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三十年

吕德文

内容摘要：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的变化，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学术研究状况密切相关。近代中国学术成就的启示，以及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经验时的局限，促使了实践和经验取向的中国研究成为知识界的一个共识和努力方向。

关键词：中国研究  社会变迁  经验研究 

一，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

如果说传统“汉学”是典型的具有把中国，而且是古代的中国看成是纯粹的研究客体意义上的“远东”、“支那”或者“东方”的取向的话，那么，一开始，中国研究或者“中国学”则具有“远观人类学”的意义。一方面，作为区域研究的一部分，“中国观察学”的性质决定了海外中国研究，是把建国后的中国当作其国家对华战略研究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国家利益导向；而在另一方面，一部分研究者又尽力把“中国”看成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以区别于传统的汉学研究，具有汉学研究的“当代”转向的意义。无论是传统的汉学研究，还是开始的海外中国研究，都无法深入中国的田野，汉学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史料，“远观人类学”意义下的中国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二手资料，实际上都把中国本身当作是一个纯粹的研究客体。

由于海外中国研究具有区域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属性，因而，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直接受制于研究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上世纪50年代初，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新中国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在全球战略的支配下，美国不可能不对此加以重视，费正清所开创的当代中国研究由此得以迅速发展。而此后的麦卡锡主义的盛行，让如费正清这样的对华友好的中国学研究者受到冲击，中国研究也受到影响，一度陷入低潮。只是基于学术研究的追求，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仍然延续下来，《剑桥中国史》所代表的研究取向，对于理论解释的追求可能更胜于意识形态的理念。并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异常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就顺其自然了。在社会科学的立场下，中国本身是“客观”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下，可以从多种角度呈现中国图景，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就构成了柯文所言的中国研究从西方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的转变。①海外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以及范式的转换，并没有解决双重属性下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内在张力，正如傅高义给这些中国学研究专家贴的三个标签：“冷淡的冷战战斗士”、“边缘化的社会科学家”以及“过于自信的道德家”。换言之，海外中国学研究专家并没有进入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在对待中国这个研究“客体”上，仍然是界定不清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海外中国研究的论域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对于在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这个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客体”，因为可以进入中国的田野，“远观人类学”意义上的海外中国研究已经渐离渐远；而在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国内也开始有一大批受海外中国研究影响的学者从事中国研究，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中国”对研究者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需要思考的话题。无论从哪方面看，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海外中国研究开始向“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意义上的中国研究转变。进入80年代，一如思想文化界的空前活跃，大量西方学术思想被引介进国内，中国研究在国内也空前活跃起来。在这其中，思想界的一系列译著本来就包括中国研究的内容，而最为突出的则是直接以“海外中国研究”命名的引介工作，海外中国研究正式以一个完整的学术领域的面貌出现在国内学术界。与此同时，国内外的学术机构加强了交流，不仅改变了海外中国研究“远观人类学”的特征，而且还直接促成了国内学界的中国研究。可以这样认为，从海外中国研究向中国研究的转变过程，本身有海外中国研究内在学术传统的发展需要，而在另一方面，也有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改变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一改建国前30年的学术传统，高扬启蒙主义的旗帜，秉承清末开创的学术传统，大规模引进西方学术资源。海外汉学研究的引入，实际上应和了这种启蒙主义氛围，并实际上构成为启蒙主义的一部分。正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言中所言，“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在这种情况下，海外中国研究被大规模引入国内，被看成是国人放眼看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引介西学是认识世界，而引介中学则是认识别人如何认识中国。启蒙话语下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引介，本身与启蒙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张旭东在一篇反思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文章中指出，“文化讨论的动因来自社会生活，它的理论和话语结构亦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2］在改革和开放的话语下，如何对待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以及如何看待建国前30年的历史，就成为文化热的讨论前提。对应于“改革”和“开放”的理解，最合适的话语莫过于“传统－现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与正在形成的现代文化相遭遇，造成文化冲突。换言之，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实际上是改革开放所代表的“现代” 政治经济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而客观上，“开放”所预示的现代化，则一开始就说明国内的文化环境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中西”之辩会混合在一起，从而成为论争的重要场域。作为外来文化（学术）资源的海外中国研究，真正于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学界的学术作品并不多，然而，作为一个学术场域在中国的影响，的确已经发生了作用。

不过，无论从哪方面看，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都不如思想界热闹，中国研究的论域还没有在国内学术界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场域。从中国研究的译介工作来看，其真正有意识的努力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第一批书目是到1989－1990年间才出来，而如华南研究这样的具有一定的学术自觉的中国研究也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最后形成学术群体，1980年代的华南研究作品基本上还是海外中国研究的作品，国内学者创作的作品还没有形成影响力。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于中国的学术界而言，让80年代和90年代的划分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向中国研究转变的关键因素。汪晖在一篇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文章中认为，有几个前提影响着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总体状况，一是1989年的事件并没有改变70年代末期以来形成的改革路线，相较80年代更为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方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二是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声音并不都来自国内，70年代末以来的留学生政策以及大量的国内学者前往国外交流，使得国内的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三是大部分知识分子思考了其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4］可以这样认为，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分层上具有了意义，这种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80年代作为社会导师的角色，而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处于经济社会的等级系列中，实现了世俗化的改变。换言之，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构成转变为以现代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构成。［5］（P17）这种知识分子构成改变所直接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界本身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还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变化有关。这种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体现就是知识界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人文失落”成为标志知识界的关键词。［6］而与此相应的则是，在全球化的学术研究这个前提下，在提倡知识规范和专业化学术研究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研究开始以一个独特的学术场域出现在国内学界。海外中国研究已经直接嵌入了国内学界，这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介入国内学界，海外中国研究实现了向国内中国研究的延伸；二是留学生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一批优秀的具有中国经验和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成长起来，实现了国内学术向国际社会科学界的延伸。延续海外中国研究自身的逻辑，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与学科的整合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步，中国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学科的主流，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7］与海外中国研究学科化取向相类似的是，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也进一步规范化。孙立平在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的总体状况时，认为9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和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在强调学科化建设，强调规范化，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由此所带来的后果是中国的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多少有些迷失，由于片面关注直接对话，使得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与社会生活不甚相关的智力游戏。［8］这种状况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反思。邓正来在反思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时指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一般性框架，无论如何都源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以及西方人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这对中国论者而言，无疑是一舶来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学界对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就很难摆脱西方思维框架的影响。［9］实际上，这种反思已经触及到了中国研究的立场问题，也即回应的是孙立平所言的学术研究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的问题。黄宗智则从理论范式本身来反思中国研究，认为中国研究中出现了规范性的认识危机，依靠既有的西方理论传统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现象。［10］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研究，在学科化的口号下，通过强调学术规范以及与国际学术接轨，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相较上世纪80年代有了明显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看，实现了海外中国研究向中国研究的转变。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研究学科化的背景下，使得大量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加入到了中国研究领域当中，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国内学界同时出现了对西学的反思，中国研究这一论域也相应地从西方中学意义上的学术传统，改造成为与传统中学不尽相同的学科化的中学。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术仍然具有强烈的传统中学色彩，强调学术的人文精神和改造社会的功能的话，那么，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术则在学科化以及规范化的努力下，实现了非意识形态化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精神创造的转换，回归到了“学术本位”。［11］学术本位的回归，在两方面促成了海外中国研究向中国研究的转换。一是在规范化的口号下，使得国内学界有与海外学界对话接轨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国内的中国研究者在一定意义上在追求融入国际的学术共同体，如此，大量的中国学者介入中国研究也就成为可能；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激烈变迁以及客观上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得海外中国研究不能不把更多的学术视野投入中国，如此，社会科学化的海外中国研究实际上也有国内学界交流对话的需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研究才会成为“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而当中国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之后，问题意识与理论对话之间，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张力、世界学术共同体中的中国学术地位问题，以及围绕着这些张力的讨论，都在中国研究这一论域中有集中体现。这种学术生态，一直延续到当前的中国研究。考察当前的中国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及三十年来的中国学术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对当前中国研究状况的考察

2004年，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的刘东在一篇文章中用“熬成传统”一词来概括这一丛书15年来在中国学界所形成的影响，并且，在这篇文章中，继续秉承上世纪80年代末丛书的序言所提及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取向，提到全球化对中国研究的意义时说，“这样一种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12］2005年，邓正来在其系列论文当中，批判了20多年来中国的法学研究，认为当下的中国法学研究在现代化的范式下，都是在“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下进行的，需要构建中国法学自身的理想图景。②同样是2005年年初，黄宗智连续在国内的两个重要学术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的文章，秉承其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反思，认为长期以来国内外中国研究在西方现代化理论指引下，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通过悖论社会的解释，认识中国，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13］应星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华中地区从事乡村研究的学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评，随后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发表了回应文章，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间的关系进行了对话，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③仿佛在一夜之间，国内学界对中国学术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自主性问题表达了空前的关注，并且，这种关注还不仅仅体现在反思上，还体现在实践之中。刘东等人的努力，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扩展，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相类似的努力，体现在“阅读中国系列”丛书的启动；邓正来等人的努力寄希望于在研究西方学术经典的基础上来达致对“西方理想图景”的理解，于反思中达致对中国理想图景的实现，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努力秉承了其一贯的知识批判立场；黄宗智的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已经从其乡村研究的倡导中获得体现，连续出版物《中国乡村研究》及“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丛书”体现了其试图从中国的乡村研究中获取学术经验从而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地位的宏愿。华中地区的乡村研究从一定意义上看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其强调田野灵感的取向很明确地表明其寄希望于在经验研究中提升学术品位的追求，并且，在学术资源上强调从本国的学术传统中获取。［14］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追求实际上强调了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

近年来的这种中国研究状况，显然与近三十年来的学术脉络密切相关，并且，也与整个国家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几乎所有在这几年进行反思的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近三十年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秉承的宗旨正如百年来引进西学一样，在世界的中国研究有了丰富成果的背景下，不仅需要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去认识中国，“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