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研究的兴盛是20世纪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它起源于当代女性主义运动所谓“第二次浪潮”的政治风暴，因此可视之为女性主义向文化界、学术界的进军（吴小英，2000）；同时它又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风靡西方的反主流文化浪潮之中，带有很强的反主流文化意识和批判意识，因而常常被归类为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与女性主义在其它学科的表现相似，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最初集中于对这一学科中女性及相关问题的无形化、边缘化的批判，继而在他们所倡导的性别建构论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对整个学科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批判，并试图提供建立在女性经验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的可选择途径。虽然由于女性主义内部就社会学的许多重要主题还存在诸多分歧，尚未形成统一的范式或理论，并且女性主义往往由于过分强调其运动目标和性别利益而被指责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学术研究，但是显然学术界已经无法对19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发出的声音置之不理。无论主流社会学界对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工作评价如何，现在的社会学家在编写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的教科书时，都无法将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分析方法排除在外（见特纳，2001；巴比，2000；沃特斯，2000）。国外社会学系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与女性主义相关的课程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尽管用的名称可以各式各样。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已构成这一学科中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时诸多与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相关的学术刊物在社会学界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因此至少从社会学建制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在这一学科中称之为“流派”并不为过。另外，即使从智识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在社会学领域的工作虽然批判多于建树，但毕竟没有停留在已有的框架内做一点小修补。除了开辟出一些独特的新领域和新主题之外，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尝试着从新视点出发去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尽管这种尝试离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相距甚远。因此即使库恩意义上的所谓“范式革命”对于女性主义来说还只是个梦想，但这也并不能成为否认社会学中女性主义流派存在的理由。相反，探讨其存在的意义和问题对于社会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已是不可回避的工作。

　　一、女性主义介入前的社会学

　　在1970年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介入各学科之前，社会学领域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现象为女性研究者提供了机遇：第一就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第二就是社会学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这就使得女性主义研究在从政治运动中获得实践资源的同时，也从学科本身获得了学术资源和理论养分，从而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流派的产生和成长酝酿了合适的土壤。

　　1、女性主义之前社会学中的女性位置

　　女性主义之前的社会学中，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被大大地忽略了。她们一般仅仅出现在像家庭、生育、性等较为狭窄的研究领域之内，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的空间仅仅局限于这些所谓个人、身体和家庭等私密领域一样。因此关于女性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处于边缘的和不为人重视的位置。女性在社会学中的这种位置是与她们当时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极其一致的，这体现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有关这一学科的最初梦想：即社会学就是以自然科学的技巧和模式去如实描绘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他们相信在社会世界中，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而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位置就是构成这一合理秩序的一个部分。

　　在社会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是个有机整体，而家庭一向被视为社会的一个功能单位。由于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天然差异，女人的功能只能是在家庭里承担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女人服务于家庭中的男人，而男人在家庭和其它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角色分工和功能分化，实现了使社会有机体趋于稳定和平衡以及社会演进趋于更加合理化。因此是女性的天生自然状态造就了劳动力的分工和男性权威的体制，使女人在父权制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中处在男人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父权制在功能主义那里被视为是社会体制的一种自然演化形式(Ollenburger & Moore, 1998)。

　　在当代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社会的稳定和协调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社会的变迁。因而那些推进社会稳定的结构因素被视为是具有积极效用的因素，而那些推进社会迅速变革的因素被视为是反常因素。关于女性角色的最著名的功能主义解说是由帕森斯做出的（Parsons & Bales, 1955）。他将核心家庭视为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家庭形式，认为由于家庭的孤立、流动以及工业化社会连锁的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必然产生男女功能的分化。其中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积极主动的工具性角色，而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表意性的情感角色。男女之间的这种角色分工不仅在家庭中存在，而且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从而保证了家庭与整个社会的正常功能运行。

　　社会学中另一个有影响的流派是冲突主义。冲突论者认为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是通过不同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彼此冲突和斗争实现的，男人和女人就处在冲突的双方。这种冲突来自双方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不平等分配，男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始终处于优势而女人处于受压迫的位置。女性一方面成为婚姻买卖中的一种特殊财产，另一方面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最底层的被剥夺者。原因就在于女性在生理上就比男性弱，她们是作为男性的性对象和私人财产存在的，于是性别的分化导致两性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不平等和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的变革。因此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是一个社会解放程度的标志。

　　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之前的主流社会学理论基本上是以传统的性别角色（sex-roles）理论为基础对两性的分工与功能进行解说的，只不过得出的结论不同而已（以协调为宗旨或以变革为目标）。这些理论模式都是建立在男女性别差异的“生物决定论”的解说基础之上，是以男性的经验、利益为基础的，符合父权制结构的社会机制以及性别主义的范式，因此女人在社会学中的位置就象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一样，始终是无足轻重的，或者可以概括为是无形的、边缘的、歪曲的甚至完全缺席的。这种现象随着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以及跨学科女性研究的建立而日益受到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抨击。女性主义试图从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维度出发对社会中的女性位置做出重新分析和解说，并同时改变女性和性别研究本身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

　　2、社会学面临的模式危机

　　正当女性主义从女性和性别问题着手进入社会学研究的同时，作为一门学科建制和知识模式的社会学本身也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方面，60年代刚刚从战后的绝望与憧憬中走出来的西方世界又重新受到阶级冲突、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的困扰，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政府、反现存制度的巨流，并使青年人成为反叛文化的主体。他们在知识精英的引导下对战后社会进行了不懈的批评，使以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运动在整个西方社会以及思想界和文化界愈演愈烈。在美国，帕森斯时代所推崇的那种社会稳定和进步的意识形态假设受到了普遍怀疑，曾经雄居霸主地位多年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衰落，也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受到批判和质疑的不仅仅是功能理论本身，还有作为社会学理想目标的帕森斯式的庞大社会运行系统理论存在的可能性。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在《即将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1970）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质疑，进而倡导建立一种“反思社会学”（reflective sociology）来取代代表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传统社会学(Gouldner, 1970)。

　　另一方面，从学术和思想领域看，60年代以后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等思潮的兴起也使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模式基础的实证主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对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重新审视、批判和尝试成为社会学家工作的一个当务之急。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Smelser）在谈到战后美国的社会学状况时指出，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论类型的分化已成为这一学科的标志，这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每个亚研究领域内解释框架的日益丰富多彩，二是在关于什么是知识的核心组织基础的问题上越来越缺少一致性。然而一方面是社会学的这种四分五裂和日益专业化所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家越来越依赖于自然科学模式的陷阱这种趋势，两者奇怪地同时并存着。对技巧和实证科学的强调充斥着这个学科，结果导致曾经作为社会学思想中心的哲学的、道德的和社会问题的传统更加边缘化。这种追求不变的关系和精确的技巧程序的实用性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主导范式仍然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它使社会学家们误以为不是以研究问题来界定所用的方法，而是以研究技巧来界定社会学问题的提出。这种方法论的霸权威胁到了社会学作为一种可行的学科事业的前景，导致了学科本身的危机和边缘化（Vaughan, 1993）。

　　华伦斯坦等人在谈到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时也指出，对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的依赖已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普遍趋势，这导致学科各自独特方法论的削弱以及学科之间多方面的重合，因此要寻找学科之间明确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每门学科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从而导致人们对学科内部统一性以及学术前提合法性的怀疑（华伦斯坦等，1997）。各种各样跨学科的东西便在这时应运而生，女性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以普遍主义标榜的社会科学日益受到偏狭性的挑战。人们认识到，在科学普遍性的旗号下，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成为决定诸多知识形式命运的普遍范式，实际上却只不过代表着某一群体、某一区域的特殊利益。西方社会科学就是凭借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绝来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观点，其作为社会科学典范的姿态下掩盖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狭追求。因此随着后现代主义而兴起的文化研究以怀疑主义的姿态对所有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所谓“宏大叙事”展开了挑战，女性主义者以普遍的男性话语为批判目标，也毫不迟疑地加入了这些挑战者的行列。

　　二、女性主义进入社会学（一）：对传统的批判

　　女性主义在知识界的表现方式就是学院派女性主义所创建的跨学科领域——女性研究的诞生。这一研究领域以女性主义的���论为基础，关注女性主义的实践，并将解说与改变女性与性别问题现状、重新检讨学术与知识的传统框架为使命。因此女性研究是以对主流研究的批判为开端的，女性主义与社会学的相遇也从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性别主义传统的批判开始。

　　1、女性相关议题的忽视、冷落和曲解

　　谈到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就要提到20世纪70年代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社会生活与社会科学的女性主义观点》（1975）。书中收集了当时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主要批评和新见解。编者玛西娅•米尔曼（Marcia Millman）和萝莎贝•莫斯•肯特（Rosabeth Moss Kanter）在那篇著名的导言中列举了在社会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批评和分析，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经典批判（Millman & Kanter, 1975）。

　　首先，女性主义认为，由于社会学中某种传统的界定模式的运用，有关社会研究的许多重要的领域被忽略了。比如社会学的主导模式重视男性所关注的社会结构和理性行为问题，忽视女性所关注的社会现实及情感问题。其次，社会学集中在公共的、官方的、有形的或戏剧性的角色扮演者和情景定义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无形的或不太戏剧性的社会生活领域则被搁置一边不予重视，而后者正是女性参与最多的场合。由此我们不仅冷落和歪曲了女性的活动，而且也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因为我们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进程，即在非正式的、个人的网络与正式的、官方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社会学假定男人和女人处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里，从中可以概括出对所有参与者同等适用的普遍性。然而女性主义认为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比如同一个婚姻就对丈夫和妻子构筑出不同的世界，同时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第四，在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中，性别被视为是与某些社会现象或行为无关的因素而没有被考虑在内，但实际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如职业的选择中不考虑性别因素就无法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第五，社会学总是以解释现状、为现存的权力分配结构提供合理性为目标。女性主义则提出社会科学应该以探讨必需的社会变革、鼓励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更富于人性的社会为己任。社会学不仅要分析女性生活的现状和受压迫的原因，而且要关注她们生活质量的改善。第六，量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情景往往系统地阻碍了某些信息的发掘，而这些未被发现的信息对于问题的解释来说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方法论的假设和技巧可能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得出有问题的结论，因此女性主义倡导在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尝试。

　　我们可以将以上有关社会学的经典批判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点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中女性及其相关议题的忽视、冷落和歪曲，包括研究领域和界限的偏狭界定以及研究前提和结论的偏差和曲解。后三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研究基本框架及主导理论和方法模式上的男性中心导向，包括对社会学本身的知识模式和方法论基础的理解和争论。凯瑟琳•沃德（Kathryn Ward）和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在80年代将女性主义社会学批判界定为四个主要的主题：（1）女性作为研究主体的忽视和未充分代表；（2）对男性及相关主题的集中和强调；（3）认为社会学的范式、模型和方法歪曲了女性的经验；（4）有必要扔掉那种将男性经验作为标准的做法。他们认为第一个主题只是在现存的社会学研究中“增加”点内容，第二和第三个主题是对现存研究模式的“修改”，而最后一个主题最激进，是对学科本身的“重塑”（Ward & Grant, 1985）。这种划分同样可以归结为两部分，一是在社会学现有框架内的批评和修补，二是对社会学传统和框架本身的批判和重建。后一种批判比前一种更加激进，但前一种批判所取得的成效更加显著。

　　事实上，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性别主义传统的批判几乎遍及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在作为社会学核心的社会结构与分层问题上，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琼•艾克（Joan Acker）就对传统分层理论中包含的六个方面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批评，这6个基本假设是：（1）家庭是分层体系的基本单位；（2）家庭的社会地位是由男性户主的地位决定的；（3）生活在家庭中的女性的地位是由她们所依附的男性的地位决定的；（4）女性的地位是与她的男人的地位平等的，因为家庭是一个价值均衡的单位；（5）女人只有不依赖于男人时才决定她们自己的地位；（6）女人在许多方面与男人的不平等和分化与分层体系的结构没有关系。艾克认为这些假设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没有将性别这个变量考虑在内，没有看到性别对劳动分工和个人地位都会产生影响。在决定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成员地位时，主流社会学运用了双重标准，即职业作为测量范畴在女人那里被婚姻所取代，也就是说传统社会学中根本没有将女人纳入社会结构的描述当中。这种“智力上的性别主义”（intellectual sexism）不仅抹杀了家庭与劳动市场上的两性差异，而且也导致人们对社会结构和分层的真实境况的歪曲理解（Acker, 1973）。

　　在家庭问题上，传统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学说，认为核心家庭的性别分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业社会的需求。女性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不存在任何基于生理需求和所谓天然角色分工基础上的特定的家庭形式。家庭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同时也建构了外在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体验与男性在家庭中的生活体验各不相同，女人在家庭中受到男人的支配和剥削，家庭本身就是体现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的场所。传统社会学总是把家庭作为一个私人空间而排除在主要研究领域之外，女性主义对此提出了猛烈抨击，指出家庭无时无刻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预，它体现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将不平等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社会（Thorne & Yalom, 1992）。在女性主义看来，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以及与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之间的对应，是基于“生理决定论”的一种文化诡计。它预设了男人和女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现有角色分工和地位的合理性，也为社会学将女性及相关议题排除在外提供了理由。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帕米拉•阿伯特（Pamela Abbott） 和克莱尔•华莱士（Claire Wallace）将女性主义对社会学的批判概括如下：（1）社会学一向以研究男人为重，并隐含了替男人说话的理论；（2）把针对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概推到全体；（3）经常漠视女人切身的领域与议题，或认为那不重要；（4）当研究包括女人在内时，以一种性别歧视的扭曲方式呈现女人；（5）很少把性别视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他们认为之所以社会学传统中包含明显的性别主义倾向，就是因为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男性主流（malestream）的社会学（Abbott & Wallace, 1995）。男性中心的观点深入到学科领域的界定中，从一开始就将女人的议题放在一边。由此女性主义认识到，必须对社会学整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进行重新反省，除了男人观点之外，也必须从女人的观点去看世界；要看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非两个世界，而是相互影响的，必须加以解释；同时要将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对男性主流的社会学的现存工具与概念等必须加以革新。

　　2、主导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的男性中心导向

　　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更加激进的批判来自对社会学的主导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挑战。

　　7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学中由于结构功能学派的倡导而广为应用的性别角色（sex role）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帕森斯关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工具性和表意性角色的两分法是值得质疑的，这种角色定义将女人局限在家庭之中，并且使女人在走向社会时仍摆脱不了这样的角色，即在劳动市场上的分工只是家庭角色分工的延续。但实际上女人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劳动市场上的工作都对经济和福利做出了贡献。因此这种角色分工理论实际上掩盖了现实中的一种权力关系。而且女性主义者还发现角色理论在应用于家庭时，对于丈夫和妻子采取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只集中说明家庭中女性的角色，男人的角色则可以是自我解释的，即使有什么变化，那也是妻子角色的变化，而丈夫的角色是给定的、不可更改的。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积累，社会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s）的概念被用来取代传统的性别角色概念，以至于197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性别角色部成员投票一致通过，将他们部的名字改为性别与社会性别（sex and gender）部。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列举了性别角色理论至少三个相互关联的弱点（Osmond & Thorne, 1993）：（1）性别角色理论作为社会理论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它将一个生物术语与一个社会术语连接在一起，暗示社会是循着自然倾向发展的，而生物性别的差异又总是可以通过更加高级的社会角色的形式显现出来。因此性别角色理论总是热衷于研究性别差异为题，从而落入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僵化的二元框架。（2）性别角色理论没有实现将个体与社会有效地连接起来的承诺。社会决定论强调个体是由他们的社会角色决定的，因此人类无法摆脱性别角色的规定。然而无论是人的行为符合或违反了角色规定，性别角色理论总是责难那些受害者而不是性别体系本身。从社会化的角度看，性别角色理论规定了社会化的要求，使符合者受到奖励、违反者受到惩罚，而社会化者的期待又强化了这种角色规定，因此性别角色理论使社会结构溶解在个体的行动当中。（3）性别角色理论最根本的弱点是无法说明性别关系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和冲突。角色理论假定在界定地位阶层和角色期待时，起作用的是公正的、非个人的“标准化因素”，它忽视了这种明显存在的可能性，即那些制定角色规则的人是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的。因此女性主义主张彻底摒弃“角色”这一不合适的概念，并以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取而代之。

　　女性主义还对作为社会学传统框架基础的公共与私人的两分法提出了挑战。社会学中男性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一向被视为是公共领域而赋予重要性，而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公私领域的分野与男女角色的分离相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的意识形态，也规定了社会学研究中孰重孰轻的排序。女性主义对工作和家庭等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出传统的工作概念是依据男人的职业和组织特点来界定的，家庭是以那种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为标准，都是基于公私二元论的意识形态。其实无论是家庭内外的工作的组织都受到父权制的性别体系��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双重影响；男人不是家庭中唯一的挣钱养家者，女人也不是在经济上难以独立的依附者；女性的从属地位不是仅仅体现在家庭中或仅仅体现在经济体系中，两者并非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Osmond & Thorne, 1993） 。因此社会性别理论本身超越了公共与私人、男性与女性的传统两分法，这也为将传统社会学中被忽略或边缘化的领域或议题纳入社会学正轨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社会学传统模式的核心就是对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追求，这一目标直接来自实证主义。女性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们认为，社会学虽然标榜客观地描述社会世界，但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在三个领域都会受到价值的侵扰：一是选择被研究的问题时，二是决定用什么方式进行研究时，三是对所收集的资料和发现的证据进行解释时。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因此研究过程中价值的作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Ollenburger & Moore, 1998）。社会学家以科学为名，宣称研究过程不涉入任何主观的价值倾向，实际上是在借此帮助维系一种使女人居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所谓的客观性是代表男性特殊利益、观点和经验的男人的客观性。关于这一点，加拿大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批判最为激进（Smith, 1987），她认为在对社会生活的男性特色理解与社会学所推崇的概念框架以及统治他人所需要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幸的契合。社会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统治所需的概念霸权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是男性的所谓社会普遍性，是被男人占为己有的领地。它不仅仅缺乏“科学”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社会的统治是通过概念和符号完成的，社会学的概念和模式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它可以视为这个社会统治实践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使女性的被压迫和从属地位得以延续的帮凶。

出于对客观性的追求，社会学中通行的方法是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离开来，将被研究的人当作可操作的物来对待，女性主义称这种研究模式为“形同强奸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量化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等技巧，强调观察者的中立、强调材料和证据的可靠、从而强调结果分析和判断的客观性。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研究框架人为地拉大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以致于无法产生一种有用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被动的、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分析的概念和范畴以及解释的框架和理论都是研究者预先强加于被研究者之上，因此它实际上反映了标准的男性中心立场和导向，是充满意识形态偏颇的（Abbott & Wallace, 1995）。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倡导社会学研究中的质化方法，认为这种研究模式中被研究者不致沦为零碎的可操作物，研究对象的立场、观点和声音较不容易忽视，易于在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建立起更加平等的关系。因此在女性主义看来，社会学研究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者本身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保持中立——无论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所使用的框架语言都不是纯净而透明的。每一种研究方式都是一种建构，都存在偏见。价值的涉入不仅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研究者必须时时反省和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喜好如何影响了研究的进程和结果，因此社会学必须具备一种反省能力。

　　三、女性主义进入社会学（二）：新领域与新方法的尝试

　　女性主义对于社会学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批判的角色，它还致力于对社会学研究议题的重新规划、解释和修正，同时试图通过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变革来建构与传统社会学相异的女性主义社会学。

　　1、旧领域的新解、新领域的开辟

　　首先，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的一些传统议题如工作、家庭等做出了重新解释。

　　马克思女性主义认为，在传统的家庭以及家庭意识形态下的性别分工，可以解释何以女人进入劳动市场后会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以及何以资本家会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来利用女性劳动力。比如说，女人似乎是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在经济扩张时被推入劳动市场，不景气时又被最先踢开。她们所从事的多半是无技术的廉价劳动，正如女人在家庭中的劳动一样，没有经济报酬或者报酬极其低微。这是因为劳动的性别分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东西，造成了男女在职业上的分隔，这种分隔既产生于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又恰好满足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激进女性主义则认为，传统的父权制体制——即男人统治和支配女人的体制是造成女人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男人乐于从女人的家务劳动中获利，同时将女人排斥在男人所控制的雇佣劳动之外或者以家庭中同样的方式去剥削工作中的女人，这种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它长期存在，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罢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相互促进的两个体制，通过性别分工这个机制共同维护了男人在就业市场和家庭生活中对女人的优势和支配地位。女人的低工资使她们必须在经济上依赖于男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性，而在家庭中的从属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因此劳动力的性别分工是女性受到性别体制和阶级体制双重压迫的体现（Tong, 1998）。

　　女性主义还对“工作”进行了重新定义。传统社会学中习惯于将“工作”局限于劳动力市场上以男性为主所从事的有报酬的劳动，这样一来就将女性在家里所从事的繁重的家务劳动排除在“工作”范围之外。并且按照公共与私人的两分法，男人在公共领域所从事的有偿工作被视为是重要的、有价值的，而女性在私人领域所从事的无偿劳动被视为是不重要的、没有价值的。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进行了专门研究（早期见Ann Oakley, 1974），指出这种出于爱与责任而付出的无报酬劳动，既辛苦又枯燥繁琐。丈夫从妻子那里得到的这种关照、服务和劳动，所需付出的代价远低于这些服务或产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价值。性别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就产生于丈夫对妻子劳动的侵占。家务劳动提供了一种家庭的生产方式，其中丈夫以经济上的支援回报妻子的劳动，婚姻合约在这一意义上就是一种劳动合约。

　　生育孩子、行使母职一向被视为女人的“天性”或“本能”。女性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母性（motherhood）并不是出于女性的所谓生物本能，而是社会建构的角色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成为母亲，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由母亲来照顾，在养育孩子的组织方式上需要有历史的和跨文化的变迁。女性主义主张在生养孩子的问题上女性应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爱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从自己作为母亲的亲身经验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母性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作为经验的区分，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的母性制度是建立在女性从属地位的基础上，男性专业人员（医生等）与宗教、社会的团体联合控制了女人的身体，堵塞了她们进行节育或流产的渠道，树立起一种既理想化又低微的母亲形象，这种形象与实际上作为母亲的复杂的、活生生的经验是不同的（Rich, 1977）。倾听女人从自己的经验发出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女性主义关于母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并由此拓展了家庭社会学中一些新的研究议题，如关于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关于照看孩子的方式、关于单亲母亲或同性恋母亲等等。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南茜•乔多劳（Nancy Chodorow）进一步探讨了现有的母性形式与个体的性别化形成之间的关系（Chodorow, 1978）。她认为男孩和女孩心理上的成长是伴随着情感上对母亲的依附以及与作为女人的母亲的认同而完成的，但是创造一个独立的自我的努力与性别问题纠缠在一起。男孩通过巩固这样一种意识——即成为与母亲不同的性别、压抑对母亲的情感而完成心理上的独立，也就是说男性气质是通过对母亲的对抗、对母子情感依附关系的拒绝以及对女性品质的贬抑来完成的，女孩则在她的心理成长中体验性别的连续性并抑制对于自主性的追求。如此便形成了男女两性在个性结构方面深深的差异，男性自我以分离和独立为基础，女性自我以关联与依附为特征。乔多劳相信男人必须与女人一样完全介入到对孩子的照料中去，这种变化是走向女性解放和男女一致发展的关键性一步。

　　其次，女性主义也开辟了为传统社会学所忽略或不容的新的研究领域和议题，如家庭暴力、性骚扰、同性恋的研究等。

　　家庭暴力向来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私人小事而不被社会学所重视。习惯上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丈夫打妻子一定有他的理由，是受到了妻子不合适的言语或行为的挑衅或刺激而造成的；二是认为夫妻打架是家庭内部的事，是夫妻两人之间复杂的私人关系的一部分，外界不应干涉也无权干涉。女性主义认为，无论是前一种所谓“责备受难者”的立场，还是后一种以保护“隐私”的名义对它“置之不理”的态度，都是父权制社会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其结果是维护了男人在家庭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和男性主宰社会的正常运行。家庭暴力在女性主义这里获得了更加深刻的分析和更加宽泛的涵义，它不仅仅包括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殴打，而且包括丈夫对妻子的语言暴力（侮辱）和精神折磨以及性暴力（婚内强奸），同时也包括家庭中大人对小孩的类似语言和行为伤害。

　　女性主义还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对女性在公共活动场所或办公室受到男性上司、同事或陌生人的骚扰或侵犯而无力反抗的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性骚扰所体现的两性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以及公众关于身体和性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认为，性行为和性倾向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生理的和本能的反映，而是社会建构的与男性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东西。因此象性骚扰、性侵犯、强奸和婚内强奸等都可以视为男性对女性施展权力和控制欲望的一种行为，体现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但是在有关女性卖淫或色情现象的分析中，女性主义之间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论。一些女性主义者（Dworkin 1981, Mackinnon 1989）强调女性作为性暴力和性交易的对象，是男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另一些女性主义者（Rubin 1984, Vance 1984）则强调暴力和交易本身并不能掩盖女性从中获得的性愉悦，因为性行为本身是愉悦和危险相混合的经验。这些争论导致社会学中有关结构与行动之间关系的更加深入的讨论：即女性色情服务在多大程度上是男性统治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作为“行动者”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有一点在女性主义之间达成了共识，即靠出卖身体为业的女性不应受到人们的歧视，为此女性主义者用“性工作者”（sexual worker）的称呼来代替“妓女”的称呼，并呼吁要保护这些人的合法权益。

　　在女性主义看来，性关系也不是天生的或本能的，而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共同建构的。它的标准模式就是以白人男性的异性恋经验为基础的性关系模式，因此长期以来异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性关系而其它不同类型的性活动则被视为是反常的、病态的。女性主义试图打破这种强制性的标准男性异性恋模式，寻求以女性自身的话语来探讨和命名不同形式的各种性关系和性身份认同的涵义。通过对同性恋群体和社区的研究，女性主义发现性认同并不是简单地产生于个体，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中形成的。同性恋不仅仅代表一种不同于异性恋的性倾向或性行为，而且代表着基于个人身份认同的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它不是给定的，而是可变的。在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同性恋成为对男性统治构成挑战的一种政治姿态。而到了80年代，同性恋作为一种“集体认同”和性亚文化，其统一身份和共性遭到了怀疑，因为同性恋群体内部存在多元化的性行为和观念。于是在90年代，女性主义提出了所谓“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以酷儿指代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传统性别规范不相符合的人。这种理论既反对异性恋的压迫，又反对同性恋的同化，它包容了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这种理论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男性/女性、同性恋/异性恋的两分法结构，而且还挑战了正统的同性恋文化和价值，因而对于男性主流的性别规范和性文化具有颠覆性意义（罗宾等，2000）。女性主义有关酷儿的研究，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地和新视角。

　　2、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追求和方法论尝试

　　女性主义进入社会学后并不满足于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和议题上修修补补，从一开始他们就认定了社会学的传统是男性中心导向的，因此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彻底改变社会学的现有模式和框架，建构女性主义的社会学，为此他们在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尝试。

　　社会性别（gender）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认为，表现为生物决定的性别，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建构的，比如男人/女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两分法是由二元论的西方文化和知识传统构造出来的，女人的从属地位也不是她们自身的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于男人对这种生物因素的控制生发出来的。因此女性主义最早致力于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开来，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对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二元划分提出了批评，认为两者之间是互为影响的，很难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区分（最多是语义上的）。而gender在女性主义这里也不仅仅代表一种个人性别身份，还与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有关。哈丁与斯各特（Harding, 1986; Scott, 1988）概括了女性主义眼里性别的三种涵义：一是个体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的核心，也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男人或女人、并将某些现象与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联系起来。这种认知开始于童年时代，而建构一个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进程终其一身，体现在婚姻、性方式、为人父母、工作场所和闲暇活动等方方面面。二是结构性别，也就是作为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总体特征的性别。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都体现了这种制度性的性别，还有教育、司法、宗教、医疗等几乎所有的国家体系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符号或文化性别，也就是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人女人的涵义。例如公共与私人的性别划分提供了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的统治的意识形态，关于“好女人”和“坏女人”的区分植根于宗教传统的一种帮助维持女性的从属地位的性别符号构造，而所谓“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说法则规范了婚姻生活中隐匿的一种权力关系。

　　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基础上，女性主义试图建立自己的研究模式，然而关于什么是女性主义研究存在着众多的说法。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斯坦利和怀丝（Stanley & Wise）认为，女性主义研究就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feminist consciousness）的研究方式，而所谓女性主义意识就是女性看待社会世界时与传统的性别主义相异的独有观点（Stanley & Wise, 1983）。因此也可以说女性主义研究体现了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它的特点如下：（1）将社会性别作为最基本的组织概念，它不仅象种族和阶级一样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且也是一种最根本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基础。因此女性主义不是简单地将性别作为一种个体特征，而是视为社会组织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所有制度机构的人们通过日常的互动过程建构起来的社会元素。（2）认为不存在单一的社会世界以及不变的性别关系，因此性别关系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加以分析和考察。（3）假定女性经验的特殊价值，并将它视为研究的来源和出发点，把它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女性经验的显性化和多元化揭开了认知世界的新方式。（4）强调研究的价值取向，质疑现有研究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明确提出女性主义研究的目的不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要改变这个世界。

　　舒拉米特•雷恩哈兹（Shulamit Reinharz）从方法论的角度界定了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其多样性，认为女性主义运用了现有的所有研究方法，并同时发明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所以不存在所谓正统的女性主义研究，与其说是有一种女性的认知方式，不如说是有许多种这样的方式，而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她将这种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归结为十条：（1）女性主义是一种视角，不是一种研究方法；（2）女性主义运用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3）女性主义研究包括对非女性主义研究的持续批评；（4）女性主义研究是由女性主义理论所引导的；（5）女性主义研究可以是跨学科的；（6）女性主义研究以创造社会变革为目标；（7）女性主义研究努力再现人类的多样性；（8）女性主义研究常常将作为人的研究者包含在研究过程当中；（9）女性主义研究常常试图与被研究者形成特殊的互动关系；（10）女性主义研究常常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Reinharz, 1992）。总之女性主义研究是多元的而不是统一的，它强调从女性的自我经验出发，强调研究者作为主体的介入以及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着眼于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一种为了女人而不仅仅是关于女人的研究。

　　多萝西•史密斯明确提出了女性主义社会学就是一种“为女人说话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women）（Smith, 1987），所谓“为女人说话”并不是指唯一地只为女人而排他，而是指从外在于统治关系的女性立场出发来解说社会和社会关系，把女性所在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问题的源泉。她认为，传统的社会学是一种适合于男人的结构化的抽象知识模式，由于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女人被迫呆在家里，外在于男人的统治机构，无法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抽象的知识，因此女性作为社会学家时时处在一种“分裂的意识”（bifurcated consciousness）当中。此外，现有的社会学运用的是一种围绕男性模式形成的语言，这样一来就使得女性无法充分地参与到社会学中。因此有必要重新组织社会学家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研究者置于其具体的情境之中，把研究者自身的经验作为构成其知识的首要基础。Smith倡导一种始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的情境化的反身社会学。与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的社会学不同，这种社会学将来自不同地方的女性经验、不同的社会关系或同一关系的不同方面带进人们的视野当中，它采用的是一种生动的、开放的、动人的和多产的方法，这里没有权威正统，只有存在于不同研究话语中的创新。来自女性立场的这种研究计划总是反身性的，它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既作为研究者，又作为参与者。这种研究方式的特点是，研究的主体/知者不是超验的，而是存在于她自己的日常生活及与他人关系的现实当中。史密斯强调来自女性立场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知识的力量，认为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摆脱男性主宰的统治关系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玛乔里•戴佛（Marjorie Devault）也将女性主义研究视为参与知识建制和变革的某种形式。她认为女性主义可以看成是一种言说真理（speaking truth）的实践活动，其核心思想产生于对以前未被注意的经验的系统关注。它坚持女人的谈话不仅仅是闲话或民间故事，而是奠定经验知识的基础。这些知识以往被模糊和歪曲了，女性主义的目的是要揭示和精炼它们。她认为，女性主义的见解强化了经验研究，因为比起那些宏大理论和主导叙事所阐述的令人怀疑的真理，女性主义的真理更小、更加特制、更为集中地指向真理。女性主义阐述各种各样的经验，而不是坚持一种实在，因此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它都比传统学术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表面上宣称的普遍系统更加坚实和有用。但是戴佛认为，总的来说女性主义研究者只是修改了而不是发明了研究方法，不过他们已经产生了一个描述研究实践和认识论的独特知识体，那就是女性主义方法论。戴佛认为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就是一种批判，即将知识生产的机构视为一种建构和维持女性压迫的场所（Devault, 1999）。这种批判性的理解暗示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实践标准：（1）女性主义追寻一种以“发掘”为己任的方法论，即改变男性所关注的标准实践的重心，以便揭示女人所在的位置和视角。女性主义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将女人带入”，去发现被忽略、被删改、被压制的东西，揭示女人实际生活的多样性以及造成那些生活中诸多东西无形化的机制。（2）女性主义追寻一种使研究过程中对被研究者的伤害和控制达到最小化的科学。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吸收草根组织和职业妇女组织的工作，以便形成更加包容性的程序和更少等级关系的结构。（3）女性主义追寻一种支持对女性价值的研究、并导向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变革与行动的方法论。对变革的关注也为其它批判传统的研究者所共享，之所以成为女性主义特有的实践，是因为它与女性生活或控制女性的社会组织体系中的变革有关联。戴佛认为，这些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冷漠的、歪曲的、无激情的社会科学研究程序的新的可能性选择。但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并不是一些固定的教条，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对话，它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和暂时的特征。

　　女性主义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多样性的强调，不仅包括在研究手段上包容和利用所有可能的技巧和资源（比如所谓量化和质化、硬的和软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等等），而且包括作为其研究出发点和知识来源的女性经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但重视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的经验，也不能忽略有色人种、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女性以及同性恋女性的经验），也就是将性别因素与种族、阶级等因素交叉起来考虑。他们意识到单向度的或统一的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危险，因为女人的生活和经验本身不是单向度的和统一的。这就要求女性主义社会学应在制度上形成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程序，让作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女性共同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生活体验。然而如戴佛所言，这种研究策略使女性主义学者始终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找到学科传统中的一些工作方式，另一方面又要以变革这种传统的智力革命为目标。为了变革社会学，我们需要发展能描写女性生活和活动而又不脱离社会学的新方法；但这一学科的常规程序又把我们拉回到歪曲女性经验的传统理解当中。因此在有关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追求和方法论尝试过程中，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过。

　　四、女性主义在当代社会学中的影响

　���女性主义进入社会学以后，无疑对主流社会学无论在具体的研究议题和结论、还是在总体的研究传统和方法论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关于这种影响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无论是主流社会学界还是女性主义学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争论。在分析这种智识方面的影响以前，让我们先以美国为例从建制方面考察一下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简单历史。

　　1、女性主义社会学简史（以美国为例）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兴起，女性主义开始着手建立跨学科的研究网络，在许多大学里先后建立了女性研究项目。一系列活跃的项目小组出现了，其中有些是地方背景的，有些是国家级的，有些集中在学科内部，有些跨越了学科界限。目的是提高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并通过对性别歧视的挑战和对积极行动的强调，试图改变大学中教师队伍的性别构成。各地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也纷纷成立了以女性地位为关注点的女性委员会。这种形势造就了一大批女性社会学家，她们的生活和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美国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的影响。女性主义的项目小组和研究网络改变了许多女性大学教师与同事之间的关系轮廓，也改变了社会学作为一种职业的文化特征。196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ASA）成立了性别角色部，1976年这个部又被改名为性别与社会性别部；1971年一个命名为“为社会上的女性说话的社会学家”（SWS）的组织成立。这些都成为美国女性主义社会学组织化努力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时刻（Laslett & Thorne, 1997）。

　　女性主义渗入美国大学及社会学研究领域已经30多年，一个明显的建制方面的影响是促进了女性社会学家人数的大幅度提高。1970年，美国社会学界只有18%的博士学位是授予女性的，此后这一比例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增长。1988年达到53%，1993年约47%。女性获得终身职位的教师人数也增加了，1991年女性占社会学终身教授的比例达29%（其中46%为助理教授，30%为副教授，20%为正教授）。现在，性别与社会性别部已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中最大的研究部门，1995年这个部有87%的女性成员，以及相对于其它部更大比例的研究生。而在ASA的理论部，也有28%的成员是女性。有人甚至相信社会学这个学科正在越来越走向女性化，也有人担心这种职业文化上的变迁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按照父权制社会的惯例，一个职业随着女性比例的增加，其职业声誉与收入就会相应降低。

从智识方面看，女性主义对社会学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女性主义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把性别社会学变成一门显学，套上了学科合法性的外衣。它的名字罗列在学科目录和工作职位表上，成为一个PhD专业，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有专门的期刊杂志和评奖与奖励结构，以及具有国家声誉的学者网络。1970年代早期的女性主义社会学，主要反映的是对所谓“女性气质奥秘”的批判以及对女性在政治、工作、宗教、性关系、个人和家庭关系中的从属地位的关注。它包括对社会学领域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呼吁发展一种更加重视女性价值、更符合女性生活和经验的社会学。第一步便是增加一些新的研究议题、对传统的主题进行新的解释。不仅如此，第二步还要求对主流社会学知识本身的基础进行批判，认识到权力关系在学术中产生的观念的和物质的结果。如果说女性主义在第一步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话，那么其第二步的工作则受到了种种局限。莱斯里特和索恩（Laslett&Thorne）认为，通过将性别作为分析的核心范畴以及探讨私人的（性关系和情感）与公共的（政治和物质资源以及文化资本）领域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的常规主题，使得女性和性别研究在学术界的代表性和权力大大增加。但是1970年代宣告的那种从女性经验出发、以性别为分析范畴将改变整个学科的主导框架，改变制度、组织、社会、自我、阶级、工作、文化、家庭甚至研究方法论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实现。学术界依然是由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并由他们建立学术研究的准则、实践和范式。女性主义研究依然是个自发的而不是整合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理论和主流社会学理论继续在两个不同的认知和建制轨道上运行（Laslett & Thorne, 1997）。

　　2、女性主义究竟给社会学带来了什么？

　　女性主义究竟给社会学带来了什么，关于这一问题社会学界和女性主义内部从来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女性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其对主流社会学中的性别主义的批判。这种性别主义不仅忽视了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或使其成为无形化，而且歪曲了对整个社会世界运行秩序和人类生活状况的全面公正的理解。通过批判性地检视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议题和结论以及整个传统范式存在的弊端，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英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莉丝•斯坦利（Liz Stanley）认为，女性主义的工作至少使社会学中三个亚研究领域出现了根本的改观，那就是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和男性暴力研究（Stanley, 1993）。女性主义之后的家庭社会学视权力为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并认识到无论是性别还是年龄都是理解家庭生活的重要因素。工作社会学现在已经认可了在正式和非正式经济以及家庭经济中都存在工作上的互相依赖关系，并且存在着性别、阶级和种族方面的分化。在有关暴力的研究中，不仅考虑到对于女性和孩子的家庭暴力和公共暴力，而且考虑到象犯罪、无辜、责难、有罪及其它相关概念是如何依性别、年龄和种族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和运用的。斯黛西（Stacey） 和索恩也认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的批判视角有助于纠正已有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并且激励了这一学科中象职业制度、犯罪、越轨、健康和分层等诸多议题的更好的研究，也活跃了有关母性、家务、强奸、避孕、结婚、离婚、孤寡以及生活周期等以往被忽略的领域的研究，并开辟了象性骚扰、强制的异性恋性关系以及生育孩子的社会学等新的领域的研究（Stacey & Thorne, 1985）。女性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效，主要依赖于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于学术之外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得益于社会学中愈演愈烈的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潮流。

　　可以说女性主义的知识转变最初始于填补鸿沟阶段，即纠正性别偏见以及创造来自女性经验的新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主义发现许多鸿沟都是由同一原因造成的，即现有的范式系统地忽略或抹杀了女性经验或性别制度的重要性。这种发现促使女性主义重新思考他们各自领域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女性主义在发现和填补社会学知识的空白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这些工作证明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存在着系统的缺陷。但是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就学科基本范式的重构这一问题上取得的成功则要少得多，斯黛西和索恩失望地称之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革命的迷失”（Stacey & Thorne, 1985）。她们认为，范式转换的过程包括两个独立的方面，即现有概念框架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为本领域中的其他学者所接受。相对于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女性主义社会学既被主流社会学所吸收，同时又被其孤立，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科其主导范式则没有发生根本的转换。女性主义研究将女性置于知识的中心，作为研究的主体和行动者，这一策略使得女性的经验从无形变为有形，揭示了性别主义的偏见和传统知识的男性假设。这一策略在历史、文学和人类学中都相当成功，然而在社会学中却出现了更多问题。原因或许是因为社会学的传统主题既不象人类学那么性别敏感，也不象历史和文学那么戏剧性地男性中心。她们认为，自功能主义衰退以来社会学支离破碎的无中心局面表明，要建立一种统一的女性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我们所期待的概念变迁只能是多元化、多维度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是对社会性别的深刻重要性的信念，但他们在批判上比在重建理论知识体系上做得更好。

　　在这一悲观的“女性主义社会学革命迷失”论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里，女性主义在对社会学框架的挑战和重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学科中占有越来越大的领地。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可以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享受合法研究和与同事的共同合作，获得令人尊重和重视的学术生涯。斯黛西担心这样的成功潜伏着新的知识和政治危险，女性主义者可能会因此丧失获得反学科性语言和研究问题的热情和冲动，或者更少参与到越轨的知识革新形式中去，从而挫钝批判的锋芒和公众的可理解性，而这些曾经是女性主义知识革命计划的一部分（Stacey, 1997）。另外，后现代话语的兴起使女性主义更加关注女人之间以及女人和男人之间差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主体概念，关于女性主义话语的统一模式遭到怀疑，而局限于独立的学科结构和专业框架的讨论也被视为是一种本质主义的企图。因此在十年后斯黛西和索恩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革命依然迷失吗”的文章中，她们把所谓“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革命”看成是自我矛盾的、有缺陷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假定智识上的革命是通过独立的学科完成的，并且把现有的知识分界看成是完整无缺的，这样一种定义学科结构的方式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Stacey & Thorne, 1996）。女性主义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并且将政治旨趣与思想旨趣结合起来，反对知识普遍性旗帜下的男性中心主义。她们指出，如果说学科意味着什么的话，无非意味着不同的制度结构，有着用于产生、组织、认可知识并对知识主张和挑战做出反应的不同方式。她们还指出，女性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其中包含着相互冲突的理论和政治视角，表现出支离破碎的多样性。并且由于几十年来有色人种女性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等对于统一的核心身份范畴“女人”的挑战，社会性别在女性主义中也已成为一种“去中心”（decentered）的概念，它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的局限性已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随着后殖民话语、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等的产生，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理论革命”——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框架的转换——的重要来源，它超出了学科界线，成为文化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3、关于女性主义社会学前景的争论

　　对于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现状的不同估计，导致了关于其发展前景的不同争论。

　　斯黛西和索恩认为，虽然女性主义没有给社会学带来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但是无疑已经使社会学的建制和知识发生不可忽视的变迁。一方面，社会性别已成为社会学中一个必需的变量；另一方面，在社会学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之间始终缺少有意义的对话。因此主流社会学对于女性主义既吸收同化又牵制孤立的立场依然没有改观（Stacey & Thorne, 1996）。当二者的分歧尖锐到一定程度时，女性��义的见解往往被当作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社会学而置之不理。斯黛西和索恩认为，产生冲击性影响并不意味着产生革命，而所谓巨大的、连续的、永久的变迁的理念在各学科界线依然分明的今天看来也是不现实的、在概念上是天真的。从学科内部看，社会学是一个罕见的支离破碎的领域，女性主义思想已经调整和修正了各种各样的认识论、概念框架和特权利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学的形式。但是女性主义所带来的这种改变无论在知识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最多只能是偏狭的、不平坦的和相互冲突的。因此她们主张打破学科界线，将跨学科、跨文化的女性主义影响渗入社会学。同时，女性主义还看到了社会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是特殊的历史环境、组织形式、个体和集体行动的结果，权力作为组织、身份和情感的资源，是知识和社会进程的关键维度，新的学问就是从中产生的。社会性别关系、情感和性关系也是这些进程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加入了个体和集体权力以及组织的、物质的、符号的资源，成为社会结构和人类行动之间互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女性主义研究一旦脱离了现实的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自我的生活经验，也就丧失了学术的生命力。这也是学院派女性主义者所忧虑和犹疑的主要问题之一。

　　斯坦利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前景则抱着更加乐观的态度。她认为，虽然主流社会学界对女性主义研究始终心存抵触，但也不乏积极的反应，因此在这一学科中存在着一种激进变革的可能性。表现之一就是近些年来社会学已经为当初不受欢迎而被逐出这一学科的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基础；表现之二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反实证主义之风对社会学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Stanley, 1993）。斯坦利和怀丝倡导的女性主义社会学不是简单的女性社会学或性别社会学，而是基于独特认识论的女性主义方式的学科重塑。它将女性主义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置于同一个批判的平面上，将知识视为情境化的、索引性的和竞争性的东西；它强调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差异并反对运用所谓不变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而使这样的差异殖民化，这里的“自我”是社会建构论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自我，因此这种研究的认识论又被称为是“支离破碎的基础主义”(Stanley & Wise, 1993)。它主要用来避免女性主义研究中两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一是女性主义尽管宣称追求平等的目标，但在研究过程中常常抱有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把作为研究者的女性（“我们”）与作为被研究者的女性（“她们”）分离开来，形成一种知识内部的等级体系；二是关于“女人”这一概念的普遍化抹杀了在性别主义压迫中不同女性群体经验的差异和多样化，使得女性主义研究中存在一种殖民主义倾向。斯坦利和怀丝相信想要对知识界产生激进而永久的影响，就必须深入到知识生活中最核心、最基础的层次，也就是开展有关知识社会学的讨论。她们承认90年代以来大多数这样的讨论无非是拿女性主义的旧酒装了解构主义的新瓶子，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问题，不过是采用了更加令人困惑的和抽象的表达方式。但这至少表明学院派女性主义对认识论的关注已从边缘走向中心阶段，这就为女性主义在学术界的更大变革提供了可能性。尽管对“支离破碎的基础主义”认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斯坦利和怀丝相信，通过这种认识论的探索，知识最终将获得一张具有人性的脸和一颗富于情感的心。

　　史密斯在倡导“为女人说话的社会学”的过程中也逐渐清晰地看到了女性主义社会学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如何从女人的、实际的经验出发书写社会学，这是个问题。如果社会学要服务于大众，就必须创造这样一种知识，即能够从人们的日常经验出发提供反映宏观社会的权力和进程的图画。因此想要系统地扩展来自女性和大众立场的社会意识，就不能着眼于社会学技巧的短暂运用。另一方面，如何将社会学与可能用它的人联结起来，这也是个问题。必须有真正平等的交流，因此知识不应该是抽象的，而必须镶嵌在具体的话语和情境当中（Smith, 1999）。史密斯认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我们女人经验的起点转换成经验之外的话语文本形式，这是一种持续的权力转换，与社会学的标准实践存在很大差异。但她相信我们可以改变社会学认知世界的方式，作为女性我们有权利和能力改变现状，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知识，让它不象已有的知识那样紧紧与权力绑在一起，让它服务于大众而不是服务于对他们的统治。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与奋斗在学术界之外的妇女建立起一种积极的联系，并建立学术内外的对话。

　　尽管关于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规划有所谓整合、分离和重建三种方案（Abbott & Wallace, 1995），但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已经将第三种方案（革命或重建）作为自己的目标。总体来说他们或多或少对此做出了努力，并相信这一努力是值得的、取得了一定成效的，但没有人觉得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预定目标。他们共同担忧的问题是，一方面，女性主义始终未能到达社会学主流和核心的位置，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这一学科的基础框架和核心价值，因此“革命”仍只是女性主义一个理想的梦；另一方面，学院派女性主义由于过于关注从学术界的边缘进入核心的进程，在获得学术界相对独立地位的同时，已或多或少脱离了现实的女性主义政治运动和“解放”的最终目标。女性主义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这种两难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个特殊的立场：他们既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学者，也不能使研究沦为服务于运动目标的简单工具。所以在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中出现的两个普遍倾向是：强调学科边界的式微、强调学术边界的式微，也就是说在跨学科领域以及跨学术领域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社会学至今依然处于边界状态；但退一步说，也正是这种边界状态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使女性主义社会学在整个文化中独树一帜、引人注目，也因此具有无法预知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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