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异的科学故事

王洪波

2011年11月13日上海《东方早报》文章

　　提到“科学”二字，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物理、化学之类，“博物学”一词很难跳进脑海里。这准确反映了博物学已经衰落的现实。近年来一直有人为博物学鸣不平，刘华杰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最近，由他主编的《好的归博物》再次为博物学发出了鼓与呼。

　　在这本杂志书（Mook）中，分量最重的是“特稿”栏目中的三篇文章。在其中，刘华杰扼要阐述了他关于博物学编史纲领的主张，认为科学史写作应给予博物学应有的地位。他指出：“naturalist（博物学家）、scientist（科学家）两个词，前者至少在17世纪就存在了，而后者到19世纪才出现。”言外之意，相对数理科学，博物学是更为久远的知识传统。“人类的一切知识成就最终要从人与自然可持续生存的角度来衡量……比如，假如现在的科学史书中给玻尔一页的篇幅，给卡逊一小段的篇幅，那么按博物学编史的方案，情况可能要倒过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刘华杰提出重写科学史，显然是着眼于现实。现代科技高速发展，导致严重问题，尤其是造成了生态破坏，带了来了“致毁知识”（如核科学）的威胁，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所以，刘华杰的主张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希望科学发展放慢脚步，第二层是希望人们重拾博物学的传统，懂得欣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

　　平心而论，刘华杰的主张多少有些“异想天开”。科学发展有巨大的利益驱动，怎么可能自己放慢脚步呢？但大自然的魅力也是人们难以抗拒的，博物学也许无望复兴，博物情怀却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让这种情怀有发抒的空间，在我们寻回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的努力中，依然很有意义。另外，刘华杰主张的博物学编史纲领也并非一无凭依，正像美国科学史家范发迪在《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指出的：“最近几年，博物学史俨然成为科学史里的显学。”该书正是这方面的一部杰作。

　　“如果我们要认真探索19世纪在华的欧洲科学活动，我们就应该看重博物学，因为从人员参与、活动层面、科学界的重视各方面而言，博物学都是那个时期欧洲人在华最广泛的科学活动。”范发迪说。在书中可以看到，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11年清朝覆亡为止的百多年间，英国人是如何孜孜  、处心积虑地在华开展博物学活动，其中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最开始英国人不被允许进入内地，广州的农贸市场和花市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田野工作场地。19世纪后半叶，他们开始深入到中国腹地最为偏僻艰险的地方开展动植物资源调查，英国领事机关职员、大清海关的英国雇员以及传教士、商人都参与其中，各种相关的中文书籍如本草、园艺图书、花谱、植物志乃至笔记、方志都被他们广泛利用来做研究。通过在华博物学家的渠道，达尔文获得了关于中国历史上驯养金鱼的材料，并把这些内容写入了自己的《人类的由来》和修订版《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名著中。通过广征中文文献，法国人福威勒发现了动物的一个新种——中国鳄……英国人在华开展博物学活动的热情、广度、深度，实在让人惊异。

　　难能可贵的是，范发迪还对英国人在华活动背后的“帝国主义”性质做了批判性的分析，同时也讲述了中国人“抵抗”的故事。每每想到英国人从中国人那里买到种子没能发芽，因而怀疑中国人预先煮熟了种子，愤愤不平，破口大骂，便不禁莞尔。

　　与现代博物学一样，古人类学也是首先由西方人在中国开展起来的。美国科学家诺埃尔·T. 博阿兹、拉塞尔·L. 乔昆合著的《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详细讲述了发现北京人的故事。虽然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是由裴文中、贾兰坡等中国人完成的，但当时他们都不处于决策和领导层，对周口店发掘活动缺乏全面了解，所以后来的记述并不完整。本书两位作者则全面探访了全球范围内的相关史料，发掘出许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包括各种人际的纷争，使该书读来引人入胜。

　　以往的教科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四五十万年前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白天，男人外出狩猎，妇女则在住地周边采集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太阳西下，男人肩挑背扛着猎物回家，妇女已点燃营火，准备烧烤食物……这幅图景充满了田园牧歌的色彩，但在本书作者看来，那不真实。最新的研究表明，北京人并没有使用火塘，用火可能只是作为生态武器，是为了吓跑动物。北京人的工具并不足以猎杀大型动物，他们可能是在大型食肉动物杀死猎物之后，从中分得一杯羹。北京人头骨上发现了石器切割的痕迹，表明北京人曾从死去的同伴身上割肉，因而，龙骨山极有可能存在食人之风。这些讲述，相信会让大多数中国读者大吃一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