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命题的“东北现象”——“东北现象”研究三十年

田毅鹏 康雯嘉

原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对社会转型变迁背景下地域社会变动的研究和命题概括，权威媒体、政界和学界循着“现象逻辑”对东北地域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展开了持续性的跟踪研究和政策干预，先后提出了“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等命题，较为深刻地揭示出30年间东北地域经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问题实质，描绘出东北现象的发生及其“问题化”的过程。当然，面对复杂的地域发展困境，某些观点也出现了一定的认识偏差。在思考“东北现象”生成机理，探寻东北地域振兴之道的过程中，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东北振兴的目标不是恢复如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经济中心地位，而是将东北的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并嵌入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中，在改革、创新、调整的基础之上，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别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 发展命题　东北现象　新东北现象　经济新常态　东北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表征区域产业发展低迷和地域衰退的概念，“东北现象”从提出之日起，便是一个颇为复杂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作为发展命题的“东北现象”，所对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以若干大型重化工业集中在特定城市空间为特征的现代工业体系的辉煌发展，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工业基地衰退的事实。众所周知，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起来的大规模工业基地，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区之所以能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曾拥有包括资源、政策环境、地理区位等多方面特殊的优势。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东北地区获得了国家大量、密集的资源投入，特别是“一五”计划时期，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有54个落户东北，使得东北的地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前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了工业发展严重衰退的现象，此时发轫的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困境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着“东北现象”（1990年）、“新东北现象”（2002年）、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2014年）而展开的。东北问题频发，引起国内社会各界的持续热议，实际上是给发展研究领域提出了挑战，也暴露出以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分支学科为主体的发展研究所存在的局限。第一，在研究对象上，战后以来发轫的发展研究，主要是以第三世界后发国家的发展为对象而展开的。作为对殖民统治体系的反动，其发展研究的单元一般是“民族国家”，而对于国家疆土内不同地域的发展，则很少顾及。第二，战后发展理论所关注的核心命题主要是所谓“线性”“单向度”的发展，而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停滞”“衰退”“不平衡”等问题则关注不够；第三，没有形成以地域为单元的关于发展的案例实践体系。正因为存在上述局限，遂导致发展研究在面对复杂的发展现象时，失去了其应有的解释力。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应该结合对东北现象研究的反思与回顾，对发展理论做出应有的完善。

伴随东北区域发展困境的阶段性演进，社会各界对东北现象的研究也持续升温。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东北现象”从起初的工业衰退发展到农业衰退，如今又进一步扩展为东北地域的全面衰退。可见，近年来权威媒体、政界、学界及社会人士围绕着“东北现象”所展开的讨论，已超出单纯的地方工业产业和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涉及东北地域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东北现象”何以会发生，并呈现出困境频出的演进态势？第二，如果将“东北现象”看作一种表征地域衰退的概念，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何种指标体系来加以衡量和评价？具体地说，是采取单一的经济产业发展指标，还是以城市为单元的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第三，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评价的原则问题上，我们是循着发展主义的理论逻辑来理解和评价东北地域社会的发展困境，还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为依托，全面深刻地理解和审视东北现象的复杂性？总之，从“东北现象”提出至今已近30年，本文试图对既有“东北现象”的研究进行总结，在既面对问题又跳出问题的过程中，努力还原一个更加真实可靠的“东北现象”，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对策和理论参考。

二、“东北现象”研究的三阶段演进

本文所界定的“东北现象”并非仅指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东北工业基地衰退现象，而是包含了90年代以来东北地域所经历的“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三个连续变动的阶段。三阶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各阶段也表现出其各自的主题和特色。

（一）“东北现象”初现及其研究推进

1. “东北现象”概念的提出方式

1991年3月20日，新华社记者赵玉庆等发表题为《“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的通讯，指出：“经济发展曾经居全国前列的东北三省近年来工业生产步履维艰，去年黑龙江、辽宁和吉林工业增长率分别倒数全国第二、第四和第五位，经济效益也处于落后地位。这一异常情况正在引起各方关注，称之为‘东北现象’。”“东北现象”的概念首先由权威媒体正式提出，经历了权威媒体发现、学界研究跟进、民间舆论热议、政府政策回应这一多元互动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分析范式在此后的“新东北现象”，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的提出及展开过程中，得到了延续。正是循着此种交互作用的模式，有关“东北现象”的研究逐步深化。

2. “东北现象”的归因分析

既然“东北现象”的初期研究者主要是将其看作一种经济产业发展衰退的现象，那么其话语研究分析必然主要集中在经济产业领域。

（1）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

东北地区存在产业结构老化问题。有学者认为，“东北工业结构的‘一头沉’，重工业产值占三分之二。当国家压缩基建规模，实行经济调整时，便显得船沉难调头，适应不了市场的急剧变化。”东北产业结构的特点表现为“重工业、原材料工业、采掘业所占比重居高不下，工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初级性、原材料性和低效益性”。这直接导致了“东北现象”的发生。

辽宁抚顺钢铁厂家属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地区大中型企业居多，企业负担过重。“大中型企业比重大，国家指令性计划任务重，经营机制缺乏活力，产品平价调出多，原材料议价购进多，去年仅辽宁省因‘高进低出’就多支出了近30亿元。”“大中型企业数量多，使东北工业基地结构调整面临‘船重而大、不易调头’的困境。企业社会负担过重。”“这些特征使得大中企业进入市场时，包袱重，能力差，缺乏竞争力。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大增，企业效益下降。”

有些研究者从观念层面展开分析，认为东北“没有真正树立开放观念、竞争观念、效率观念，思想上的落后必然导致经济上的落后”。也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思想比较保守，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商品意识不强。使东北人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和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区域优势弱化

就其发展路向而言，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化主要是循着由东北而内地的发展路径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则是沿着由东南沿海向内地延伸的发展轨迹。在国家发展路向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东北原有的区位优势自然不复存在。

就工业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和资源储备而言，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正是东北工业基地走向工业老化的发展周期。由于长期作为全国采掘、原材料基地和重工业基地，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北地区已出现能源短缺的信号。80年代后期，能源、资源短缺问题拉响警报，东北原有的区域优势大幅减弱。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由于开发时间较长，一些资源早已面临枯竭，如煤炭、木材等。资源的枯竭导致东北地区以初级资源开发为主的第一产业的衰退，并将面临着产业替代和选择的战略抉择”。

（3）技术落后和人才流失

“一五”计划期间，东北地区凭借苏联先进技术和专家团队的援助，加之举国体制下全国范围内的人才统一调集，科技、人才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随着社会的流动以及体制转轨的不断推进，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短缺也成为“东北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企业内行政机构对创新的态度冷漠，因为创新不给他们带来明显利益，却带来麻烦。直接导致整体上员工素质下降和人才流失。”“由于长期生产任务过重，技术更新和技术改造重视不够，资金不足，造成产业结构老化，生产工艺设备陈旧。”也有学者剖析东北地区的一些企业的用人机制，指出在遴选干部上存在“隐形世袭”问题，导致人才“孔雀东南飞”。还有学者关注到东北地区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并将其归于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3.关于“东北现象”的破解及对策

在分析和破解“东北现象”症结的过程中，学界也尝试展开对策出路的探讨。许多学者认为，东北地区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固树立生产力标准的概念。从实际出发，用足用活政策，并留住人才”。在推进技术改革方面，应“加大科技投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技术装备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信誉和影响”。也有学者提出建构“东北模式”的观点，认为“东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苏南、山东等地的模式，而必须创造自己的独特的‘东北模式’”。可见，学界对“东北现象”普遍持较为客观冷静的态度，认为其问题发生是我国加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并指出东北地区原有工业基础良好，只要及时加以改造，“东北现象”是可以扭转的。

4.研究评价

在“东北现象”研究评价的问题上，我们既应注意到其特殊的问题提出方式和研究范式，也要关注社会各界对“东北现象”性质的讨论和判断。首先，由权威媒体率先提出问题，学界继而跟进，社会各界参与热议，使得“东北现象”这一话题从其发端之时起，便表现出不绕弯子，直接进入主题的特点。其次，关于“东北现象”的分析多集中在成因分析上，学界试图寻找“东北现象”的生成机理及症结，并获取一种理论性的解释，其归因分析基本上是理性的，认为“从全国经济平衡快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区域作为全国经济的热点都是不可能持久下去的，全国经济发展重点在一定时期的转移也是带有必然性的”。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东北地区将逐渐成为‘边缘化地区’”的判断。再次，就其研究所面临的局限而言，存在着将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很多论者将“东北现象”狭义化，即将其看作工业基地的老化和转型问题，而没有将其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以及整个中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转换结合起来，低估了“东北现象”背后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二）“新东北现象”：东北现象的蔓延

1. “新东北现象”：问题提出方式的延续性

到新世纪初，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再度出现“不适症状”。东北三省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素有“粮食市场稳压器”的称号。但新世纪伊始，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大豆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关税下调，大量国外农产品涌入国内市场，我国从大豆净出口国变成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东北三省，农产品销量急剧下滑，农产品大量积压，直接导致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下滑。

吉林省松原市一工厂

在此背景下，权威媒体延续了此前的提问模式，提出了所谓“新东北现象”。2002年1月13日，新华社记者朱海黎等发表了《“铁杆庄稼”积压严重，“新东北现象”引人关注》，率先提出“新东北现象”概念，认为：“曾是我国重要粮仓的东北三省，近些年来特别是入世前后，出现了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大等较为尖锐的问题。”此稿一经发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新东北现象”的热烈讨论。

2. “新东北现象”的研究面向

（1）关于“新东北现象”的成因分析

在入世背景下，如何使东北尽快摆脱农业困局，东北农业发展将何去何从，成为此阶段最牵动人心的问题。新华社记者将“新东北现象”归因为成本过高和产销方式落后这两个主要方面。有的学者则指出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观念，落后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呆板的营销手段和低下的市场应变能力，导致东北农产品质量下降、市场竞争力脆弱，从而失去了国内外的部分市场。有的学者还指出“产销方式落后、混种混收”的影响，并将产量越来越多而质量却越来越差，缺乏有效的经营主体和规模化的农业组织体系，粮食流通体制不畅和入世对于我国农产品的挤压效应明显视为“新东北现象”的重要原因。有的学者转向国家粮食政策领域，认为政府粮食收购政策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和可逆性，且地方落实不当，多实行“口号农业”。

（2）关于“新东北现象”的对策建议

新华社记者提出东北农业的出路在于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有学者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三箭齐发”突重围的思路。也有学者认为根本出路在于企业化经营。还有学者认为调整农业结构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应当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免征农业税，加大扶持粮食深加工的力度，提升东北农产品附加值。

3. “新东北现象”研究的政策效应

学界关于“新东北现象”的研究与此前的“东北现象”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产生了明显的问题“叠加效应”。首先，如果说“东北现象”关注的是大工业的话，那么“新东北现象”聚焦的则是大农业，由此构成了对东北现象的更为全面的理解。其次，由于东北大农业的“入世困境”似乎更典型，社会各界对“新东北现象”的关注度更高，并迅速与此前的“东北现象”研究直接勾联在一起，形成了极强的政策效应，导致“东北现象”研究开始转化为“东北振兴”研究。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政策措施和方针任务。随着振兴战略的实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回升，开始进入振兴发展阶段。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及其研究

1.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的提出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概念，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持续30余年10%左右的GDP（国内生产总值）高增速已成为历史，经济发展转入了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的轨道。但是，东北地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15年2月15日，新华社刊发《事关全局的决胜之战——新常态下“新东北现象”调查》，对新常态下的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做了较为全面且客观的分析。以此为标志，掀起了“东北现象”研究的第三次热潮。

2.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的研究面向

从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时间里，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12.7%，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东北地区经济再次回到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但业已焕发生机的东北再度遭遇发展危机。针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学界展开深层次追问，并试图提出应对策略。

（1）关于东北地区“断崖式发展”的归因分析

学界普遍认为，“东北经济出现的问题，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影响的一个典型缩影”。在全国经济下行的总体背景下，东北之所以受影响最大，主要是因为东北经济中长期存在的深层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并未彻底解决，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人才外流与缺失。其分析基本上是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各界关于东北现象起因的分析，具有新意的对策建议不多，在此不再赘述。

（2）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产生的非经济因素分析

许多研究者，尤其是网络发帖者对东北区域各级地方政府展开激烈批评，认为正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等官僚主义作风导致东北地区营商环境差，陷入发展困境，“受到计划经济思维的束缚，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依然优先发展公有制经济。政府的‘有形之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使市场的‘无形之手’难以发挥作用”。

早在21世纪初便有学者试图从文化视角求得对东北发展困局的解释，认为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整体行为”。如果说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展开的文化分析尚属客观的话，那么此阶段的文化分析则转化为激烈的文化批判。有学者认为东北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对东北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突出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与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相结合形成了东北地区文化固有的惰性特征，不思进取，怕变求稳。东北当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已被遗忘，成了“后进生”。而见诸网络的对东北文化的声讨更是极端。在对东北文化展开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由对东北文化的批评逐渐转化为对东北人批判的现象。

在全面分析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和东北问题研究弥散向社会、文化领域的过程中，学界也出现了一些看好东北振兴前景的声音，认为看待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下降的问题，不仅要看数字的“面子”，更要看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改善的经济结构和民生保障的“里子”。有文章列举辽宁舰、中国高铁、国防尖端武器等新时期大国重器，指出东北老工业基地仍存生机。也有文章对东北经济崩溃论做出回应，指出：“东北既不可能‘崩溃’，振兴也不可能‘速成’。”我们应当理性看待地域衰退这个带有阶段性和规律性的问题。

三、分析与讨论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我们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如何透过东北地域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发现其生成机理及本质，给出相应的对策，以丰富发展理论，是本文的诉求。

（一）从大历史的视角理解“东北现象”

理解和评价30余年来“东北现象”的发生、演变以及相关研究话语的展开，首先要将问题置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大背景之下，从中国发展战略总体性转变的历史高度加以审视。

首先，东北现象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结构的转换有密切关联。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借助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旧有的工业化积累，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占据了领先地位，同时在社会主义工业制度及文化建构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的经济发展重心开始转向以经济特区为先导的东南沿海，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渐表现出新的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对于东北地域而言，这一时期制约因素是多重的，即除了相对于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开放性而言的封闭性之外，东北工业基地已步入产业老化和资源枯竭的阶段。改革开放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发展的领跑者；而东北地区因计划色彩和“单位基因”较为显著，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

东北老工业区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发展不平衡周期性转换的存在，就应意识到，东北现象出现及持续演进的深层结构原因，以及东北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学者在形容改革开放后中国以省份为单元的发展的竞争现象时，曾使用“经济锦标赛”概念。在这种千帆竞逐的竞争态势之下，此前作为东北优势的很多制度，如今却变成累赘和拖后腿的东西。因此，在探寻东北现象生成机理，深入思考探寻东北地域振兴之道的过程中，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振兴东北，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的赶超的办法”。东北振兴的目标不是恢复如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经济中心地位，而是将东北的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并嵌入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中，在改革、创新、调整的基础之上，形成别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其次，东北现象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其结构的固化和类型的多样，故研究东北现象必须引入类型分析，分类施策。

事实上，东北现象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往往通过结构固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长期以来在反思东北现象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谈及东北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殊不知东北在历史上就没有长三角那样的民营经济的传统。近年来在东北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多数属于国有经济系统的“配套经济”，这就直接导致当国有大中型企业萎靡时，民营经济也难有所作为。

虽然从总体上看，东北区域在多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但从发展研究的角度看，东北地区本身也有极其复杂的类型。比如，对于那些资源枯竭型的小型城市来说，转型空间非常狭窄，而对于那些特大都市或大都市来说，因有全面的城市体系支撑，故其发展的转换空间较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采用评价工业产业的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评价这些城市的盛衰。

再次，我们不能简单地以GDP作为评价指标，而应该将其发展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计划时期的东北肩负着工业强国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的统筹下，东北承担起国企转型和改革的艰巨任务。作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东北发挥着“把自己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功能。东北还因其地处边疆，承担着国防的重任。

（二）将“东北现象”的研究转换提升为发展研究

伴随东北现象三次阶段性的呈现，东北现象研究也同步经历了近30年的时间，在深入研讨东北现象生成机理的同时，也多方探寻东北振兴之道，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研究。当然，面对复杂的地域发展困境，某些观点也出现了一定的认识偏差。

首先，作为发展话语及命题的东北现象研究，是依托权威媒体提出并展开的，具有明显的即时性。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话题研究的滞后性不同，东北现象这一研究主题的现实性，使它能在第一时间直面真实的问题存在，并在短时间内产生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其次，就东北现象话语结构的展开过程而言，表现出“媒体-学界-政界-民间”的多重互动。一是权威媒体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二是学术界将问题纳入学术研究框架，试图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展开深入的学理分析；三是通过网络等方式，民间人士展开热议；四是政府针对社会各界的议论，在展开政策解释的同时，陆续出台关于东北振兴的地域政策。通过上述多元主体间的话语互动，从不同的侧面展示出对东北现象的多元理解，形成了多主体联动的发展研究范式。

再次，就东北现象研究话语的发展而言，出现了由“东北问题”分析话语向“东北振兴”政策话语的转变。自东北现象概念提出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9年）、《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2014年）等国家政策相继出台，形成了一个关于东北区域振兴的政策体系。

（三）对研究局限的反思

这场持续近30年的关于东北地域发展困境的讨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评价标准偏狭。

如果我们依据发展主义来评价东北现象，仅以GDP指标作为准绳，便会陷入狭獈的经济指标主义。发展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变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在发展主义观主导下，一系列统计数据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增长困局成为人们判定东北地域衰退的唯一指标。但如果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便会对发展产生出一些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新理解。

一是发展内涵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强调发展中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而摒弃单纯以GDP论英雄的发展主义套路；强调发展进程中的“五位一体”，即关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综合性运行状况；以整体性视角还原东北地域发展的真实样态。依此逻辑展开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东北地域衰退的“反向表征”。

二是强调发展模式的多元性和本土性。从全球范围来看，由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而衍生出的经济增速下滑或“顿挫”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英国的伯明翰、德国的鲁尔、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等都出现过“锈带”（rust belt）危机。近年来学界多采用来自美国的“锈带”分析模式来理解东北现象。“锈带”一词最早见于1984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由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前副总统蒙代尔提出，后经媒体反复报道。“锈带”强调以工业基地的核心产业为分析指标，来揭示工业基地的发展状态及存在的问题。应该说“锈带”理论对我们分析东北现象有很多启示，但其局限性在于“锈带”概念并非是学术界正面论述界定的，具有较为浓厚的比喻性和泛指性。在运用“锈带”概念研究分析东北现象时，能否循着“锈带”分析模式做进一步的地域衰退的推演，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其次，东北现象话语背景下地域衰退文化批判具有双面效应。

在东北现象归因分析的问题上，多数学者比较理性，强调思想文化观念因素对地域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主张东北振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打破旧有框框、更新观念和解放思想的过程。但也有学者持偏激的观点，其中最具危险性的观点和评价取向是基于区域经济产业衰退而展开的“东北文化批判”，片面地夸大了东北地域社会中存在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缺陷，认为正是那些东北社会长期存在的文化缺陷直接导致了东北现象的发生，甚至极端地将其归咎为“东北人禀性”。实际上，简单地将一个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因素做直接的因果关联，是经不起推敲的。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极其复杂，其作用机制也不是单向度的。东北积极进取的地域性精神文化财富，可以作为东北振兴的内在驱动力。比如，历史上的移民文化，是与移民浪潮、创业活动、开拓垦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东北人也因此较早地经受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锻炼，培育出中国产业工人所具有的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在地域文化研究领域过度强调文化与其所在地域的负面关联，其危害在于：“这种以地域居民为对象的批判，将批判的目标指向地域居住者的一般禀赋及其所依托的大众文化，其批判带有极强的颠覆性，更易堕入基因论的危险，从而转化为一种‘唱衰机制’，加深地域的衰退。”

再次，忽视了东北区域的战略发展优势。很多论者没有将对东北现象的理解置于新时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东北的大工业、大农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的地位重视不够，对东北当下社会发展中的诸多优势认识不足。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我们会发现，长期以来东北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在社会发展综合指数上仍然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一是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领域，以若干大型央企为主干的企业发展优势依然存在。二是东北区域具有较为完备的城市体系和较大的城市密度，区域主干城市具有较好的城市形象和较强的综合竞争力。时至今日，东北的城市化水平仍处前列。三是在社会教育方面，东北教育体系比较发达，教育质量较高。四是东北地域具有社会进一步发展不可缺少的环境生态优势。

综上所述，将“东北现象”的发生置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并将其放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计划走向市场的重大历史转型的进程之中，我们便会发现“东北现象”的出现及持续演进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应摒弃发展主义的评价原则，以新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的新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客观地审视东北地域社会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将东北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中国新时代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以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创造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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