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国家与地方文化的命运

罗岗

摘要:很多人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和清帝国之间在疆界上具有极大的承袭关系。这就要求在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中讨论“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涉及到“国家”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而“地方文化”如果要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最终沦为消费奇观，则必须加入到这一复杂关系的辩论中。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陈词滥调。然而却又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已经日益深刻得卷入到“全球化 ”过程中，并被这个过程无情地改造着。因此，问题不在于对“全球化”作出或褒或贬的价值判断，而是把它当作环绕自身的生活真实，如何在现象上作出恰当的描述，以及怎样在理论上予以准确的诊断。

一般认为，“全球化”指的是商品、资本、生产和技术的跨国流动，随着这种流动规模和范围的不断加强与扩张，它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用以取代过去那个和现代民族国家密切相关的旧的权力结构。但面对这个现象，不同立场的判断却大相径庭：自由主义者乐观地把 “全球化”当作一种“解放的力量”，认为全球性的跨国生产和交换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经脱离了政治控制，从驾驭它的政治力量的限制和扭曲中解放了出来，因此政治统治已经衰落；而传统左派则认为全球化的来临，意味着工人和市民能够影响和控制资本主义利润冷酷法则的制度渠道随之关闭……当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用“帝国”这一概念重新对“全球化”进行理论化时，他们试图超越简单的价值立场，认为当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后，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虽然还在发挥作用，但已经逐渐减弱。生产和交换的首要因素——货币，技术，人和商品，越来越轻易地跨越国境。由此民族国家在对这些因素流动的控制上作用越来越小，能够强加于经济上的权力也越来越弱。即使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无论在自己的国家内外，都不能被认为是超越一切，无所不能。但是，民族国家统治的削弱并不意味着这种统治已经削弱。在当今的转换中，政治控制、国家的作用以及调节机制继续统治着经济及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毫无疑问，统治已经采用了一种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的国家和超国家的有机组织组成，在一个单一的统治原则下结合起来。这种新的全球形式的统治，即是所谓“帝国”。

很显然，作为意指“全球化”的“帝国”，是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现代民族国家正在削弱的统治和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交换控制上的逐渐无力，实际上是“帝国”正在出现的最初征兆之一。民族国家的统治是欧洲大国在整个现代阶段建立的帝国主义的基础。因此《帝国》一书中的 “帝国”概念和我们熟知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截然不同。由民族国家的现代制度划分的边界对欧洲殖民主义和经济扩张极其重要：国家的领土边界限定了权力中心，而统治则从这一中心出发，通过各种渠道和障碍，施加于边界之外的外国领土上，这些渠道和障碍交替着促进或阻碍生产和流通。 “帝国主义”实际上是欧洲民族国家的统治在它们国土之外的扩张。最终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领土都被瓜分。无论现代统治在何地生根，它都会建立一个在社会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庞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并形成有影响的领土边界，维护自身认同的纯洁。而“帝国”则是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所谓“历史终结”的情形下兴起的，它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形式：网络社会的崛起，无疆界市场的形成，金融资本以及衍生产品的全球扩张……所有的这些新的变化都意味着现代主权形式的衰落，同时也意味着对一种新的政治统治秩序的需要。这种秩序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有显着的区别，它不强调权力的地域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域边界，它以非中心和非区域化的方式把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扩张的疆域之中。简言之，“帝国”作为后现代的主权形式，仿佛验证了德勒兹和瓜达里的论断：“权力中心与其说是由它所能鞭及的范围来界定，莫如说是由它们所不能掌握的东西或由它们的无能来界定的”。不过与德勒兹和瓜达里力求在理论上破解资本主义权力核心的企图不同，“帝国”恰恰需要的是权力中心流散所造就的指令网络的多元交流和弹性灵活的控制形态。

“ 帝国”这种新控制形式在瓦解“国家”的同时，释放出来的就是“地方”。当然，不能对“地方”做一种狭隘的理解，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在与“国家”相对的语境下重新界定的各种区域的统称。譬如“全球城市”的出现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都可以看作是“帝国”控制与支配形式的表征，使前者从“现实”向“理论”提升的是，近年来“城市研究”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让后者由“主义”而“实践”的，则是各种对“地方文化”的标榜都获得了“政治正确”的保证……这种重视 “地方”的新趋向往往被解读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因为意识到单一历史时刻已经不复存在，“民族”不再能够被简单地视为唯一的历史主体，所以企图超越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分析范畴，寻找研究历史和现实的更具体、更微观同时也更生动的分析单位，进而把“地方”视为一种“去国家”的力量，在“国家”与 “地方”二元对立的框架下欢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于是，“全球化”与“地方”结合在一起，要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这一重新被讲述的历史可以是城市的历史、乡村的历史、族群的历史或者什么更小单位的历史，但一定是消解国家的历史。

姑且不论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全球化并非一个客观中性的政治和经济过程，其内部充满了控制、支配和权力关系，任何一种将它浪漫化的想法都是可笑的。仅就“全球化”、国家和地方的关系而言，当我们简单地把“国家”视为一味对“地方”实施压迫的力量，其实就替“超国家”的“帝国”或“全球化”的出场铺平了道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样一种论述甚至不需要以自由市场的赞歌形式出现，它已经渗透到批判理论内在肌理中。譬如以反抗西方文化霸权为特征的印度后殖民理论，就对印度现代民族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这一民族运动虽然带有现代启蒙特征，但是由于它同复兴古老的印度教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反而使反殖民统治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迎合殖民统治的意味。作为一种书写行动的民族历史，表面上颠覆的是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而实际上则使民族历史无法逃脱西方的想象，因而沦为西方认知模式下的历史复制和重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西方认知标准的普遍化——这正是印度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在西方启蒙语境下的一种反抗悖论。（参见查特杰：《历史与民族》，载《解殖与民族主义》）然而，这样的论述在理论上确实相当犀利，但回到历史，特别是回到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中，像印度以及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国”传统（莫卧儿帝国与中华帝国），因为遭遇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得不从固有的政治形式中转化出——尽管转化的方式相当不同——的现代民族国家，不能在一种线性的关系中处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联系，需要在“帝国”的双重视野中——“帝国”既被当作是一种前现代的、需要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主权形式；同时又被视为“全球化”的代名词，也即一种新的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政治形式——重新加以理论化和历史化。

具体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这场革命，的确相当深刻地摧毁了整个中国以宗法制血缘为基础的地方文化，譬如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层面，正如不少土改历史研究所揭示的，经过抗日战争以来的减租减息，以及中国内部土地数量和土地分配的巨大差异，很多地区已经没有地主了，但为什么还要进行大规模的土改呢？其首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宗法制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无地主，有封建”的状况，从而为缔造新的国家提供历史的前提。因此，“反封建”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之所以要和“反帝”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是为了宣传的方便，而是鲜明地显示出现代中国历史运动的轨迹：革命摧毁地方文化（即“反封建”）的动力，不是简单地来自一个集权制国家，恰恰是从晚清以来，中国被纳入到“条约化”体系之后，才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背景下，产生了以反抗侵略、争取独立为指归的强大国家建设诉求（也即“反帝”）。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背后是和前现代的“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言，所谓“封建”本身也不能够在中国内部视野中完全解释清楚。

闻一多曾经为郭沫若的《女神》写了两篇特别重要的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我觉得这两篇评论完全超越了一般的文学批评，而且它们的价值也不应该局限在文学史内部。原因在于闻一多透过对《女神》的解读，涉及到一个现代中国历史的重大问题，他把郭沫若诗歌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视为“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而期望“我们的新诗人若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 同我们的‘此地’，我们自会有自创力，我们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之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这个然后才是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由此带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在20世纪，“中国”为什么成为了“地方”？要厘清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回到晚清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相遇的时刻，这一时刻在国际关系史上被描述为“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相遇的时刻，或者更直接的表述为“条约体系”打败“朝贡体系”并将其纳入自身的时刻……具体而言，一方面西方列强将“清朝”视为“前现代”的、尚未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野蛮帝国，这个国家公然拒绝自由贸易的原则，因此无需遵循“条约体系”内部的平等和自由原则，可以用一切手段包括贩毒和暴力的方式打开它封闭的国门。通过建构“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前现代”的等级秩序，西方列强把殖民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合理化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将清朝与欧洲列强的冲突界定为前者对自由贸易的拒绝和对国际法的无知”；但另一方面，“为了让清朝合法地签署不平等条约，就必须赋予清朝在欧洲国际法形式平等的主权，而在欧洲国际法笼罩下的条约远较朝贡体制时代的条约更不公平。”因此，清朝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被纳入到“条约体系”之中，并且在形式上获得了“单一主权”，“即民族国家拥有单一的主权源泉，其他民族国家必须以这一单一主权为一个国家的唯一政治主体…… 当这一单一的、形式平等的、以国际承认为尺度的主权概念扩展到中国和其他地区时，实际上也就将传统的朝贡体系及其内外关系模式贬低为次要的、不合时宜的模式。”（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导论”部分）这标志着“天朝秩序”的崩溃，“中国”从“中央大国”成为了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同时也产生出把“地方”重建为“（现代）国家”的强大动力。

由此可见，真正引起中国内部“国家”和“地方”关系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成为了“地方”。现代资本主义作为这个新秩序的主宰，试图重新安排世界中“国”与“国”的关系，并且以“单一主权国家”作为基本模式来瓦解那些处于“前现代”的“帝国”，这一过程极其漫长，从资本主义诞生到冷战结束之后，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就不断利用中国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民族关系以及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来牟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的症结依然可以放在这个脉络中来理解，到冷战时期“帝国”作为一个“污名化”称呼指称的就是“苏联”，“苏联”在20世纪末的解体也被理解为“帝国”体制的分崩离析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胜利凯旋，今天美国在前苏联地区推行的“颜色革命 ”依然可以看作是在做分化“帝国”的工作。不过，也可以从另一面来理解这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本规划上，它强调的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但又区别于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主义”——也即人类的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想象。这种想象因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复杂关联，会以怎样一种方式影响到中国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同时“民族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要求之间是否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世界史”意义上的影响……

在“全球化”以“帝国”的面目重新出现的情况下，如果从一个“非西方”的视野来看，一个大问题就是，《帝国》强调的流动的、去疆域的“全球化”以及和这种状态相联系的反抗，很容易落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去。借用齐泽克的说法,文化多元主义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多元化、流动性、去疆界……等等很可能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构成了有意无意的合谋关系。这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了：一方面在讨论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时，必须意识到“帝国研究”正在清算“民族国家”规划现代世界所表现出来的暴力；但另一方面，这种清算可能走向对“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呼唤，而“后民族国家”实际上和全球资本主义形成共谋的关系。面临这样的情况，必须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把西方流行的“帝国研究”扭转过来。既要强调“现代民族国家”不是一个“天然”之物，同时又要肯定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被损害、被侮辱和被侵略的民族，创建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而且还必须注意到，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化的过程中如何来处理中国作为帝国的资源？帝国建设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有怎样的继承关系？譬如很多人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和清帝国之间在疆界上具有极大的承袭关系。这就要求在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中讨论“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涉及到“国家”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而“地方文化”如果要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最终沦为消费奇观，则必须加入到这一复杂关系的辩论中。

2008年12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