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技术的风险特性是催生网络暴力的潜在根源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网络时代的来临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境遇[11]，而作为现代性之产物的网络技术，本身就蕴涵着发展和风险的两歧性。恰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技术进步表现为积极力量，但它并不总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风险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与网络发展相伴而生的技术风险成了催生“网络暴力”的潜在根源。[12]具体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借助虚拟技术构造而成的网络交互空间，为“网络暴力”的产生提供了主体多元、责任分散的舆论场域。在网络暴力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无论是言语谩骂、形象恶搞，还是隐私披露，都发生于特定的舆论场域，即需要一定的公共领域才能得以呈现。而经由虚拟技术构造而成的网络交互系统（如BBS、QQ、Blog等）是典型的“脱域空间”，介入的低成本特性、信息的数字化传播，让社会边缘人、草根群体等弱势群体都能轻易加入进来、聚合起来，并可以超时空、超文本地开展信息沟通和交流。因此，在互联网上，既有基于职业、籍贯等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地缘、业缘群体，更有基于生活娱乐、资源共享等个体偏好而形成的趣缘群体。他们数量庞大、时空分离、形象虚拟，而且很可能彼此陌生，并通过“发帖、灌水、加精、置顶”可以随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犹如置身于一个个众声喧嚣的“网络广场”，成员庞杂而责任分散。

另一方面，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的生产和再生产系统，繁杂难辨的海量信息强化了网络受众的风险感知度。贝克认为，“风险概念表述的是安全和毁灭之间一个特定的中间阶段的特性。在这个阶段，对有危险的风险的‘感知’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13]的确，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为信息的快速生成、传播和异变奠定了基础。而相关产品的不断发明、更新换代和迅速普及，使社会对其产生了更大的依赖性，越来越多的异质性社会个体或组织被卷入到网络社会中[14]。与此同时，每一网络主体成了交互网络的一个个节点（node），在彼此高频度的交互过程中，互联网的广度和密度又随之急速扩张。网民交互行动不仅构造了一个“去身份化”的信息流动平台，而且也型塑了一个更为陌生的数字化世界。海量信息的多元化来源、扩散性流动，消解了传统媒体单向度、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加之信息内容的易编辑性以及信息散播的可操控性，网络信息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真伪难辨。面对汹涌而至的信息洪流，“不明真相”的人们往往不知所措，这无疑强化了自我风险感知度，加剧“生存性焦虑”。

（二）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的无序释放是催生网络暴力的现实动因

在一次接受中国学者的访谈时，贝克曾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险社会。”[15]的确，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力量的驱动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农业与工业的更迭、压缩式的跨越发展，使转型期中国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加多元复杂的风险。”[16]然而，风险并不等于危险，而只是意味着危险发生的可能性，经由风险减排机制的有效运作，危险大都是可以消除或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暴力现象在中国的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风险无序释放的结果。

一方面，经济社会的脱序式发展，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致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并涌向网络空间，形成网络暴力。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下中国网络暴力的频发，其背后大都潜藏着“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这既是弱者基于愤懑情绪的心理抗争，更是社会认同分化的必然结果。毋庸置疑，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的确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社会“重效率而轻公平”的脱序式发展，加之**结、权钱交易等贪腐问题的大量存在，社会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强化了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由此，在改革过程中的失落者、失意者及利益受损者等弱势群体那里，曾经虽然贫穷但却平和的社会心态中，如今更容易滋长相对剥夺感，而利益均衡机制的现实缺失又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不难发现，对强势群体的评论，他们往往夹杂着一种偏执情绪，或奚落，或羞辱，并形成“有钱人缺德，有权人不公”的思维定势。而网上社会的迅速崛起，无疑给他们提供了自由言说和情绪发泄的广阔空间。可以说，网络暴力成了名副其实的“弱者的武器”。一旦某类涉及社会不公的信息（甚至只是道听途说）经由网络曝光，他们即便彼此陌生，也极容易发生共鸣，产生暴力倾向的协同。

另一方面，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普遍嵌入，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网络推手”，他们为非理性网络舆论推波助澜，加剧了网络暴力。网络媒介技术以主体感官为主宰对象，它不断的更新升级，正暗合了市场化背景下肆意扩张的消费文化。由此，网络也日益成了各类商家竞相开发和争夺的财富领地。他们以广告收入为经济来源，以“点击为王”作营销规则，并根据网民偏好设置网络议题、炮制信息产品，继而催生数量庞大的“网络推手”——不惜断章取义、歪曲信息的“标题党”，或是专注于包装网络红人、炒作网络热点的“水军”。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的归纳，最能刺激网民“最紧绷的那根神经”网络热点主要有：（1）政府官员违法乱纪行为；（2）涉及代表强制国家机器的政法系统、城管队伍；（3）涉及代表特权和垄断的政府部门、央企；（4）衣食住行等全国性的民生问题；（5）社会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6）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7）重要或敏感国家、地区的突发性事件；（8）影响力较大的热点明星的火爆事件。[17]而在“去身份化”的网络空间里，主导舆论的力量往往不是地位、知识及理性思考，而主要是舆论声势、价值立场等非理性因素。由此，“网络推手”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积聚声势等舆论操控行为往往凑效，对他们而言，“网络暴力”往往就是“网络暴利”。然而，这种功利化的行为导向在助推网络泛娱乐化的同时，也容易导致网络信息失真、价值迷失的不确定性后果，成了网络暴力的助燃剂。

（三）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结构特点和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是催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因素

网络暴力的肆虐，断然是离不开网络行为主体的，他们既可能是信息风险的接受者，同时也可能是信息风险的传播者。就主体特质而言，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结构特点和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也是催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因素。据2011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中国4.57亿网民中，年龄在30周岁以下的占58.2%，充分说明了网民群体的年轻化特点。而青少年由于心理品性尚未成熟，社会辨认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加上青春期躁动的心理和昂然的情绪，在网络上容易扮演“愤青”角色。而且，传统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由之而衍生出的是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而在青年网民身上，则体现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情结。他们以“道德审判”为武器，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渴望获得充满认同的“网络回音”，又常常游离于暴力与正义之间。一旦嫉妒与怨恨、公愤与私仇在网络上无序宣泄，网络空间就处于“多数人的暴政”之下。

                三、散化风险：“网络暴力”的应对之策

当前，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更为复杂、更具风险的世界，无疑对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不过，风险有它的积聚进程，危机也有其演化规律。既然网络暴力是多重风险交叠共振的结果，那釜底抽薪之策便是通过减少风险交叠频率，以散化风险。就技术风险而言，虽然拉什曾警醒道，“用技术手段来防范和化解风险、危险和灾难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又必然导致另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就是，这种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可能会牵扯出新的进一步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可能会导致更为迅速更为彻底的瓦解和崩溃。”[18]但显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技术创新规避技术风险仍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如网络多级分类管理技术）[19]。当然，转型风险是网络暴力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更应重视“结构风险”和“过程风险”。对此，笔者以为，应建构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加以应对。

（一）政府层面：创新社会治理思维，在应对网络暴力中发挥主导功能

在中国，政府部门无疑是具有最强实力和最丰富资源的组织系统，在应对网络暴力问题方面，理应发挥主导功能。

一是要反思制度设置的公正性，并积极构建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促进转型风险的有序释放。一方面，应该清晰地意识到，网络暴力的频繁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网下社会风险在网络空间无序释放的结果，而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则是这些风险积聚的主要根源。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网络暴力具有“社会晴雨表”功能。对此，政府部门要经常性地反思制度设置的公正性问题，并及时开展风险评估，防止制度性社会排斥。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转型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和高度复杂性，网民实施网络暴力，大都只是为了逞口舌之快，泄愤懑之情，对于社会整体发展而言，具有一定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因此，我们不能因网络暴力的存在就因噎废食，导致言路逼仄，而要积极构建网上网下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20]，以政府之力，维护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人群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是应加强网络舆情的研判与引导工作，并建立和完善对网络运营商的规范制度，防止风险信息异变。网络空间是释放民意、汇聚民智的重要场域[21]，显然可以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平台。因此，政府部门应由原来的“网络监管”思维向“网络治理”思维转变。一方面，坚持宜“疏”不宜“堵”原则，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研判与引导工作。要注重梳理网民诉求，分析网络热点，以监测网络舆情发展态势；要建立高度协调的快速反应机制，在查明真相、澄清事实、反馈信息等方面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并以详尽的信息、准确的用词引导网络言论，防止信息扭曲。另一方面，坚持“监督而非监控”的治理理念，建立和完善对网络运营商的规范制度。要强调行业自律，并监督运营商承担起信息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角色，做好信息的搜集、取舍、整合、发布全过程的把关工作；对于利用网络散布、歪曲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或负有信息监管职责而未尽责的，应根据《侵权行为责任法》等法律规定，坚决追究其相关责任。

（二）社会层面：提升自组织能力，在应对网络暴力中发挥主体功能

互联网是社会大众的“共同媒体”，是中国壮大社会力量的重要平台，理应被充分地利用好、维护好。具体来说，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要努力构建以家庭、学校为主体的教育督导系统，以改善青少年的社会化环境。作为中国网民主体的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其成长环境势必会影响网上社会的舆论生态。而家庭、学校作为他们最主要的教育载体，应该增进彼此间的沟通，共同建构起改善青少年社会化环境的教育督导系统，加强对他们的伦理道德教育，引导他们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二是积极创新以新闻界、学术界为主体的联动机制，以营造有序而又有活力的舆论环境。新闻界、学术界是社会舆论的主阵地，是引领社会向善的重要力量，理应在净化舆论环境、引导舆论导向方面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应该创新彼此间的工作联动机制，发挥专家系统在释疑解惑、知识普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应该充分利用已有信息传播平台，培育和发展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意见领袖”，通过开放、平等的互动方式促进网络表达走向更加有序、理性的轨道。

（三）网民层面：自觉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网络行为素养以应对网络暴力

有信息技术研究者指出，“尽管各种用来增强信息保密性的加密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但是数字世界里，人们一举一动都会留下无数的电子化数据记录——包括主动的和不经意留下的各种信息。与物理痕迹不同的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那些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电子化信息可以被无数次整合、长期限地保存甚至无限度地传播，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或许今天的我们仍然是难以想象的。”[22]网络暴力的行为主体是网民，是参与到网络信息传播中的现实的人，在网上社会与网下社会日益渗透、交融的背景下，他们既可能是网络暴力的实施者，又可能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因此，就网民而言，要应对网络暴力风险，必须注意约束自我的网上网下行为：一是在日常生活中应自尊自律，恪守社会公德，避免成为网民攻击的实体对象；二是要提高自身网络道德素质，学会冷静、理性地看待各类社会现象，在网上不发表过激和失实的言论；三是要增强网络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网络操作技巧，加强个人网络信息的保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