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崇拜的社会功能

——以湖南石村为例的实证分析

朱雄君

（原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类别：农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

作者：朱雄君，男，（1977-）,湖南省委党校共青团理论教研部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联系地址：湖南长沙岳麓区白云路386号湖南省委党校共青团理论教研部                   邮编：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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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发达体系的民间宗教,祖先崇拜仍然广泛存在于当代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笔者以湖南邵阳地区的一个村落石村为个案，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功能分析理论对湖南农村汉族地区的祖先崇拜现象进行了实证剖析，认为祖先崇拜在村民个体层次上、家庭和家族群体层次上、村落社区社会系统层次上既具有积极性的正功能，也具有消极性的负功能，提出在当代新农村建设中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祖先崇拜等广泛存在于农村社会的社会传统，推动中国农村现代化转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问题。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祖先崇拜 社会功能，社会传统

祖先崇拜的社会功能

——基于湖南石村的实证分析[①]

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已经在全国蓬勃开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农村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泱泱大国，在其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农村社会仍然广泛存在各种各样的，与农村社会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社会传统。因此，正确处理这些传统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在中国这个曾经具有显著宗族特性的社会，祖先崇拜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发达体系的民间宗教[朱雄君，2007]，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如今，祖先崇拜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这种社会现象为什么仍然存在于２１世纪的当代农村，对当代的农村社会具有什么功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鉴于此，笔者以湖南邵阳地区的农村--石村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功能分析视角对农村汉族地区祖先崇拜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实证的剖析。

功能分析是社会学的重要传统之一，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论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指出：“解释社会现象，只找出它所依附的原因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把这种现象所以能够协合一致的功能找出来” “社会现象的功能必须在这种现象与某种社会目的的关系中即社会效用的关系中去寻找”[迪尔凯姆,1988]，区分了社会现象的原因和功能，并初步提出了功能分析的具体方法。功能分析传统历经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社会人类学家的发展，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中凸现重要地位，构建了著名的AGLL功能分析模型。但是，真正使功能分析完善并经验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批判以往功能主义的三大错误假定即社会功能议题假设、普遍功能主义假设、必要性假设的基础上，默顿提出了自己系统的中层功能分析理论范式，其中包括：1、功能被归因的事项，即要求分析的对象必须是某一标准化的事项；2、主观意向（动机、目的）概念，区分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功能）；3、客观效果（功能、负功能）概念，“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适的后果。负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适的后果。”另外还有“非功能”、“显功能”、“潜功能”；4、功能所促进的单元概念，即功能指涉对象的具体性和层次性，功能对个人、群体、社会系统各个层次具有不同功能。[默顿，2006]以默顿的中层功能分析理论框架为依据，笔者将尝试对石村祖先崇拜这一标准化的分析事项进行功能分析，并且对祖先崇拜在村民个体层次、家庭和家族群体层次、石村社区社会系统层次所具有的客观后果即功能和负功能进行初步探讨：

一、个人层次

(一)正功能。在个人层次上，首先祖先崇拜起到情感的寄托的功能。祖先崇拜“是人们感情的一种归依和寄托”[闫秋红，2004]。这种寄托主要体现在对祖先的怀念，尤其是具有特大本领、对家族有功的远祖。石村上石坑朱氏的远祖坤衡公曾为庙长，为人直正直，有胆有识，对本族发展也有较大功劳。人们对坤衡公的祭祀就较为隆重，在清明会上，人们追亲念祖，总会提到坤衡公，对其人其事津津乐道。而其兄弟坤行公，仅为普通农民，人们几乎忘却了他的存在。同时，人们对一起生活过的近祖总是充满怀念：老人在世时与人们有着共同的生活，建立了感情纽带，这种感情纽带联结着老人和其家人，老人去世后，纽带联结并未因失去生活着的老人这一联结点而结束，人们通常怀念新故之人。而对死者的感情寄托的表现就在丧葬、祭祀、扫墓、立碑、叫饭等一系列仪式上。

上石朱文盛在生时为杀猪的屠夫，其儿子为一农村民办教师，有三个孙子、两个孙女，由于儿子的微薄工作难以应付三个孙子、两个孙女的学习生活费用，所以朱文盛给予了孙子孙女极大的经济支持，在他的帮助下，三个孙子都上了大学，一个孙女读完师范，并都走了工作岗位，因此他们的孙子、孙女对他的感情很深。2004年正月初六，朱文盛因病过逝，他们的孙子、孙女都从上海、深圳等地赶了回来，为朱文盛送行。2005年按当地的习俗花费6000元为朱文盛立碑、修坟台，以后每年清明节他们都约好回家，给朱文盛扫墓，每逢朱早生生、祭日，他们都各自对祖父举行祭祀举行。每年他们从外地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朱文盛灵前烧纸祭拜[②]

其次，面对生活当中难以预测的未来，人们能从祖灵当中寻求庇荫，以获得心灵的慰籍，增强安全感、确定感，加强生活和工作信心。石村土地贫瘠，石头多，肥田少，仅靠几亩土地难以维持家计，所以村民中青壮年90%外出打工，部分村民甚至从事挖煤等高风险作业，青壮年外出，留守老人牵挂却又无法把握。他们唯一能寻求的是祈求亲人平安，而祖灵则成为其主要求助对象。在笔者调查的105户有人外出务工的家庭当中，100%的留守老人有祭祀祖先求祖灵庇佑家人在外平安的行为。而部分青年人也有通过祖先崇拜寻求心理安慰的行为。下面是笔者与村中青年朱水丰的谈话：

问：���相信祖先有灵，保佑家人吗？

答：这个……我不信。

问：那你去扫墓吗？

答：我去。

问：你既然不信祖先有灵，为什么去扫墓？

答：那不同，扫墓是对祖宗的尊敬，我是祖公老子的后人。

问：你在求学、结婚、外出发财等大事上有没有给祖先烧纸（祭拜祖先）的行为。

答：没有，但有时在心里暗暗祈求（祖先保佑）倒是有的。

问：你既然不信，为什么这么做？

答：你是学社会学的，学过心理学吧，我那是一种对心理上的安慰，增强我的信心[③]。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相信祖先有灵那一套，但是他却有扫墓、祈求等祖先崇拜的具体行为，其缘由在于他对祖先的“尊敬”，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二）负功能。在个人层次上，祖先崇拜有迷信与守旧的负功能。这在文化素质不高的中老年村民中有所表现。

朱顺一是上石院子[④]村民，今年67岁，他十分相信祖先有灵之说，总喜欢谈论祖灵、风水之事。他认为村里家中有人上大学、当官或发财是因为这些人祖父有缘，葬到了风水宝地，保佑他们，而有人家里穷是因为这些人祖父无缘，没有葬到风水宝地。朱顺一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比较穷，小儿子稍微富裕些，他总认为大儿子穷是因为“心不好，祖父不会保佑”，而小儿子“心好，得祖父缘”。

然而实际上，他大儿子性格暴躁和朱顺一性格不合是朱顺一觉得他大儿子“心不好”的真正原因。大儿子穷的原因在于大儿子为了生个男孩，东躲西藏逃避计划生育，在生了五个女孩后，最后生了个男孩（其中3个女孩送了人，现在抚养2女1子），整整过了8年的“计划生育游击队”生活，而此时大儿子已是负债累累。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生活、读书费用又压在了大儿子头上。由于生活不顺，大儿子又染上了酗酒的毛病，这些才是大儿子穷的真正原因[⑤]。小儿子仅生育一个儿子，而且是晚婚，他筹资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在县城为煤球厂送煤,生活自然宽裕得多。之所以大儿子费尽心思要生一个男孩，其根源在于祖先崇拜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性才是自家的种、自家的根”的父系血缘传宗接代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内化到了包括朱顺一父子在内的大部分石村人的内心深处，朱顺一的大儿子受这种观念的驱使，同时也面对父亲以及石村其他人的巨大压力，在内外双重力量的推动下，不得不做出上述选择，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

二、群体层次

（一）正功能。主要表现在家庭与宗族两个部分：

1、家庭部分。祖先崇拜起到尊老育幼和世代继替、和睦相处的整合功能。祖先崇拜的道德伦理核心是“孝”。“‘孝’在祖神之前显现，对祖神的崇拜也就是‘孝’的体现”[杨知勇,2005]。对祖神的孝，在人世就表现为尊老、养老。“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 。祖先是村民自己的私神，祖先只保佑自己的后代，这还要看后代是否令祖先满意，为了得到祖先的神灵的保佑，后人必须敬奉好祖先，而老人在世时就要对老人尽孝，如果作出对不起祖先的不敬行为还可能遭受祖先神灵的惩罚。所以，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祖灵的敬畏强化了村民的敬老意识。在石村，老人的赡养都是依照传统由儿子承担，家庭养老是主要形式，老人基本上能得到较好的赡养，不存在很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即使老人与儿媳之间有矛盾，儿子的经济负担过重，儿子也会在基本生活上给予父母满足。据笔者调查，石村现在不存在儿子不赡养老人的现象[⑥]。在培育后代方面，祖先崇拜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香火传递光宗耀祖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村民培育后代的激情和责任感，尤其是对男性后代的培育。可以说,对一个普通的村民来说，一辈子的忙忙碌碌，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儿孙，子女、儿孙有出息是村民生活、工作的最大动力和安慰。这些尤其体现在子女教育投入方面，为了子女读书父母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挣钱，借钱，任劳任怨，不辞辛劳。同时，祖先崇拜还促进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父子同心，黄土变金”是农村广泛流传的谚语。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矛盾往往化解于“万事以和为贵”、“都是一家人，上就上一点，下就下一点就行了”、“有什么好吵的，丢祖公老子的脸”等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之中。

2、宗族部分。祖先崇拜起到了团结族人、互助合作、抵御风险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村民总会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需要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寻求互助合作资源。石村村民聚族而居，由于聚族而居的便利条件，亲密的先赋血缘关系，宗族是他们重要的生产、生活互助合作的组织资源。对一个普通的石村村民来说，他能获取的社会关系资本不外乎四种：亲房族人、邻居、姻亲、朋友。在石村这样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中，亲房往往是邻居，也是朋友，三者的重叠程度很高。在生产、生活当中最便捷、最能应急的关系资源就是这三者高度重叠的关系资源，而在这三种重叠的资源当中，宗族由于其先赋性又是最可靠的资源。宗族是以血缘为基础，因此必须追本溯源，归宗认祖。是否具有本族血统，是否源于同一祖先是衡量能否成为本族成员的根本尺度，由此祖先的崇高地位显现出来。而且宗族的团结需要一种向心力，在宗族中，祖先就是这种权威。打着祖先的旗帜，开展一系列崇祖活动，就能通过各种祭祀仪式加强村民对宗族、血缘的认同感，促进宗族内部团结，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满足了村民互助合作，共同抵御风险的需要。据笔者调查，石村在下列事务中必须宗族族人的互助：

首先是丧葬。凡宗族内有人过世，死者支房(在宗族内部,又有宗族支系,称为房,同一支房的族人称为亲房)内每户都必须派人为死者的丧葬事宜义务提供劳务服务。孝家除了出钱之外，只管参与各种丧葬仪式，其余从入殓到出殡事宜均由亲房操办，亲房按各人能力各行其职，各尽其责。其分工包括主管、清纸、迎宾、司仪、厨房、酒宴打杂等几大类，共计约40余人。丧葬的资金互助较少，亲房一般送的礼金为20-30元，仅做为象征性的表达。

其次是建房。有人建房时，亲房会在劳力上和资金、物资上给予资助。首先是劳力资助。2006年3月-2007年3月，石村共建房或正在建房12栋（包括大装修），其中亲房在劳力上给予资助的有10栋。是否支付酬劳，视东家的经济状况、血缘关系的远近、互助需求的程度等情况而定。如：朱奇任建房时，其亲堂兄弟朱标的劳动力资助是免费的，远房堂兄朱双平的劳动力是付酬的。而远房堂兄朱朝阳的劳力又是免费的，因为朱朝阳马上就要建房。包工头陈怀芝装修房屋时所有亲房的劳力都是付酬的。朱水桂建房的所有劳力都是其亲房和朋友无偿提供的，因为他的经济条件较差。其次是资金和物资互助支持。建房时，亲房会送一些菜、酒给予建房者，用于招待建房劳力，当房屋建成时，房东举办酒宴，亲房送礼吃酒，礼金至少40元以上，较丧葬重得多。

再次是娶亲。在娶亲时，亲房中的长辈参与筹划与安排结婚事宜，同辈兄弟参与送聘礼、迎亲等事宜。亲房往往送礼金40元以上，并且在酒宴上亲房是作为自家人陪客的，如果酒宴上的亲房很少，女方的家人会认为男方的父母不得人缘，男方父母可能在为人处世、自身能力��名誉、家庭条件和实力等方面存在问题。

再其次是天灾人祸与矛盾纠纷。村民如遇天灾人祸、家庭内外纠纷矛盾，亲房是其主要求助对象。

2006年阴历12月26日，上石朱初平在相邻城市冷水江挖煤时出现塌方事故，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于2007年农历正月初一死亡。参与死者诊治、与煤矿方协商、死亡后的善后等事宜的成员一共只有七人：妻子、亲弟弟、妹夫、两个亲堂兄和一个远房堂兄。死者于2007年农历正月初二运回家，按当地习俗，亲房人员组织了30多人在村口迎接死者遗体回家。

在整个事件中，族内亲房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事故发生在2006年农历年底，镇干部已经放假，村干部认为大过年的，不方便（不吉利）处理这种事，都没参与此事，所以死者的三个亲房兄弟在朱初平的诊治、与煤矿方协商、死亡后的善后这一系列事务中就起到了中坚作用。按照中国传统习俗，正月份参与丧葬是不吉利的，而死者的丧葬事宜正好在正月初二开始举行，所以在朱初平的丧葬事宜过程中，族内亲房再一次成为中坚力量。除了天灾人祸，当家庭内部或者家庭与外部发生了矛盾纠纷，村民总会求助亲房参与矛盾纠纷的解决。按石村惯例，只要矛盾纠纷限于协商处理，不诉诸司法程序，在协商处理矛盾时，除了村镇干部,亲房中必须有代表参与矛盾纠纷的解决。

最后是农业生产与外出务工。农忙季节，由于单个家庭难以满足劳力支出，村民往往采用今天帮我家、明天做你家的互助形式，亲房是村民求助的主要互助对象。当然，邻居、院落的朋友也是互助对象。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较为普遍，1990年代后，村中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外打务工，由于劳力缺乏，村里的农业生产有部分转为承包、花钱雇工等形式，但仍然保留了劳力互助这种形式。村民外出寻找工作时，除了亲属、朋友介绍，族人、亲房仍然是工作的重要介绍人。村民在外出务工时，喜欢邀一些亲属、亲房、朋友一起，认为“这样能互相照应，万一有什么事可以互相帮忙。”

（二）负功能。祖先崇拜的负功能在群体层次上表现在家庭重男轻女问题和铺张浪费问题两个重要方面：

1、重男轻女问题。重男轻女的现象在石村普遍存在。在笔者调查的115户当中，仅有一个女儿且父母不愿再生育的家庭仅有3户。村民认为男孩才是自家人，才能传宗接代，可以在清明上坟山祭拜祖先，继替香火。由于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导致不能正常生活、生产，多子女又带来生活的压力，最后导致家境贫困的典型家庭在石村有15户，朱顺一的大儿子就是典型案例。在对子女的培育上，也体现出重男轻女的思想，为了儿子能有出息，家长往往牺牲女儿的幸福，让女儿辍学分担家庭经济负担。

朱顺二有两女一子，儿子最小，大女儿、小女儿小学没毕业就被强制辍学，先是在家里帮助干农活，在大女儿15岁、小女儿14岁的时候，相继被父母带往广州打工。后来为了能挣钱盖房子、给儿子读书，父母引诱两个女儿相继从事了性服务工作。现在朱顺二家里经济富裕了，盖起了新房，儿子也读大学。但是两个女儿却找不到幸福的婚姻：因为她们所从事的职业为村民所不容，很难在当地找到一个适龄的好对象结婚。大女儿2002年跟一个广州人非法结婚，成为实质上的“二房”[⑦]，2004年由于只生了一个女儿，没生男孩，被广州人抛弃。小女儿今年已26岁，在农村已是大龄青年，婚姻却还没有着落，仍然在广州从事性服务工作。

据笔者了解，象朱顺二家这样姐姐、妹妹从事性服务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供兄弟读书的在石村就有3例，而像那些姐姐、妹妹因为经济原因提前辍学而让兄弟读书的现象很普遍[⑧]。全村曾经或者正在读大学、中专（1996年以前的中专生）的25名人员当中仅有3名女性

2、铺张浪费。铺张浪费的负功能表现在修谱、祭祀用品、修墓、丧葬当中，其中尤其以丧葬最为突出。对一个普通的石村村民来说，人生重要的四件大事是送子女读书、盖房子、娶儿媳妇、父母丧葬。在崇尚死者入土为安的石村，丧葬的一系列仪式和过程花费较大。下面是石村2006年3月1日-2007年3月1日10位老人丧葬花费情况：

表一：2006.3-2007.3 石村10位老人丧葬花费情况[⑨]   单位：元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石村，平均一个老人的丧葬需花费家庭15000多元，平均每个儿子承担4000多元，而一位普通青壮年在外务工一年的收入也不过6000-7000元。这笔花费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巨大的。

除丧葬以外，修坟立碑也是一笔开支，立块碑至少也要300多元，而花费最多的如2005年死者朱左华的立碑、造坟台一共用去7000多元。

三、社区层次

（一）正功能。在社区层次祖先崇拜具有整合社区、维护社会治安、提供社交娱乐平台、促进社区发展的功能：

1、整合社区、维护社会治安。石村具有典型的聚族而居的特征（即使少量外姓也是与祖先沾亲带故，有着某种关系而迁入石村），先赋的血缘关系使村民有着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我们都是朱家人”、“同一个老祖宗的后代”，这尤其体现在遇到外来危险的时候：

2000年农历12月10日，青年村民朱晓龙上午在邻村花桥集市上与当地一青年混混发生口角，最后发展成斗殴。下午两点多钟，混混带了十几个人，开着几台面的，带着火铳、刀子来到石村，声言要将朱照龙“废掉”。村民知道这一消息后，迅速扛锄头、摸扁担，围住这十几名混混，最后十几名混混落荒而逃。

2、祖先崇拜提供了社交、娱乐平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石村村中逢有办喜事的放场电影，在春节期间会请来农村民间业余花鼓戏班唱几天戏，也可到离村3华里的花桥乡电影院看电影。但到了90年代中期，乡电影院撤了，农村的民间业余花鼓戏班也没有了，这些娱乐活动都取消了。下面是现今石村村民的社交、娱乐渠道：一是南岳会、观音会，参与者是本村与邻村的一些老人，人数一般为20-30人。二是办红喜事。参与者一般为主人的亲房、亲戚、朋友，偶尔会请专业的花鼓剧团唱戏。三是办白喜事，即丧葬。吊唁和送葬，最为热闹，参与者为死者亲房、亲戚、朋友、本村人以及部分邻村与死者或死者后人相识的人。四是清明祭祀。在清明扫墓这天，家家户户都有人上坟山扫墓祭祀，或以家庭为单位，或以宗族支房为单位上山祭祀，而当天中午举行的清明会由本房内的亲房参加。五是耍龙灯。石村以支房为单位，成立了三个龙灯会，其组织、参与者以朱氏为主，也有部分外姓，在春节初二至十五期间，村民会在石村以及邻近村落、乡镇甚至县城耍龙灯。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丧葬、清明、耍龙灯等一系列祖先崇拜或者与祖先崇拜有关的活动是村民参与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娱乐活动，祖先崇拜是村民重要的社交娱乐平台。

3、祖先崇拜促进社区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社区的发展。石村朱氏宗族举办了龙灯会，参会人员以朱氏为主，外姓也参与，都缝制了布龙灯、族旗、锣鼓，置办酒席用的桌凳、碗筷、厨具，这些都是村民在办红白喜事举行酒宴时的必备品，村民在举办宴席时可以借用。石村2005年至2006年在上级政府的扶助下，兴建了人畜饮水工程、沼气池工程、村道水泥硬化工程等社区公益事业，其资金来源的渠道之一就是村里已经外迁，并有一定实力的原村民，而这些原村民之所以关注与支持石村建设，祖先崇拜中所包含的和睦、团结族人，不忘祖先、不忘家乡、不忘根本的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那些仍然住在石村的族人，祖先的家业，祖先的坟地则是这些外迁村民与石村的主要联系纽带。

4、祖先崇拜起到抵制外来宗教入侵的功能。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拜上帝教、基督会、法**等各种外来宗教一直在本地秘密活动，其中包括一些以宗教为幌子的邪教组织。他们宣扬世界末日，信上帝则获救，不信则下地狱，宣扬疾病可以通过信上帝不治而愈，信教可以致富或平安等等。这些对于文化素质不高的村民来说具有较强的诱惑力，但是这些教会在石村始终没有形成规模。石村仅有十几户曾经有过信教行为，而且现在仍然信教的仅有3户人。村民不信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些教派主张只信上帝，而不允许祖先崇拜。下面是笔者与老人朱广云的谈话：

“他们来劝我信，我不信……那些都是假的，他不信祖宗啊，没有祖宗哪有我们……祖宗都不信，那是假的。”[⑩]

朱重春是信教徒中的中坚，他不祭祖宗，不扫墓，甚至把堂屋的神龛都拆了。这些行为激起了同族人的反感，把他当作宗族的不孝子，他的亲房也有人因此与他断绝了关系，村里人则避而远之。由此可见，当外来宗教与祖先崇拜发生冲突时，祖先崇拜的宗教意识会使村民对外来宗教产生激烈的集体抵制，使外来宗教难有立足之地。

（二）负功能。祖先崇拜的负功能在社区层次主要是宗族派系、土地流失、清明火灾等方面：

1、祖先崇拜导致家族派系。石村朱氏人口最多，共1124人，势力最大，而其他姓氏加起来也只有224人，所以石村其他姓氏村民往往受朱氏村民的排挤：

首先体现在地理资源占有上。石村朱氏主要集中在上石、下石、江木三大院落，除江木以外，上石、下石院落位于村中仅有的农岗，而其他姓氏主要集中在黄泥岭、望泥岭、当午塘、丛当岭这些山岭上。在地理资源上朱氏占了很大优势，即使江木院子在山岭上，但是也占据了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资源：江木院子处于石村仅有的两口小水库之一——江木水库旁边，而相比之下，黄泥岭都连人畜饮水都成问题。还有部分外姓散居于上石、下石院落附近，但都住在院落外部。笔者在上石院落调查外姓为什么没有住在院落时，村民的解释是“上石院落是个龙潭，外姓住在里面是不会旺人、旺财的”。而笔者在另一事件中则体会到朱氏对外姓的排斥才是根本原因：

外姓何懂生住在丛当岭，由于住在山岭交通不便，想在下面农岗平地买地盖房，1993年，上石院子朱祥民正好另择地盖了新房，欠了一些债务，打算将旧地宅变卖用来还债。何懂生想借此机会买下朱祥民的旧宅盖房。但此事由于亲房的干预，最终没有成功。最后，朱祥民的旧宅低价卖给了朱姓族人，而何懂生也只得另谋新地盖房。

其次是体现在干预村级政务上。下面是1987年-2007年历届村委任期情况：

表二   1987年-2007年历任村委及其任期情况^[1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村支书的人选当中，朱姓有三位，外姓也有3位，但在任期届数和期限上就有了很大差别：村支书由朱姓担任的任期届数是5节，外姓只有3届，而朱姓支书的任期年限总和是12年，外姓的支书的任期年限总和是8年，而且外姓能被选为支书具有一定客观上的偶然因素[12]。同时，每届村委中至少有两位是朱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近20年来朱氏家族控制着村委，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来维护朱氏宗族的利益。

2、土地流失。石村对死者的安葬是实行土葬，让死者入土为安，一般在山坡上选一块地，在地头上挖一个长2米、宽约1米、深2米的坑，将棺材放入坑中再盖上土，堆成一个中间隆起的长条形坟堆。每座普通坟墓占地约2平方米，坟墓的碑、坟台稍微阔绰的占地约3平方米，甚至更多。以平均每年新添坟墓10座计算，每年将流失土地20平方米，而且由于坟墓一般座落在半山坡，因此坟墓所在地基本上是肥沃的土地，这对于石村这样一个石头多、耕地少的村落来说，这种流失不可谓不小。以上石院子为例，上石现有凤形山、大形山、虎形山、公共岭四大墓群，共计占地约20余亩，而石村人均仅3分水田、4分旱土，20亩墓地是一笔巨大的资源浪费。

3、清明火灾。按当地习俗，清明扫墓时，村民会在坟墓前烧冥纸，而墓地一般杂草丛生，而且与山林相连，这就带来了巨大的火灾隐患。2004年清明节，有人在黄泥岭、白泥观坟山扫墓时烧纸钱，未熄的余火最后导致了一场火灾，烧毁自然生态林地30余亩、邻村林地10余亩。2005年清明，江木岭有人在岩冲里扫墓时造成山林火灾，烧毁附近的退耕还林地20余亩、生态林10亩。

四、结论

在当代农村，尤其是聚族而居的农村汉族地区，祖先崇拜仍然广泛存在，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民间宗教，在其延续、传承的漫长过程中不断地内化入村民的“生存心态”又通过村民的行为实践不断地外化，强化其结构性存在，祖先崇拜已经深深的嵌入村民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性，贯穿在村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实践，充斥着农村社区的各个角落[朱雄君、乔亨瑞，2007]。农村社会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以农村为其特质，中国文化之精神具体表现在农民生活之中。”[黄俊杰，2001]当代农村仍然有着丰富的与村民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社会传统，祖先崇拜仅仅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在村民个体、家庭和家族群体、石村社区各个层次既具有积极性的正功能，也具有消极性的负功能。因此，对于这一传统，我们既不能简单的否定，把它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作为落后传统的典型一棍子打死，也不能武断地肯定，把它作为优秀的传统遗产全盘继承。我们将要考虑的是：如果我们继承这种传统，我们应该怎样发挥它的正功能同时避免或者限制它的负功能？如果我们扬弃这种传统，我们以什么作为替代其正功能的功能替代物，以满足社会系统各个层面的功能需求？我们应该做的是具体分析、具体解决，应该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批判。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巨轮不会停止，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广泛存在的各种传统必然是我们前进道路上必须面对的问题，正确对待、处理好这些传统，是我们现代化事业、新农村建设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