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企业在财富和影响力上的不断增加，它们会使用政治程序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资源。它们将努力证明为何企业的需求对国家而言是一件好事。企业谈论的是工作机会的减少，并威胁政府如果不照着它们的要求做，它们将迁移到其它地方或者减少工作岗位。它们以此来要求放松环保标准和工作安全保障。由于缺乏对经济学的一个通行的理解，这些企业利己的言行通常可以得逞，或至少为它们有浮于政府整体利益的行为提供掩饰。

　　如果你翻看美国的税法法案，你将会发现它充斥着根本没有经济学意义的条款：这些条款的存在是因为有特殊利益的影响。美国对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要付很大的责任；对能源的肆意挥霍使美国主要依靠国外石油。有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与美国一样高，而它们的人均耗能量却是美国的一半。烟尘排放税将会提高整体效率，即向更具有负外在性的征税，以替代那些原本算在工人头上的税收。但美国的能源产业使用它们的政治影响力以保证一个较低水平的能源税。同样，美国的大量农产品补助，向25000个富裕的棉花农场主提供30——40亿美元的补助，并不利于环境保护，并且对纳税人来说是非常昂贵的，因此降低了全球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强加了巨大的成本。单在非洲，就使100万户农民更加贫穷。这些政策没有表现出很好的经济学原理，也不与任何社会价值或优先权相一致，它们只是特殊利益运作下的后果。

　　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时，需要注意这些特殊利益团体的角色。一些观察家指出，低于市场价的能源价格表明利益集团正在发挥影响。如果能够限制利益集团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将真正建成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我的这些言论都是基于一些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观察，基于一种信念，即达到经济效率的最佳方法就是无拘束的市场。如果真是这样，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对此条件下的情形的理解一直都是经济学界里最重要的探索，而成功地分析现代经济复杂的系统应被看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像科学里的任何此类成就，这是不断地积累学者与研究者的努力成就的结果，尽管不可避免地，他们中的一些因为突出贡献而受到了认可。比如说，Ahuw和Debreu在50年代中期就展示了自由且不受拘束的市场，只有在高度限制的条件下才会导致经济效率，他们关于市场效率的证明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经常失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要做的工作就是证明存在不同于Ahuw和Debreu的条件，而在其它的条件下市场也可以达到效率。然而到现在，通过大量学者的努力工作和大量的历史经验，我们知道了自由市场的问题所在，并且我们知道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都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取得合适的平衡。正如我前面所说，政府在创新、提供安全网和保持一个“和谐”的社会方面起到关键性的重要作用，所谓“和谐的社会”指的是社会正义而且团结。

　　在未来数年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期间，中国将面临诸多重大决策，需要逐渐建立做事的规范，制度不仅能指导下一步怎么走，而且还能“管理”市场经济。关于这些规范的争辩还将持续下去，争论中将会有支持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将会努力证明为什么最小化或没有监管才是最好的；也会有描述过度监管所带来的危害的人。因为时间不够，我不能直接参与每一个辩论。我希望以两个确定的论断结束我的文章：“越自由的市场越有效率”的说法没有理论基础支持，每个成功的市场经济体都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取得合适的平衡。

　　（《环球视野》摘自《经济学文献译丛》2006年第5期，原文标题为《论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又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