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

齐亚强   牛建林

　　文章来源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提要：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婚配模式也经历了变迁。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婚配模式的变迁，检验了工业化理论对我国婚配模式演变的解释效力。研究发现，我国各时期的婚姻匹配模式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特征群体的同类婚；此外，各时期的异质性婚配现象呈现明显的对称性。不同社会特征婚姻匹配强度的变化趋势部分印证了工业化理论，自致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先赋性因素的重要性则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对同类婚和异质婚具体形式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边界可渗透性在各时期存在明显差异，相应的同类婚和异质婚现象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婚姻匹配；同类婚；异质婚；工业化；现代化

　　一、引言

　　婚姻是个人行为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一个社会的婚姻匹配特征不仅关系着个人与家庭的生活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源和财富的集聚程度、社会分层体系的运转，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诸多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婚姻匹配程度可以反映社会组织结构的开放性（Smits et al.，1998）。因而，了解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变迁，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现代化，婚姻匹配模式必然发生质的变化（Xu et al.，2000；Zijdeman ＆Maas，2010）。传统社会中，婚姻匹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夫妇双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对等，也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教育、城市化、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等元素的发展，家庭社会背景对子女婚姻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开始削弱，婚配主体的自主性显著提升（徐安琪，2000；孙秀艳，2002；张翼，2003）。工业化理论（Kerr et al.，1960；Blau ＆Duncan，1967；106Treiman ，1970）为理解这一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生活都经历了重要的变革。

　　随着大量新兴职业和工作机会的涌现，原有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扩展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模式被打破，家庭背景在个人地位获得中的影响力下降。在劳动力市场上，个人的自致性特征（如教育等人力资本）成为反映其成功潜力的重要标志（张翼，2010）。这一变化在婚配选择中的反映则是个人的经济潜力开始成为婚配双方考虑的重要标准，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代表的先赋性特征的重要性不断下降（Kalmijn，1998）。与工业化过程相一致，现代化进程，包括初等教育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新等，进一步强化了婚姻选择中自致性特征的重要地位（Zijdeman ＆Maas，2010）。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现有研究从不同侧面记录和探讨了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然而，到目前为止，较少有研究系统地检验工业化理论在解释我国婚姻文化变迁中的适用性，关于工业化进程中婚姻匹配选择的具体变化轨迹的研究则更为少见。纵观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工业化理论是否能够有效解释我国特有文化和历史进程下婚姻匹配模式的演变？我国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具体变化轨迹又是如何？这些仍然是目前我国婚姻匹配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深入考察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分层体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拟合对数线性模型及其扩展模型，试图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初婚同期群的婚姻匹配模式，考察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是否也在婚姻匹配中出现了家庭先赋性特征重要性的下降和个人自致性特征重要性的上升，以此来检验工业化理论对解释我国婚姻匹配模式演变的适用性。具体而言，本研究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分析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演变过程，系统检验工业化理论的适用性；（2）从先赋性、自致性特征等多个维度分析我国婚姻匹配模式变迁的具体轨迹；（3）深入剖析各时期不同维度的婚姻匹配现象中同类婚与异质婚的互动关系，探讨婚姻市场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边界可渗透性及其变化规律。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工业化、现代化与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

　　婚姻匹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婚配双方在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的对应关系。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表明，无论是采用种族、宗教、社会阶层、职业声望、教育程度还是其他指标来测度，绝大多数社会中婚配对象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Mare ，1991；Kalmijn ，1994；Xu et al.，2000；张翼，2003；李煜、陆新超，2008）。对于这种婚配特征的相似性通常有三种解释：（1）结构理论认为婚姻市场通常由社会地位和地域位置来界定，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相似社会地位或其他相似特征的男女相遇的机会更大，因而婚姻匹配关系主要表现为同类婚；（2）文化理论认为在择偶过程中个人倾向于寻找与自己价值、品味、兴趣以及生活方式相同的对象，选择的结果便是婚配主体的特征高度相似；（3）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潜在经济实力是婚配对象关注的重要因素，在婚姻市场上男女双方追求最大化婚配对象的经济潜力，其结果是经济潜力相对位置相似的男女更可能结婚（Mare ，1991；Kalmijn ，1994；Xu et al.，2000）。

　　尽管婚姻匹配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中普遍存在，其具体表现形式却因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的差异等呈现出重要差异。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无论从结构理论、文化理论还是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婚姻匹配模式都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例如，从结构理论出发，前工业化社会中，社会地位划分的主要标志是家庭背景等先赋性特征，婚姻匹配主要表现为两个家庭之间的“门当户对”；在工业化进程中，个人教育程度和职业等自致性因素逐步成为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婚姻匹配中的社会距离逐渐由先赋性特征的差异转变为自致性特征的差异。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地理距离对婚姻市场的限定作用逐渐减弱，不同社会群体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都呈现上升趋势，家庭对其成员行为的实际约束力下降（张翼，2003；李路路、王宇，2009），这无疑进一步弱化了家庭在婚姻匹配过程中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来看，前工业化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壁垒相对分明，婚配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在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难以跨越，而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初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教育普及过程，尤其是大众传媒所带来的空前的文化信息交流，有助于缩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削弱文化的代际传递关系，从而有可能改变原有的以家庭背景划分的社会阶层内部的同类婚现象；另一方面，教育普及并未彻底消除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将这种差异集中反映在高等教育阶段（Mare ，1981）。这样，高等教育与较低教育程度之间的社会边界往往更为突出。由于教育分层体系和结构的变化，受高等教育群体内部的同类婚现象有可能会提升。

　　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前工业化社会中家庭是组织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个人的经济潜力、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主要受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在工业化社会中，经济生产活动的组织职能逐步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个人的经济潜力更多地取决于本人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成就。因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婚配选择对经济潜力的权衡也从家庭特征转向个体特征。

　　总之，不论从哪一种理论视角出发，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都将伴随着婚姻匹配模式的重要演变。这些演变突出地表现为婚姻选择中先赋性特征匹配程度的下降和自致性因素匹配程度的上升。

　　（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婚姻匹配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变，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根据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恢复建设阶段（1950－1965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经济市场化初步发展阶段（1977－1991年）、市场化与现代化深入发展的阶段（1992年至今）。①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迅速确立了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建立并完善了以城乡分割为主要特征的户籍制度。随着全国土地改革和公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经济在经历长年战乱后逐步恢复，工业化水平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由于工业发展基础薄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我国处于以农业为主的工业化发展初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我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整个社会经济部门、社会结构陷入失序状态，各项工业化指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率先在经济领域实施改革。

　　这些举措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92年以来，我国进一步确立了市场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向其他社会领域渗透，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现代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人口流动规模与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城乡二元体系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

　　针对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变的特点，不少学者从择偶标准、婚配特征等角度探讨了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婚姻匹配关系及其变迁。概括而言，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从婚龄男女择偶标准的历史演变分析我国婚配文化的变迁。这些研究指出，与社会变迁相适应，中国人的婚姻观、择偶观随时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吴雪莹、陈如，1997；徐安琪，2000；孙秀艳，2002）。具体来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政治因素对婚姻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个人的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条件在择偶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运作中利益获取和财富积累不再主要依赖家庭成分等先赋性条件，而更多地与学历、职业、能力、胆识等个人素质相联系。与之相对应，择偶过程越来越多地注重个人的情感、品质和能力。

　　第二类研究利用已婚夫妇双方个人及家庭特征信息，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变化趋势。如张翼（2003）利用2001年“社会结构变迁调查”数据分析“已婚有偶”夫妇受教育程度、职业、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等特征的相关关系及其变化特征，李煜与陆新超（2008）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初婚夫妇个人自致性特征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这些代表性研究指出，“阶层内婚制”，即婚配发生在同一阶级或阶层内部的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同样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尤为突出。

　　第三类研究在控制男女不同特征的结构性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趋势。这类研究主要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男女个人及家庭特征的边际分布进行控制，进而分析婚姻匹配现象的具体特征，包括同类婚、向上婚、婚姻梯度等。例如，有学者利用成都和保定两市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地区已婚夫妇的婚配模式特征及其变迁规律（Xu et al.，2000）。该研究指出，被调查城镇地区的婚姻匹配中，以教育、职业、政治面貌、单位性质、社会阶层等为标志的同类婚在各时期均占绝大多数；异质婚中，向上婚与向下婚对称共存，女性向上婚现象并不明显。李煜（2008）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匹配的夫妇信息，考察了我国1949－2000年初婚同期群夫妇的教育匹配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婚姻中匹配的同质性特征呈不断增强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受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同类婚在婚配模式中占据更为突出的地位。类似地，韩红云（Han，2010）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1年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1970－2001年我国初婚同期群的教育匹配模式。该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婚夫妇双方的教育同质性明显上升，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人群尤其如此。

　　受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系的影响，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式在城乡之间存在重要差异。李煜（2011）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父亲职业与本人受教育程度的“双匹配”关系强度及其变迁。该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婚姻的教育匹配程度大幅上升，而父亲职业的匹配关系则呈现小幅波动。“双匹配”关系强度的分析为理解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益尝试。然而，由于“双匹配”对应的匹配表维度大幅上升，一般的抽样调查数据往往不能满足研究方法对样本量（单元格频数）的要求，这就有可能影响相应研究结果的稳定性。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我国婚姻匹配观念、婚配现象的演变特征，为理解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变化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然而，由于各研究的立足点、研究问题不同，上述第一类研究主要考察婚姻选择观念与理想，因而并不直接反映现实的婚姻匹配关系；第二类研究关注的是已婚夫妇各种特征的相关性，由于未控制男女在个人及家庭特征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因而其研究发现难以将婚姻匹配模式从特定时期人口与家庭特征分布的结构性影响中分解出来。第三类研究分析了婚姻匹配的具体模式，如同类婚、向上婚等特征，不过，目前这类研究在我国为数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对教育匹配关系的考察（Xu et al.，2000除外）。此外，尽管这类研究分解了不同时期各主要婚姻匹配模式（同类婚、向上婚等）的相对重要性，然而，对于这些婚姻匹配模式的具体构成，如教育同类婚现象主要表现为哪些教育程度的同类婚，跨层难度在哪些教育梯度之间比较突出等等，现有研究还涉猎较少。最后，不少国家和地区婚姻匹配现象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工业化理论，然而我国现有相关研究很少直接检验工业化理论的适用性。考虑到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快速而曲折的工业化历程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经济市场化的剧烈转型，分析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演变对于检验工业化理论的适用性具有特殊的意义。综上所述，为深入了解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演变特征，尤其是快速的社会变迁、现代化进程对婚配行为的影响，有必要对我国婚配模式的内在特征进行系统分析。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本文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匹配关系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模式及其演变过程，以此来检验工业化理论对解释中国婚配模式演变的适用性。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我国的工业化转变过程是否伴随着婚姻匹配中家庭先赋性特征重要性的下降和个人自致性特征重要性的上升。围绕这一研究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各时期婚姻匹配的具体模式，在剔除个人和家庭相应特征的结构性差异和变动的影响后，分析婚配选择中同类婚和异质婚的特点。接下来，文章分析了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先赋性特征和自致性特征在婚配选择中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演变趋势。最后，文章针对不同社会特征的婚姻匹配现象，具体考察各社会群体同类婚与异质婚发生可能性的相对变动关系，以探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对具体婚配模式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先赋性特征主要由父亲职业来表示，自致性因素则由本人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测度。除以上维度外，我们还考虑不同户口类型之间的婚姻匹配情况。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包括如下假设。

　　假设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匹配的模式以同类婚为主要特征。从有关婚姻匹配的理论来看，同类婚现象既是人类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差异和文化壁垒对婚姻匹配过程影响的集配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婚配主体的户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先赋性特征的影响（如继承父母的户口类型），同时也可能因为自致性因素而改变（如农业户口者通过升学、招工、参军等获得非农业户口）。因此，在婚姻选择过程中户口的重要性综合反映了先赋性和自致性特征的共同影响，其变化趋势也应介于先赋性特征与自致性特征之间。

　　假设2：新中国成立以来，先赋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下降，自致性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与工业化理论对婚姻匹配关系变动趋势的直接预测相一致。考虑到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曲折经历，这些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如“文革”期间）可能因政治体系变革而呈现波动。不过受工业化、现代化转变总体趋势的影响，这些潜在的变化趋势有望保持相对稳健。具体来说，假设2可以分为两个假设。

 2a：父亲职业在子女婚姻匹配中的重要程度呈总体下降趋势；

 2b：个人受教育程度、职业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

　　假设3：户口类型在婚姻匹配选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户籍制度出现松动以前。这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城乡分割、行政区域分层的现实，以及这些分层体系对婚姻市场界定和个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及人口流动规模的上升，户口类型对社会结构的分割作用有所削弱，其在婚姻选择中的重要性有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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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小结与讨论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同类婚在我国婚姻匹配现象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即，多数婚龄青年选择与自己（个人或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相当的异性结婚。这种同类婚（或称内婚）现象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世界多数国家的婚配模式中占据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受男女不同特征分布的结构性差异、婚姻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婚配选择特征多元性的影响，异质性婚配现象在各时期均客观存在。对称性婚配是我国异质性婚配现象的重要特征。除户口类型的匹配关系外，本文考察的初婚同期群中女性向上婚现象均不明显。这一发现与以往（Xu et al.，2000）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本文的研究结论部分印证了工业化理论对解释我国婚姻匹配模式变迁的适用性。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婚姻匹配模式中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家庭背景的匹配程度稳步下降，以个人教育程度、职业等为标志的自致性因素的匹配程度快速上升。这一时期不同因素在婚配选择中重要性的演变为工业化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揭示了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职业结构的变革、教育大众化、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趋势，以及现代交通和通迅技术发展在婚姻家庭领域产生的深刻影响。然而，90年代初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出现回升，与此同时，个人自致性因素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这一演变特征仅部分与工业化理论相吻合，即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自致性因素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一时期先赋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重要性的回升可能与深化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急剧社会转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生活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上升有关。

　　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不同，我国的工业化历程伴随着社会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剧烈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资源分配关系被彻底打破：在教育领域，高等教育扩招与收费制度的改革，使得高等教育内部的分层现象凸显，家庭经济资源对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质量以及专业选择的影响上升；在就业领域，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中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分配制度被打破，个人的就业选择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受到市场供求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现象也历史性地浮出水面。这些社会转型与制度变革使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上升，并深刻地影响着婚龄青年的婚配选择。受中国传统家庭文化观念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上升时，家庭背景的差异重新融入并渗透到个人社会生活中，也因此在婚姻匹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这种转型社会的特殊性，导致了我国婚配模式对工业化理论的偏离。

　　各时期特定婚配特征同类婚强度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特征不同梯度的相对排他性，而相应的异质性婚配关系变化则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梯度之间的相对距离与可渗透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初中—高中为界，在教育梯度的上端，异质性婚配现象更易发生，在教育梯度的中下端，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与高中学历者之间通婚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且随时间呈快速下降趋势。值得一提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不同，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教育梯度中的地位较为特殊，且随高等教育扩张经历了重要的演变过程。90年代以前，受教育发展状况与就业分配制度的影响，中专与大专学历的社会距离相对较小。然而，在90年代以后，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中专与高等教育的社会距离开始迅速扩大，相应地，中专与高中学历的相对地位更为接近。概括而言，各时期不同学历群体在社会资源、经济潜力等方面差异的大小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对距离和异质性婚配可能性的大小。在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教育梯度的社会边界突出地表现在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之间，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社会边界不断增强，其同类婚趋势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未接受过后义务阶段教育的个体在婚姻选择和其他方面的劣势不断凸显。

　　此外，户口类型的婚配关系表明，以户口所属地的行政级别与户口性质来划分，户口类型越高，同类婚强度越强，异质性婚配的可能性越小。特别地，各时期省城及以上非农业户口在婚配选择中的相对开放性最小。不同户口类型的相对开放性以及户口异质性婚配中显著的女性向上婚现象表明，农业户口男性在婚配选择中面临着更大的劣势、更有可能在婚姻市场上成为被挤压的对象。因此，改革户籍制度，特别是逐步降低大城市的户籍壁垒，对于扩大婚姻选择的范围、促进不同户口类型在婚姻市场上的流动性和可渗透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强化了以自致性特征为主的婚姻匹配关系，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先赋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也出现回升。这些变化趋势无疑会对社会资源的集聚和不平等程度、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改善婚姻市场中各社会阶层的可渗透性、增强婚配选择的开放性、促进社会资源合理流动和均衡化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迈向更加公平、开放与和谐的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齐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牛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