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到了有人请开书单的年纪了，心中泛起的，不是得意，而是伤感。“感”的是年华老去，而“伤”的是，自己读书太杂，好像没有什么雪泥鸿爪，特别值得一提。不过要说评论书籍，倒是跟自己特别有缘。从1980年代初自己开始摇动笔杆子时，主要就是从写书评开始的。记得那时在《书林》杂志发表了《两本〈忏悔录〉》，介绍的是自己读圣·奥古斯丁与卢梭的同名著作后的感想。既然写了、而且还发表了这篇东西，想来当时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一定还是有不小的冲动的。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回忆已经不再清晰。但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是有意修习文史类的学生，读这两本书还是有一定益处的。西方人有“原罪”的概念，写作回忆录，冠以“忏悔”两字，对他们来说，十分自然。但同样是忏悔，圣·奥古斯丁与卢梭的态度是大有不同的。他们都写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如何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但前者作为基督教的“教父”，又描述了自己在皈依信仰之后，如何苦海无边、立地成佛的欣悦，而后者则没有太多的忏悔的心情，显现出在18世纪的法国，基督教（天主教）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
　　这两本书，一般不会列入教学参考书，因此可以归为“闲书”之类。前人有言：“书非借不读”，这是十分可以让人认同的经验。我还认为，书非“闲”不读。要说读书的趣味，还得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就是要有宽裕的时间。而在现代社会，有时间的人，往往是事业和生活上不太顺遂的人；或至少在那个特殊的阶段，世上的一切似乎都在与你作对，你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乐趣可寻，因此埋头书本。中国人讲到学习的经验，似乎比较愿意承认写作可以是一件痛苦的事。司马迁的例子就为人所熟知。他之写作《史记》，主要是在受到屈辱的宫刑之后。而且他还自我安慰，说到以前许多人，都是在生活遭遇坎坷、不幸，“意有所郁结”的时候，才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但司马迁在谈到他积累知识的时候，则似乎心情特别愉悦，以至到了后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了中国读书人向往的境界。但其实，读书并不常常是为了追求很高的境界才去做的。更多的时候，读书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那时读的书，其效果往往如绵绵春雨，润物无声，使你既有所消遣，又获取了知识，甚至引导了你以后的事业，影响了你未来的生活。
　　我的少年时代，正是“文革”后期，“革命”热情已不再高涨，但学校功课仍很松弛，因此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也“撞”进书本。记得那时遍览小说，中外古今，一概全收，囫囵吞枣。虽然现在说不出哪位作家让我印象最深，但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都曾触动过我。外国的小说家中，我读的最全的是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读这些书，让少不更事的我，窥见到人生的复杂、人性的奥秘，因此也就有心去做进一步的探究。于是我在那时找了一个读书的同伴，一起开始攻读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不记得到底读了几卷，不过肯定都没能终卷。但以后我上大学历史系，见到这两本书还是我们的重要教材，心中不免有点窃喜。在中国古代史籍方面，我读得不多，记得只有清代人改编的司马迁的《史记菁华录》，是我父亲保存的他小时的教材。不知那时读懂了多少，不过也许因为已经读过大部分《古文观止》，所以记得至少还能读下去。
　　“文革”之后有幸上大学，与那些“老三届”的同学相比，自然相形见绌，因此恶补了几年。但也许像所有“强化补习班”的效果一样，学得快，忘得也快。但对曾经为之写过评论的书，印象还深一点。譬如有一次，我应邀参与一本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的编写，题目为《名著集》，由我选择介绍五本中国历史典籍和五本西方历史典籍。我记得中国史方面我选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在西方史方面，我选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兰克的《教皇史》、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承认当时的选择，考虑了一定学术以外的因素，但就总体而言，这些史学著作还是有时代的代表性的。中国史学的这五本著作，其重要性似乎不用多作解释，像司马迁、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名家，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但如果有机会一读他们的著作，岂不更好？梁启超有如椽之笔，笔端常带感情，十分引人入胜。我之所以在他众多的著作中，选择这本《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因为他在这本书中，希图融和会通中西史学，体现了他思想成熟时期的想法。范文澜和郭沫若的这两本著作，都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作，但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又各具特点。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记载希腊、波斯战争为主，旁���其他种种，其宽广的视野，为后人所敬佩。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还在于其“讲故事”的叙述手法。像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既能“猎奇”，又言而有文，因而行之久远，在罗马时代，他就被誉为“史学之父”，以后叙述的体裁，成了西方史学体裁的正宗。伏尔泰有点像梁启超，著述宏富，但《路易十四时代》一书，既有“厚今薄古”的自信，更有作为法国人的自豪感，可谓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声。比他晚一个世纪的兰克，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大家。兰克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近代历史的标志，因此不再将以前宗教的纷争，看得那么重要。因此他在《教皇史》中，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力图超越教派的分歧，以至他的作品，以后成了“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但客观主义方法治史，至多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史家本来就是历史变动中的一员，很难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对那场血淋淋的革命，采取了赞颂的态度，倒也能让读者感受革命浪潮的“疯狂”，或许比冷冰冰的写法，更能让读者感受历史的“真实”。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体大思精。许多人对他“挑战与应战”的理论，印象特别深，而我却特别喜欢他的“退隐与复出”的理论。也许是因为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汤因比的理论，与此有可汇通之处。不过汤因比又把这种卧薪尝胆的精神，用于分析国家、文明的兴亡，颇能体现他作为“二十世纪的智者”的见识。
　　如果要我现在加以补充，那我想在中国史方面，《左传》绝对是有必要一读的。而且读《左传》，还可顺便将《春秋》也读了。另外，刘知几的《史通》，不但识见卓越，而且所用骈文对仗之工整，也颇可欣赏。至于西方的史学著作，近年我读英文的较多。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Anthony　Grafton写的《脚注趣史》（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篇幅很小，但内涵丰富，是有关西方学术史的好书，无论是作者选择的角度，还是他叙述的典雅，都可借鉴模仿，特此向有意学英文的读者推荐。

王晴佳
　　祖籍苏州，生于上海。曾求学、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任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中文著作有：《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和《台湾史学五十年：传承、方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