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济学将技能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技能投资的行动选择、技能错配以及技能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技能经济学关心的主要议题。经典社会学多将技能置于劳动关系结构中来分析，认为技能既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是其对抗资本控制与剥削的武器。事实上，技能依附于劳动者个体，却带有强烈的社会公共品色彩。技能既是劳动者谋生 的工具，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既是劳动者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也是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驱动力。技能形成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选择，也是社会融入的一种努力。技能形成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社会政策。技能社会学注重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作用的社会基础，讨论权力配置、组织关系以及社会保护机制对技能形成的影响。

关键词：技能；技能形成；技能经济学；技能社会学

作者简介：王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在惯常话语体系中，技能多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正功能。因此，经济学视技能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而技能形成则属于企业组织或者社会个体的一种投资策略。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学界取得基本共识后，技能慢慢淡出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逐渐细分至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在社会学脉络中，经典社会学家将技能界定为一种劳动能力，并将其置于劳动关系结构中来分析。一方面，技能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因为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体力或技术劳动来谋生；另一方面，技能也是劳动者对抗资本控制与剥削的武器。劳动者通过专业技能建构起劳动过程的壁垒，以此作为与资本谈判斗争的筹码，并通过技术工人组织进一步强化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不过，随着福特主义和泰勒制的广泛推行，去技能化成为劳动过程理论的一个共识性判断。在此背景下，尽管布雷弗曼对于技术变迁导致的劳动退化甚感惋惜，但不可否认的是，技能分析在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理论框架中已然被边缘化了， 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组织、劳工运动等议题。而且随着工业化流水线的普及，劳动分工推动了技能形成的社会化：一方面，技能形成逐渐成为职业学校负责的专门活动；另一方面，企业组织内部尽管存在着技能形成行动，但通常被视为企业机密而成为“ 技术黑箱”，难以被外人所观察与分析。这种背景下，技能议题日益专业化为教育学的核心研究议题。在教育 学理论框架中，技能是劳动者经过系统学习和培训后的产物，技能形成体系 是个体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练习而形成的智力动作方式和肢体动作方式的复杂系统。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师队伍、教材体系等是其关注的主要话题。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经济学理论还是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技能形成议题均已被边缘化。而在教育学理论框架中，受关注更多的是与技能形成相关的“三教”（教师、教学、教材）改革等微观层面的问题，而鲜见宏观制度层面的分析。但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新业态兴起引发巨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技能议题开始重新进入学界的分析视野，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机器换人”“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强国”等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事实上，技能是一种个体能力，同时还带有强烈的社会公共品色彩：它既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既是劳动者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也是国家竞争优势达成的核心要素之一。技能形成既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选择，也是社会融入的一种努力。因此，技能形成政策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社会政策。本文尝试从学理上重新认识“技能”，倡导对技能及其形成过程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分析。笔者以为，把“技能带回”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于拓展劳工社会学、经济社会学、职业教育学乃至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视域具有积极价值。

一、技能经济学：基于技能产权的行动分析

在经济学视域中，“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的组成要素之一，是指凝聚于劳动者个体身上的一种专业能力，这种能力天然具有产权私有性，且所有权与其载体不可分离。据此而言，技能形成本质上属于行动者的一种技能投资，技能经济是基于技能产权的经济行动总和。围绕技能经济行动产生了诸多制度安排，并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产生了直接影响。具体而言，技能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下几个议题。

（一）技能类型及其形成的投资行为策略

贝克尔根据技能适用性，将技能分为通用技能（general skill）和专用技能（specific skill）两种类型（Becker，1993）。在贝克尔分析的基础上，伊思特维兹-亚伯等进一步将专用技能细分为行业专用技能和企业专用技能两种类型（Estevez-Abe et al.,2001：145-183）。行业专用技能主要是指适用于某类行业所有企业并对行业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的技能类型，此类技能对其他行业无效。行业专用技能主要在职业学校和生产实训交互培训的过程中习得。企业专用技能是指只对接受技能培训的企业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的技能，对于其他企业无促进作用。企业专用技能通常只能在企业内部实训中才能习得，具有不可转移性。

在现实生产过程中，通常需要混合使用三种技能才能完成工作任务，而且很多劳动者会同时掌握这三种技能。进行这种理念型划分主要是为了分析的便利。技能类型不同，技能形成的投资行为策略也会有差异。一般来说，技能形成的投资行为涉及两个主体，即企业组织和受训者。在劳动力市场机制下，企业组织是否参与技能形成投资取决于其能否从此行动中获益：在不完全信息下，企业组织既要判断投资开展的技能培训对企业是否有用，也要评估所培养的技工人才的流失风险及相关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对于受训者来说，投资技能培训的行动策略通常取决于技能学习与工作机会之间的理性计算：如果一项技能培训能够显著提升其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或改善其就业质量，那么通常会促进其投资；反之，则会削弱其技能投资动机。

因此，在经济学理论中，技能投资是一种理性计算行为。对企业组织而言，是否选择投资组织内部的技能，既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又受制于挖人风险程度与成本分担状况。而对于受训劳动者来说，投资学习何种类型的技能与其就业预期相关性很大。当然，企业组织和劳动者技能投资行动策略通常嵌入在制度环境、社会文化传统之中，受到产业类型、岗位稀缺度、经济治理机制等因素的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中的技能形成

劳动力市场是实现技能经济的主要渠道，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方面技能类型的稀缺性得到检验，由此释放出来的价格信号成为技能投资行为的重要参考指引；另一方面，技能等级得到显现，劳动力市场机制形塑并强化了核心技能与边缘技能的价格级差，从而制造了劳动力市场分层。在劳动力市场上，技能供给属于技能形成的后置环节，直接反映了技能培训的质量及其与产业企业的需求契合度。

当然，就技能形成而言，单纯依赖劳动力市场机制进行技能供给协调也会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一些市场表现热门的技能专业会吸引技能培训资源大量涌入，导致某些技能供给过剩（柯林斯，2018）；二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失灵（蔡昉，2014），即技能培训与技能需求之间连接信号失灵，技能错配是这种失灵的典型表现。按照萨米尔的界定，技能错配是指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与就业岗位的要求不匹配（Shimer， 2012），通常意味着“学非所用”。它在理论上存在着两种形式：一是高技能依赖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不足，即技能不足；二是低技能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冗余，即技能过剩。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技能生产者供给的技能类型不是行业或企业所需的，而行业或企业所需的技能又缺少技能供给者。换言之，劳动力市场不能满足生产的技能需求，而技能所有者在实际工作中“不得其用”，从事“过于胜任”的工作（Sahin，2014）。在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中，技能错配主要体现为专业不对口，换言之，企业较难从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技能类型。这种情况下，技能错配式的“技工荒”就会出现。

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技能错配是一种常见现象（Hobijin，2012），不过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技能错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是技能错配的体 制区隔，企业组织是各个国家就业岗位提供的核心主体，但在中国，一些企业面临严重的招工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体制内单位招工却异常火爆。其次是技能错配的城乡区隔，大量的技术人才集中在城市，农村面临着人才流失且日益虚空化的境地。再次是岗位选择上的技能错配，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者往往青睐体制内岗位，很难“降身价”去从事生产性行业中的技术工作，就业期望与市场需求脱节。最后是从事生产岗位的主力军——农民工——技能水平严重不足，接受技能培训的机会匮乏（王国辉、穆怀中，2005；王星、徐佳虹，2020）。

在中国，技能错配意味着在技能生产、技能供给与技能需求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不匹配问题，也说明劳动力市场自我调节的失灵。这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诸多影响。一是带来人力资源的浪费，对技能生产者和技能所有者来说尤其如此。高校学生“毕业即失业”与体制外尤其是蓝领技术岗位招工难并存的现象即是例证。二是在技能使用者层面，高技能依赖型岗位中的技能不足与低技能依赖型岗位的技能过剩并存现象会阻碍产业尤其是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郑江淮等人发现，中国制造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配置偏离最优状态非常不利于中间产品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剧了中国制造业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他们通过跨国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从理论上证实了“技能 错配—中间产品创新能力减弱—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受阻”传导机制 的存在（郑江淮、郑玉，2019）。三是激化劳动力市场上技能供给的失衡。陈利锋（2017）的研究发现，技能错配中高技能劳动力从事过于胜任的低技能岗位带来所谓的技能退化现象，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但是客观上会压低低技能劳动力的价格，削弱其劳动福利。

（三）技能形成的个体性、组织性与产业创新

有研究发现，产业创新并不是同质的、线性的；相反，产业类型不同，产 业创新的路径就有差异，所匹配的技能形成体系也不同。比如有学者认为， 信息软件、生物科技等技术产业通常走激进创新的路径，而装备制造、加工制造等传统工业产业，其产业创新更多属于累积型创新模式（Hall & Soskice, 2001）。就激进型产业创新类型而言，其更倾向于通过弹性强、灵活度高的 劳动力市场机制购买技能劳动力，且主要是通用性技能，相应地，技能形成 体系也以自由主义模式为主。与激进型产业创新不同，累积型创新比较依 赖于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机制，行业和企业有动机参与到技能形成过程之中，技能供给以行业专用性技能和企业专用性技能为主，所匹配的技能形成体系以集体主义或分隔主义模式为主。

1.制造产业链条及其转型升级

全球产业链条是由市场调研、创意形成、技术研发、模块制造与组装加 工、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所形成的一个完整链条。在这个链条上，参 与其中的各个国家依据要素禀赋负责不同环节的工作，由此形成了全球产业链条的国际分工格局。一般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遵循的是“产业微笑曲线”。不过路风等人的研究发现，“产业微笑曲线”理论所主张的升级路径逻辑上是将产业创新视为一种线性模型，即将创新过程看作一个由“研究（科学）—开发（技术）—生产—营销”等环节组成的单向流。事实上，在制造产业中，技术进步过程通常是以产品为形式的累积性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实践和科学研究进行复杂而频繁的互动，只有经过创新和再创新的多轮次改进，才能“把一项从原理开始的发明转变为可应用的产品”（路风， 2020：29），从而实现有效的产业创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造产业的升级创新属于一种混合创新模式（王星，2021），研发劳动和生产劳动之间在价值链条上形成的所谓高低之分，更多属于收益分配权上的不均等状态，而非高低档的等级差异。实际上，现代制造业尤其是奠定国家制造竞争力基础的复杂产品制造产业多是高度技能依赖型的，其产业链条不是简单的线性结构，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网络结构。这个网络结构由主制造商-供应商共同组成，形成了主制造商主导、大规模供应商多层级参与的生产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模式虽然覆盖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但却是高度垂直纵向一体化的，其中，主制造商通过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支配产业资源、影响市场价格等方式，在整个体系中获得高度控制权，相应地也占据产业价值链条分配的顶端位置。而供应商则由关键核心设备供应商、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一般标准零部件供应商、配套服务供应商等多层级构成。相较于主制造商，供应商的产业控制力则较弱，并且呈现出依据生产网络的层级逐级递减的趋势（陈占夺、齐丽云、牟莉莉，2013；张亚豪、李晓华，2018）。不过，那些负责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依然能够依托其在研发和生产上的技术能力而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为了激发和保持生产网络的内生创新能力，复杂产品的主制造商通常在培育多个同类供应商的同时，也支持和引导供应商强化其研发和生产能力。

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产业链条和生产网络重构的过程，对于后进者来说，既面临着产业资本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又会遭遇生产网络的地位锁定约束。从制造产业链条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属于典型的后进者，工业四基全方位突破、培育和积累制造产业技术能力、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条对于中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非常重要。

2.制造产业升级创新与技能形成的定位

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理论上是从低附加值环节走向高附加值环节，但实际上，一个国家往往难以越过低附加值阶段而直接到达高附加值阶段。与信息产业不同，制造产业需要在生产实践中长期摸索方能逐步积累技术能力。就技术能力形成来说，仅仅掌握规范技术知识是不够的，因为技术知识只是原则上说明了生成技术能力的条件。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消化了技术知识，并积累了相关的技能和经验，才能生成和发展出具有自主性的技术能力（路风，2016：187）。技术能力是指能够有效使用技术知识的能力，在结构上，它是工作组织的知识、劳动者技能和经验的集合（路风，2019:20）。与技术能力密切相关的知识大部分属于非标准的缄默知识，它是潜藏在企业生产常规行动之中的。因此，几乎所有的技术能力都是在研发和生产等实践活动中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形成的，而且“现代技术高度复杂使产品和工艺的技术知识远超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使得技术能力具有组织性（路风，2019:20）。

技术能力的组织性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削弱了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由于技术能力是内生于企业、知识生产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等组织结构中的，物化在人工制成品上的技术即便在全球流动扩散，也未必能够导致内嵌于组织结构中的技术能力同步扩散。二是这种组织性使特定的知识、技能、经验在组织之间的转移变得困难，因此，企业组织或者国家需要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来提高劳动者的技术学习能力，进而强化国家和 企业的技能生产和技术研发能力（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制造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通过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的互动实践而形成的有效技术能力是关键。由此，技能形成也从劳动者个体知识经验获得层次拓展至组织性技术能力形成层次。技能形成从个体到组织层面的拓展，意味着除了关注劳动者个体技能投资行为外，还需要对技能形成体系进行制度分析，关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社会保护等议题，研究也有必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转向经济社会学的组织制度分析。

二、知识经济与文凭通货膨胀

经济学的诸多研究验证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有效性。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属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因此，投资人力资本、扩大知识生产的路径与规模几乎是所有社会成员、组织机构乃至一个国家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行动选择。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动下，整个 知识生产过程——无论是文本知识的学习，还是实践知识的累积——不再 仅仅是人类的一种精神追求，而是走向了专业化和商品化。专业化和商品 化知识生产活动的普及意味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德鲁克，1998）。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尤其是专业知识生产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重要，“专业性”知识的积累与折旧甚至成为经济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知识经济成为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与依赖有形资本积累完全不同，它是以知识（信息）为主要资源，通过知识（信息）资源的开发、加工、转化形成社会产品，满足社会需求。“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经成为次要的了。”（德鲁克，1998:45）在知识经济架构中，存在三个方面的核心组件：一是新技术带来的信息编码、存储和传输的新方法；二是掌握新知识并能够使用新技术的人力资本；三是能够最大限度发掘生产潜力的知识管理组织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能经济学可以说是对知识经济微观运行过程的再探索，技能经济学所关注的议题一定程度上是知识经济模式的现实体现。在知识经济模式中，知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随着知识生产活动日益专业化，文凭证书系统则成为专业化的知识管理组织方式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劳动力市场交易行为中，文凭证书也成为衡量劳动者技能水平的信号表征。不过，知识生产的商品化也导致文凭证书系统迅速膨胀，这种膨胀不但对个体的行动选择产生直接影响，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

（一）知识生产的商品化

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模式，那么知识社会则是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样态。在工业社会，资本与劳动是社会构成的主体，“轴心是围绕机器生产来组织劳动的社会等级制”（贝尔，1985:19）。而在后工业社会，信息和知识是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丹尼尔·贝尔指出知识社会的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从产品生产产业转向服务性产业；二是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掌握社会支配权力；三是理论知识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具有中心地位，“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贝尔，1985:21）。知识社会的到来意味人类社会范式的转换：从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导的工业社会范式转变为以生产知识信息为目的和以知识生产为主导的知识社会新范式（金吾伦，1998）。这种新范式对产业工人阶层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蓝领的体力劳动者数量下降，而掌握知识的技术工人 逐渐成为新的主体。产业工人阶层结构变化背后是生产劳动过程的变迁：服务经济兴起创设了大量新的岗位，工业科技进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工艺流程，大量低技能岗位逐渐消失或者被机器所替代。因此，一个国家踏上知识社会的轨道也就意味着国家去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本身成为一种商品。知识商品化意味着知识具有双重属性：知识是人类生命意义的体现，是凝固理性的一种精神成果；同时，知识也成为一种无形资产，遵循普通商品的交易逻辑，像工业产品一样，纳入生产、消费的流通环节之中。知识成果的载体比如图书、软件等和其他商品一样，通过市场渠道进行发布和获取，实用性和营利性成为知识成果输出的重要考量。今天，知识商品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各种类型的知识借助网络平台广泛传播，知识被转换为信息化、数据化的样态，其传播、共享以及交换的速度加快了。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信息化、数据化的知识成为网络流量，进而被标价售卖，知识社会中的服务经济甚至进一步演化为眼球经济。面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商品化，一些学者表示担忧：“信息崇拜使语言、文字、图形等都变异为信息库中的数据”，知识在形态上以信息和数据表现出来，“ 信息和数据排挤了思想和意义，致使知识的意义丢失”（王丽， 2002：121）。

事实上，从工业革命开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当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被交易的时候，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与技能就已经被商品化了。但是与工业社会不同的是，知识社会中的知识商品化是一个自我运行的独立过程，知识类似于一种制成品，其生产、传播、流通、消费甚至应用对于劳动力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了。这种情况下，在知识产品的市场交易过程中，代表知识产品质量的各类符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中最重要的符号是学校文凭与各类资格证书，它们成为知识产品的品牌象征，标识着知识产品价格的高低。而随着知识商品化程度的加深，文凭和证书甚至成为知识的替代物，演化为柯林斯所言的“文化通货”（柯林斯，2018:112）。无可否认，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跨越，但我们需要警惕知识社会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赵万里，2003）。这种结构性风险除了表现为科技滥用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外，还表现为知识商品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在波兰尼看来，知识生产具有公共属性，蕴含了认识者对真理的一种承诺和寄托，而知识产品质量背后是生产者的信用担保（波兰尼，2000：98）。但随着知识商品化程度的加深，知识及其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开始全面凸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知识生产的公共属性。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文凭和证书逐渐成为知识的替代物，一个类似于柯林斯笔下的文凭社会开始慢慢显现了。

（二）文凭通货膨胀与文凭社会

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知识生产分工也日益精细化，并走向专业化与职业化。为了加速知识产品的传播与流通，标准化专业知识由于其适用性强且易于再生产，在知识产品市场上更受知识消费者青睐。很多依附于劳动者的默会知识或者“个人知识”则由于无法适应知识市场规模化需求及难以再生产而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众所周知，技能是一种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劳动能力，既包括标准化的理论知识，也包括经验性的默会知识。因此，知识社会充分释放了知识生产中的市场机制效力，极大地拓展了标准化专业知识的生产空间，但同时进一步压缩了技能知识的生产余地。正如森内特（Sennett）所言：在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手艺人技能经验知识的重要性慢慢衰落了，这同时意味着“工匠精神”（craftmanship）的凋敝（Sennett，2008）。在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的时候，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知识生产对专业知识生产机构（比如学校、社会研究机构等）的依赖性也更强了。与此相对应的，个人知识面临的失传风险更大了（张乾友， 2017），技能知识的生产和应用渠道更加窄化。

面对知识生产过度商品化以及正式知识生产机构的膨胀，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这种“盛行的技术管治意识形态”实际上扭曲了知识生产过程，由此带来的“教育扩展”催生了“文凭通货膨胀”，整个社会沦为“文凭社会”（柯林斯，2018：Ⅵ）。所谓文凭社会，是指依赖文凭证书系统来组织社会结构的一种社会样态。在文凭社会中，文凭不仅是社会个体竞争职业身份并进入某一阶层结构的入门证，更是组织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柯林斯，2018:14）。而且，文凭作为一种通货在文化知识市场上是有价值等级并存在着通胀风险的，当文凭供给过剩时就会引发文凭通货膨胀，导致文凭贬值。“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柯林斯，2018：Ⅰ）。攻读学位的社会个体，在面对学位贬值风险的时候，理性的选择是接受更多的教育，以谋求更高的文凭。与此同时，文凭主义使技能培训成为文凭证书获取的副产品。理论上，文凭证书是反映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技能素质的一个信号，但在实际的文凭认证过程中，这种情况属于一种理想化应然情况。事实上，大部分专业领域都属于一种自我规管的社群，它通过排他性的权力来训练新成员并拥有判定新成员能否执业的权力。专业集体性权威并不是取决于其专业技能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其背后的政治赋权，专业地位高低和重要程度更多取决于政治资源的差异（柯林斯，2018:227）。因此柯林斯认为，“绝大多数熟练工的技能是在工作或非正式学习中获得的（而不是正是学校培训出来的）”（柯林斯，2018:37），设置正式学校（包括职业学校）不是为了训练学员的工作能力，而是为了发放文凭。这是正式学校比其他社会化培训机构更有市场、更受欢迎的重要缘由。

有学者认为柯林斯的观点过于偏激和怪异，不过在笔者看来，他并非全面否定教育在增强公民意识、提高文化能力等方面的功能，他反思或者反感的是社会盛行的文凭主义及其催生的文凭通货膨胀现象。柯林斯的研究告诉我们，知识与知识生产的过度市场化是导致文凭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但潜藏其后的政治资源不平等则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通过扩张教育系统让更多的劳动力留在学校以缓和就业压力，但教育扩张反过来会导致文凭通货膨胀，文凭贬值进一步刺激中产阶级家庭不断投资教育，由此陷入一个悖论：文凭越贬值，社会成员越追逐更高的文凭。柯林斯笔下的文凭通货膨胀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后果在今天的中国也在不断显现，教育产业化给中国中产阶级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焦虑和经济压力，各种逐利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五花八门的证书竞赛无情地撕开了教育的神圣外衣。比如，很多研究发现，学历教育更有助于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而注重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与社会地位获得之间的相关性不大（董鹏、王毅杰，2019）。事实上，在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中，如何提升教育产品质量和增加技能的有效供给一直是个难题。对此，柯林斯显然属于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只有文凭凯恩斯主义和文凭废除主义才是我们走出文凭通货膨胀陷阱的出路（柯林斯，2018:257- 265）。今天看来，这两条路径都是不太现实的。

三、技能社会：技能形成的社会学探索

如果说柯林斯所描述的文凭社会强调文凭证书覆盖面和持证率，那么技能社会则更关注技能形成的实践过程。与技能经济学聚焦于技能投资行为不同，技能社会学更多关注技能形成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分析技能形成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背后的形塑力量，讨论技能形成的经济社会结果。具体而言，技能社会学主要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议题。

（一）技能供给的主体是谁？

柯林斯认为，在文凭社会中，（职业）学校教育并不是技能供给的主体，因为几乎所有的技能都是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不过，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在技能形成上的优异表现事实上推翻了柯林斯略显极端的理论判断（王星，2015）。在技能形成过程中，技能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经验的积累之间密切互动方能形成有效技能（王星，2020）。因此，技能供给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包括学校、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等。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构建相关的制 度安排以协调不同技能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三个方面的关系协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职业学校与受训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与职业学校之间的关系——会直接影响技能形成效果。在进入工业社会后，非正式技能形成方式在技能供给规模上面临着诸多挑战，职业学校逐渐成为技能供给的主体。作为正式技能训练机构，职业学校在技能供给的规模化、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但与此同时，职业学校作为相对独立的机构，在技能培训过程中如何与产业技能需求相结合则会直接影响技能形成的质量。

（1）在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系中，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进行协调。自由市场主导协调一定程度上会巩固龙头企业的技能获取优势，但也会激励企业间的挖人行为。这种情况下，企业参与积极性会减弱，技能供给主体通常以学校为主，所供给的技能以行业通适性技能为主，而且企业内部的技能供给渠道会受限（王星，2021）。

（2）在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系中，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公共财政对技 能形成的支持上，技能供给主体也多以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为主，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参与度并不高（王星，2021）。当然，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技能供给是一个特例。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延伸组织，招生即招工政策将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利益深度捆绑，企业办技校的动机强烈。但市场化改制后，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主体，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构。因此，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系中，职业教育公共性色彩比较强烈，所供给的技能也多以通用型技能为主，标准化的技能训练适应了产业的一般性技能需求。

（3）在行业协会主导的非市场机制治理下，大多实行学校和企业组织双主体技能供给模式。在这种双主体模式中，职业学校（公办或私立的）和私营企业组织分工明确，职业学校主要进行技能理论知识的传授，而企业则提供生产技能的实训场所。不过，职业学校与企业组织之间的有效协作依赖于多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如果双方能够建立信任关系并通力合作，学校技能供给与产业（企业）技能需求往往能够较为有效地衔接。而如果双方缺乏信任且合作焦点不一致——如企业是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而学校则是为了完成技能培训中的实习承诺——那么客观上会扭曲技能形成过程。因此，行业组织的治理能力是关系到校企合作技能形成质量的重要变量（王星，2021）。

（4）在以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主要调节机制的分隔主义技能形成体系中，国家主要对公共职业教育承担一定的责任（王星，2021）。相比较而言，各类私营法人比如企业法人、学校法人、行业协会、财团法人等机构， 都可以开办职业学校，组成以私营法人为主体的技能供给网络。在这种体系下，企业间挖人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劳动安全保障，私营部门参与技能供给的积极性较高，能够较好地满足企业特殊技能的需求。

（二）谁控制（主导）了技能形成过程？

在前工业化社会，技能是基于匠籍制度形成的。匠籍制度意味着工匠职业带有世袭制的色彩，在具体执行中或许有差异，比如传男不传女，但整个技能形成过程是由组织（如家族）控制的，而非社会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这种安排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技能形成秩序，但却限制了劳动者的社会流动（王星，2014）。在现代社会，社会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具体的技能形成方式，但在不同国家也存在着多样性。比如在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方面，有些国家是强制分流的，而有些则是通融、开放的。在企业参与方面，有些国家通过资格审查等方式进行规制，而有些国家则较少干预。具体而言，技能形成过程的控制主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一是国家。国家卷入技能形成过程集中体现在对培训技能的类型、技能训练规模、技能培训方式、技能培训教师、招生招考以及毕业就业等方面的介入。计划性劳动人事制度和行政化的技能评价认证制度是国家控制技能形成过程的主要制度手段。一般而言，为了保障对技能形成过程的控制能力，国家通常需要具有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和整合能力。国家对技能形成的干预和控制，使技能供给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家需要。比如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在单位制基础上的厂办技校，实质上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技能需求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当然，在技能形成过程中，国家过多的行政控制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放眼全球，国家直接控制技能形成模式已不多见，更常见的是国家通过法律法规进行间接指导。

二是行业组织。德国学徒制的历史演化过程告诉我们，行业组织控制技能形成实质上是手工业时期的一种常态化现象，其中，强制会籍制、技能认证和执业权垄断等安排是行业协会对技能形成实现有效控制的制度基础（王星，2015）。在现代社会，行业组织对技能形成的控制通常源于政治授权。在控制手段上，集中体现在对自由市场力量的管制上，包括对企业间恶意挖人行为的管制、对技能受训学员进行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等。不过与传统社会一样，行业组织对执业资格的决定权依然是其对技能形成过程有效控制的基础（王星，2014:64）。另外，行业组织还对技能培训的教材、技能培训质量监督考核、技能水平评价以及技能培训机构资格认定等方面进行干预控制。行业组织介入技能形成过程有助于职业学校与企业组织达成稳定可信的合作关系，对于稳定技能形成秩序以及供给行业特殊技能具有重要作用。但行业组织的高度介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劳动力市场的弹性，限制劳动力在不同教育体制之间的流动，进而造成职业区隔。另外，行业组织对技能形成控制存在着组织行为失控的风险。比如，在行业组织掌握了技能认证权后，如果对其缺乏有效制约，在逐利动机驱动下，会引致其滥发文凭证书，催生文凭（证书）通货膨胀现象。显然，这会对技能认证的信用造成极大损害，最终削弱技能形成体系的技能供给质量。

三是企业组织。在技能形成过程中，企业组织既是技能使用者，也是技能劳动力的购买者。从使用者层面来看，技能水平与企业产品质量密切相关，并对企业组织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从购买者层面来看，企业组织无论是自己培育还是通过外部市场购买劳动力，物有所值是基本考量。所以，企业组织控制技能形成过程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技能形成质量和成本负担之间寻求适合组织自身的路径。企业组织一般通过订立劳动契约、开发教材、定向委托或师徒制以及内部技能评价考核等方式对技能形成过程进行干预。企业组织主导下的技能形成体系，所供给的技能与企业需求之间的适配度会更强。但在不同企业之间，通常会形成一定的技能分隔，技能标准化程度低，劳动者技能难以在企业间通用，以至于阻碍技术工人在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因此，实施企业组织主导技能形成的战略，一方面要求企业组织与技术工人之间达成稳定的可信承诺，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企业间恶意挖人进行约束与管制。劳动过程理论发现，企业组织会通过提高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以降低对技术工人的依赖。换言之，企业组织通过去技能化策略强化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技能形成本质上蜕变为劳资冲突的工具。

四是学校。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主导下的技能形成体系能够实现技能供给的规模化，从而更好地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需求。一般而言，学校主导的技能形成主要围绕两个层面的问题展开。一是技能供给的适配性问题，即职业学校培训的技能能否适应产业的技能需求。这涉及学校与产业组织合作的问题，而双方出发点是否一致会对技能形成过程中的合作产生直接影响。二是职业学校的社会吸引力，其中除了职业学校技能培养质量外，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未来的社会地位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两个层面会对职业学校主导的技能形成实践产生直接影响。一般来说，学校的行动策略会在技能供给适配性与技能形成的社会吸引力之间做钟摆运动，以谋求均衡：如果职业学校主导的技能形成体系具有一定的社会吸引力，那么学校在行动策略上会更注重提升技能供给的适配性；而如果职业学校技能形成的社会吸引力不足，那么学校在行动策略上则会偏向于满足学员的直接需求——比如学历提升愿望——而非产业组织的技能需求。这种情况下，职业学校主导的技能形成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其可能会成为学历教育的一个过渡环节。

五是工会组织。除了行会组织，工会组织也是技能形成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不过，工会组织只能对企业内部技能形成环节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工会组织介入企业内部技能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建立技术工人工会，将工人师傅组织起来进而强化其对生产劳动过程的控制力；二是通过界定企业内技能形成的制度属性介入技能形成过程。理论上，只有当参与内部技能形成环节的学员被界定为受雇员工时，工会组织才有介入内部技能形成的合法性。因此，工会组织想要控制技能形成过程，前提是学徒工属于企业雇员。这其中劳资共决制度是工会组织控制或主导技能形成过程的制度基础，只有在工会组织力量比较强大，且对企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情况下，学徒制的技能形成机制方有可能被认定为一种劳动雇佣制度。

（三）技能形成的成本分担与社会保护模式

笔者以往的历史考证发现，技能形成体系在实践中能够扮演两种角色。一是社会救济角色，技能形成被视为待业或失业工人重新就业以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王星，2014：197）。通过对待业或失业工人进行技能训练，一来将他们留在训练中心，缓冲就业压力，二来也可以帮助他们进行技能更新，提高就业能力。如果将技能形成作为一种社会救济手段，公共财政多是技能形成训练服务的购买者，受训者基本不会承担训练成本。这种情况下，培训的技能多属于简单技能。二是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的角色。通过技能训练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建立技能形成体系的基本出发点。这种情况下，技能形成的成本承担受制于多种因素。

一般而言，技能形成的成本承担主体通常包括政府部门、企业行业组织、受训学员个体及其家庭。在成本承担方式上，既可交纳学费，也可以低价劳动抵充；既有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也有企业组织内部或企业间共享设施方面的投入。在成本类型上，既包括当下的成本，也涉及对未来风险成本的考量。伊思特维兹-亚伯等人认为，社会保护模式主要针对的是技能形成的未来风险成本，社会保护模式差异对技能形成体系供给的技能类型有直接影响：在就业保护和失业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采用剩余型社会保护模式的盎克鲁-撒克逊国家），工人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偏向于投资可移植性高的技能，通用型技能储备就比较多。相应地，企业组织也更愿意采用通用型技能支持的生产战略。这种情况下，能够提供通用型技能训练的普通职业教育对学员更有吸引力。而在就业保护和失业保护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制度下（采用制度型社会保护模式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人更乐意学习专用型技能，专用型技能储备比较充沛。相应地，企业组织也多采用专用型技能支持的生产战略。这种情况下，企业在技能形成过程中分担训练成本的动机更强烈（Estevez-Abe et al., 1999）。

社会保护模式与技能形成体系之间的耦合形成了不同的成本分担机制，同时对企业生产战略选择乃至国家比较竞争优势达成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一般来说，在盎克鲁-撒克逊国家，社会保护水平较低，更强调自由市场力量的释放，行业或企业专用型技能形成体系较为薄弱，国家会加大高等教育的投资。这种技能形成体系有利于高等科研体系发挥作用并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保护水平较高，更强调对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劳动力的去商品化程度较高，专用型技能体系则相对发达。这种技能形成体系下，职业学校和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更深入，有利于制造产业的技能积累。

（四）技能形成的社会后果

不同技能形成体系带来的社会结果是存在差异的。在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系下，劳动者技能工资级差小，国家对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先赋性因素在技能投资上的不足，劳工阶层的社会平等程度最高。在市场主义技能形成体系下，更强调社会个体与企业在人力资本培育上的责任，会通过拉大技能工资级差增强技能工资溢价，以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投资动机，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但这种技能形成体系下，劳动者的社会不平等程度较高，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在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系下，更强调国家干预与市场自治的均衡，多采用组合主义的工资认定机制：在保证劳工高水平工资的同时，也使制造业岗位对青年人保持很强的吸引力。通过压缩技能与非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级差抑制技能工资溢价过度膨胀，这使工人阶层社会平等程度较高。企业雇主与劳工之间跨阶级联合使劳资关系融洽，双方在技能培育上能够达成可信的承诺关系。双轨式技能形成方式虽然在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制造了区隔，但却有利于国家累积性创新能力的培育（Hall ＆ Soskice，2001：13）。不过，这种技能形成体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青年人的就业机会，且对中介性经济社会组织的依赖程度很高。在分隔主义技能形成体系下，通常是大企业主导技能形成和技能认证。劳动者从职业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内部技能形成体系中，训练特殊技能。特殊技能意味着技能标准化程度低，技能的行业通用性也弱，技能劳动力的失业风险较大。因此，企业组织会强化劳工的就业稳定性以激发劳动者学习特殊技能的动机。在这样的技能形成体系下，劳工阶层的社会平等化程度较高，劳资关系较缓和（Busemeyer ＆ Trampusch，2012：15）。

四、结语：技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向往

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知识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知识社会中的知识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的知识，科学通过技术普及被应用于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技术由于科学的升华而克服了经验的局限性（赵万里，2003）。可是，对科技知识的过度迷信和知识生产的高度商品化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文凭主义。在文凭通货膨胀的社会，知识被信息化、数据化进而被符号化，对文凭的追逐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对知识真理的追求。而对技能社会的理论倡导，一方面意在提醒我们警惕文凭证书泛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试图找到应对知识生产过度商品化的出路。对技能形成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厘清社会成员个体技能与组织或国家的技术能力之间的逻辑关联，反思规范知识与实际运用之间结合的制度基础，探索技能经济与技能社会的内涵，这是本文对技能形成进行跨学科分析的深层次理论关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编写组，2020：14）。由此可见，“脱虚向实”已经取得了政策共识且将成为中国未来一定时期产业政策的主导方向，这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再工业化的轨道。只不过，这个再工业化过程与传统低技能依赖的粗放工业化不同，它是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技能人才为支撑的新型工业化过程。对于中国而言，很多研究发现过早和过度的去工业化导致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而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则迅速下降，从而产生了“转型和未升级的结构性失衡”（黄群慧，2018）。笔者以为，中国的去工业化实质上被简化为去生产化，因为生产环节被刻板地认为是低端的。事实上，在制造业精细化分工链条中，研发环节、生产环节以及品牌环节并没有所谓的高端与低端之分，每个环节均值得去深耕，且均能占据价值链条的高端。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去工业化战略，在理念上抛弃“重研发轻生产”“重文凭轻技能”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从这个层面来说，从文凭社会走向技能社会、从技能经济学到技能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对于我们迈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