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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

王晴佳 书非闲时不读

2008-03-18 作者: 王晴佳

    已经到了有人请开书单的年纪了,心中泛起的,不是得意,而是伤感。的是年华老去,而的是,自己读书太杂,好像没有什么雪泥鸿爪,特别值得一提。不过要说评论书籍,倒是跟自己特别有缘。从1980年代初自己开始摇动笔杆子时,主要就是从写书评开始的。记得那时在《书林》杂志发表了《两本〈忏悔录〉》,介绍的是自己读圣·奥古斯丁与卢梭的同名著作后的感想。既然写了、而且还发表了这篇东西,想来当时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一定还是有不小的冲动的。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回忆已经不再清晰。但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是有意修习文史类的学生,读这两本书还是有一定益处的。西方人有原罪的概念,写作回忆录,冠以忏悔两字,对他们来说,十分自然。但同样是忏悔,圣·奥古斯丁与卢梭的态度是大有不同的。他们都写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如何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但前者作为基督教的教父,又描述了自己在皈依信仰之后,如何苦海无边、立地成佛的欣悦,而后者则没有太多的忏悔的心情,显现出在18世纪的法国,基督教(天主教)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
  这两本书,一般不会列入教学参考书,因此可以归为闲书之类。前人有言:书非借不读,这是十分可以让人认同的经验。我还认为,书非不读。要说读书的趣味,还得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就是要有宽裕的时间。而在现代社会,有时间的人,往往是事业和生活上不太顺遂的人;或至少在那个特殊的阶段,世上的一切似乎都在与你作对,你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乐趣可寻,因此埋头书本。中国人讲到学习的经验,似乎比较愿意承认写作可以是一件痛苦的事。司马迁的例子就为人所熟知。他之写作《史记》,主要是在受到屈辱的宫刑之后。而且他还自我安慰,说到以前许多人,都是在生活遭遇坎坷、不幸,意有所郁结的时候,才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但司马迁在谈到他积累知识的时候,则似乎心情特别愉悦,以至到了后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了中国读书人向往的境界。但其实,读书并不常常是为了追求很高的境界才去做的。更多的时候,读书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那时读的书,其效果往往如绵绵春雨,润物无声,使你既有所消遣,又获取了知识,甚至引导了你以后的事业,影响了你未来的生活。
  我的少年时代,正是文革后期,革命热情已不再高涨,但学校功课仍很松弛,因此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也进书本。记得那时遍览小说,中外古今,一概全收,囫囵吞枣。虽然现在说不出哪位作家让我印象最深,但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都曾触动过我。外国的小说家中,我读的最全的是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读这些书,让少不更事的我,窥见到人生的复杂、人性的奥秘,因此也就有心去做进一步的探究。于是我在那时找了一个读书的同伴,一起开始攻读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不记得到底读了几卷,不过肯定都没能终卷。但以后我上大学历史系,见到这两本书还是我们的重要教材,心中不免有点窃喜。在中国古代史籍方面,我读得不多,记得只有清代人改编的司马迁的《史记菁华录》,是我父亲保存的他小时的教材。不知那时读懂了多少,不过也许因为已经读过大部分《古文观止》,所以记得至少还能读下去。
  文革之后有幸上大学,与那些老三届的同学相比,自然相形见绌,因此恶补了几年。但也许像所有强化补习班的效果一样,学得快,忘得也快。但对曾经为之写过评论的书,印象还深一点。譬如有一次,我应邀参与一本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的编写,题目为《名著集》,由我选择介绍五本中国历史典籍和五本西方历史典籍。我记得中国史方面我选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在西方史方面,我选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兰克的《教皇史》、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承认当时的选择,考虑了一定学术以外的因素,但就总体而言,这些史学著作还是有时代的代表性的。中国史学的这五本著作,其重要性似乎不用多作解释,像司马迁、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名家,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但如果有机会一读他们的著作,岂不更好?梁启超有如椽之笔,笔端常带感情,十分引人入胜。我之所以在他众多的著作中,选择这本《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因为他在这本书中,希图融和会通中西史学,体现了他思想成熟时期的想法。范文澜和郭沫若的这两本著作,都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作,但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又各具特点。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记载希腊、波斯战争为主,旁���其他种种,其宽广的视野,为后人所敬佩。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还在于其讲故事的叙述手法。像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既能猎奇,又言而有文,因而行之久远,在罗马时代,他就被誉为史学之父,以后叙述的体裁,成了西方史学体裁的正宗。伏尔泰有点像梁启超,著述宏富,但《路易十四时代》一书,既有厚今薄古的自信,更有作为法国人的自豪感,可谓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声。比他晚一个世纪的兰克,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大家。兰克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近代历史的标志,因此不再将以前宗教的纷争,看得那么重要。因此他在《教皇史》中,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力图超越教派的分歧,以至他的作品,以后成了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但客观主义方法治史,至多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史家本来就是历史变动中的一员,很难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对那场血淋淋的革命,采取了赞颂的态度,倒也能让读者感受革命浪潮的疯狂,或许比冷冰冰的写法,更能让读者感受历史的真实。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体大思精。许多人对他挑战与应战的理论,印象特别深,而我却特别喜欢他的退隐与复出的理论。也许是因为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汤因比的理论,与此有可汇通之处。不过汤因比又把这种卧薪尝胆的精神,用于分析国家、文明的兴亡,颇能体现他作为二十世纪的智者的见识。
  如果要我现在加以补充,那我想在中国史方面,《左传》绝对是有必要一读的。而且读《左传》,还可顺便将《春秋》也读了。另外,刘知几的《史通》,不但识见卓越,而且所用骈文对仗之工整,也颇可欣赏。至于西方的史学著作,近年我读英文的较多。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Anthony Grafton写的《脚注趣史》(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篇幅很小,但内涵丰富,是有关西方学术史的好书,无论是作者选择的角度,还是他叙述的典雅,都可借鉴模仿,特此向有意学英文的读者推荐。

 

王晴佳
  祖籍苏州,生于上海。曾求学、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任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中文著作有:《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和《台湾史学五十年:传承、方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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