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社会学的迷思

——布迪厄场域理论释解

邵璐

本文发表于《暨南学报》2011年第3期

［摘要］翻译社会学研究方法是翻译学文化转向后的新发展。从布迪厄翻译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译者带着惯习和各种资本，在权力场中争斗，从而形成翻译场域。每个译者都带有翻译筹码，即拥有文化资本，以自身的惯习在翻译场域中，从事翻译实践;经过一段时期，在某一时间点上，一群译者就会形成翻译规范，各个译者带着各自的惯习和资本，继续在翻译场域中进行权力斗争，随后翻译规范被打破，周而复始，不断呈螺旋状上升。

［关键词］翻译社会学;场域理论;惯习;场域;资本

一、引言

近年来从社会学视角来描写翻译成了西方译学界的焦点话题，然而，在中国翻译界似乎影响不大。国际权威译学杂志The Translator以“布迪厄与口笔译社会学”(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Volume11，Number 2，2005)为题特开专刊，将布迪厄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等核心概念用来分析口笔译活动的社会文化本质，将它们置于社会结构和体制中，分析这些活动的文化、历史、政治特色。重要的国际语言学、翻译学出版公司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Company连续三年推出Sociocultural Aspects of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2006)、Constructing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2007)、In Translation－Reflections，Refractions，Transformations(2007)、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2008)四本论文集，系统地从众多方面讨论翻译社会学这一跨学科的核心问题，利用社会学中最具代表性人物的观点，如布迪厄(PierreBourdieu)、拉图尔(Bruno Latour)、拉尔(Ber-nard Lahire)、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卢曼(Niklas Luhmann)等人的论点建立起翻译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本文拟从翻译社会学角度，对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核心概念进行阐释和厘清，将之用于翻译描述中，以从社会、文化的更广阔的角度对翻译本体展开探讨。

二、布迪厄场域理论核心概念

布迪厄提出了分析模式简要公式:映射到翻译中，即:译者带着惯习(由一系列译者定势组成)和各种资本，在权力场中争斗，从而形成翻译场域。以下是对这几个相关概念的释解。

场域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的一个关键空间隐喻(a key spatial metaphor)。场域界定社会背景的结构(structure of the social setting)，惯习就是在这个背景结构中运作的。布迪厄把场域定义为:

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有位置就能对其占据者、行为者施加影响，在结构之上起决定作用是由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现在与潜在的客观状况界定的，也是由其他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界定的。［2］97

例如，布迪厄用“知识场域”(intellectualfield)指称符号的生产者，如艺术家、作家以及学术界，争夺象征资本的机构母体、组织母体以及市场母体。即使科学本身(所谓的客观性的最高表达)也是在场域框架中产生的［3］。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概念可应用于社会阶级的生活方式的研究［4］、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5］［6］、宗教研究［7］、文学研究［8］［9］以及家庭政策研究［10］。以此类推，场域概念亦可应用于翻译场域，因为翻译场域同样也是“斗争的场域”(fields ofstruggle)。

惯习

“定势”(disposition)是布迪厄理论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包含布迪厄通过惯习观念所要表达的两个核心要素:结构与性格倾向(propensi-ty)。布迪厄认为:“定势看似特别适合表达惯习这个概念传达的东西———惯习被界定为定势系统。它首先表达的是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果，与结构意义接近;它也指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习惯性的状态(尤其是身体的状态)，特别是一种嗜好、爱好、秉性、倾向”［11］214。诚如前面所言，一系列的定势可形成惯习。

惯习来自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外在的结构在这种经验中被内化。结果，“对于一个生活于分层社会世界中的特定群体而言，区别是与非的参数与边界的被内化了的定势，就通过社会化而得到了发展”［12］103。这样，惯习一方面为行为设立了限制，因为它是“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另一方面，惯习也“产生出与早期社会化的结构特征对应的洞察力、抱负以及实践”［12］103，因为作为“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先前的社会经验会在行为者身上留下烙印。这便是惯习概念的两个核心方面。

布迪厄在1966年对惯习的界定是:“持续的、可以转换的定势系统，它把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欣赏、行为的母体发挥作用，依靠对于各种框架的类比性的转换(这种转换能够解决相似问题)，惯习让各种不同任务可以得以完成”［13］183，后来又将之界定为:“一种可持续、可转化的定势系统，它作为结构化的、客观统一的实践的发生基础而发挥作用”［14］vii，其后更常使用的定义是:“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定势系统，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的功能，也就是说，发挥产生与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理的作用，这些实践与表述在客观上能够与其结果相适应，但同时又不以有意识的目标谋划为前提，也不以掌握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操作手段为前提”［15］53。

布迪厄还使用“文化无意识”(cultural un-conscious)、“塑造习惯的力量”(habit－formingforce)、“基本的深度内化的主模式”(basic，deeply interiorized master－patterns)、“心理习惯”(mental habit)、“知觉、鉴赏、行为的心理与身体框架”(mental and corporeal schemata ofperceptions，appreciations，and action)、“受控即兴行为的生成原则”(generative principle of reg-ulated improvisations)等术语来表述惯习概念。关于惯习的这些换用词，斯沃茨(David Swartz)将它们评价为“很难经验性地进行具体阐述”，却可以归纳为:惯习是“一种理想的行为类型，即习惯化的、实践的、心照不宣的、倾向性的，同时又是结构化的行为类型”［12］290。其实，布迪厄的惯习概念的源出还是来自翻译的启示，布迪厄在60年代中期翻译了帕诺夫斯基(Panof-sky)的《哥特式建筑与经院主义》(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他在法译本的译序中最早使用这个术语。帕诺夫斯基认为“经院主义代表一套隐在的文化假设以及外在的理论立场，这些心照不宣的心理习惯不只是由机构、实践以及社会关系转化而来，而且也发挥塑造习惯的力量的作用———这种塑造习惯的力量产生出思想与行为的框架”［12］101－102着重点为笔者加)。布迪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惯习概念:惯习是一种促使行为产生的、“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

惯习的创新能力不是来自“普遍心理”(u-niversal mind)，而是来自“一种经验，亦是一种拥有、一种资本”［16］13(an experience and also apossession，a capital)。惯习也是“一种被结构化的结构”，它来自家庭以及与自己相当的群体的、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经验(class－spe-cific experiences of socialization)。

资本

“资本是(以物化形式或“合并”、具体形式)累积的劳动。当资本被某个人或某群人作为私人(亦即独有)财产占用时，它能使这些人以实际或现行劳动的形式来占用社会能源”［17］46。根据资本运作场域的情况，在付出或多或少昂贵转变的代价下，这些转变是相关场域中效能的前提条件，“资本可以以三种基本外观展现:作为经济资本，它可以即时直接转变成金钱，可以以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作为文化资本，它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转变成经济资本，以学历的形式以制度化;作为社会资本，由社会责任(关系)组成，它在一定情况下被转为经济资本，可以以贵族名号(a title of nobility)的形式制度化”［17］47。贵族名号即是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指:“资本无论以什么形式展现，只要它与知识建立联系，或者更具体地说，只要它与误识(misrecognition)或认知建立联系，从象征意义来说，资本就是一种社会化的认知能力，惯习的干预是资本的先决条件”［17］56。

以文化资本为例，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具体化状态(embodiedstate)，即身心的长久定势形式;物体化状态(objectified state)，即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画、书籍、字典、工具、机器等)，它是理论或理论批评或各种问题的踪迹或体现;体制化状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即必须被区别开来的物化形式，因为正如从学历可看出的那样，它将原有的资产完全赋予给可作担保用的文化资本”［17］47。换言之，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对于上层阶层的精致文化所能掌握的程度;它可表现在非物质层面，也可表现在物质层面。第一种具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指的是精神、心灵状态表现于外在的形体;第二种物化或客观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也就是文化财富，如所拥有的艺术品、餐饮、服饰，以及各种需用经济资本以取得，且可累积的物品;第三种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就是学历、学位资格。

布迪厄理论中的所有概念，包括惯习、资本、定势(disposition)等皆源自场域理论这一启发式概念(heuristic notion)。布迪厄以文学场域(literary field)为例来解释场域理论:“文学场域既是一个力场(force－field)，又是一个旨在转变或保持已有力量关系的竞技场:每一个参与者把从之前争斗中获得的力量(即资本)用来制定一些策略，这些策略总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该参与者在权力争斗中的地位，即他所拥有的特定资本”［18］143［19］151。换言之，“一个场域的特定逻辑建立于合并状态中，以特定惯习的形式，更确切地说，即以某种意义的博弈形式显现。这一般被描绘成(‘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精神’或‘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又从来都是隐而不露的。由于它悄无声息，渐进式发展，不易为人察觉，因此在大都情况下原初惯习的转换也都不为人察觉。如要进入博弈当中，获得特定惯习，就必须对原初惯习进行转换，这种转换或多或少(取决于距离远近)是一种根本性转换”［20］11［19］150－151。

三、布迪厄场域理论核心概念与翻译

场域与翻译

古旺威克(Jean－Marc Gouanvic)是最早从布迪厄社会学角度来考察翻译的学者之一，他批评布迪厄没有将翻译纳入场域理论中，因为“译文是目标空间中的本土文本，被提交到同一客观逻辑中，而非形成自己的场域”［21］160［22］19。即是说，在目标文化中，译文没有形成自己的场域，而是被当作本土原创作品，如人们在阅读中译本的《达·芬奇密码》或《巴黎茶花女遗事》时，是把它们当成原作(即中文环境中创作的文学作品)来读的。同理，译者在场域中的地位与译者采用的具体翻译方法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同族关系［21］162［22］19(homology)，两者皆受场域中权力争斗影响。古旺威克详细阐述了具体体制中(如评论者、译者、出版社等)各种因素和行为者(agents)是如何影响译作产生的，他得出结论:“翻译筹码(stakes oftranslation)是被赋予了权力的高度合法的实践活动，在权力的基础上，运作于各种社会空间中的翻译条约不停被重新协商”［23］146［21］167［22］19。翻译筹码就是一种文化资本，可以量化，在进进翻译场域时，译者若只带着自身的惯习，是不能进行斗争的，此时就需利用各种形式的资本，进行斗争，争夺各种更多的资本。文化资本有时是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的，下文将进行详述。

惯习与翻译

最早将布迪厄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学者是西梅奥尼(Daniel Simeoni)。在其引用率极高的“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24］中，为了将惯习概念引入到翻译中，他甚至将多元系统论进行重新阐释。对西梅奥尼而言，惯习涵盖规范(norm)，二者区别在于惯习同时具有建构和被结构化的双重功能(doub-le dimension of“structuring and structured”func-tion)［24］21－22。然而，西梅奥尼并不想用惯习来取代规范，因为他没有把惯习放在布迪厄整个社会理论或场域理论中加以讨论，他声称半个世纪以来，译者的惯习引起顺从行为的内化(internalisation of a submissive behaviour;即对作者或原作的顺从)，从而导致译者的社会地位低下，译者从来都接受有历史局限性的规范，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翻译行为的次要性(sec-ondariness)［24］6［22］20。西梅奥尼强调了内化在“翻译场域”中的重要作用，他试图将译者惯习范畴与系统翻译模式(即多元系统理论)结合起来，并特意重新构架了图里的规范理论，“把翻译惯习设想为:在文化上事先被构建，同时又起建构作用的行为者在过程中对文化产物进行协调的过程”［24］1，［22］20。

古旺威克［25］区分了译者的惯习与特定惯习的不同，认为前者是译者实践的结果(thetranslator\'s habitus as a result of his or her prac-tice)，后者是在文化转移过程的碰撞中构成(aspecific habitus which is constructed while the cul-tures involved encounter one another during thetransfer process)。因此，按照他的理念，总的来说，翻译策略并非是迎合或打破规范的有意举措，而是译者的惯习，这些惯习与其他行为者的惯习一起建构特定的场域，同时，也被该场域所建构［19］157－158。通过行为者的惯习，译者的幻象(illusio)可以得以实现。所谓幻象，指译者参与权力角逐博弈时所获得的一种审美愉悦，是译者所追求的目标。在翻译过程中，一个(文学)文本重定它所属的那一文类的规则，由此，这一文本会从自身逻辑出发，被行为者所重新阐释［19］163。古旺威克声称，熟练的读者秉承幻象理念，并通过内化场域中的具体筹码来进行阅读［19］164。他强调，幻象原则主要通过行为者的惯习来得以实现。译者惯习贯穿翻译行为始终，使翻译行为受到影响，并重构译者的社会轨迹。

资本与翻译

各种形式的资本中，与翻译联系最紧密的是象征资本。古旺威克所言甚是:就作者而言，象征资本主要不是通过传承(heritage)，而是通过被认可(recogni-tion)而来，这种认可必须不停地通过在文学场域中发表新作而被重新获得。然而，一旦作品被推捧为经典，象征资本就被确立，变得稳定起来。就这一点而言，作者及其作品所获得的能经得起考验的、稳定的象征资本，就很难受到质疑。对于译者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译者先是获益于发表于源社会(source society)的原作中所拥有的象征资本，然后作为行为者干预原作，将原作投入到目标文学场域的逻辑系统和认可机制(mechanisms of recognition)中，从而授予原作者及其作品一些资本。［19］161－162

以林纾为例，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自言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他“少孤。不能买书。则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自十三龄。及于二十以后。校阅不下二千余卷。”［26］2，以“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为自励，古文以具体化状态在他身上形成长久定势，林纾采用古文来写作的惯习自小养成，其一生译出了二百一十三部外国小说，①即是文化资本以物体化状态呈现。林纾没有受过丝毫外语或翻译的训练，他开始与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不过因缘际合，②事前并无周详的准备，但此书出版却获得空前成功，“书出而众哗悦”、“一时洛阳纸贵”、“不胫走万本”，使林纾一夜成名。他虽始料不及，其后却以此为维新救国的工具，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资本的同时，也在翻译界和文学界获得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得以在权力场(field of power)中获胜。

对于严复译《天演论》的畅销，吴汝纶起到了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作用。为了推动《天演论》的发行与传播，吴汝纶多方设法，不遗余力，吴汝纶于当时文人界地位即是他的象征资本，而他的社会关系则起社会资本的作用，并给严复带来了翻译筹码。严译《天演论》1897年底曾连载于《国闻汇编》上，当时严复致信吴汝纶，请其“代为销售”，以广流传。吴汝纶考察其发行有一定难度，建议严复等请直隶总督王文韶，仿照先前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由官府销售《时务报》的方法，以达到“畅行”之目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后，吴汝纶在其所开《学堂书目》中，将《天演论》列入其中，作为教材供学堂使用。当年，吴汝纶在阅读严译《天演论》手稿的过程中，曾在日记中摘录其主要内容，并于每节前自拟了小标题。在他去世后，上海文明书局即据此付梓，于1903年闰五月出版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同年癸卯《经济丛编》第三册至第六册亦同时刊载。吴氏节本的刊印，对《天演论》的流传，起到了很大作用。胡1905年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国文教员便令学生购买此书作为读本［31］。由此可看出，吴汝纶以自己作为桐城派大家的身份，有效地促进了严译《天演论》的销售。此时由吴汝纶带来的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便给严复带来了经济资本，后来严复在翻译界和社会上的成功又给自己带来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便促进了严复在翻译场域和文学场域的权力博弈③。

三、翻译场域运作

翻译场域的具体运作可以用图1来表示:图1翻译场域的运作图示以下对上图作出说明:首先，纵轴表示从历史或时间来看，横轴表示从文化或空间来看。所有的实践都发生在时空当中，考查实践时应同时从纵向的历史(或曰时间、历时)和横向的文化(或曰空间、共时)等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时，所有的实践也发生在权力场中，在权力场中，行为者相互争夺资本。资本的三种形式以及它们可转变的各类形式由箭头所示，其中虚线箭头表示在一定情况下才能转变，而非即时转变。第二，每个译者都带着翻译筹码，即拥有文化资本，他们都会追求幻象，所以翻译场域的运作可看作是:每个译者都会带着自身的惯习和资本，在翻译场域中，从事翻译实践;经过一段时期，在某一时间点上，一群译者就会形成翻译规范，各个译者继续带着各自惯习和资本，续在翻译场域进行权力斗争，随后翻译规范被打破，周而复始，不断呈螺旋状上升。

翻译社会学研究方法是继翻译学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后，超越单纯文本研究(text－bound paradigm)的有益尝试。例如，我们可从翻译社会学的角度看到，在某些国家，经济场域弱于政治场域，体制决定文化产品，知识界由国家掌控，象征产品的产生与流通就会高度政治化［32］97。具体而言，在共产主义思想流行时候，无论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渠道，政治化倾向决定了自东欧而来的文学作品翻译［33］［34］。

其次，我们也可从语言折射出的权力关系来看翻译的方向，即翻译作品的输入与输出，顺差与逆差，也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变化。一个国家若失去了尊严或权势，语言地位也会随之降低，从而就更容易导致翻译活动水平的恶化。例如，海尔布龙和萨皮罗曾做调查［32］97:前苏联解体后，其国际地位陡然下跌:从俄罗斯译出的翻译作品数量大幅减少，与之同时，译入俄罗斯的译作猛然递增。法国国际地位的相对弱化，同样也导致了译入法国的翻译作品的增多。“国内市场大小有时被当作是解释翻译比例最重要的因素”［35］41－59，然而在此两例中，国内市场大小都是稳定的，这样就很难从国内市场大小来看翻译作品译出和译出数量的变化，即是说，翻译小说在国内的量看起来没有变化，但译出和译入的比例随着国威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

四、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实践的“社会现实”(so-cietal realities)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现实”对于翻译抉择的影响，例如媒体的政治影响力、出版社或翻译行业体制和原则，因为这些都不能视为某一次翻译实践中出现的个别现象。可以从社会学角度考查影响和决定翻译选择、翻译过程以及翻译接受等问题，还可从中了解、进而预测翻译市场的实际运作和变化，随之找寻与市场和社会发展相对应的翻译策略。

然而，随着翻译社会学的不断发展，它却似乎正在朝另一个极端发展，即完全脱离文本，只考虑翻译作为社会现象的宏观的社会历史研究。其实，具体的翻译实践的影响同样重要，绝不能忽视。诚如沃尔夫［22］5所言:一方面，只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借取分析工具，这对翻译研究没有好处;另一方面，文化转向后出现的一些研究方法，不再能满足在多元化进程中对翻译全面分析的需要。文本研究和翻译社会学途径存在着互动关系，按照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观点，也存在着权力角逐，正是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翻译研究才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推动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简介］邵璐，女，四川崇州人，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副教授，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博士，现于香港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研究。

［基金项目］香港理工大学项目“Narrating the Metamorphic Modern Chinese Peasant:A Study of Mo Yan\'s‘Dream of Red Chamber A-ward’Winner《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批准号:G－YX2S)。

［英文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