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的工厂：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研究

——以宁夏南部黄高县菜心产业为例

陈航英

原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以宁夏南部黄高县的菜心产业为例，主要从用工体制和劳动过程两个方面展开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探讨。研究发现，在市场需求压力下，资本化农场并未就近雇佣本地劳工，反而是通过包工制雇佣外地劳工。在农业商品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及其运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工厂式的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尽管这种劳动体制有其现实可行性，但通过对劳动过程的讨论发现，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和自主抵抗构成了其先天的限度。本研究在与“农业特殊主义”思维展开对话的同时，呼吁对农业商品化和工业化展开反思。

【关键词】资本化农业　劳动体制　农业劳工　农业商品化　农业特殊主义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伴随着全国性土地流转的推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业正逐步从小农农业向资本化农业转变。所谓资本化农业就是资本流转土地，建立规模农场，开展雇工经营。资本化农业的兴起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有学者率先对中国资本化农业的动力机制问题给予了关注和分析（Zhang & Donaldson，2008；黄宗智等，2012；严海蓉、陈义媛，2015；贺雪峰，2015）。还有学者注意到了农业资本与乡土社会具体的互动过程（徐宗阳，2016；陈航英，2018；陈义媛，2019）。更多的学者则关注资本化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小农农业生产方式（陈航英，2015；赵晓峰、赵祥云，2018）、乡村社会阶层结构（杨华，2011；冯小，2016）以及乡村治理（焦长权、周飞舟，2016）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无论是动力机制、互动过程，还是社会影响，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资本化农业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也就是说，它们是将资本化农业当成一个整体来讨论它是如何产生、互动发展以及造成影响的。但是，这种取向所带来的问题是研究者会忽视对资本化农业内部劳动体制（labor regime）的研究。所谓劳动体制“泛指劳动力被雇用的不同方式，以及雇用方式与劳动力在生产中（劳动过程中）的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劳动力如何维持自己的生计”（伯恩斯坦，2011：78）。本文将重点关注资本化农业的劳动体制问题，并做出探索性分析。

有关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问题，国外已有诸多研究。在种植园里，农场主一般采取“家长主义”（paternalism）劳动体制。在这种劳动体制下，农场主为农业劳工提供包括住宿、教育、养老、失业、医疗、调解、文娱活动等在内的多种福利，以期获得农业劳工的忠诚并减少劳动监督成本（Alston & Ferrie，1985：101）。但同时，劳工的自由会受到限制，甚至还会遭受到体罚等惩罚措施（Gibbon & Riisgaard，2014）。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的建设，国家开始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限制劳动时间并为农业雇工提供社会保障，但由于农业劳工自身的弱势以及国家监管的缺失，农场中的家长主义劳动体制依旧存在（Ewert & Hamman，1999）。作为对国家干预的应对，农场主也在农业劳工的招募与管理上采取了临时工化（casualization）、外包化（externalization）以及契约化（contractualization）等策略（Ewert & Du Toit，2005：326）。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作为资本化农业最为密集的地区，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弗里兰德等（Friedland，et al.，1981）以及托马斯（Thomas，1992）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生菜产业劳动体制的研究。弗里兰德及其同事（（Friedland，et al.，1981）研究发现在美国布拉塞洛计划（Bracero Program）停止后，为应对墨西哥廉价劳工短缺的问题，农场主开始转向机械化采摘。伴随这一生产技术的转变，农场雇工人数大为减少，并且从原先的男性为主转变为女性为主。虽然原先依靠中介的临时雇佣模式转向长期雇佣模式，但通过控制机器节奏和实现生产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农场主反而加大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且以此反对农业劳工的团结。相较于前者，托马斯则更为重视农场主利用国籍和性别来规训、控制农业劳工和阻碍劳工的团结。托马斯（Thomas，1992）指出，非法移民工人的“非法”身份使得农场主可轻松控制劳动过程，而且非法移民工人还被农场主作为“速率破坏者”（rate-busters）来提高农场工人的生产效率，进而瓦解工人的团结。而当生产转向机械化之后，农场主开始大量雇佣本地女性劳动力，并利用其外在于生产的社会经济特征（较低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来加大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进而分化工人队伍。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国家政策在促使农业劳动力剩余，阻碍劳工抵抗以及压低劳工工资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Pfeffer，1980；Majka，et al.，1982）。

相较于国外，国内直接关注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学者较少。潘璐和周雪（2016）是国内少数直接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通过对农场劳动组织和管理过程的分析，她们发现资本农场对农业雇工的劳动与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与剥夺使得农业雇工已被异化为企业生产律条下的附属品，而农民社会中的劳动伦理和道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异化和剥夺。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或多或少只涉及了农业雇工问题。一部分关注农业结构组织的社会学者指出，雇工经营的资本化农场始终存在监督和控制雇工生产速度和劳动质量的问题，这就使得雇工经营很难抗衡家庭经营（贺雪峰，2013：10；孙新华，2013：63-64）。不同于社会学者，农业经济学者则将农业雇工问题视为“委托-代理”问题，所以其重点关注的主要是雇主与雇工的合约形式、合约激励等。黄祖辉、王祖锁（2002）从不完全合约的角度指出，在公司办农业模式的劳动过程中，可能会因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而遇到比较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王颜齐、郭翔宇（2011）通过研究指出，合约的有效拟定非常重要，农业企业应该针对不同的生产情景需要拟定不同的合约，并通过有效的合约激励设计来解决农业雇工的工作效率问题。罗必良等（2017：15、285）指出，我国农业雇工的工资水平持续攀升，再加上农业雇工带来高昂的劳动监督等交易成本，将会导致“规模不一定经济”的现象。

已有研究对本文的思考大有裨益，但以下几点也值得关注。首先，在参考国外相关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的资本化农业是嵌入在乡土社会之中的，因而其日常生产劳动的展开势必要受到乡土社会中各类关系、观念的影响。其次，尽管切入角度不同，但部分涉农社会学者和农业经济学者事实上都只关注到了雇工经营的成本和效率问题，而忽视了包括劳动力供应、劳动过程展开等重要问题。潘璐和周雪（2016）的研究虽然关注到了这些问题，但可惜的是，她们过度强调了资本的控制而没能呈现农业劳工抵抗的可能性。第三，国内大部分研究都秉持了一种“农业特殊主义”（agricultural exceptionalism）（Friedland & Thomas，1974）思维，想当然地认为农业生产天然适合家庭经营。这不仅在现实上无视资本化农业日益发展的趋势，也在理论上忽视了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关注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具体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农业资本采取了何种用工体制，即劳工是如何招募、组织和管理的？第二，农业资本是如何控制农业劳动过程的，农业劳工又是怎样抵抗控制的？通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本文将围绕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地点

黄宗智（2010：134-137）指出，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国民收入上升而推动的居民食品需求转型，正在中国农业生产领域引发一场“隐性革命”，其主要表现为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的菜果和肉鱼生产等“新农业”生产的扩张。本文研究的“菜心”也正是这样一种“新农业”农作。

菜心原产于华南地区，是当地食用习惯极广的大路蔬菜。20世纪90年代以前，菜心的生产和销售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进入21世纪，伴随着日本、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开拓，菜心市场需求量大增，华南地区的生产难以满足需求。再加上菜心本身也是一种喜温和气候的作物，所以一些广东商人开始北上，寻求利用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进行跨区域生产，以填补市场空白。随着大量广东商人北上种菜，菜心开始逐步发展成全国性的产业体系。现今，菜心生产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市，主要产区包括南方的广东省、云南省和湖南省，以及北方的河南省、河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菜心的销售市场则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和海外市场。跨气候带的生产区分布，使得蔬菜公司摆脱了季节性限制，实现了菜心一年四季的无缝供应。每年5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菜心主要由北方菜区供应，10月中旬至来年5月中旬的菜心则由南方菜区供应。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北方产区远离华南和海外市场，所以其运输上高度依赖于便捷的高速交通和冷链保鲜技术。

本文的研究地点是宁夏南部的黄高县。相较于北部的银川、吴忠等地市，黄高县种植菜心开始较晚。2014年，广东商人王峰和刘良进入当地包地种菜，才拉开了当地菜心产业发展的序幕。广东商人之所以愿意到黄高县包地种菜，一方面是看中当地较好的气候条件。“到宁夏这边种，是这边气候好……夏天的时候，菜心只能在宁夏这边生产”（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地政府对蔬菜产业发展的重视。蔬菜规模种植需要较好的水土条件和完备的生产基础设施。早在2011年，黄高县政府就已经开始推动土地流转工作，为连片规模经营解决了土地问题。而且，通过统合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等各类涉农项目资金，当地政府完成了包括土地平整、灌溉机井、喷灌设备、沟渠路网和电力设施等在内的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此外，对于进入项目区、连片经营规模超过200亩的菜场，地方政府给予每年400元／亩的资金补贴和各种优惠待遇。

基于自身多年的种植经验、有保障的资金和销售渠道，再加上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便利，王峰和刘良在黄高县种植菜心的第一年就获得了成功。广东商人的成功，让原先种植本地蔬菜的菜场也纷纷改种菜心，并与广东商人展开合作。2015年，C镇副镇长林华个人流转的1500多亩地和煤炭商人孙磊流转的3000亩地全部种上了菜心。同时，王峰也不遗余力地给予他们生产和销售上的扶持。“我五六年前不进来的话，这边可能还没有发展。很多品种都是我引进归来，给他们分过去的……他（林镇长）那边就跟我做这个品种。我都毫无保留地给他，我有什么品种，就给他什么品种。包括他去年的总管、工人也都是我请过去的……林华、孙磊那边的货都是在我的档口（出售）”（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

显然，黄高县菜心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地方政府与工商资本合力作用的结果。截至2019年8月，全县菜心种植面积约2.1万亩，主要由6家资本化菜场展开经营（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经营面积以本地资本居多，但菜心种子、种植技术、销售等产业核心全部为广东资本所掌握。有鉴于此，本文调查对象主要是广东资本经营的L菜场和J菜场、本地资本经营的F菜场和R菜场。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2019年8月笔者在当地开展的实地调研，辅以2018年8月的调研材料作为补充。围绕菜心产业，笔者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重点访谈了包括菜场老板、管理人员、农业劳工以及相关政府官员和地方村庄干部在内约50人，还对其中的重要对象进行了多次访谈。

三、市场导向：高度商品化的菜心产业

黄宗智（2010：134）指出，相较于主粮作物等“旧农业”，菜果等“新农业”是“面向国内外市场，展示的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的农作，是新时代高度市场化了的农业”。本文研究的菜心正是这样一种高度市场化的农作。既然具有高度市场化的特征，菜心价值的实现就必然取决于市场，更确切地说应该取决于采购商。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当前全球食物体系（特别是新鲜果蔬）基本被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所主导，而采购商的要求使得产业链上游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即所谓的“零售革命”（retail revolution）（Dolan & Humphrey，2000；Reardon，et al.，2003）。以F菜场为例，本节将呈现采购商的要求如何决定性影响菜心的生产和劳动过程。

事实上，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菜心采购商为稳定顾客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首先，是稳定、可靠的货源。菜心的消费量极大，如果采购商不能及时供应，那么客户显然就会另寻他家，这使得采购商需要有稳定、可靠的货源供应商。基于采购商在产业链上的优势，这一压力就会沿着产业链顺势传导给作为供应商的菜场，使后者必须确保稳定的出菜量。对此，菜场经营者也十分清楚，“你不能断菜，地空了还是小事，主要是客户拿不到咱们的菜。因为咱们的客户是固定的，如果你经常断菜的话，他们肯定不喜欢到你家拿”（曾进，F菜场经理，2018年8月1日）。“我这边稳定，每天都会有菜，客户就会优先选择我，不用到处找（供应商）了”（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采购商对稳定、可靠货源的需要会对菜心生产者产生一个筛选作用。显然，小规模经营者无法满足采购商的上述要求。所以，就菜心产业而言，其生产者必须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雄厚的资金才能确保稳定充足的出菜量。但是在菜心生产尚且无法机械化的情况下，要确保稳定充足的出菜量就势必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的劳工队伍。因为“没有一定的劳动力，收的菜肯定不多，对我这个菜肯定浪费比较严重”（曾进，F菜场经理，2018年8月1日）。下面，以F菜场为例来做说明。

2018年，F公司在1200亩土地上共种植了4茬菜心，全年共收菜心4402590斤，折合亩均产量3668.8斤，一茬亩均产量917斤。表2是对F公司一茬菜心亩均成本的大略估算。一茬菜心的亩均成本约为2635.3元，折算下来F菜场一年的成本投入就高达1264.9万元。菜心的成本投入大体可分为农资、人工、包装、运销和其他几类。因为土地是不间断耕种的，所以为了防止地力衰竭、菜心产量下降，生产者在使用高价良种的同时，还要投入大量的农药和肥料。表2显示，每一茬菜心的农资投入亩均成本为563元，占总生产成本的21.4%。相较于农资投入，人工投入则更大。数据显示，仅一茬菜心的亩均人工投入就达到1006.8元，占总生产成本的38.2%。F菜场的例子揭示，高度商品化的菜心生产天生就是一个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农作产业。

其次，采购商对菜心的品质也有较高的要求，这是因为菜心的销售量及售价的高低均取决于其品质的好坏。“我是客商，你这个菜怎么样，我会挑的，所以种得不好也不行。客商肯定要挑好的……（现在）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这个质量一定要保证好。质量把握好，我们卖得也轻松点嘛”（刘峰，J菜场老板之子，2019年8月9日）。“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没有好的品质，市场根本保证不了”（林华，R菜场老板，2018年8月16日）。萨尔维娅（Salvia，2019：6）指出，“采购商至少在四个层面可以对生产者施加影响，包括生产计划、品质、运输时间以及方法”。作为一种高档蔬菜，采购商对菜心在大小、花叶、长短、摆放和新鲜度等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例如，采购商会将菜心区分出三个等级：一级菜心长20厘米，直径1.5厘米以上；二级菜心长15—20厘米，直径0.8—1.5厘米；三级菜心长15厘米以下，直径0.8厘米以下。等级不同，价格有别。因此，为了确保菜心品质符合采购商的要求，菜场就会制定严格的工作标准。在采收环节上，菜心必须在适宜期（齐口花期）采收，提前、延迟或下雨天都不允许采收。工人采收菜心时必须区分大中小不同等级，且要确保每株菜心植株切口平整、虫口少、无发黄发蔫、无机械损伤、无泥土、无病斑，最后手工整齐摆放进筐。为了防止压坏菜心，每一筐菜心重量不得超过18斤。菜心入筐之后，需覆盖上一层保湿布以确保菜心的新鲜品质，并要连夜在冷库中加冰、打包、封箱，由冷链货车运走。同样，采购商对菜心的品质要求也会直接影响到菜场的生产投入与劳动要求。就生产投入而言，为了确保菜心的新鲜，北方地区的菜场不仅需要投入巨资新建冷库，还需要投入一笔不菲的包装和运销费用。表2显示，F菜场每一茬菜心亩均包装和运销费用达到了720元，占总生产成本的27.3%。这项投入已经超过农资投入，成为仅次于人工投入的第二大投入。基于大量资金的投入，黄高县的菜心一般在采收后的48小时之内就可出现在广东市场上。就劳动要求而言，菜心外观的一致、整齐与美观要求菜场中负责采收菜心的劳动力必须有一定的技能以及细心、耐心的素质；菜心的新鲜品质则要求在冷库打包封箱的工人必须能够承受不固定的工作时间，连夜生产劳作。

总结而言，“新农业”市场所具有的买方主导结构（buyer-driven structure）（Rogaly，2008：499）使得农产品的生产者必须契合采购商的各类要求。就菜心产业而言，采购商对供货稳定的要求，使得菜场必须具备雄厚的资金、数量充足的劳动力；对菜心品质的要求，则使得菜场必须拥有一支满足技能可靠、素质优良、适应不固定工作时间、随叫随到等条件的劳工队伍。对菜场来说，如果资金尚不成问题，确保一支符合要求的劳工队伍就成为其经营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劳动力”（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

四、舍近求远：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

众所周知，中国的资本化农业嵌入乡土社会之中。那么，无论是基于成本考虑，还是为了防止被乡土社会排斥（徐宗阳，2016），菜场理所当然的做法就是雇佣当地村庄的劳动力来满足自身的用工需求。但吊诡的是，黄高县菜场雇佣的大都是外地劳工，本地劳工寥寥无几。甚至有菜场经营者直言，“我们就不喜欢用本地人”（曾进，F菜场经理，2018年8月1日）。对于外地劳工，菜场经营者则青睐有加。“贵州、四川的工人，你别看个头小小的，但是干活就可以……干那些需要耐心的活，他们干得很好”（林华，R菜场老板，2018年8月16日）。那么，菜场为何舍近求远雇佣外地劳工，而不雇佣本地劳工呢？

（一）为何不用本地劳工？

事实上，2014年王峰刚来黄高县包地种菜时雇佣了大量本地劳工。但是，菜场第一年“效益还算可以，但效率不行”。究其原因，王峰认为主要是“用工不当”。“第一年效率不行……那些本地人真的是拿那个蛇皮袋往菜地里一放就睡觉了……本地工人也不习惯，也不会做”（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那么，对菜场来说，本地劳工为何会“不当”呢？从调研来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本地劳工数量不足。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黄高县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也是大量外出务工。例如，J菜场附近的村子，全村1589人中共有劳动力550人，但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就有400多人。前面提到，为了规避市场风险，菜场需要一支数量稳定的劳工队伍来确保每天的出菜量。但在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的情况下，留在村庄的劳动力数量并不能满足菜场密集的用工需求。“本地人总共才几个，这么大一片场子……那几个人不够。这边1000亩地，咱们村庄总共二三十个人，7个组才来30个人，你说30个人怎么搞？”（别建军，J菜场本地合伙人，2019年8月7日）

其次，本地劳工的质量不符合菜场要求。为了满足采购商对菜心品质的高标准要求，菜场一方面制定了严格的采收标准，另一方面需要工人随时到岗工作。这就要求工人不仅有一定的采收技术，还需要他们能够投入大量的劳动时间。本地劳工不能契合上述要求。一方面，本地劳工没有相应的劳动技术。“我们也试着用本地人去种去收，不行。种是好种，但最重要的是收（菜心），他们（本地人）没那个技术”（曾进，F菜场经理，2018年8月1日）。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投入大量的劳动时间。不同于外地劳工，本地劳工的家庭生活、社会关系都嵌入在当地，这就导致本地劳工的生产生活时间与菜场要求的劳动时间格格不入。“每个家庭都是农村家庭，都有事的，她家种了小麦、玉米这些东西。她要去挖马铃薯，就不来这里了。还有养牛的、养羊的，还有我家媳妇生小孩了，要照顾下。这些都有的”（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在这种时间冲突下，本地劳工就会时不时缺席菜场的劳动。“一个组的话……差不多40—50个人，但一半左右的人都会家里有事，所以能来的就20—30个人”（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这会直接影响到菜场的生产进度和计划安排。

第三，本地劳工难以管理。由于不能确保劳动时间，菜场会对本地劳工实行计时工资制，但也产生了“磨洋工”现象。“外地工人割菜是5毛到6毛钱一斤，（那么）本地工人割菜可能要到1.2—1.8元一斤。不是给（本地工人）这个价格，是他们磨洋工”（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本地劳工也承认确实会如此。有次笔者在菜地访谈本地劳工，正好碰到有个本地女工因为干活太快而被同行责备。事后女工解释：“怕做完早了，总管不计一个小时的加班，所以就慢慢做”（马红，J菜场本地工人，2019年8月11日）。除了磨洋工外，本地劳工还极容易团结起来抵抗。王峰就遭遇过本地劳工的一次抵抗。“本地人特别团结，前两年我开除了四五个，她们一下子就把我围住了。七八十个人把我围住了，说要立刻结账，立刻走人……还威胁我。完了之后，她们不准我收那个菜”（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

前文已述，采购商对菜心品质的要求使得菜场必须雇佣一支数量充足、技能可靠、素质优良、适应不固定工作时间、随叫随到等条件的劳工队伍。但是，本地劳工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不符合菜场的要求，而且还存在难以管理的问题，所以菜场大体上是放弃了雇佣本地劳工。因此，尽管资本化农业嵌入在乡土社会之中，但诚如塔妮娅·李（2012：324）所言，农业企业进入农村后，只会“要你的土地，不要你的人（劳动力）”。

（二）外地劳工的招募与管理

在本地劳工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菜场转而寻求引进外地劳工。那么，菜场是如何招募与管理外地劳工的呢？

1.包工制：外地劳工的招募

费舍尔（Fisher，1953：7）研究指出，农业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征是劳动力在包工头（labor contractor）等第三方人员的带领下寻找工作。在菜心产业中，外地劳工的招募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包工制”，扮演包工头角色的就是“总管”。每年10月份北方菜场快要收场之际，总管和菜场老板就会开始接触。如果双方彼此满意，就一拍即合，菜场后续的工人招募工作就全部交由总管负责。那么，总管如何招募工人？

从调研来看，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来联系和招募工人。“自己找工人……过年回家，最主要就是去招人的”（白俊，J菜场总管，2019年8月13日），“过年要回家的，不回家的话就招不到工人嘛”（杨天，F菜场总管，2019年8月12日）。第二种方式则是将招募工作发包给他人，由他人来完成。而代为招工的人之后就会在菜场担任师傅、片长等职位。“我们都是白总联系的。他来当总管，这边有多少亩地，要几个师傅、几个片长、多少工人，他有计划了，就来找我们。联系好了，我们就过来”（杨义，J菜场师傅，2019年8月7日）。相较而言，前一种方式依靠的是总管自己的社会关系，其优点是工人对总管的忠诚度高，但缺点是组建队伍的过程很长，一般要经过好几年的努力；后一种方式依靠的是他人的关系，其优点是能迅速招募起一支劳工队伍，但不足之处是工人忠诚的对象是师傅或片长，而非总管。有鉴于此，总管会兼用两种方式来组建自己的劳工队伍。但不管是哪种方式，总管、师傅和片长都主要依靠亲戚、朋友、邻里、乡亲等先赋性社会关系来招募工人。

这种招工方式同样存在于城市建筑业和制造业领域（沈原，2007：220），但菜心产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劳动力的招募并非以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在调研过程中，时常可以看到父母带着未婚子女，或者已婚子女带着父母、孩子，“拖家带口”在菜场务工，单个的工人反而不多见。为何如此呢？

弗里兰德等人（Friedland，et al.，1981：18）指出：“劳动力的招募和组织不仅取决于企业组织，还取决于技术实践和农作物。”从调查来看，菜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会对原本统一连续的农业生产过程进行类似工厂流水线式的拆分（潘璐、周雪，2016：19）。菜心的生产流程被分割为采收、洒水、打药、检验、打包等生产环节，每个环节由专门的劳动小组来负责完成。在管理人员的统筹协调下，各个劳动小组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像在工厂流水线上一样有条不紊地将菜心“组装”出来。那么，上述生产环节对劳动力的要求是否一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先就最为重要的采收环节来说，菜心本身是一种新鲜又脆弱的农作物，再加上采收机械化的限制和采购商的高标准要求，就使得菜心的采收必须是由极具细心、耐心、努力和可靠品质的工人手工完成。因此，“心灵手巧”（nimble fingers）（Selwyn，2015：315）的女性劳动力就被菜场经营者视为符合菜心采收劳动要求的最佳人选。类似现象，威尔斯（Wells，1996：150-152）在美国加州的草莓产业中也有发现。但采收工作毕竟是农活，大多数未婚女性不愿从事，所以来菜场工作的大都是已婚的女性劳动力。另外，菜场搬运、打地、冷库打包等工作又是女性劳动力不能胜任的体力活，故而只能使用男性青壮年劳动力。但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又不愿从事打药、洒水这些辛苦且工资低的工作，所以菜场还需要雇佣男性中老年劳动力。结果，菜场这种基于性别和劳动力强弱的工作要求恰好契合于一个家庭的劳动力分布。以云南女工马小妹一家为例，25岁的马小妹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她一家人跟随堂弟朱旭师傅来J菜场已经3年。她和母亲是菜场的采收工，丈夫是负责打地的拖拉机手，父亲则是打药工。而为了让马小妹及其母亲能有更多时间下地收菜，奶奶还过来帮忙看管2个孩子。像马小妹一家的情况，在黄高县菜场比比皆是，菜场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用工模式也得到了外地劳工的认可。因为相较于工厂，在菜场务工不仅可以全家赚钱，还能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在菜场）没有限制的，又能带着小孩，还能赚钱，要是你带小孩进工厂那肯定不行的”（陶进，J菜场司机，2019年8月9日）。

综上所述，黄高县的菜场主要是以总管为中间人，以包工制的方式来招募外地劳工。这种招工模式非常类似于城市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招募和组织方式。但不同的是，基于自身要求，菜场会选择性地雇佣已婚女性劳动力来从事最为重要的采收工作，并且顺带雇佣其家庭成员来从事菜场的其他工作。由此，在黄高县菜场中形成了一种通过包工制，以家庭为单位来招募外地劳工的用工体制。

2.以场为家：外地劳工的管理

从调查来看，黄高县菜场招募的外地劳工约两千多名，男女劳动力大致各占一半，主要来自我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其中绝大部分为苗族，小部分为汉族，年龄最小的仅16岁，最大的近70岁，大部分年龄介于25岁至55岁之间。对于远道而来的劳工，菜场会免费安排住宿。工人生活区的房屋由彩钢板瓦临时搭建，每间大约6平方米，房间之间紧密相连，十分拥挤。工人以家庭为单位居住，每家可分到2—3间房，房内除一张铁制高低床外，并无其他任何物件，所以工人还需自己添置各类生活用品。生活区的住宿条件可谓极其糟糕，没有专门的洗漱、卫生设施。“这边住宿是很差的，要不是为了挣钱，谁住他们这屋？说句难听的话，还没有家里猪圈好”（朱旭，J菜场师傅，2019年8月7日）。不仅如此，生活区中相应的配套设施也严重不足。例如J菜场，工人烧菜做饭全部被安排在临时搭建的厨房，但100多位工人却只能共用10个电磁炉和4个水池子。虽然用电也是免费，但菜场会限定时间，一般只在工人回来吃饭和休息的时间点才供应。“上班之后，（电）就全部关了，正常的是晚上8点才开的，因为我们8点才回去，一般是不会提前开的”（李伟，J菜场工人，2019年8月15日）。此外，考虑到劳工来自于南方，以米饭为主食，菜场还会免费提供米饭，并根据岗位级别提供每月100元—500元不等的“菜补”。

雇佣外地劳工看似复杂费钱，实际上对于菜场来说完全值得。一方面，因为工人集中居住在菜场的生活区，所以对于工人中产生的任何不满和矛盾，菜场都能快速获知并及时解决。另一方面，工人集中居住的状况非常类似于工厂的“宿舍劳动体制”（任焰、潘毅，2006：23），因此，菜场可以极为便利地干预工人的日常生活，进而最大限度地支配和使用工人的劳动力。菜场生活区毗邻工作地点，工人步行到菜地或冷库，最多只需十几分钟。对于劳动时间，菜场虽无明确规定，但工人每天的实际劳动时间远超8小时。从调查来看，采收工的劳动时间最长，每天长达13—14个小时，除去吃饭时间，工人一直从早上4点—5点劳动到晚上10点—11点。打包工的时间最不固定，如果冷链车预计在早上到达，那么他们就必须连夜打包菜心。检验工虽然可以在早晨休息，但从下午开始便需要劳动到晚上11点左右。洒水工和打药工是额定的工作量，但要完成这些工作量也需要很长的劳动时间。所以，除雨雪天气外，工人基本上每天都需要下地劳作，他们的全部日常生活都围绕着菜场工作打转。

还需要说明的是工资制度。根据工作类别，菜场一般实行了计件、固定和“固定+提成”三种工资制度。具体而言，采收工是计件工资制，其报酬以采收的菜心重量来计算，行业定价是0.6元／斤，平时的田间管理则没有报酬，每月平均工资约为5000元左右。洒水工、打药工以及司机等都是固定工资，每月3000元—3200元。检验组和打包组则是“固定+提成”的工资制，即每月在得到固定工资的同时，还能根据检验或打包的菜心件数获得提成，每月平均工资约为3300元。按照菜场的规定，当月工资会在下月15日发放。也就是说，菜场会扣下工人15天的工资，而菜场经营者对此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工人擅自离职，损害菜场利益。

由于是通过包工制招募而来，所以菜场既不与外地劳工签订劳动合同，也不直接参与其管理。因此，凡是涉及外地劳工的事宜都由总管负责。但现实是，总管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几百名工人。作为一个应对措施，原先的招工模式中就会产生出一个层级管理体系：总管-师傅-片长／组长-工人。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层级管理体系中的中低层管理人员都由男性担任。一般来说，一个片长／组长负责管理20个左右的工人，每2—3个片区安排一个师傅来协助总管进行管理。一个基本原则是，谁带来的工人就由谁负责管理。借助这个层级管理体系，管理劳工的事务就被层层细分下去。例如，工人采收的菜心重量每天都会由检验组发送给对应的片长，再由片长交由采收工人对账，防止因错漏产生纠纷。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工资的发放方式。菜场并不会直接将工资发放给工人，而是会先发放给各劳动小组的组长、片长，再由他们转发给一线工人。在这个层级管理体系的日常运转中，总管、师傅、片长与工人之间的先赋性社会关系就会被带入进来以促进管理的顺畅和有效。

总之，黄高县菜场采用的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是农业高度商品化的一个结果。无限市场的需求导向、作物自身的劳动密集需求、土地的商品化利用，导致了菜场对劳动力的高度需求，而本地劳工无论是在数量、质量还是管理上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相反，看似复杂费钱的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则较好地满足了菜场的要求：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招募的外地劳工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了菜场的用工需求；另一方面，借助包工头和“宿舍劳动体制”，菜场不仅降低了管理成本，还可实现对活劳动最大限度的占取。显然，这一用工体制对于黄高县菜场的运作来说极为关键。更进一步，这一用工体制也揭示出，伴随着农业商品化进程的加深，资本化农业的劳动组织必然要脱嵌于当地的社会基础。而且，在像菜心这类资金劳动双密集型的高度市场化的“新农业”中，掌控市场的工商资本会不断以市场需求导向来协同生产资本排斥小规模家庭经营，占据农业生产环节。结果是，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收编和改造将更为全面和深入。

五、维系与冲击：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借助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资本化菜场的生产与劳动很好地契合了市场的需求。但是，资本化菜场能否实现积累的关键还在于其能否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对劳动力最大限度的占有。而这也将本文的讨论导向了劳动过程的问题。在劳动过程中，菜场会采取各种手段将来自市场的压力转嫁给劳工，而劳工会基于自己的境遇采取应对措施。正是在这一博弈过程中，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具体运行过程及其存在的限度也将得以揭示。

（一）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尽管身处产业链上的菜场极大地受制于采购商，但它并非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况。一方面，菜场可以凭借自身的规模、实力抗衡采购商，另一方面，菜场还可以将采购商传导的市场压力转嫁给劳工。本节将主要对后者展开讨论。简单来说，将压力转嫁给劳工的问题就是菜场如何有效控制劳动过程的问题。曼与迪金森（Mann & Dickinson，1978）的研究指出，因为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所以农业生产相对于工业生产来说，更难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有效控制。尽管如此，但自进入农业领域以来，资本力图有效控制劳动过程的探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黄高县的菜场进行了哪些探索呢？

1.土地分包与计件工资

前文提到，确保每天稳定、充足的出菜量对菜场来说至关重要。虽然足够数量的劳工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劳工的劳动效率。如果劳工“磨洋工”，“出工不出力”，那么再多的劳工也无济于事。所以，为了激发劳工的积极性，菜场在最为重要的采收环节实行了土地分包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

每年开场之初，菜场会将土地划分成几个片区，每个片区土地约200亩左右。不同于主粮作物，因为用工问题，菜心种植不会大面积同时展开，而是分小块轮流展开。所以，这200亩土地会被进一步划分成六七小片，每小片土地约30亩左右，它们会被轮流使用，直到生产季结束。这30亩的小片土地内部还会被继续细分，它们将被进一步整理成20条左右���菜畦。这20条菜畦会按采收工人的数量平均分包，基本上是一人一条。为公平起见，工人会采取抓阄的方式来决定每条菜畦的归属。在分到一条菜畦后，工人就开始负责自己菜畦上的间苗、除草及至最后收菜的所有工作。等工人完成第一小片中自己分包菜畦的采收工作之后，就会转到第二小片中的分包菜畦上去继续采收，以此类推直到生产季结束。研究显示，计件工资制在采收工作中被长期使用（Ortiz & Aparicio，2006）。为了确保出菜量，黄高县的菜场也采取了计件工资制。前文已述，采收工的报酬以其采收的、符合标准的菜心重量来计算，行业定价是0.6元／斤，平时的田间管理则没有报酬。

总之，通过土地分包制和计件工资制，菜场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工人）不用管，地分到个人的，他们自己会干的……你没有叫，他都会自动过来割菜的”（杨龙，F菜场片长，2019年8月16日）。因为收入与菜心产量挂钩，所以工人既会细心照料承包的菜畦，也会自愿延长劳动时间，加大采收力度，以此增加菜心的产量。不过问题是，尽管解决了产品“量”的问题，分包制和计件制并没有解决产品“质”的问题。也就是说，工人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重“量”不重“质”。那么，菜场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2.双管齐下的质量监督

菜场解决重“量”不重“质”问题的办法就是建立“返工制度”。所谓“返工”，就是采收工人必须按照菜场的要求来重新处理不符合标准的菜心，直至检验通过。负责菜心质量检验及确定是否需要返工的就是冷库的检验组长。对于从菜地送来准备入库的每一筐菜心，检验组长都需要逐筐翻看，进行检查。菜场对每筐菜心的重量有不超过18斤的要求，采收工人都不会超标，因为超出的部分将无偿归属于菜场。正因如此，每筐菜心的重量一般不需要检验。检验组长主要负责检验的是菜心的品质问题。在检验过程中，如果一筐菜心只有少数几根不符合标准，检验组长会将之取出并通过验收，但如果不符合标准的菜心太多，或者摆放混乱、大小不分，检验组长就会将整筐菜心放到“返工区”，并通过相应的片长通知采收工人前来返工。对于工人的返工劳动，菜场不支付任何报酬。相反，工人若是拒绝返工，还会被处以罚款。例如，J菜场就规定，“如不符合以上规格，返工无代价。如不返工，按割菜价格五倍计算卖给职工。如果有人故意捣乱，多次返工不改者，本场有权扣除当月工资的百分之五十”。迫于收入减少和罚款的压力，工人不得不在天黑离开菜地之后，再转场到冷库返工。因为返工不仅没有任何报酬，还要占用休息时间，所以工人对此极为厌恶。“一天我们割不了多少菜，喊过去返工，还要到10点钟……割十多筐，要返工四五筐，那基本上一天就没几块钱了……你要不要？公司还要罚款，还必须要返出来”（李伟，J菜场工人，2019年8月15日）。

需要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来，返工制度是作为一种规章制度发挥了质量监督的功能。但从实际的运行来看，返工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实则是因为参与这套制度运行的人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前文指出，菜场里的所有工人之间原本就有先赋性社会关系，此后这些社会关系也被带入劳动场所。所以，检验组长和采收工人之间或多或少也会存在各种社会关系，有时甚至都是“自己人”。那么，既然是熟人关系，检验组长和采收工人会不会采取合谋的方式来使返工制度无效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菜场老板会直接监督检验组长。“我这里放松一点，老板那里就找我”（余天，J菜场检验组长，2019年8月10日）。事实上，检验组长不仅不会与工人合谋，相反还会借助熟人关系劝说后者按菜场要求采收菜心。“我也跟他／她们（采收工人）说，这些东西，我巴不得你们一筐都不用返，我轻松点不好吗？问题是上面要求的，我们也没办法……你割这么长，如果老板拿去能卖掉也行，但是卖不掉呢？卖不掉，（我们的）工资呢？”（余天，J菜场检验组长，2019年8月10日）因此，正是因为先赋性社会关系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返工制度才真正发挥了质量监督的功能。

3.人情关系的柔性控制

上述规章制度尽管发挥了作用，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多少总会引发工人的不满情绪。为了缓解工人的不满情绪，菜场依靠人情和关系建立了一个柔性控制机制。这一机制的具体运作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总管、师傅、片长等中下层管理人员的运作，另一个层面则是菜场老板的运作。

总管、师傅、片长和工人之间原本就存在先赋性社会关系，但这些社会关系也需要日常的维护。从调查来看，总管、师傅、片长会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维护社会关系。首先，以吃饭喝酒来联络感情，加深关系。“片长带我们过来，平时也有些照顾……平时片长请客的，来这里的话，一年最少三四次”（梁发，F菜场工人，2019年8月15日）。其次，帮助工人解决现实的困难。工人陶涛与师傅朱旭就是一个例子。有一次，菜场老板借故开除陶涛，但朱旭为他与老板争论并保住了陶涛的工作。“他（朱旭）对老板说，我不跟你做都可以，但是这个人（陶涛）做事是可以的……要不你就马上给我结账。但是，我要走的话，我这一帮工人没有一个会留下给你做的”（陶涛，J菜场工人，2019年8月10日）。此后近八年时间，陶涛一直跟着朱旭。第三，确保工人能赚到钱。正如一位工人所言，“赚不到钱，你再怎么请客，也都不会跟你的”（梁发，F菜场工人，2019年8月15日）。对此，总管、师傅和片长也心知肚明。“关键是，人家跟你一起来啊，一个月能赚个七八千、八九千块钱。工资有这么多，他们回去的时候就会说，我们跟着他（总管）干，工资还可以，他还真是有那个技术。一个跟一个说，等到那时候，他们自己会打电话给你，你自己都不用去找的”（杨龙，F菜场片长，2019年8月16日）。正是借助上述方式，总管、师傅、片长维护了自己与工人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获得了工人的认同与忠诚。

尽管菜场老板与劳工之间只有后天建立的劳资关系，但为了确保劳动过程的顺畅，菜场老板也会努力营造出与工人的人情关系。L菜场老板王峰深谙其道。一方面，他对工人施以各种人情。他不仅给工人办理电话卡，提供话费。“工人的电话卡都是我办的。我开卡的时候就给他们150块钱全年的费用……我开这个卡也是为了把工人稳住、留住”。他还远赴工人的家乡拜年。“每一年我们都跑到他们（工人）家过年的，跑贵州、云南的工人家拜年……见到小孩就派红包……工人就是这样子的，你能去尊重他，你能去到他家里坐、吃饭，他就高兴。跟左右旁边邻居一说，面子又挣了”。另一方面，他通过让利来制造认同。“也就是把利润让点给工人……所以我是把价钱给你们（工人），把工再给你们，报酬也给你们，但是你们要把这个质量做好，你们要维护这个场的运作和利益。如果不维护的话，那这个场就完蛋了。我一年要多发200万左右的工资……现在他们都很安分，都感觉自己在这个场里比其他场优越”（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9日）。正是在这番努力下，在来到黄高县的5年时间里，王峰菜场的劳工队伍都比较稳定。

总之，为了实现对劳动力最大限度的占有，菜场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一方面，菜场采用土地分包、计件工资和返工制度，意在确保劳工生产的菜心能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则利用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力图在稳定劳工队伍的同时，处理好劳动监督的难题。上述控制方式呈现的是菜场维系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企图，而这一劳动体制的平稳运行正是其实现自身资本积累的关键所在。在一定程度上，近些年黄高县菜心产业的平稳发展也说明了在菜场的努力下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得到了平稳的运行。

（二）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及其抵抗

尽管菜场想方设法要维系劳动体制的稳定，但现实是各种力量正不断对其造成冲击。而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以及他们自发的抵抗。本小节将通过对上述两点讨论来揭示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存在的限度。

1.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

美国学者赖特（Wright，2000：962）指出，劳工在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会给予他们一种“结构性力量”（structural power）；这种力量主要源于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tight labor market）状况和劳工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关键位置（strategic location）。这点同样体现于菜心产业。

近十年间，由于市场需求的扩大，菜心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同期菜心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没有显著提升，这就导致菜心生产出现了劳动力紧缺的局面。经营菜心多年的广东商人王峰对此深有体会。“现在场子开得太多了，全国各个地区都是菜场，它们要的劳动力量太大了，所以每个场都缺工人”（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为了满足自身用工需求，黄高县的菜场已经开始“买人”。所谓“买人”就是花钱将劳动力从其他菜场挖过来，价格约为1000元—3000元／人，以7月—9月价格为最贵。“就像我们今年招贵州的工人，你（工人）在别处干着呢，我缺工人，没办法，你来我就给你2000块钱，不干活就给你2000块钱”（林华，R菜场老板，2018年8月16日）。前文提到，菜场为防止工人擅自离职，会扣发工人15天的工资。如果之前工人还会因为在意这15天的工资而不敢离职，那么在出现“买人”情况后工人的离职便不再受此限制。“现在没关系的，人家（菜场）有钱补的。你（工人）在这里15天，你割菜割了2000多，或者3000，人家那里就补你3000块，你基本上就是没丢钱”（龙文，J菜场云南总管，2019年8月9日）。这便加大了菜心产业中劳动力的高流动性。“每年都有流动的，有些人看着外面工资高，就会去其他地方，来去自由的”（杨义，J菜场师傅，2019年8月7日）。虽然“买人”情况还未从根本上改变菜场的工资发放制度，但至少已让菜场不敢拖欠工人的工资。因为一旦菜场拖欠工资，工人就会“用脚投票”并使菜场的生产陷入停顿。“按月就给了，不拖欠工资，只要一拖欠工资，（工人）立马就跑光了”（别建军，J菜场本地合伙人，2019年8月7日）。

除了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菜场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位置也赋予了其结构性力量。前文提到，市场对菜心的高品质需求使得菜场必须拥有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工队伍。因此，工人在凭借自身技能生产出高品质菜心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随时中断生产的能力。各个生产环节的工人或多或少都拥有这种能力，尤以采收环节的工人最强。这一方面是因为采收是菜心生产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则是基于采收所需的技能。对于菜场来说，一些生产环节上低技能的劳工具有高替代性，采收环节上技能型劳工的替代性则较低。事实上，菜场经营者所言的劳动力缺乏问题，主要指的就是采收工人的缺乏。因为相对于其他工种来说，采收工人不仅需要技能，而且这种技能并非一朝一夕就可获得。正是基于采收环节的重要性和劳工的技能要求，菜场不仅给予了采收工人较高的工资，而且近年还在不断提升其工资水平。调查得知，宁夏北部地区菜场的菜心采收价格已经从0.6元／斤上涨到0.7元／斤。菜场经营者坦言，这一涨价风潮马上就会波及黄高县。

如果说劳动力市场状况是从外部环境上增强了劳工结构性力量，那么关键位置则是从生产过程内部赋予了劳工结构性力量。事实上，这也确实在客观上增强了农业劳工相对于菜场的谈判力量，进而使得菜场想要维持劳动体制就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如果说前些年还存在菜场开除工人的情况，那么现在菜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以更好的条件留住工人。“前几年，这种菜场不多。那时候如果在哪个菜场、公司里做，你乱七八糟做，人家都不要你的……现在工人是不能得罪的”（杨龙��F菜场片长，2019年8月16日）。“现在不好叫，叫工人像求老祖宗一样的……一个（菜）场的条件比一个场的条件好”（杨江，F菜场总管，2019年8月12日）。

2.农业劳工的抵抗

同时，农业劳工并非一个任人揉捏的群体，面对劳动过程中的种种控制和不公，他们也会主动地做出一些抵抗。事实上，相较于上述客观状况赋予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劳工自身的主动抵抗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冲击或许更为强烈。在黄高县，农业劳工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抵抗：

首先，钻空子“偷菜”。对于采收工来说，他们的收入与采收菜心的重量挂钩，所以如何增加采收的重量就是工人的目标所在。前面提到，菜场对于菜心有严格的采收标准——工人必须确保菜心的切口平整，大小基本一致，且需手工排列整齐放入筐中。根据菜心大小，一般一个筐子中会放入3—4“手”菜心，每手菜心分上下两层。尽管会经历严格检验，但工人依旧可以钻空子“偷菜”。所谓“偷菜”，也就是工人在一手菜心的下面一层中添加进去一些没有芯的菜杆，以此来增加重量。“上面一层（菜心）是好的，下面一层（菜心）肯定是有些问题的。比如，中间的芯就给割掉了，工人就偷了一个（菜心）”（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9日）。但实际上，“偷菜”并非时刻发生，而是有特定时间段的。对于有经验的工人来说，一般会选在出菜高峰期“偷菜”。因为在出菜高峰期，每天需要检验的菜心约有5000—6000筐之多，为了效率，检验组长在检验时只会大体上翻看一下，而不会把工人整齐放置的菜心弄乱，这就加大了工人“偷菜”成功的机率。

其次，宣泄式吵架。在菜场的日常中，经常会发生一些吵架事件，主要发生在工人与检验组长之间。前文提到，工人采收的菜心最终都要经过检验组长的检验，一旦检验不合格就得返工。对返工制度极度厌恶的工人会将心中的不满转移到检验组长身上，并通过吵架的方式爆发出来。“特别是那些不懂道理的工人，就瞎跟你吵，跟你叫……上次这个工号的（工人）跟我吵，他／她没好好返工，稍微改了下……还跟我吵，准备跟我干架”（余天，J菜场检验组长，2019年8月10日）。工人与检验组长之间的吵架在黄高县的菜场或多或少每天都会发生，这种频繁的吵架实际上是工人对菜场返工制度的一种抵抗。通过频繁的吵架，工人向菜场管理层释放出对返工制度不满的信号。有时候，这种宣泄式吵架也确实可以发挥作用。例如，F菜场可以说是黄高县菜心采收标准最为宽松的一个菜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吵”出来的。“不是说咱们收菜放宽松，本来想着也要高，但有时有些东西也不是你想象着把它控制住，就能把它控制住的。工人赚不到钱，就要吵。我一直在想办法，但是不好解决”（曾进，F菜场经理，2019年8月12日）。

第三，群体性离职。工人来菜场务工主要目的就是挣钱。只要能挣到钱，工人便可以忍气吞声接受劳动过程中的各种不公，而一旦收入过低，工人就会“群体性离职”。所谓群体性离职，就是工人不是单个离职，而是跟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等数人一起离职，这是与工人结队进入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一种离职行为。群体性离职可以说是工人最为有力的抵抗方式，因为一旦数人一起离职，菜场的日常运行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本文调研的J菜场，因为菜心采收标准过于严格——长度不能超过12公分，导致工人收入过低。在采取“吵”的方式无用的情况下，菜场工人开始群体性离职。“主要是挣不到钱。要是能挣到钱，我们也想在这里做……一个月拿一两千块钱，你说我们做什么呢？连吃饭都不够……主要是菜割得太短了，赚不到钱”（李伟，J菜场工人，2019年8月15日）。“搞不来，准备回家了，一个月才1800块钱，找不到钱……我两个孩子上学要五六千块钱，我哪里够呢？”（梅兰，J菜场工人，2019年8月10日）而一旦工人赚不到钱，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也就无法再留住工人。“人家说干不起工资，要走，他（白俊）怎么留人呢？……他喊我们到这里来，赚不到钱，他还怎么好意思说话呢？他都不好意思说话了！”（李伟，J菜场工人，2019年8月15日）从2019年5月至7月底，J菜场离职工人数已达一半以上，最多的一天离职工人达到二十多个。“7月份走的多，走了有六十多个了。现在走了都有一半多了”（白俊，J菜场贵州总管，2019年8月13日）。工人的大量离职，使得J菜场经营惨淡，有的片区只剩下五六个工人。

显然，作为能动的主体，劳工会主动采取相应的方式来抵抗菜场的控制。面对层层下压的产量要求，劳工会采取钻空子“偷菜”的方式来进行规避；面对严格的质量监管制度，劳工会通过与检验组长吵架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当收入过低时，即便有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劳工也会毫不迟疑地群体性离职。从日常的“偷菜”、吵架，及至最后的群体性离职，劳工抵抗的激烈程度不断加深，从而逐步加大了对菜场劳动体制的冲击。

综上所述，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和主动抵抗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构成了冲击。伴随着市场对“新农业”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劳工结构性力量必然也会越来越强，而菜场等生产资本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试图将市场压力传导给劳工的做法，自然也会激起劳工的自主抵抗。也就是说，农业劳工主客观的两股冲击实际上是菜心这类高度商品化的“新农业”本身所内含的，这种状况是菜场等生产资本所无法规避的。在这个意义上，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和主动抵抗也就构成了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一个先天限度。

六、总结与讨论

以黄高县的菜心产业为例，本文从两个方面考察了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问题。首先，通过阐述资本化农业用工体制的形成，本文力图说明当下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收编和改造的全面性和深入性。研究发现，在黄高县流转土地之后，农业资本并没有就地雇佣本地劳工，反而“舍近求远”，形成了一种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这种用工体制很好地契合了菜场的用工需求，因而成为菜场正常运行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用工体制形成的深层次根源潜藏于菜心这类“新农业”高度商品化的特征。在这类高度商品化的农业中，经由产业链传导的市场需求会深刻影响农场的生产与劳动，使得后者为满足市场需求，不仅需要有一支满足一定条件的劳工队伍，还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像菜心这类资金劳动双密集型的、高度市场化的“新农业”，不仅会形成一种脱嵌于当地社会基础的劳动组织，而且控制市场需求的工商资本还会不断以市场需求导向来协同生产资本排斥小规模家庭经营，占据农业生产环节。结果是，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收编和改造将更为全面和深入。

其次，本文力图通过对劳动过程的阐明来呈现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维系及其遭遇的冲击。基于自身资本积累的目的，菜场力图维系劳动体制的平稳运行。通过土地分包、计件工资以及返工制度，菜场最大限度地支配和使用劳动力，同时，借助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菜场在稳定劳动队伍的同时，处理好了劳动监督的难题。正是在上述努力之下，菜场的劳动体制实现了平稳的运行，进而使得黄高县的菜心产业得以发展壮大。尽管如此，菜场劳动体制依然不断遭遇冲击。冲击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基于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劳工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关键位置，农业劳工获得了一种结构性力量。这种结构性力量在客观上增强了农业劳工面对菜场时的谈判力量，进而使得菜场想要维持劳动体制就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农业劳工基于自身主体性的主动抵抗。从日常的“偷菜”、宣泄式的吵架及至最后的群体性离职，劳工抵抗的激烈程度不断加深，从主观上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构成了冲击。

上述研究发现使我们得以反思国内当前较为流行的一种“农业特殊主义”思维。这种思维认为，因为农产品的易腐性，农业生产活动之间的时间差，农业投资的相对固定性以及生产条件的不确定性，所以农业天然就是一个适合家庭经营的特殊产业。但本研究揭示出，资本不仅会从生产层面，而且还会从市场层面排斥小规模家庭经营。特别是像菜心这类资金劳动双密集型的、高度市场化的“新农业”，市场对农产品越来越精细化及高品质的需求正不断从生产和市场两个层面排斥小规模家庭经营——一方面，家庭经营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规模来确保稳定充足的供应量，另一方面，家庭经营提供的产品不能满足市场的高品质要求。与之相反，资本化农场则可以凭借自身雄厚的实力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如此，农业生产也就日益为资本所掌控。

伴随着资本收编和改造农业领域，农业会越来越趋向于工业化。事实上，“生产粮食、纤维作物的气候和土壤的独特性已经不能掩盖资本化农业中商品生产的一般特征”（Friedland，et al.，1981：6）。伯恩斯坦（2011：134）也明确指出，现代资本化农业发展的一个典型倾向就是“尽可能使农业吻合工业生产，即尽可能地加快自然生产过程，使之更加简单化和标准化”。如果大卫·古德曼等人（Goodman，et al.，1987）的研究是从农业技术层面强调了工业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渗透和改造，那么本文则是从劳动体制层面阐述了这种工业化的改造。事实上，无论是以“包工制”来招募劳工，还是将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工厂流水线式的拆分，抑或对劳工采用的层级管理体制和“宿舍劳动体制”，以及劳动过程中劳资双方的博弈，无一不体现着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与工厂劳动体制的类似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化菜场劳动体制可被视为是一个工厂式的劳动体制。因此，本文借鉴了麦克威廉斯（Mc Williams，1971）的开创性研究，将资本化农场称为是“田野里的工厂”（factories in the field）。

但是，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改造终究不同于工业领域，毕竟农业具有不同于工业的一些特性。考茨基（1955：16）早就提醒，“农业并不是沿着像工业一样的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本文案例来看，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与工厂劳动体制还是存在一些差别。其中，最为主要的差别导源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用工体制。这种用工体制一方面使得菜场的劳动体制保留并利用了农业中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女性从事较为轻松、精细的农活，男性从事相对繁重的工作，老年男性则从事相对边缘的劳作；另一方面也在菜场的劳动体制中还原和保留了农业中生产与再生产一体性的特征——工人家庭的劳动力全部投入到菜场的生产中，同时还能在菜场的生活区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因此，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并没有像工厂劳动体制那样制造出一种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相反，这一劳动体制反而是保留了农民家庭的一些特征并为资本所用。关于这点，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

当然，在看到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现实可行性与可能性的同时，也要追问其存在限度。伴随着农业商品化不断加深，市场对“新农业”产品的品质要求会越来越高，在机械化水平无法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将会产生出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本化农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有增无减，进而产生出一个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精细化生产对农业劳工的技能和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这也使得农业劳工在生产过程的位置越来越关键。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就会得到增强。此外，为了将市场压力转嫁给农业劳工，资本化农场力图通过工厂式手段来加大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但这势必激发起劳工的自主抵抗。其中，与“家庭为单位”的用工体制相关联的群体性离职则会给予资本化农场最为致命的冲击。由此看来，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造成重大冲击的两股力量——农业劳工结构性力量及其主动抵抗——实际上内在于菜心这类高度商品化的“新农业”产业本身，这构成了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一个先天限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问题的研究，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尚不充分。但在当下国内资本化农业发展已成趋势的情况下，对其劳动体制展开社会学考察实属必要。当然，除本文考察的两个问题外，有关国家政策、乡土社会、性别角色等因素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影响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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