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件后的地方治理

——以云南“孟连事件”为例

杨金东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4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件呈上升态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件后积极的地方治理，对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孟连事件”为例，**件后积极的地方治理包括：通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强化公共服务等，以协调相关利益纠纷；通过积极的治安整治与民族团结工作等，来加强秩序控制；通过规训民众爆发力中的破坏性、强化基层组织领导和政治吸纳能力等，进而促进地方社会建设和村民自治。

关键东词：边疆民族地区；**件；地方治理

2008年7月19日，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马镇勐啊村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型警民冲突事件。事件源于多年来M橡胶公司产业改革不彻底，致使胶农与企业间的橡胶产权和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部分基层政府官员与企业相互勾结，不及时疏导胶农积怨，反而将胶农的各种反抗定性为“扰乱社会治安”事件，并动用警力进行“刚性维稳”，最终造成两名胶农死亡，25名胶农、41名公安民警不同程度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被砸毁的恶劣影响。孟连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贫困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县总人口135538人，县内聚居以傣族、拉祜族、佤族为主体民族的21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9.01%；全县6个乡（镇）中有4个乡（镇）、12个村民委员会、25个自然村与缅甸佤邦接壤，国境线长达133.399公里。事件发生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抵抗情绪持续高涨，胶农在《联名信》中反复强调：“政府和公司是穿一条裤子的”，官民关系极度恶化，基层社会组织完全陷入瘫痪状

态。特殊时期、特殊性质与特殊地理位置，为“孟连事件”后的地方治理赋予了事关“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其处置措施值得我们深思。

一、地方治理中的利益关系协调

利益协调镶嵌在宏观制度背景之中。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加大了地域间的贫富分化与利益失衡，东部沿海与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差距尤为明显。为此，迎合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反贫困战略以及国家整合中的民族社会控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件进行积极处置，既是弥补少数民族群众经济情感损失、平衡利益分化的长远考虑，也是消除民族间发展差异、达至共同繁荣进步的必要举措。

（一）产业改革与地方经济发展

孟连事件是转型期社会发展与旧有制度不协调的结果，其“危害性”不言而喻，但从冲突的积极意义而言，事件后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也是政府本色回归与公司被迫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具体方案落实以行政层级体制下的目标责任倒逼以及群众工作下的“亲民式”调解展开。“孟连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橡胶产权及其利益的争夺，而一个公平公正、民主合理的橡胶产权改革与利益分配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的制定本身即是最有效的冲突调处工具。只有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平衡橡胶产权及利益分配比例，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重建官民关系。鉴于此，政府以胶农和企业间的协商对话为要义，主动搭建平台促成改革方案的协商制定。孟连事件之后，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一些胶农说：“我们不想轻易原谅他们（政府和公司），他们以前把我们害得太惨啦！”为尽快缓解官民间的紧张关系，政府派出工作组深入群众，反复运用言语沟通、情感付出、利益赋予以及协商共识等调解手段化解矛盾。无论工作组策略如何变动，胶农与工作组都在围绕利益展开博弈，其中情感、劳动、金钱、权力等都以价值形态，平衡着胶农的不公平感或满足着胶农被建构起来的欲望。如某工作队员接近并说服胶农代表AH的过程很典型：

“AH见了我张口就骂，等他骂累了我就拉着他去江边拿鱼散心，还带他到邦康（缅甸佤邦首府，与勐啊村隔南卡江相望）找朋友喝酒玩。这样过了好几天，AH 心情也好啦。我们再喝酒谈心，我试探着和他说橡胶改革的事，他没生气，还带我到几个骨干和会计家，让我把方案讲给他们，大家一起商量。后来他们带头签了字，工作迅速推进开来。”

工作组通过为胶农争取水泥、石棉瓦、低保等各种经济利益，与胶农建立了一种“利益粘连”关系，在帮助生活困难胶农解决生产生活难题的同时，使官民关系日渐融洽。至2010年底，涉及“孟连事件”的橡胶产权改革与利益分配工作基本结束。为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借鉴橡胶产业改革经验，对整个孟连县的茶叶、咖啡、甘蔗、香蕉等具有类似经济利益纠纷的产业进行了全面改革。全县各项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水平明显提高。2012年，孟连胶农人均纯收入9673元，比产权改革前增长了近3倍；而“孟连事件”发生地勐啊村人均纯收入12096元，洋楼、轿车在村中十分普遍，成为远近闻名的“边地国门第一村”。经济利益是一切利益关系的核心，满足民众的经济利益需求与实现统治秩序具有紧密联系。有研究指出，家庭经济状况的明显改善可以增进民众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①彭国胜针对贵州与云南的实证调查也发现，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②我们研究发现，孟连胶农物质需求的满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恢复与重建。

（二）公共服务与集体利益赋予

国家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责任，也有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国家作为全体公民权利“让渡”的产物，代表全体公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公共服务是一种集体利益赋予方式，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以及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为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创造了条件，是政府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③

“孟连事件”涉及的橡胶产业改革成功后，孟连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相比之下，政府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上的欠账却日益突出。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其客观需求，当胶农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又会带来新的利益刺激与追求。适当的公共服务供给，既是国家对“重经济发展而轻社会建设、重东部沿海发展而轻中西部社会建设”政策的一种调整，也是满足胶农对地方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为此，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共同进行村庄治理是巩固官民关系、增强胶农集体责任感、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策略。可以说，政府对胶农公共利益的满足既对胶农利益失衡心理进行了补偿，其普惠性也克服了个人利益赋予中胶农间的多元利益冲突，解决了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问题。

2010年前后，“孟连事件”发生地勐啊村各小组相继盖起了卫生公厕、会议室，并清理了沟渠、修整了寨门、铺上了硬化路、建盖了集贸市场等。村寨卫生条件、村容村貌的改善，提升了胶农的生活质量。胶农以投工投劳的方式参与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勐啊村安马小组的会议室建设总投资30万元，其中胶农投工投劳6万元；勐啊村回江新寨的会议室建设总投资20万元，其中胶农投工投劳5万元。如勐啊村支书介绍说：

“有个寨子争取到25万元修路资金，村干部召集群众开会，大家决定每户再交200元将路面拓宽。路修好后，大伙儿对政府也不恨啦，心也更齐啦！”

可见，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胶农与干部的共同劳动参与，内含群体的交往友谊与参与乐趣，有助于融洽官民关系，激发集体主义精神，强化个体对公共利益的实在感，扩大群体间彼此共享的公共善。在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政府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例如2012年，政府对勐啊二小进行扩建，对全村贫困学生实施“两免一补”的照顾政策；同时完成贫困人口识别86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978户，参合率达100%。利益赋予是中国历代王朝争取民众、维护统治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群众的重要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渐成为满足社会利益分配和发展的核心方式，政府对民众的利益赋予逐渐转变为对市场社会利益冲突的消弭和多元利益关系的规范。然而，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供给上明显存在不足，因此需要政府通过社会公共福利和政策上倾斜于弱者等安排，来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平等，缓冲资本原始积累中严重的不公正，通过利益的再分配实现区域间的利益平衡。

二、地方治理中的秩序控制

“孟连事件”及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件，涉及利益群众数万人，持续时间长，前后不断反复，以致政府工作人员长期纠缠于应对处置之中难以脱身，既耗费了大量精力财力，也造成各利益群体争相效仿的负面影响。“孟连事件”后，全县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纷纷浮出水面，地方政法机关执法环境艰难，民众对社会治安极度不满。此时，积极的治安整治与民族团结工作对于维护地方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治安与社会稳定

橡胶产业改革后，针对“孟连事件”的利益冲突得到了平息，但涉及事件的地方社会秩序却没有完全恢复，而此时胶农收入增长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恢复地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整治地方不良风气、保护民众生活安乐稳定是政府应尽之责。

首先，林地纠纷的成功解决在强化胶农维权意识的同时，也强化了胶农“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处事思维，一些胶农产生依靠暴力解决问题的行动依赖，正规的维权途径遭到冷遇。橡胶产业改革后，曾经几经流转的林地产权纠纷问题也被牵带出来，地方民众也试图借“孟连事件”为自身谋求利益，而纠纷一旦解决不了就扬言再弄出个“孟连事件”来。孟连的相关产业改革即面临着类似“回不了头”的尴尬处境。例如橡胶产权改革后，勐马镇的国营孟连农场员工也借机发起了维权抗争。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孟连农场2012年下岗职工200多人，其中100多人未曾与农场签订过任何劳动关系合同，却已在农场工作10多年，下岗低保人员比例大，一些职工以解决低保、再就业、补偿拖欠工资等为由到农场总部静坐、上访，几经发展演变为要求享受同“孟连事件”中产业改革同等待遇，如果政府不给予协调解决，就仿效“孟连事件”维权方式进行堵路、上访等。直至2013年9月此事仍在处置中，这使地方社会又陷入结构性紧张状态。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胶农的文化水平、意识形态、精神追求没有随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而加以调整时，文化、政治、社会结构就反向制约经济的发展。橡胶产权改革后，胶农的收入短时间内翻了三四番，基础设施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但相应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却难以在短时间内与经济发展相配套。在经济收入增长的刺激下，一些胶农的不良嗜好得到强化，其生活追求与精神状态出现不良现象。第一，由于胶乳买卖市场化，橡胶价格快速增长，村中一时出现偷割胶乳现象，类似的偷盗摩托车等盗窃行为也有所增多。第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攒钱”意识不强，一些“突然有钱”的人，更加讲“面子”、爱攀比、尚享乐、重吃穿，烟、酒、茶更是其生活必需品。受上述性格与文化因素的影响，经济收入增长后，寨子里纷纷盖起小洋楼，买起小轿车，摩托车更是家家必备。但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胶农缺少新的追求，精神娱乐生活相对贫乏，寨子里赌博、吸毒问题变得异常严峻。勐啊村主任反映：

“他们的生活太简单啦，因为没有其它业余生活，也没有什么追求，又不知道攒钱。所以，房子盖好了，车子买完了，剩下的钱老倌儿（男主人）就用来天天喝酒、赌博、吸毒、混日子。老倌儿喝醉了酒、输了钱就打老婆，家里娃娃也不上学，在酒吧里吸毒、打架、到处混。家里的婆娘（女主人）常跑来找干部，问我们要咋办，让我们帮帮她们!”

为了解决地方上兴起的恶风恶俗，地方干部开展了反复的劝导与整治工作。勐啊派出所民警说：

“以前老百姓把在戒毒所戒毒当成是坐牢，了不得，只要能放人花多少钱他们都愿意！现在不一样了，成立了社区戒毒中心，娃娃在酒吧里吸毒被抓来，家里人送来些衣服，叮嘱几句就回去。不是爹娘心狠，而是他们知道只有在我们这娃娃才戒得了毒。”

总之，通过抓偷、抓赌、抓毒等社会风气整治，官民、警民关系日益融洽，群众对地方干部与警察愈发信任。最后，为了使边境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管控，维护地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政府以明确的法律制度为底线保障，在孟连全县组建专兼职联防队伍，会同禁毒、交警、边防派出所等多部门，配合公安机关开展社会治安防控、交通整治以及打击非法越境、走私、吸毒、盗窃、赌博等治安或违法犯罪问题。从2009年起，基层政府对各类突出矛盾纠纷进行了分解和责任包保。据官方统计，至2010年，孟连县矛盾纠纷化解率达84%，信访总量同比下降45%，民众社会治安满意率达95.8%，孟连县跨入“云南省先进平安县”行列，荣获2010年度“云南省爱民固边模范县”称号。治安整治工作后民众安全感有所提升，对政府及公安机关的态度也发生转变。

（二）互动仪式与公共精神

利益既可以表现为客观的物质生活需要，也可以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得到生产建构。根据上文介绍，物质生活极大满足与精神生活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导致一系列问题。为丰富胶农业余生活，政府出资组织多次文化娱乐活动。文化利益是人们对于文化需求、文化生活条件、文化娱乐权益的概括反映，文化利益的协调对于进一步融洽官民关系、促进地方团结、增强胶农对地方政府的认同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勐啊派出所所长兼勐啊村支书G介绍说：

“以前泼水节都在村中固定的大寨子里过，‘孟连事件’后，我和那里最有权威的头人商量，把泼水节的地点挪到了口岸，这样泼水节就不只是一个寨子牵头的活动，而是政府出资带领傣族老百姓一起过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意义就完全不同了。除了一些常规活动，我们还特意在泼水节上举办了喝啤酒比赛，把群众的热情都带动起来了，跟民警、村干部称兄道弟，把民警喝趴下好几个，这回他们高兴啦，事后都说民警、村干部够朋友，政府办了件好事！感觉这件事办得好，我们又请了文艺团来表演节目，给村里花钱买服装、买乐器，请文化局的老师来培训，组建了象脚鼓乐队、民族舞蹈队，还到孟连县去表演，老百姓玩得高兴，过年了还敲着鼓到警民联系点请民警去吃年夜饭。少数民族是最好管的，他们很淳朴，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对你好！”

从上可见，当情感能量足够强大时，个人的选择也并非总是算计性的。互动中的情感能量具有与金钱同等甚至更大的价值。因此，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认为理性“选择”就是寻求情感能量的过程，情感能量而不是金钱更应当作为行为理论的根本基础。柯林斯强调组织是人际影响的网络和利益冲突的场所，社会中大部分现象都由人们相互交流并通过各种互动仪式形成和维持。互动仪式是际遇者由资本和情感交换而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它可以产生一系列结果，主要包括形成群体归属感或团结性、强化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以及社会道义感。④勐啊村支书通过代表政府出资组织傣族群众过泼水节，将政府置于互动仪式链的主导地位，使官民之间、村民之间就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互动内容产生共同的情感情绪，这种情感能量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强化，并形成情感共鸣与道德认同，使互动仪式链中的官民关系得到融洽。因此，对组织的控制或对组织中互动仪式的控制是使冲突走向团结、使团结走向一致的基础。沿着柯林斯的理论思路，在个体互动中存在一种社会结构的“加能过程”，这些能量在时间上延伸、空间上聚集，最终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组织甚至是国家。在胶农与工作组的利益博弈互动中，工作队员通过情感、劳动和金钱等价值交换与胶农建立信任，而这种情感资源又在胶农个体间的日常互动（如闲谈���中得到强化，并通过时间的延伸与空间的聚集，逐渐演化为胶农群体对工作组、工作组所代表的基层政府的态度转变，最终抽象升华为胶农对国家整体政治合法性的坚定。可见，互动仪式中工作队员作为个体化的国家政策执行者与代表，其良好角色扮演在无形中巩固了政党的执政根基，使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通过微观的互动过程得到强化升华，并进而通过将自身权力向政府官员让渡或委托解决，获得归属感、团结力与公共精神。

总之，在存在价值差异的群体中，共同的价值观可以为彼此的看法提供社会支援，这种支援使交往变得具有吸引力。虽然官员与胶农曾经在工作中具有不同的目标价值取向，但是当官民关系得以重建后，信任所带来的公民参与以及工作配合的便利，促使政府官员进行“印象管理”以维护巩固这种“被信任”，互动中所强化的共同意识也使胶农有了“主心骨”。较高的信任与较少介入动员式治理相联系，通过角色互构，胶农对政府逐渐恢复信任，基层工作也摆脱了亲力亲为的低效困境，政策落实与组织管理重新取得民众的常态化配合。

三、地方基层社会的治理策略

19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经验事实证明，农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兴盛与安宁。⑤“孟连事件”发生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层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政府失去了对事件发生地的有效管控。这与基层组织设置不合理、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有很大关系。政治利益关系的协调均衡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为了巩固**件处置成效，政府通过强化组织领导与政治吸纳，对“孟连事件”发生地实施了全面动员领导工作，以夯实政府的执政基础。

（一）组织领导与政治管控

“孟连事件”的利益主体M橡胶公司早期属于乡镇企业，在当时背景下植胶区胶农由公司直接管理。经历三次改革，橡胶公司改制为私营企业，但胶农却仍然延续由公司负责管理。多年来，公司不以服务胶农为宗旨，主要领导干部不关心胶农疾苦，反而粗暴压榨胶农利益；而地方政府对此也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不但对胶农不管不问，甚至将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给公司，并企图通过公司来践行地方公共服务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植胶区胶农长期处于无人管、没人问的状态，对村民自治、村民选举等缺乏政治热情，对基层政府缺乏归属感。橡胶队队长直言：

“公司胶农对地方政府没有什么感情，老百姓觉得政府不管他们了，不是他们的政府了！他们受境外思想影响很深，喜欢用缅甸的东西，开会放缅甸歌曲，不听从队上干部，反而听从境外请来的大佛爷。”

中国政府争取群众最终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即是对群众的组织领导。为了将胶农重新整合起来，进而实现有效管理，政府首先采取属地管理与企业管理双重结合的方式，明确胶农的行政隶属关系，将一直由公司直接管理的胶农及其党组织重新纳入相应的村民小组，归所在行政村党组织、村委会统一管理。按照这一原则，勐啊村将辖区内3个橡胶企业的194户、781人纳入村委会统一管理。政府通过村民小组，为胶农提供多种福利政策与各项公共服务，明确其依法管理原公司胶农各项事务的权力；胶农为了从国家获取资源、权利与利益，也认同政府管理自己的权力，从而强化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其次，强化社会组织建设，扩大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增强社会自主性。民间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与市场的“第三元”，可以有效平衡国家、市场、社会三大主体的力量对比关系，对于协调矛盾、提供公共服务、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等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13年，孟连县勐马镇在8个村建立了4个橡胶协会、3个茶叶协会、2个蔬菜协会和1个咖啡协会，产业协会覆盖全镇27家企业。由于行业协会刚成立不久，需要依靠政府行政管控干预，尚没有形成具有自治能力的主体，所以这些行业协会暂时不能代表群众行使权力，只具有“第三部门”的雏形，缺乏实质性的力量来完成“第三部门”所承载的更多积极功能。而共产党的组织领导要求政府既要保障群众的组织化、���挥群众组织的广泛性和自主性，同时也要保障党对群众组织的绝对领导。为此，政府按照属地关系和便于集中的原则，在农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通过村委会与行业协会共同巩固和完善这种“支部+协会”的党建工作模式，强化执政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

最后，增设基层党支部，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改善基层条件，培养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使基层工作有人抓。一方面，政府通过扩大党组织覆盖面，注重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培养，开展“与民族党员结对子、一帮一”活动，提高“双带”型少数民族党员的比例，将整个勐马镇由党组织全面管控起来。政府通过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干部，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队伍建设与凝聚力。2010年勐马镇共培训95名入党积极分子，发展21名预备党员，23名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至2013年，勐啊村党支部下设5个党小组，有党员86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75名，占87.2%。在此基础上，基层党组织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节庆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归属感，使其成为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改善农村基层组织办公条件及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加强基层组织的经费保障，同时建立完善农村基层干部的激励机制，提高村干部待遇。2008年以来，勐啊村完成农民服务点建设、村委会办公楼建设与各小组活动室建设，各村委会均配齐电脑。从2009 年1 月起，村级工作经费由原来的每村每年1000元提高到2万元，村“两委”干部补助标准从每年400元提高到目前900元至1400元不等。然而，即便如此，勐啊村小组干部中仍然存在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不愿履职的情况。为此，地方政府尊重民族传统习惯，有意识地把党员活动场所建在村寨佛寺旁，吸引群众关心政府各项政策活动。同时，将宗教工作纳入党建工作的行动脉络，加强对佛寺管理人员和大佛爷的政策法律培训。

（二）政治吸纳与村庄治理

**件后，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即是重建国家权威，保证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为此，孟连县政府首先对基层工作能力差、不得人心的28名干部进行了调整，并下派5名优秀干部到勐啊等重点村任党支部书记，通过组建临时村级领导班子配合政府完成了橡胶利益调处工作。随后，政府又开展了换届选举工作，希望通过村民选举，选出地方民族群众真正满��、拥戴的干部，配齐村级领导班子。在此过程中，政府一改以往“秋后算账”的处置逻辑，起用胶农代表来治理村庄，这可谓是政府**件处置态度的一项重大转变。虽然众多学者反复强调“秋后算账”的危害性，但“秋后算账”却一直是地方政府处置**件组织参与者的惯用逻辑。本研究中，政府首先转变观念，通过起用胶农代表，使涉及**件的利益调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次，政府又将积极靠拢政府的事件参与者纳入党组织，将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胶农代表列为村组干部候选人，积极起用胶农代表来治理村庄，有助于官民关系的好转。至2010年，参与“孟连事件”的559名胶农中，有17人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5人成为预备党员，1人被列为考察对象，34人加入社会治安联防队伍，成为“维稳”骨干力量；勐啊村12名胶农代表中有4人被选为村组干部。正如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的“攻击——赞同”命题所言，“在一个人的行动得到他预料的报酬时，尤其是得到的报酬比他预料的报酬大时，或者没有得到他预料的惩罚时，他会感到高兴，他更可能从事认可性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变得对他更有价值。”⑥起用胶农代表从本质上扭转了胶农对政府的态度，打消了代表的顾虑，促使代表的角色、行为由组织策划**件、影响地方公共秩序的“农村恶势力”，向维护地方稳定、配合村庄治理的“民族干部”角色转换。勐啊村支书说：

“胶农代表虽然文化水平都不高，曾经也是与政府对着干的骨干，但在橡胶改革过程中，这些代表中有很大一部分转变了观念，为改革出了力，工作能力也得到了验证。他们来自基层，对乡土人情再熟悉不过，和群众打交道很有一套，深得人心。如果政府能够起用他们，既是老百姓的福，也是政府的福。要知道，愿意呆在这种地方的干部少得很，群众工作做得好的更是有限。”

上述言论同时涉及民族地区干部培养与人才吸引诸多问题，而贫困落后则是结构性的阻碍因素。受语言、社会风气、生存环境、教育卫生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外部人才吸引困难，从基层培养起来的民族干部也存在流失风险。因此，加强地方公共服务、社会风气建设的同时，不断从基层培养选拔民族干部，将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村民自治的长期途径。胶农代表的起用，使相对弱势群体或代表弱势群体的地方精英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政治地位或政治利益），既有利于畅通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也为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新思路。胶农代表的起用既体现了政府社会管控的日益理性开明，也巧妙地将代表对抗政府的破坏力成功转化为配合政府治理村庄的行动力，对于公民广泛参与的民主社会建设意义重大。正如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所言，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⑦对待村民对抗政府的**件，最为现实的对策是在树立国家权威的同时，以整合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为前提，将那些体制外的组织力量纳入到农民基层政权的运作之中，实现政治整合。⑧

综上所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缘与文化特征，在国家整合与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件呈上升态势，其中既有因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导致的普遍性问题，也面临西部大开发、沿边开放、区域国际合作等引起的特殊问题。**件后，政府履行其社会责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强化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满足民众要求秩序、安定与和谐关系的需要，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将**件组织者纳入政治体制、赋予其政治利益，并运用其组织动员能力治理村庄。这不仅是恢复地方官民关系、促进地方政治稳定、民众安居乐业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维护边疆稳定发展的战略需要。**件的反向作用，使宏观的国家政策安排下沉到中观的边疆民族地区，与国家总体利益分配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相关政策倾斜形成对话；使微观的利益冲突、互动与交换上升到中观的社会主体关系层面，与基层政府针对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制度结构与行动逻辑相互佐证。正是在这种交互作用下，民众爆发力中的破坏性逐渐得到规训，并通过政策倾斜、政治吸纳与有效的民族社会控制成功转型为制度化的社会建设力。

注释：

①Citrin, Jack. and Donald, Philp Green: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Resurge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6(16).

②彭国胜：《冲突应对方式与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基于贵州和云南两省的实证调查》，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③孙肖远：《利益协调导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利益协调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93页。

④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第233、302、458、463页。

⑤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第12页。

⑥[美]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第49页。

⑦[美]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35页。

⑧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政府的**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风险社会视角下的西部边疆稳定研究”（XMZ001）。

【作者简介】杨金东，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