%；其次是基金，参与率为5.53%。债券、期货和权证等金融产品的投资比例则较低，不足2%。七年间，居民的风险金融产品投资比例呈现出在波动中缓慢上升的趋势，股票投资比例由2010年的9.54%上升至2017年的11.53%，整体参与比例由12.55%上升到14.85%，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意识在不断增强。

图2展示了2010年至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阶层认同偏移与阶层流动认知情况。整体而言，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阶层认同向上偏移的情况最多，历年占比均超过40%。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城镇居民历年占比在20%到30%之间，与既有研究结果相一致（范晓光、陈云松，2015）。在阶层流动认知方面，感知到以及预期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城镇居民占比最高。但是从2010年至2017年，预期未来10年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会向下流动或保持不变的城镇居民占比在缓慢增加，说明中国城镇居民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逐渐缺乏信心，持谨慎、消极态度。

图3展示了2010年至2017年中国拥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城镇居民在风险金融投资中的参与情况。可以明显看出，阶层认同下移的城镇居民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比例在历年中都最高，且这一比例也在五年间波动上升，2017年达到23.03%，远高于中国城镇居民平均的风险金融投资参与比例。此外，感知到和预期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向下流动的城镇居民，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比例也更高：2017年，预期未来社会经济地位会向下流动的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比例高达20.92%，而预期未来社会经济地位不变或向上流动的居民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比例则低于15%。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收入差距与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首先考察自变量阶层认同下移对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阶层认同下移的城镇居民会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投资，假设1.1得到支持。本研究在模型2中继续加入自变量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发现阶层认同下移对因变量的影响依然显著，并且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即认为自己现在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10年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城镇居民，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概率更高。在模型3中，本研究继续加入自变量阶层向下流动预期。结果表明，阶层认同下移和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也依然显著，同时，阶层向下流动的预期也会提高城镇居民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概率，假设2.1得到了支持。上述结果表明，不同于对志愿服务、慈善捐赠、环保行动等社会参与的负面影响，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正向刺激城镇居民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投资。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看，风险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利益维护手段。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缺乏信心或不满足，会刺激城镇居民的物质财富渴求，弱化其风险规避意识，使之反而更有动力参与金融市场，投资风险金融产品，以期在短时间内增加个人财富，弥补利益损失，维护或提升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从模型1到模型3，模型的拟合优度逐步提升。

由模型4的结果可知，客观收入差距会增强阶层认同下移对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在贫富分化严重的地区，居民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更为敏感，追求物质财富和优势地位的动机也更强，在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感到不满足的情况下，更可能积极投身于风险金融产品市场，努力增加个人财富。模型5和模型6中阶层向下流动的感知和预期与收入差距的交互项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水平，假设3.1只得到部分验证。

（三）内生性处理

1.工具变量回归

上述实证分析中，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例如，居民家庭收入和财富可能通过参与金融市场增加或减少，其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和判断可能因此改变，而这将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使用城镇居民所在市的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平均值作为阶层认同下移、阶层流动感知和阶层流动预期的工具变量，借助两阶段Probit模型（居民金融市场参与为二分类变量）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一阶段估计F值均大于10，说明本研究选择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Wald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说明本研究的三个自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法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估计。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修正了内生性偏误后，阶层认同下移、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阶层向下流动预期依然会对城镇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客观收入差距会增强阶层认同下移和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对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上述结果说明本研究所得结论是较为可靠的。

2.倾向值匹配

现有回归结果还可能受到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处于不同客观阶层位置的城镇居民产生阶层认同下移、向下流动感知和向下流动预期的概率（倾向值）不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重新估计阶层认同偏移、阶层流动感知和阶层流动预期对居民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胡安宁， 2012）。

本研究选取了PSM中研究者使用较多、较为流行的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处理（陈强，2014）。经匹配后发现，相较于匹配前，匹配后各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降至10%以下，且所有协变量的均值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再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PSM后的匹配样本通过了平衡性检验，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PSM结果如表4所示，阶层认同向下偏移、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阶层向下流动预期的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比例都显著更高。这一结果再次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

（四）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五种方法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研究采用CGSS各年份数据的分样本分别重复了上述回归步骤。结果显示，大多数年份分样本中，阶层认同下移、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预期的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都更高，并且客观收入差距会对这一影响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与前面的结果一致。

其次，不同年份金融市场的波动情况，例如股票市场的走势，可能对城镇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参与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本研究根据WIND数据库中的信息计算了2010年、2012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这五年上半年（1月1日到6月30日）上证指数的涨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当中，所得回归结果依然与前面一致。

然后，考虑到因变量中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程度以及对参与者金融素养的要求可能存在差别，本研究将参与率相对较高的股票（9.83%）和基金（5.53%）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阶层地位认同下移、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预期的城镇居民，投资股票和基金的概率都更高，与本文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致。

此外，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城镇居民，不会出现阶层认同下移的情况，所以本研究在所有样本中剔除了这一群体（共计7144个样本），用剩余的16570个样本重复前面的回归步骤。结果显示，阶层认同下移的城镇居民还是会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产品投资。

最后，本研究改变了自变量的测量方式，改用CGSS问卷中的问题： “综合来看，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哪一档（下/中下/中/中上/上）”来测量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构建新的阶层认同下移变量，然后重复前面的回归步骤。结果依然显示，阶层认同下移的城镇居民，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概率更高，并且客观收入差距对这一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所得的结论具有稳健性，是比较可靠的。

（五）异质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本研究对回归所得结果进行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检验。

首先，根据既有研究结果，客观上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判断和感知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目前中国“中上层”和 “上层”的阶层认同较为稳定，而“中层认同”在不断流失，大量中等收入群体将自己归于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冯仕政，2011）。因此，本研究根据居民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分别构建五个分样本，考察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在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阶层认同下移、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预期给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带来的正向刺激作用在主观阶层认同为“中层”和“中下层”的城镇居民中稳定存在。中国中间阶层的地位尚不稳固，阶层认同下移倾向严重，并且，当居民将自己归于社会的中层及以下时，说明其客观经济条件较差或无法满足自身的要求和期望，面对经济压力和阶层流动危机，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方式来增加财富，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

其次，金融素养和教育水平也是影响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将总样本分为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和本科以下两个分样本，分别重复前面的回归步骤。结果显示，阶层认同下移和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对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正向刺激作用只在教育水平为本科以下的城镇居民中显著存在。教育水平较低的城镇居民，金融风险规避意识较弱，更易在负面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刺激下投身金融市场，参与股票等风险金融产品投资。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CGSS2010年至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城镇居民的经济行动和金融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凸显了影响居民金融产品投资的社会性、结构性因素。通过验证三组竞争性假设，本研究发现，虽然已有研究证明消极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给居民在公共议题讨论、志愿服务、慈善捐赠和社区治理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带来负面影响，但却会正向刺激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阶层认同下移、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预期的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产品投资的概率更高。并且，这一效应在收入差距越大、贫富分化越严重的地区越强，对主观地位认同为“中层”和“中下层”、教育水平较低的城镇居民的影响也更大。

本研究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视角考察了城镇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参与，所得结果也部分反映出，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收入和财富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评判与获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居民对财富的追求背后是渴求社会地位的冲动，面对阶层不稳定的状况和向下流动的焦虑，居民会选择投身金融市场，投资风险金融产品，以期在短时间内获得高额回报，弥补利益损失，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产品的逐步多元化，风险金融投资也确实为居民家庭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提供了全新的、重要的渠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但参与金融市场给会居民的财富带来何种影响却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应当关注到的是，不同于在教育水平、金融素养等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财富等优势经济条件的长期影响下形成的稳定的风险金融投资和理财规划，在阶层认同下移以及阶层地位向下流动的感知和预期的驱动下，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参与更多地带有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增加财富的“投机”性质，是一种过度冒险和逐利行为，而非经过深入思考的理性投资方式，这也导致他们的投资往往短暂而较为盲目，既不利于家庭财富的增加，也不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健有序发展。中国股市中的散户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缺少稳定的周期性投资规划，盈利少而亏损多，本研究从社会分层的角度部分地揭示了助推这种短期主义投资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

本研究的现实政策意义在于，首先，应当鼓励并支持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引导构筑更加成熟、健康的社会结构，同时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推进社会公平，从根本上减轻居民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负面感知，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奠定健康、和谐、稳固的社会基础；其次，也应当注意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拓宽居民的金融信息渠道，向居民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其风险意识，引导并帮助居民建立合理的长期投资规划；最后，应当加强对风险金融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开发不同风险水平的多元化金融产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投资需求，推进家庭金融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只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于城镇居民是否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受到数据的局限，无法深入考察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参与深度、交易模式和投资回报等维度；其次，本研究使用的是混合截面数据，虽然样本规模大且时间跨度长，但是仍然无法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考察同一城镇居民家庭在不同时期的风险金融投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因果关系的识别精度。这都有待未来的研究加以改进。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