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

王宁

报告人简介：王宁，男，1960年4月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消费社会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体验、Amenities（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在包括《社会学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Tourism and Modern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等。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很荣幸有个机会在这里把我的一些观点向大家做个汇报，也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这个汇报其实就是两篇文章的揉和。接下来的时候我准备讲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制度千赫性的视角如何利用到消费研究。城市正式消费制度的演变规律。我觉得要讲消费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要借鉴一些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消费行为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做一个不同的解释。第二，就是要对制度本身，特别是消费制度本身的演变做一个更深入的研究。我主要的问题就是提出从社会学角度如何来理解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模式。因为我从1999年开始就做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在阅读西方文献理论过程中我有很多困惑，因为这些文献以中国的家庭的和个体的消费行为有很多不一致。我举三个例子：一个就是家庭代际消费关系。我们的家长在消费预算安排上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自己可以省吃俭用。这与我在国外观察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很多革命军人家庭在消费上面有很多的两栖消费现象。一方面就是非常节俭，一方面又非常奢侈。比如一个大学生工资没有多少，买了一个大房子，他为了付按揭可以很长时间吃方便面。第三个也是西方文献不能解释的，就是消费劳动现象。中国人和西方人消费上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在以往的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对消费行为的解释是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但这个角度有局限性，个人消费并不是个体层面的事情。特别在中国是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决定。这个宏观因素主要包括两个，一个就是国家和政治制度；一个就是文化传播和非政治制度。所以要解释我们刚才所提出的为什么西方的文献很难解释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是用个体主义和理性的角度，而我们认为可以用新的角度，这个新角度就可以从新经济社会学这方面借鉴。我们首先看到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系嵌入性的观点，这个观点在九十年代末期受到了一批学者的批评，比如说倪志伟认为这个关系嵌入性有很明显的不同，忽略了制度因素作用，还有一些其他学者就指出，其实我们这个嵌入性应该划分为两种，一个是关系嵌入性或社会嵌入性，也就是我们的行为受到人际关系或关系网络的限制。而另外人认为这个应该受到制度的约束。制度约束作为一个研究纲领提出以后迅速成为九十年代和2000年以来新的研究纲领，出了很多的成果。我这边列举几个例子，比如关于就业市场，格兰诺维特认为是依据弱关系，但有些学者认为不是依靠这个，而是位由制度嵌入性决定的。关于这个文献我们就不展开了。讲到嵌入性，我们要界定一下，所谓嵌入性就是我们的行为受到所嵌入环境的约束，所以网络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是人的选择行为受到嵌入性的约束。而制度嵌入性是人的选择行为受到制度的约束，这包括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这个嵌入性的观点按照倪志伟的观点是对选择理论的修正。如何解释这个制度对行为的约束呢？我们从四个角度看：一个就是制度陷入选择的范围和边界。第二制度影响选择的方向。第三制度限制了选择行为的理性程度。第四，制度约束会在社会化或再社会化过程中内化到人的心理结构中，并构成人们的习惯性行动纲领，从内部支配人们的行为。所以这种制度嵌入性尽管限制了人的理性程度，但并不是有相同的后果。根据倪志伟的观点反而减少了不确定性，增加了行为的可预计性，加强了人们的合作，减少了教育成本。因此这个制度约束性的观点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行为的模式化，包括消费行为的模式化特点。这个制度简单讲，不管是谁都把它看成是规则和规范。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和约束。所以制度嵌入性可划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正式制度嵌入性，一个是非正式制度嵌入性。而消费行为也划分为两个类别，这是根据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依据这个观点，我们把它划分为私人性消费行动和社会性消费行动。而这两种都嵌入制度当中。私人兴东幼这么几个方面的表现，一个就是家庭消费偏袒，到底谁消费得更多，谁消费得更少。家庭消费决策谁拍板。另外就是消费劳动。我们看一下，非正式制度嵌入性怎样解释我们这个消费的行为。从私人行动角度看我们家庭的收入花在谁的身上，谁花更多或更少不是按照平均主义原则，也不是按照成员需要的原则，而是在背后有一个隐蔽的非正式制度，比如孩子优先。再来看消费决策到底谁拍板。小事情是妇女拍板，大事情是男的拍板。然后消费劳动也是这样，到底谁分担家务劳动？而且家务劳动有不同的类型，这个分工也不完全是根据双方的理性的分工，而是根据一种隐蔽的性别秩序或性别制度决定的。这是私人消费行为。我们再看社会行动，竞争性消费涉及的面子。怎样有面子呢？背后有一个隐蔽的社会规范。比如你要进行炫耀性消费可以由面子，但这个消费跟传播人所讲的消费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这个炫耀性消费必须披上合法的形式。认同性消费就是我们归属某一个群体当中，这也是受到一个隐蔽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第三个就是互惠性消费，大家相互交换，受到人情规则的影响。
    接下来，我把主要的时间用来探讨正式制度的嵌入性，尤其是要说明消费制度本身是怎么形成演变，并且对消费行为如何造成影响。正式消费制度包括两类，一个是私人消费制度，一个是集体消费制度。私人消费制度在我们计划经济时代包括居民消费总量制度，就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职工工资总额控制，居民的分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票证制度，这都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人对这个有切身的体验。集体消费制度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和单位福利等等。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消费制度都深刻影响并约束我们的家庭消费。所以，消费行为受到正式制度的约束，因为这个制度约束了我们选择的范围，边界和自由程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宏观消费制度安排。要研究我们个体的和家庭的消费行为我们就不能把着眼点仅仅局限在个体或家庭，而是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研究这个消费模式、消费制度是怎么形成，再看怎么影响到我们每个个人的消费行为。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城市正式消费制度的演变，探讨一下它背后有怎样的规律和过程模式。
    在建国初期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受意识形态所限定和约束的。在建国初的时候当时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或工业化的战略安排采取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如果大家看《中国奇迹》对这个过程有精彩的表述。而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要花大量的钱，而中国当时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资源短缺，资金短缺。是这么一个国情。所以很显然意识形态的目标和我们的物质基础之间形成了一个脱节。面对这个脱节，当时国家只能采取两个战略选择，一个就是提高资源动员能力，调动一切资源用于工业化建设，尽量节省各种资源。第二就是要提高社会动员能力，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因为当时中国有几亿劳动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资源，如何提高呢？我们可以看到建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除了是意识形态约束造成的以外，同时有利于提高资源动员能力。第二个措施就是抑制消费，在建国初期国家采取了抑制消费的政策安排。腾出所有的资金用于做工业化建设。由于这个工业化是在很穷的国度上进行，国家要千方百计降低劳动力成本，怎么降低劳动力成本呢？按照林毅夫的分析就是要用行政手段压低农产品价格，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搞农村公社和统购统销。这是要弥补意识形态部标和物质不足的矛盾。第二就是提高社会动员能力。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发展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国内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以弥补物质手段不足，用人力手段的充裕克服物质手段不足。所以国家认为如何激活劳动动因。但这两者形成的张力，抑制消费提高资源动员能力，是有矛盾的，抑制消费的制度是属于提高资源动力的战略一部分，但显然会以劳动力产生冲突，所以对于国家来讲面临很大的选择。如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条件下我们用物质激励，经济激励，用奖金。但你要抑制消费，物质激励的范围很有限，所以这个有限性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激活劳动动力，我们剩下的选择是非物质激励，而不能采取物质激励。面对这个问题，国家提出了设计了一套新的激励制度。我叫神圣化激励，是非物质化激励，也就是把国家的目标神圣化，看成是个人的目标。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以改造人性，消灭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另外一个就是国家承诺，国家为人们设计了一个理想的蓝图，我们经过二十年的勒紧裤带搞建设就可以幸福。全国人民在憧憬这个理想，因此他们愿意接受目前状况下抑制消费，这就是交换，我做出一点牺牲，以便我后来以及我的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哈耶克讲过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要把国家的信仰变成个人的信仰，变成个人本能的信仰，神圣的信仰，这样我们在物质激励不足情况下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神圣化激励的措施很多，最主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也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这主要是在车间内，为什么我们要总开会，要批评和表扬，搞劳动竞赛制度，搞评比，表彰，各种荣誉，搞荣誉激励是最有钱的，一张奖状1毛5，但很有效果，当时物质获取的途径很有限。接下来就是党员团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先进带后进，一帮一，一对红。然后是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从而唤醒人们的感恩意识。很多老工人感恩戴德。将近制度，在五十年代一直有，但水平不高，到四七运动以后奖金被冻结了。所以我们长达十几二十年时间只调了四次工资。我们强调神圣化激励非物质化激励就会形成对立的主体结构，这对应的主体结构有三大要点，第一就是神圣信仰，把国家的目标变成个体的目标，在这个信仰支持下一边是苦行文化，我们抑制消费；另一边是奉献文化，就是通过精神激励带来的劳动效果，从而有助于解释在物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这个积极性的高潮就是大跃进思想。我做了很多的典型访谈，大概有100多个个案访谈。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的信仰真不是我们年轻人能体验到，真是很牢固。这是一个参加解放战争的老干部说的话，我就是要跟着共产党。这是一个上朝鲜战场时的激励，当时人很服从。有了这个神圣信仰之后他们消费上非常节俭，从来不乱花钱。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劳动动力上一点不吝啬，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利，一切为国家服务，这是当时的精神状态。这种苦行文化和奉献文化的联姻有条件，一个就是神圣理想不能玷污，一个是国家承诺不能违背。但在文化大革命这两个被破坏。导致了理想的破灭，国家的承诺落空。文革后我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或者提高非常少。两个文化联姻的破裂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就是惰性的蔓延，本来是物质激励，现在精神激励不起作用了，大家开始偷懒，我们的制度设计又鼓励偷懒，一个是大锅饭，一个是铁饭碗。大家是平均主义搞大锅饭，这种劳动动机的下降加强经济的恶化，使这个产品短缺严重化，这样反过来使理想进一步幻灭。所以文革后期有三大危机，一个是精神危机，一个是道德危机，一个是动机危机，这就是当时经过的人向我们表述为什么当时没有干劲，不想干活了。我很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就是要研究改革开放我们不能离开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背景，邓小平讲过文化大革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为什么是巨大的财富呢？我觉得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才道德这个转型的条件被准备好，一个是把原来可以利用的合法性资源耗光。如果还有合法性资源改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现代的朝鲜。第二个是劳动动机。当人民没有劳动动机，短缺普遍加剧以后会使合法性资源进一步耗空，人民过不下去，正是这样形成了改革的共识。我们和苏联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老干部在粉碎四人帮恢复职位以后他们没有改革的政治主力，然后上级领导集团的人有改革的主力。第二就是民众对贫困和自由确实普遍不满，所以当时我们有投机倒把，在农村基层非常普遍。积累到改革开放前的四五运动都是不满的突发。而改革的直接目标实际上就是要重新构造合法性资源，重新建立劳动激励机制，既然神圣化激励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又不能任凭这个经济崩溃下去，所以要找到新的激励机制，而这个激励机制会使合法性重构，因为原来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已经被耗掉，已经用不上了。所以我们看看八十年代的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着手，一个是重建合法性，首先是提出更实际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量化的，到本世纪末人均GDP翻两翻。我们超过这个目标。另外就是补偿消费。八十年代消费和积累比例发生变化，积累的比例下降，重工业和农业得到扶持和发展，因为重工业和农业是消费品产业而不是生产性产业。这个补偿消费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使党和国家迅速恢复了在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声望，我把这个声望叫合法性资源。第二，重建劳动激励机制。主要是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激励，采取物质激励手段，比如奖金不封顶，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强调按劳分配，这样就激活了劳动者的劳动动机，而这个动机不是通过思想政治的工作获得的，而是通过物质的手段获得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风波叫蛇口风波。三个教授去深圳，他们继续强调神圣化激励，当时有个青年工人就反对这个观点。这个工人觉得我凭劳动吃饭获得这个奖金合法合理，没有不合法的。与此相关的，一个是重构合法性，一个是激励机制我们的消费制度在转型。消费制度可以划分为私人消费制度和集体消费制度。私人消费制度的转型经历了怎样的逻辑呢？是从理性化逻辑到合法性逻辑。在改革开放以前，私人消费采取的是理性化逻辑。比如统购统销，我们要抑制消费，为什么抑制消费？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工业化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理性约束和限制个人的消费水平。所以在统购统销问题上国家体现出高度的理性，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会引起市民的不满。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采取了补偿消费的政策，是为了恢复名望，他是考虑到合法性，重构合法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史资料。改革开放前私人消费采取理性化逻辑，这是刘少奇在一个报告中讲的，重工业要有限发展，我们只要保持通体健康就够了，剩下的统统搞工业建设。毛泽东说统购统销一定要搞。引起市民不满，引起外国舆论不满，但一定要搞。我们搞统购统销也是跟市民要打的一仗。必须要打。周恩来的观点也说：如果现在就强调消费，重工业消费不起来，长期落后，我们现在抑制消费，然后把重工业搞起来，我们可以后面很幸福。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第一个主意，先消费后发展这个主意不好。这是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私人消费安排上一个理性化逻辑。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说它遵循合法性逻辑呢？邓小平意识到，现在我们党在人民中的威望不如过去了，这就是说合法性资源在下降，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要社会主义干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是一个合法性资源，但你很穷，与现实是矛盾的。要克服这个矛盾就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所以发展经济其实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种合法性来源。为什么私人消费制度会从理性化到合法性逻辑转变呢？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会抑制消费而不引起社会抵制呢？我认为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变量就是合法性资源多寡的变化。毛泽东时代敢搞统购统销，这引起农民的反抗和市民的不满。陈云作为统购统销的设计者，他说自己挑了一担炸药。但他为什么要推行？因为党和国家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有了这个合法性制约，他可以理性的设计这个消费制度。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的合法性资源被耗竭了，你继续采取这个抑制消费的政策行不通。当国家的合法性资源下降之后，他的任务是要转向恢复合法性，而补偿轻工业，发展消费产业恰恰是为了改变党和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所以当合法性资源很低的时候，私人消费制度的安排遵循的是合法性逻辑。我们再看一下集体性消费制度。
    集体消费制度的转型是倒过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建国以后我们在集体消费制度上所遵循的逻辑是合法性逻辑。为什么？因为它是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解放，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体现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遵循的另外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理性化逻辑。我们在97年开始对医疗、教育、住房、采取了激进的新制度主义的改革，这是非常理性的。国家可以减轻财政负担，可以提高供给的效率。这个逻辑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在酝酿，我记得八十年代有很多的学术研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把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消费制度问题化。比如住房走后门，医疗浪费，小病大养。所以集体消费从合法性到理性化逻辑的转变同样跟国家合法性资源的多寡有密切关系。在建国以后为什么我们要在集体消费领域搞这种广覆盖，低水平的福利制度。是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要求。我们是按照意识心态来设计社会制度，劳动者终身就业保障，劳动者建立免费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包括教育，包括住房。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遵循的是合法性的逻辑。为什么到九十年代以后集体消费会转向理性化逻辑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八十年代的改革为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家认为我已经有足够的合法性资源了，我可以在集体消费里采取理性化政策，而不再用它来为国家生产合法性。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跟89年的6·4事件有关系，在此之后我们采取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在此政策下国家对合法性资源的担忧不如过去那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市场化激进的改革，为什么在九十年代末期高校教育收费没有受到任何抵制。医疗住房的改革可以推进。就是因为合法性资源的问题一部分由私人消费承担，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稳定压倒一切政策使合法性资源问题的研究性变得弱化。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制度转型有规律。改革开放以前私人消费遵循的是理性化逻辑，之所以采取理性化是因为我们这个目标定得过高。所以只能理性的抑制消费。然后在集体消费里面我们遵循合法性逻辑，这是处于意识形态的要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要给劳动人民一个解放的效应。在物质手段和意识形态目标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借助集体消费有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动力，克服物质手段的不足。改革开放之后，私人消费在八十年代遵循合法性逻辑，也就是为了迅速的扭转文革所造成的合法性资源流失和短缺的局面，恢复党和国家的声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中期。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我们集体消费转向理性化逻辑。而这个转向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国家重新面临合法性资源的危机，并且使这个私人消费应当承担的扩大消费的经济功能得不到实现。
    我刚才讲到是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由国家推出的制度安排。在任何的正式制度出台以后，它还有一个有没有效果的问题，这就又涉及到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我们再看一下，在私人领域我们抑制消费受到哪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推行了抑制消费的正式制度，为什么能够成功？除了强迫性的制度安排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文化的支撑。文化的支撑就是传统的节俭观念，特别是我们的军队干部在延安时代形成的节俭观念。老百姓形成的节俭观念，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在背后支撑着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按照制度社会学的观点，他们之间有契合性。我们再来看一下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末期，集体消费制度的改革为什么能够推行？它也是跟非正式制度有关系。这个非正式制度其中包括我刚才讲的节俭观念。当我们被迫承担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更大成本的时候，当我们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急剧提高的时候，当我们的收入没有同步增长的时候我们只能指望一个是传统的节俭，第二个是传统的社区和家庭的自助。在这里这个非正式制度就成为一个补偿制度。我们再看高校教育收费，它推出以后老百姓很不满，但为什么能推广？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就是老百姓望子成龙，其他地方可以省，子女的教育消费不能省。所以尽管有不满，所以人因为小孩上大学交不起学费而不上，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资助小孩上学。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个体主义与理性选择论是有故局限性。也不能完全用理性选择加以解释。
    消费行为嵌入在制度当中，这个制度也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受制度的约束。要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作出有效解释，就不能照搬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能照搬西方解释发达国家消费的理论。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制度背景，一个是正式制度，一个是非正式制度。要了解这个制度形成规律以及造成的后果。九十年代末期启动内需效果不彰的根源在于消费制度的安排依然是生产主义导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不论是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在建国初改革开放之前为什么要抑制消费？生产主义导向，重工业优先发展。九十年代末期，我们强调启动内需，但启动不了，为什么？政府依然是在遵循着一种生产主义导向。当时想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不是消费内需而是财政投资内需。我们把集体消费的支出降低就可以使政府腾出一笔钱使政府搞项目，这仍然是生产主义导向，所以政府在左手要求大家启动消费，他在右手又让大家不要启动消费，这就是集体消费制度安排对私人消费造成的影响。
    我们最后要看到消费社会学的研究一定要考虑到很重要的本体化条件，这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的过程，研究我们国家的体制也就是前苏联、东欧、中国，这个体制和西方的体制非常不一样。而西方的对消费者行为解释的理论是建立在他们国情基础之上，而我们的国情和他们不同，所以我们应该建立在转型社会的消费社会学。上面这个观点我在一本即将出版的著作叫做《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的观点。前面的制度嵌入性是我下面要做的课题，而下面这个制度的演变就是那本书的观点。我今天的汇报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此文系中山大学教授王宁在中国社会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