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将重构未来我国的产业、劳动与社会形态。“双循环”由此具有了双重意义：从侧重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国际双循环”，从经济发展单循环到“经济与社会双向协调发展双循环”。围绕新发展格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衍生诸多具有浓厚中国特色与高度学术潜力的研究议题，包括科技创新、产业链条、生产形态与空间布局的变化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以及劳工社会形态发育对于消费培育、新型城市化、新劳动者社会化及劳工养成、城乡关系等方面存在的深远影响，等等。在新发展格局的讨论中加入“社会”的维度，将成为新发展格局落地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劳动/产业/社会形态

作者简介：黄斌欢，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特聘研究员。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过去四十年间以参与国际大循环“单循环”为核心的劳动与产业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必将重构我国的劳动与产业形态。新发展格局之下，以对外出口为主的产业、“农民工生产体制”为特征的劳动，即将改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搭配的产业结构，内地产业将迎来大发展和大布局，内地劳动将成为劳动常态，这一改变必将完全重组中国劳动体制的总体格局。作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重要发展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必将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当前已经发表或者已立项的研究少有关注新发展格局中的“社会”维度，本文即锐意在此方面进行突破：聚焦新发展格局下劳动形态、产业内容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劳动者队伍社会再生产的新变化，厘清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社会将发生的“巨变”，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

一、新发展格局与社会转型：一个新兴的研究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首要命题之一。围绕“为什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什么样的新发展格局”“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问题，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作为经济议题的新发展格局理论

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检索，2020年8月至2021年7月，以“新发展格局”为主题的学术期刊文章计1371篇，报纸文章1128篇。已有研究从新发展格局的概念历史、提出过程、涵盖范围、重点工作、核心内涵以及外延等方面，深入探讨了新发展格局这一新的实践及研究领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新发展格局对我国国际国内定位、其与国际国内环境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未来将给我国发展带来的转型意义。

进一步文献梳理可看出若干特点：首先，已发表文章多数属于政策解读性质，阐述新发展格局的概念缘起、性质内容、内涵外延、政策理念等，属于“应然”性质，其问题意识为“新发展格局应当是怎么样”“应当怎么样建设新发展格局”；其次，大多数研究结合具体行业，尤其是各行业具体的政策环境和业务领域，关注政策如何设计、如何落地等问题；第三，这一主题多被当成一个经济和产业的命题加以理解，偶有关于激发民间活力等社会议题的讨论，也仍停留在探索层次，未有其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及长远影响等深层次的讨论。

绝大部分讨论集中于经济维度和产业维度，而对社会维度的有效讨论还不够深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缺憾。作为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新发展格局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由此，关于新发展格局的讨论，始于政策，却不应止于政策；发于经济，亦不应止于经济。社会学界也应大力关注，以学术积累对社会实践进行指导，亦在实践探索中推进学科成长，真正实现“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二)社会的凸显：新发展格局讨论的进一步深化

新发展格局的启动，直接起源于疫情、中美关系等外部环境的约束，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巨变。但是，关于社会的讨论不可能缺席新发展格局的论述，因为新发展格局所带来的效果必然而且将主要地体现在社会领域；另外，新发展格局的最终实现和落地完成，极大地取决于我国在过去外循环时期形成的社会形态以及社会体制能否得到有效改革。换言之，社会形态既展现新发展格局的效果，也是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前提。新发展格局对社会将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会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讨论，将是新发展格局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对经济发展路径与社会发展形态二者相互关系的关注具有深厚的研究传统。例如，在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产业社会学、市场社会学等学科，普遍强调政府、社会与经济(或者市场)的互动关系。在这些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具有显著的发展主义和“企业家主义”色彩；有学者提出了“地方国家统合主义”“地方市场社会主义”“地方政府即厂商”等概念；有学者集中考察政府在市场发育、产业体系打造中的作用，聚焦发展型政府、政商关系、市场的规制等现象，产生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研究作品。

此外，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一直是发展社会学的核心旨趣。发展社会学及其在中国发展壮大的转型社会学，主要关注“转型效果”和转型实践走向。这一研究取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市场转型理论”，关注制度变迁过程。后续出现了两条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讨论的研究支脉，一为关注改革具体过程和实践效果的“实践社会学”，一为关注转型过程中劳工群体的塑造、生成过程及其命运的“劳工社会学”。实践社会学研究一直关注中国改革各阶段的转型实践，提出面对经济危机，需要通过社会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劳工社会学研究则聚焦劳动者，认为社会发展的走向取决于劳动者状况，应将其置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通过劳工问题的讨论勾连出社会发展的总问题。

以上两条研究路径皆与当今社会学界对中国转型复杂过程的细致观察和深切关注有着密切关联，是国际前沿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而产生学科知识的典型代表，完全可以作为研究新发展格局的有效知识库与工具箱，以此扩展对新发展格局的认识视野。这些研究提示，可通过密切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互动过程理解新发展格局。观察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进入的新阶段，面对改革新实践、吸收前述研究的成果并结合社会发展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学研究者不容推卸的使命。

本文致力于回溯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社会变革，讨论塑造这一社会变革的经济起源，追踪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形态与空间布局的可能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劳动过程、劳动体制与社会联结的影响；进而，指出新劳工社会形态发育对于消费培育、新型城市化、新劳动者社会化及劳工养成、城乡关系等方面的深远影响，旨在倡议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加入“社会”的维度，为新发展格局的落地奠定基础。

二、从国内国际“双循环”到经济社会“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之所以“新”，是相对于以往也即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方式而言，凸显的是以往中国参加国际大循环这个“旧循环”。尽管参与国际大循环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屡受争议。从学术界已有研究结果来看，这种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旧循环既是国际“单循环”，也是经济发展、社会瓦解的“单循环”。而我们所要构建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不仅要包括从单循环的格局到国际大循环和国内大循环“双重大循环”，更要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大循环”。

(一)社会的缺席：国际大循环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产业布局是以融入国际大循环为基本盘，通过“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分工——产品的生产布局在中国，前端的研发、设计、运营、原材料，以及后端的销售、消费布局于海外。此外，中国更多是以将廉价劳动力投入生产环节的方式来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完成价值的实现。根据已有研究，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大循环中牢牢占据生产的节点，主要原因包括：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的流动性、基础设施、劳动者的素质，等等。国际大循环作为国际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间布局的结果，所能够给予中国的价值链输出比重非常少——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为主，在高增值环节竞争力不强。以iPhone手机为例，美国、日本、韩国分别凭设计和技术获得49.4%、34%和13%的利润分成，中国靠生产获得的利润不到4%。以苹果手机生产为代表的国际大循环参与不仅限制了中国制造的利润空间，更是给科技研发、产业空间布局及社会形态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中国的科技研发、创新的动能与空间严重缺失，产业创新和技术积累方面普遍不足。由于国际大循环都是两头在外，核心的研发设计、概念执行环节甚至工艺生产设计都由跨国公司牢牢掌握，所以中国开展研发与设计的空间非常狭小。2018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遭遇来自美国的高科技打压即是这一境况的直观反映。这种产业创新和技术积累的不足以芯片、手机和汽车制造业最为典型。根据对汽车产业的长期研究，研究者发现在汽车合资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本期望通过零部件的生产实现中国整车制造技术的提升；但是实践证明，不自主开发整车，根本无法跨越从零部件生产能力到整车生产能力的提升，只能一直停留在零部件生产和做代工者的角色，而无法实现技术积累、打造自主品牌、掌握利润空间。从单向生产到自主设计生产的困境，正是汽车合资政策“市场换技术”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对盾构机生产制造行业的研究结论也是如此：在中外合资的背景下，中国即便加入盾构机等精密仪器生产制造行业中，但是也只能承接盾构机焊接等外围的粗犷生产环节，在技术设计部分根本没有发言权。“两头在外”的国际合作难以给生产制造国家带来科技研发方面的整体塑造效果。

这一状况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多元的。首先，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孱弱和自主品牌的缺失。在资本的空间布局下，新兴工业地带的定位往往被局限于生产领域，研发、运营等环节布局很少，这是当前我国工业领域屡屡被“卡脖子”的原因所在，这一状况也辐射到科学技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突出体现在职业教育的结构性困境。其次，外向型工业大量采用贴牌生产、代工等方式，缺少品牌运营，不仅导致中国就业结构的畸形，也限制了产业所能获得的利润空间，资方不断压低成本，最终导致劳动者收入无法增长。再次，这样的产业形态导致工厂大量采用“设计与执行”分离的工序，加工厂普遍采用简单控制的管理方式，工人被深度“去技术化”，劳动者技术学习积极性普遍下降。

第二，大量的生产岗位不得不服从于国际合作生产链的空间布局的需要，从而产生畸形且高度不均衡的生产格局。为全球代工的制造业工厂并非根据我国本土的资源和要素进行布局——比如布局在土地、劳动力、能源丰富的区域，而是必须听从于资本全球空间布局对于生产地的要求。最典型地体现在，由于全球体系的形成主要依托于海运，核心的生产地带必须靠近港口这一决定性的基础设施，而其他的生产要素都必须围绕这一要素实现，这就导致人口、土地、能源等因素遭遇了扭曲。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土地有限，工厂布局在东南沿海，导致居住成本高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脱节、生产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脱节、土地利用效果畸变；为了在有限空间内满足生产的需要，工厂修建大量员工宿舍，依托“宿舍制劳动体制”实现劳动的高效率运用，工人除了最低程度的休息，剩下的精力都被组织到工作中，产生出珠三角、长三角等高度产业化却缺乏充足城市设施的城市地带。在一些城市，房价高企、居住逼仄、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普遍不足。这样的城市面貌不仅与饱受争议的户籍制有关，也与这些城市中工业用地的高回报有关——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上偏向工业用地而忽视居住、公共配套用地。与之相反，内陆广大腹地的城市普遍存在土地居住与工业利用反向的失衡状况，财政压力推动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用于居住，然而人口大量流失、产业空心化问题明显，“空城”“鬼城”即是对它们的形象概括。这种城市化的局面与四十年来的外向型经济所导致的产业空间布局失衡是分不开的。

第三，正如社会学家大量研究所揭示的一样，某些社会及制度性的因素，不仅对当下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也给未来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由于东南沿海的工厂成了全国劳动力的抽水机，将大量的就业人口从其“生产地”——中西部地区剥离出来，借由市场的力量安排进入东部沿海的工厂劳作，这就使得劳动者的劳动力实现地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根据地被人为二分。这一安排，一方面，令外出的劳动者“囚在工厂”，除了劳动仅仅维持基本生活，断无正常的社会生活，进而导致其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难题；另一方面，带来严峻的留守问题，内地农村空虚化，内地城镇发展缓慢，此即学界关注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尽管中国的家庭和社区生命力顽强，通过各种代偿机制实现有限“在场”，从而部分延续家庭等功能，但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不能否认的。这一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不仅对当下的劳动秩序和劳动者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也对下一代劳动者的塑造、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产生深远影响，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断裂——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愿意进入“世界工厂”从事产业劳动工作。其中机制在于，父母的“在场”可以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发育，也给孩子提供了正常的社会化环境。父母的“缺场”则与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乡村仪式文化的瓦解一道，导致乡村社会的断裂，这一状况通过留守经历内化到儿童身上，最终形塑了不完整的社会主体：一方面将留守儿童结构性地推上底层劳工的岗位，另一方面又从内在导致从留守儿童转变来的青年工人不愿意投身一线工厂劳动。这对我国产业发展、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负面效果已经逐步展现。

(二)社会的凸显：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社会互构

经济发展、社会滞后的状态，不仅对社会本身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也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内在阻力。经由土地与劳动力的综合效应，我国经济实现了四十年的大发展，产生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是同时塑造了特殊的劳动体制，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多重矛盾，并最终构成经济发展的内在约束。

可以预见，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社会发展将出现重大变化，人口、城市、科技、教育等领域将出现明显的重组。同时，社会的发育也将推动新发展格局的落地。可以看到，当前社会的发育困境，不仅成为社会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且也已经成为约束经济发展的瓶颈。仅在劳动领域，社会的发育就已经从多方面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劳动者的持续漂泊、不稳定状况，一方面导致工厂用工成本上升、产品质量稳定率下降、员工技能增长内驱不足，甚至不愿进入工厂；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没有完成市民化，在城市中无法真正落脚，约束了其消费空间。典型城市如深圳，其社会消费总额与城市人口长期不匹配、大幅滞后，主要原因即在于大量的实有人口仅将城市作为工作地而非生活地。如上问题，其症结都可归结为劳动者社会发育不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期，内需是主要的引擎，而劳动者社会的发育则必将成为主要的发力点。梳理过去四十年中国发展道路的经验，可以看出，社会的发展和发育状况，将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

总而言之，过去四十年中国发展模式是参与国际分工、国内发展不足的“单循环”，也是经济发展、社会滞后的“单循环”。而新发展格局的实现，不仅可扭转当下社会跛足的畸形状态，更将经由社会发育反哺经济，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动力。新发展格局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构，也推动对我们“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当前产业和经济学界广泛讨论的产业形态的变革，而是包括两层含义：从参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国际双重大循环”，从经济发展单循环到“经济与社会双向协调发展的双循环”。对“双循环”的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界，更要扩展到社会学界。

三、“双循环”下的劳动、产业与社会形态变迁

如前所述，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变：产业形态的转变与经济-社会关系形态的转变。我们将从对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形态的讨论开始，进而延伸到产业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变化的影响。

(一)新发展格局下劳动、产业与社会形态转变的框架体系

秉持转型社会学的宗旨，社会学对新发展格局的关注，将重心聚焦在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群体即劳动者身上，以他们的劳动与社会形态作为突破口进行研究。这里的劳动者，应指广义上的劳动者，不仅包括生产线上的劳动者，也包括科创、物流、销售等领域的劳动者。通过聚焦这些劳动者在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上劳动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可以有效观察国际形势和国内因素如何共同推动、建构了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的各个环节。

国内大循环为主的产业体系，意味着我国需要通过自主能力进行产品研发、设计、运营、生产、流通、销售、消费全过程。所有这些场景，都与劳动者有着密切的关联。此时的劳动者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要素，同时也作为完整的“人”参与到劳动的全部过程中。例如，生产的过程，不仅仅是“手”的体力劳动，也依靠“脑”来实现设计研发组成部分，此时的劳动者可以实现布雷弗曼所谓的“设计与执行”的统一，避免“单循环”时期劳动者仅仅作为一种“体力劳动”导致的劳动异化。劳动者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要素，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要素，这不仅是基于他本人具有的消费需要，同时也体现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制度设计的内在需要。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期作为整体的“人”与此前单纯作为生产者单要素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不仅是一个产业命题，也是一个社会命题，涉及到复杂的社会过程。

通过运用产业、劳动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及视角，围绕新发展格局下产业布局、劳动形态与劳动者社会形态的新变化，聚焦我国自主产业发展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关注“社会”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与效果，可以发现若干具有深厚学术潜力且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研究议题。这些命题完全可以采用实地研究、案例研究的方式开展实证调查和实地观察，并产生基于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实践的理论体系，从而参与国际学界的相关讨论。下文将进一步阐述这一系列的潜在命题。

图1 劳动、产业与社会关系的逻辑框架图

(二)新发展格局下产业、劳动与社会形态重构的议题设置

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体系，从以往“两头在外、生产基地在中国”的方式转变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体系。国内大循环为主的产业体系，意味着新的产业可能要涉及我国自主进行研发、设计、运营、生产、流通、销售、消费的全过程。从单一环节到全产业链布局，不仅将对我国产业发展形成全新的影响，亦将对我国社会发展起到优化促进作用，社会发展又会反哺产业与经济发展。可以预见，这一过程将推动中国学界产生新的学术议题，这些议题可作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发展道路和崛起过程的观察透镜，对这些议题的研究，不仅对社会发展实践产生积极影响，对探索中国特色学术研究更是大有裨益。

1.新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突出自主研发、设计，布局自主品牌

自主研发、设计、运营，意味着我国需要独立面对产业的前端，这将带来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新时代。自主创新对我国产业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意味着我国需要独立承担产品研发、设计、创新、运营的任务挑战，并做好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完全自主创新的准备。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与科技摩擦尤其是中兴、华为事件的爆发，已经提醒了中国不能放弃自身进行基础研究的工作，不能完全依靠外国技术的支持。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实业界和研究界来说，以往依靠购买、合资实现技术发展，依靠跟风研究实现科技创新的做法将难以持续。自主创新，对中国产业界、科技界、教育界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这一变化，实际上也是中国科创和教育行业的一次重大机遇。这意味着在产业界和科技界，我国自主创新的空间变大，意味着我国科创的市场环境和空间机遇的出现，也意味着基于我国自主设计、生产、销售的国产品牌的市场空间的壮大。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广大的工程学位、经管法金融学位乃至人文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产品研发、设计和运营等前端环节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以往大学毕业生供大于求、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有望得到缓解，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可能会迎来更健康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我们在深圳进行了大量调研，发现了不同类型的自主创新的萌芽与行动：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片段式、从工艺等方面开始的研发，主要围绕产品设计到产品量产中间的工艺过程和自动化生产过程进行自主创新；以迈瑞、理邦等医疗器械产业为代表，浸染式、从模仿开始的研发，目前已经实现较高程度的自主创新，并且占领市场；以华为、比亚迪为代表的原生式、重压之下倒逼的研发，注重生态系统的建构和创新体系的基础生长。不同科技形态背后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形态的作用。总体而言，新发展格局将会给基于中国本土的研发提供更多机会，其不仅仅关乎上下游和产业布局，更事关国家安全。

2.产业区域布局的均衡化调整与劳工、劳动、社会状况的更替

自主生产并面向国内市场，意味着我国可以以更合理的结构进行生产空间的布局，这必将对劳动者的劳动秩序产生新的影响。如前所述，“单循环”生产空间的布局是围绕海港等出口基础设施而建立的。以海港为中心，各个城市和地区围绕工厂的设置开展了激烈竞争，出海口地区、经济特区是这些竞争中的获益者，而广袤的内陆腹地由于距离海港设施遥远，无法得到其所应获得的生产岗位。进入“双循环”之后，我国将以更合理的方式，结合各地的资源、能源、土地、人口、区位、基建设施、生态承载力等要素，进行合理的生产地布局。这必将给我国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的使用带来优化组合运用的空间，内陆腹地也能由此而获得更好的产业发展机会。这也将催生新的城镇化发展形态，大城市一头独大、中小城市发展乏力的状态将有所改观，大中小城市之间相互协调、一二线城市有序发展的面貌将可期待。

伴随本地工厂和本地化用工的大量出现，工厂的劳动力管理、劳动过程、政企关系、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劳工权益维护等方面都将产生区别于“拆分型劳动体制”的新形态，过去四十年来的劳动局面即将面临全面重构，需要学界持续跟进、细致剖析，研判本地劳动的基本类型及其劳动体制的样貌。产业空间的重组，还意味着劳动者可以免去必须背井离乡、奔赴千里之外的沿海地区就业的困境，实现“离土不离乡”、本地化就业，从而将劳动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而在劳动过程中，本地化就业也将塑造新的劳动模式，以往对企业内迁的研究已发现，内迁工厂形成一种“外来工厂本地工”的新组织形态，工人的劳动生产与社会生活由过去的分离发展到内迁之后的融合，从而区别于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拆分型劳动体制”。对于劳工而言，本地就业将会重塑其劳动观念，尤其是其中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而言之，新的劳动体制亦提供了重构产业与社会关系的机会，改变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社会效果，更有利于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社会的有机团结。

3.新的物流体系劳工队伍的培育以及物流工人新的组织方式

内循环的产业空间布局和消费市场，将重构我国的物流体系。面向广袤内陆腹地的物流系统的建立，将使卡车司机的队伍进一步扩大，由此卡车司机必将成为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外循环时期，我国的物流体系主要是依靠集装箱海运而进入国际消费市场中，物流体系劳工队伍主要是海运工人，规模有限，这个问题并未凸显。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平行自西向东流淌，缺乏河网基础，无法借由水路河道运输实现物流循环，这意味着我国的物流体系将以陆路运输为主。由此卡车将成为主要物流运输工具，未来卡车司机队伍，将在目前3000万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增加，这一过程又与当前卡车运输中的平台化相互交错，带来全新而复杂的物流模式以及相应的物流劳动。近期，伴随卡车司机劳动重要性的彰显，社会大众对卡车司机的关注日益增加。社会学界关于卡车司机的研究，已经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作品，有团队秉持劳工研究的传统，对这一群体进行了细致刻画。未来，“双循环”下卡车司机独特的劳动过程和经济社会形态、劳动保护体系也必须被纳入研究视域中来。此外，解决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快递劳工、外卖劳工队伍也在近几年快速增加。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其与新技术之间相互交织，塑造了全新的劳动类型，这一群体主体特征、劳动过程、组织方式等问题亦需要学界的持续关注。

4.新发展格局与新技术变迁下的消费观及销售劳动转变

内循环与互联网环境错峰交汇、相互融合，将对品牌塑造产生新的影响，也会塑造新形态的销售劳动过程。近年来的ICT工具、互联网技术的发育，已对销售劳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线上销售、直播带货等新型销售形态正在勃兴，从而将销售劳动从以往围绕“物”的形态转变为围绕“人”的形态。这种新趋势，将给我国自主品牌的崛起带来新机遇。

在“双重大循环”的背景下，直播带货通过产品营销推动供给侧改革，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的一维。相对于传统的营销模式，直播带货从人际关系、产品交互和销售体验等角度，建构一种“深嵌营销”的新营销模式，由此打造新的销售劳动，产生新的消费观，重构销售者-消费者的关系。直播带货对销售劳动的扭转包括从“悬浮”的明星代言到带货主播的代入体验，从单一的产品展示到沉浸式的产品交互，从单纯的网上购物到娱乐消遣与购物相糅合，从而给销售劳动和直播劳动带来了“双重转型”。“深嵌营销”使得销售成为有效链接生产者与消费者、打造产品交互过程的重要节点，由此网络销售员掌握了销售过程的治理权，可以依此营造出新的生产-消费体系，对推动“双重大循环”有着重要意义。

5.劳工社会形态转变与内需扩大、消费培育

以国内消费为主意味着“双循环”建构必须关注最重要的消费增长点——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与消费刺激。消费环节的建构是“双循环”能否形成闭环的关键要素，也是社会培育和社会生产之所以不可或缺的原因所在。已有研究大都发现了内需扩大、消费刺激对于“双循环”的重要作用，并指出降低房价、缩小房贷支出等对于扩大消费的重要意义。但是，即便城市中产阶层通过减少房贷开支获得消费能力的扩展，扩展的幅度也是有限的；而另外一部分群体——多达2亿-3亿劳动者的消费刺激则是更应该关注的议题。真正需要刺激的不是城市中的供房群体，而是身在城市、心在农村的劳动者群体。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劳动者的消费激励是远不足够的。有专家指出，外地劳动者与本地市民的消费鸿沟达27%。激励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一方面要从分配上考虑，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前者我们在上文提到自主创新、内地生产时已有提及，只有我国可以将产业全链条发展的主动权握在手中，才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保证劳动者的分配权。而后者涉及消费动机问题，这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黑箱”，却正是社会学研究的长处所在。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也意味着要培育劳动者的消费环境，而消费环境的培育则与劳动者的社会形态紧密相连。

为何消费与社会密切关联？消费社会学研究指出了社会状况与消费心理之间的复杂关联，某种意义上说，“本地社会”是消费的基本前提，如果劳动者没有“社会”，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消费。颇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在八十年前的《禄村农田》中就已经有深刻的阐释。费老指出，在禄村的“当地定居者”(禄村人)和“流动农民人口”(外地来到禄村耕种的群体)之间，存在着两种不一样的消费形态：“流动农民人口”是一种功能主义的消费，仅限于满足基本的需要；而禄村“当地定居者”则执行一种“消暇经济”，将农田的剩余价值孜孜不倦地投入诸如洞经会这样的地方性公共仪式活动中。在费老笔下，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消费形态是两种不同的消费观，可以理解为“社会性消费”和“功能性消费”，两个群体的消费动力与消费潜能截然不同，前者远胜于后者，其原因在于后者缺乏消费的社会基础。费老的这一判断影响深远，远未过时。时至今日，很多远在外地工作的劳动者，所处于的依然是百年前禄村的外地劳动者一般的消费状态，满足于基本的温饱层次的“功能性消费”，而缺乏正常的、以社会交往为目的和基础的“社会性消费”。因此，如何打造劳动者的“社会”就变得非常重要。对于中国人而言，其社会的根基，与其生根之地有着密切关联，其社会的内容，核心是乡村中的面子竞争、乡村等级分化和围绕家族的意义构建过程。远离家乡的劳动，必然使得他们缺乏消费的动力，仅仅保留基本的“功能性消费”；回到家乡的工作，不仅意味着他们可以就近照顾家庭，更意味着他们可以接续家族自古以来传承的社会地位，并进行新的社会营造行动。由此，经由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者的本地化就业，就可以重新搭建劳动者的社会形态，而这一社会形态又为劳动者的消费提供动力、保障与支撑，从而构成内需，反哺内循环的生产体系。此即社会意义重大、关乎“双循环”是否能够真正落地的缘由所在。

6.城市化格局变动及不同层级城市化推进策略

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劳动者社会的生产具有抑制作用，从而对城市化产生了负面消极影响，产生了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落差、表面城市化等弊端。新发展格局之下，伴随产业布局的地理均衡化调整，内地将出现更多的工业地带，内地城市可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实现城市居住与产业的均衡发展，更为劳动者的社会培育与社会生产打造空间，从而为新的城市化模式奠定基础。

从近期看，以劳动者为核心的城市化推进策略，包括内涵城市化、就地城市化与扩散城市化等不同方式。对于东南沿海工业地带来说，面对新发展格局的要求，需要推动人口真正地融入城市，实现高质量城市化发展，此时“内涵城市化”是可采用的策略；对于内地新兴工业地带而言，通过人口回流、制造业的布局，实现内地劳动者“就地城市化”是一个稳健的城市化模式；而对于部分人口及就业都已经高度饱和的重点城市而言，若想既保留人口及高质量就业岗位，又保持与其他城市的竞争相对优势，则需要考虑改良实有人口的居住和公共服务质量，在土地等外部刚性约束无法突破的条件下，通过跨区域公共交通、公共服务的配给等方式实现跨区域“扩散城市化”。我们近期对江西南昌、山东泰安、广东惠州等城市的发展方式的实地考察，分别印证了以上几种城市化的推进策略。可以期待，随着新发展格局的落实，未来必将有更丰富的关于中国城市化推进策略的研究成果涌现。

在笔者看来，以上六个议题可构成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产业、劳动与社会变迁的核心议题，我们呼吁学界围绕不同的议题以及“双循环”的各个节点，切入、挖掘并解析新发展格局的社会效果。当然，这些研究对社会学而言是一项全新的挑战，过去学界对劳动议题的思考更集中于劳动本身，而缺乏对于产业布局、科技创新、物流体系、消费培育、城市集群的思考。这些议题还需学界同仁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援引理论传统、探寻理论创新，并进行扎实的实证研究，从而找出新发展格局下的系列变化并形成学科知识、反哺社会实践，真正将国际前沿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有机结合。

四、结论与讨论

作为国家的建设方略，新发展格局未来将极大影响包括产业形态与社会形态在内的中国整体格局。关注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效果的研究正当其时，社会学界亟须锻造自身的理论体系、概念透镜、问题意识和现实眼界，敏锐捕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向，积极推动相关议题的深入与展开。

本文通过扩展中国劳工研究、发展社会学研究的研究视域，聚焦产业、劳动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联，围绕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首倡从社会学角度对新发展格局开展讨论。此外，还通过对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布局、科技创新、劳动形态、消费形态、城市体系等命题的讨论，提出一系列未来可关注的研究议题。聚焦其中经济与社会的互构关系，依托这些议题产生系列新观点，必将给劳工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消费社会学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

总体而言，从过去四十年来加入国际大循环“单循环”时期到未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期，中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布局、劳动形态、物流形态、销售形态、分配消费都将经历历史性的巨变，由此重新构筑中国产业的面貌，并从根底上改变中国劳动者的社会体系。可以看到，加入了“社会”的维度，新发展格局对于中国产业影响的解释框架变得更为宽厚和多元。以此打开产业、劳动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解视域，可有效反哺学术发展。这些富有生命力的议题，不仅可加深我们对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政策概念的理解，更可帮助我们建立中国本土的社会研究理论体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2期/《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