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与理论基础

彭智 李健

本文发表于《北方论丛》2011年第3期

［摘要］上个世纪70年代基于经济学理论的产业集群研究与实践的困境，以及同期对少数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结果，构成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背景。新经济社会学是产业集群研究向社会学转向的理论基础，研究转向的基本逻辑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产业集群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表明，社会性因素对集群能否得以持续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政府应该重视这些社会性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集群;产业区;社会学研究

一、引言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20世纪初以来遍布全球的重要经济现象。目前，在许多国家或地区依然存在着鲜明的产业集群，如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意大利东北部的服装产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中国珠三角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台湾地区新竹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有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的在发展中国家;有的属于传统产业，有的属于现代产业。产业集群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1］，目前产业集群仍然是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

与产业地理集中现象相关的概念主要有“产业集群”、“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和“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等，前两者强调的是集群形成后集群内参与者(Actor)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最后者则强调经济学角度的集群形成过程和集聚效应。由于本文探讨的是集群相关的社会因素，因此选择前两者作为本文的基础概念更为合适。而在“产业区”和“产业集群”两个概念中，经济地理学大多使用前者，管理学和社会学大多使用后者，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2］。本文的论述基于著名战略管理学者Porter的定义:“产业集群是特定区域内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集群包括一系列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包括零部件、机器和服务等专业化投入的供应商及专业化基础设施的提供者”，“集群常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横向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集群还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例如大学、标准制定机构、智囊团、职业培训提供者和贸易联盟等。［3］

产业集群研究始于经济学，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集群理论与实践陷入了困境，当时只有少数产业集群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第三意大利”和美国硅谷。许多学者对这些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了显著的社会性特征，即这些充满活力的产业集群内有活跃的社会交往，这些社会交往对信息流动、专业化分工、生产柔性、生产协同性等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这些内容却不是以往经济的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新经济社会学开启了研究社会结构与经济问题关系的新纪元，为研究产业集群的社会因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许多学者陆续以社会学视角审视产业集群。

尽管学术界广泛认同产业集群相关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却鲜有这种社会学转向过程的深入探讨。实际上，社会学转向过程是产业集群研究深化和拓展的过程，也是产业集群理论升华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理论的过程，因此，它能够深刻体现集群理论发展的脉络和内部逻辑演化，对于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集群发展战略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过程进行详细的回顾、梳理和分析，着重对其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讨论，揭示集群发展脉络和内部逻辑，为我国特殊国情下的集群发展提出建议，并为今后对产业集群社会因素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将阐述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背景，包括70年代基于经济学理论的产业集群研究与实践的困境，以及同期对少数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情况，如“第三意大利”和美国硅谷;本文将通过分析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产业集群研究的关系，揭示新经济社会学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理论基础的内部逻辑;本文将在总结产业集群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过程的基础上，指出该过程对我国集群发展的启示。

二、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背景

从20世纪初开始，产业地理集中现象受到了经济学的广泛关注，研究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即企业的区位选择和企业地理集中效应，后来演化为“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新古典区位理论的创始人德国经济学家Weber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鼻祖英国经济学家Marshall，目前绝大多数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一般追溯到此。Weber首次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即费用最小点就是最佳区位点。他从运费、劳动力和集聚效应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了运费指向论、劳动费指向论和集聚指向论［4］。Marshall对企业集聚的原因进行了分类，他认为集聚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外部性”效应:(1)形成专业化的劳动力池(2)提供非贸易性的特殊投入品(3)扩散非正式信息。这些外部性能够降低长期要素价格并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集群企业竞争力［5］。可以看出，“外部经济”理论主要是分析集群的外部性类别以及它给企业带来的成本节约。然而，“外部经济”理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存在如下不足:(1)它是静态的，不能说明产业集群形成的动态过程;(2)虽然指出了“非正式信息扩散”的重要性，但它强调的只是信息扩散结果而非隐含的诸如信任等基础性社会性因素;(3)虽然它明确指出了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但它指的是经济性而非社会性关联。

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发展出现巨大的不均衡，特别是许多国家的产业集群呈现了勃勃生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许多学者开始从动态性角度研究企业空间区位选择、集群形成过程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Perroux等学者提出了“增长极”(Growth Poles)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嵌入推动性工业并使其成为地区增长中心，这样会吸引相关产业到该地区，由于乘数效应不断动态扩散进而形成产业集群［6］。“增长极”理论关注产业的集聚过程，突破了Marshall“外部经济”理论的静态性，而同期Mydal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Circularand Accumulative Causation)理论和Hoover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Cycle Theory)理论，也将动态性作为研究主线，至此就正式形成“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cs)概念和理论体系，在整个70年代，在此理论指导下的集群研究居于主导地位［7］。同期，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从工业布局(Planning)(而非集聚)过程提出了“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理论，该理论关注的中心是工业布局问题，是一种可预测的模型。该理论认为通过合理的布局，可以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实现相关经济活动在技术、生产、分配等方面的稳定联系，最终实现成本节约［6］。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从50年代到70年代，许多国家或地区开始了规划的热潮，建立了许多“科技园”、“工业区”，以期促进集群的发展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如日本建立了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化工、有色金属等产业区，主要分布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和北九州四大工业基地。上述这些理论与实践所强调的动态性开始涉及企业等集群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然而这种互动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并未真正涉及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实际上这些理论的一个隐含假定是:集群具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和社会氛围。在该假设下，参与者没有其他担忧(如机会主义行为)而积极参与集群经济活动并实现经济效益。

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许多国家或地区陷入了经济衰退，50年代和60年代规划建设的大多数产业区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①。但是，属于传统产业集群的“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和属于现代产业集群的“硅谷”(The Silicon Valley)却显现出蓬勃的生机，这令学术界大为困惑，许多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产业集群理论，并对这两个典型的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研究。意大利社会学家Bagnasco对意大利东北部纺织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其出版于1977年的著作《三个意大利》中首次提出了“第三意大利”概念。他指出，“第三意大利”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中小型企业之间具有高度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基于合作和信任的社会文化促使集群形成一种开放的学习氛围，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社会分工合作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使企业具有高度的灵活性［8］。Piore和Sabel出版于1984年的《第二次产业分工》［9］是研究“第三意大利”的集大成之作。他们在该书中提出了挑战“福特制”的“弹性专精”(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产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以中小企业高度专业化和有效协同为典型特征。当地的社会文化为中小企业高度专业化和有效协同提供支持，保证了“第三意大利”的持久繁荣。他们提出，集群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强烈的社会、地理和经济联系的企业集合。后来，许多学者均沿着这条思路不断拓展和深化对“第三意大利”的研究①。在对硅谷的研究方面，Saxenian于1994年出版的《区域优势:硅谷和128公路的文化和竞争》［10］，是对硅谷高科技产业集群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以对比研究的方式分析了美国硅谷在20世纪70至90年代期间快速发展以及波士顿128公路两侧产业集群衰落的原因。他认为，128公路起初在技术和资金上都优于硅谷，但硅谷后来居上，赶超了128公路，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特点与竞争模式有较大的差异。硅谷高科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之间形成了高度竞争和合作的关系，通过经常性的非正式接触建立了较强的信任关系，促进了信息的有效流动及对研发风险的共同分担，这些均是128公路非常欠缺的。其他对硅谷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②。

综上可知，经济学主要从外部性、成本节约、工业布局和经济关联等角度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经济学尽管不否认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但其规范研究的要求使得社会因素一直被排除在模型和理论之外。实际上，集群内企业、政府、银行、协会等参与者之间需要具有密切的社会联系和频繁的社会交往，这是企业获取集群优势的前提，因此，社会因素对集群和企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三意大利”和“硅谷”之所以具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正是因为这些区域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许多集群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缺乏保证经济效益产生的基础性社会条件，如集群外部良好的社会氛围、集群内部参与者频繁而互信的社会交往等。总之，70年代产业集群经济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及对少数几个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结果，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背景。

三、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初，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资源配置角度(而非古典经济学的分工和专业化)出发，以规范的效用、预算约束、生产函数、需求函数、价格等概念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有效地避免了“角点解”问题［11］，使经济学理论快速发展。70年代以前，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产业集群经济学研究有如下基本假设与观点:(1)企业集聚获得的收益完全由地理集中形成，收益外生而非内生于企业;(2)企业是原子化的个体，企业与企业之间没有合作关系;(3)企业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源于经济或商业联系;(4)企业间的经济联系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产业集群存在的根本原因。显然，这种纯经济假设和分析忽略了产业集群鲜明的社会因素，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产业集群理论与实践困境埋下了伏笔。

新古典经济学一直不能解释制度形成的原因，加之凯恩斯经济学面对7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时对经济现象解释力的丧失，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空间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并非是生产函数，而是解决交易成本问题的治理结果。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即开始分析以往经济学不会涉及的社会性因素，如移民、犯罪、家庭等［12］，使得以Hirshleif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经济学包含了社会科学的通用原理”［13］。从此，对产业集群的研究由新古典经济分析迅速拓展到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分析④。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前景并非那么乐观。Williamson将“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明确地划分为四个“层”(Lever)，它们依次是嵌入性、制度环境、治理、资源分配和就业［14］。这种划分实质上意味着在研究经济问题(第二、三、四层)时社会因素(第一层)被视为既定，对企业的假设仍然是原子化，因此，只能解释企业为何存在而不能说明企业如何产生，不能从动态性的角度描述企业的形成过程，也忽略了重要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动等重要内容［12］。由于未能对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频繁的社会交往的产业集群进行很好的分析和诠释，新制度经济学不能作为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理论基础。

Granovetter于1985年发表了标志新经济社会学成熟的文章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Embeddedness，开启了研究社会结构与经济问题关系的新纪元。Granovetter在其文章中既批评了“低度社会化”(Undersocialized)的研究倾向，如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传统及其对个体理性、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事实上人们的经济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批评了“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的倾向，如传统社会学认为一旦知道个体的社会阶级，其行为方式就是自动的———事实上人们的经济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同时也批评了新制度经济学将社会因素(特别是信任)制度化的观点，他认为制度是信任的一种功能化替代而非对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安排。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是:“人们有目的的行为实际上嵌入(Embedded)在具体的、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中”［15］。这种观点弥补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社会学等学科的不足，以更贴近现实的视角分析了社会关系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能够解释其他学科普遍认同但不能分析的社会结构(网络)影响经济结果的客观现实。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小企业由于稠密的、重叠在商业关系上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持久存在，这反映了集群企业通过社会网络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现实状况［15］，此即集群形成和集群经济性效益产生的重要来源;同时，信息流动、收益和惩罚、信任机制等与社会结构(网络)密切相关，这就使得社会结构能够影响劳动力市场、企业生产率、创新等［16］，这些方面是与集群密切相关的内容。以新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可以分析集群形成、发展和升级等动态特性，可以分析集群内活跃的创新活动和集群内中小企业家的行为，可以分析集群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特征、集群的外部社会环境对集群发展影响等重要问题。新经济社会学由于其对产业集群非常强大的解释和分析能力，自然就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理论基础。以“社会嵌入”(Socially embedded)为视角的产业集群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已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要领域，例如:Gordon等关于“产业集群不仅反映了对可获得的机会和互补性的经济回应，同时也反映不同水平的嵌入性和社会融合”［17］的观点;Bellandi对于产业区内大企业的嵌入性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18］的研究;Tallman等关于“当和地理敏感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嵌入性成为一个有力的概念”［2］的观点;Rutten等关于“嵌入性能够解释创新企业网络为何取得成功”［19］的观点;Kukalis关于“将集群和其他集聚现象加以区分的是成员高度的嵌入水平，成员嵌入性促进了在某个区域内的网络化过程和社会交往”［20］的观点等。著名社会学家Becattini更是以社会学倾向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定义，他指出，产业集群是“一个社会地理(So-ciogeographical)实体，它的典型特征是在一个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有限范围内拥有活跃的人们和企业”［21］。

综上可知，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分析框架能够包括诸如制度、家庭等社会性内容;而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到新经济社会学，通过利用“嵌入”的思想，使分析框架真正融合了社会关系与经济行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与社会现象，只有依据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才能对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其内在机理。因此，经济学社会学是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理论基础，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是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不断深化的过程。

四、总结与启示

系统讨论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过程很有必要。这种转向的背景是70年代基于经济学理论的产业集群研究与实践的困境，以及同期对少数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案例研究结果，而转向的理论基础则是新经济社会学。产业集群经济学研究虽然从静态的“外部经济”发展到动态的“集聚经济”，但在70年代，基于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与实践还是陷入了困境，仅有少数产业集群能够持续发展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如“第三意大利”、美国硅谷等。学术界对这些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群的社会因素(如文化、信任、集体行为等)对集群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作为对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社会学的超越的新经济社会学，自80年代形成以来，由于其对集群具有强有力的解释和分析能力，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的理论基础。上述背景和理论基础的融合，使社会因素直到今天仍然是集群研究的重要内容。

系统讨论产业集群研究社会学转向过程，对我国集群发展有很重要的启示。第一，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国家，这种文化深深地影响到包括经济领域的社会各个领域。面对我国传统的“关系”文化和集群具有的社会属性和本质特征，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与集群相关的社会因素并制定相应的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集群，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第二，我国目前属于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制度、法律等并不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因此，只有当中小企业之间具有紧密而互信的社会关系，才能发挥“集体效率”，如促进有效信息流动、创新、抵御风险等，而产业集群为实现这些提供了场所和条件。因此，对以中小企业频繁而密切的社会交往为基本特征的产业集群而言，只有重视这些社会性因素才能使集群真正发展起来。

最���，需要补充两点。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现今的企业竞争战略已经由成本最小化转变为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22］，最近几年的集群研究大量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研究结果表明，集群内密集的社会网络和较高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帮助企业实现这些竞争战略，形成企业的比较优势①;其次，从研究工具上看，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的强有力工具，能够很好地分析集群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特征及其与集群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在最近几年得到了非常广泛而深入的应用②。总之，社会因素是目前产业集群研究的重点，我们可以预测其社会学转向必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彭智: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李健: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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