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新京报》}

^{由于《读书》在知识界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读者对它也就给予了更多的期待和关注。作为老一代的学者，同时也是《读书》多年来的作者和读者，何兆武先生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中生代学者中，徐友渔先生对近年来《读书》的文风、倾向等多有批评，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生代学者与徐友渔有所不同，更多的还是认同和肯定。作为《读书》的编辑，李学军从1996年进入《读书》，恰好伴随了第三阶段《读书》的全过程，由她来讲述作为具体操作者的想法，以及在编辑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或能使读者对《读书》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有更清晰的了解。}

　[批评·太专业]

　　●何兆武（学者清华大学教授）

我能看的文章越来越少了

　　前些年《读书》的性质，是趣味性的，大众性的，一般读者可以看。这10年来，这个性质有所改变，《读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我所能看的文章越来越少了。比如像经济学方面比较专业的文章，我看不懂的，就不看了。我喜欢的，还是从前的那种《读书》，有点文化的都可以看，除了趣味性和知识性，还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这样，读者的面要大一点。如果专业化过强的话，我想作者也不需要向《读书》投稿了，一个经济专家谈专门的经济问题，他就投到经济学杂志上去了。我要是个经济学专家，想看这方面的专门文章的话，我也不看《读书》了，就看这方面专业的杂志了。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保留从前的那个方向，那些文章不光是深入浅出，一个外行人看了，也会对你有所启发。它不应是太专业性的，让普通读者看不懂。

　　我希望看到既通俗，又有启发性的文章，而不是纯粹通俗性的读物。比如，儿童文学纯粹是通俗性的，类似这种给成人看的文章，还能启发你的思想。以前，《读书》上的文章我大部分可以看；现在，《读书》上的大部分文章我不看了。

　　[批评·文风]

　　●徐友渔（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只做加法未必就好

　　我以前给《读书》写稿不算多，这八年来就没有在上面发表文章。以前在《读书》上面发表文章较多的朱学勤、雷颐等人后来发表的文章也很少了，可以说，读书作者队伍的改变非常明显。我觉得，一般读者对《读书》的批评还是比较公正的。

　　《读书》历来的风格是多元并包，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共平台。汪晖以前自己办过一个杂志《学人》，他怎么办大家没有意见。《读书》是一个公共性的杂志，它有一个基本的兼容并包品格，不可能做成沈昌文那种品格，汪晖没有。

　　其次，作者队伍扩大了可能是真的，但是，你把一批观点、社会立场跟你不一样的作者整整齐齐地全部换掉，不能用作者队伍扩大了来解释。另外，一些读者认为《读书》上面的很多文章学院味太浓，这是不能用时代的变化来解释的，否则何以解释《书屋》、《书城》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那些杂志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批评。

　　《读书》这10年来关注的学术领域是拓宽了，我个人也比较关注学术前沿的题目，我对这一点甚至很欣赏。

　　以前陈平原对这种倾向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替他们辩护过。但是，题材方面做了加法是另一回事，对于沈昌文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东西有没有做减法呢？对权力在社会现实中造成的问题……这个可是要命的，多了五个无关痛痒的话题，减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这可就不一样了。这里面实际上是又有加法又有减法的，第二点，有些加法是不是一定就好呢？有些加法是国外的问题，或者是一些伪命题，把它掺杂进来以后，对真正的问题可能冲淡了。对这点需要甄别，并非越多越好。

　　更为关键的是，这10年来，《读书》中有些文章的文风极其恶劣，有的文章中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有的文章动辄对整个知识界进行谩骂和攻击，对整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和知识上做出论断，这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批评具体观点，对某具体的人举出具体的证据，但是不能做出这样的评判。对于这些地方，《读书》编辑居然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是很不负责任的。

　　[肯定·宽容]

　　●《读书》某作者，不愿透露姓名

汪晖的贡献是扭转了小资风格

　　我最喜欢的是陈原主编、王焱做编辑部主任时代的《读书》，我是从1991年给《读书》写稿的，基本上每年一篇，有时一年还没有。每一届主编更换之后必然会有他自己的风格，这也跟《读书》的定位有关系。

　　如果把读书作为时代的风向标，那么它当然应该反映时代的变化，但是，让《读书》的人文的精神和气质保持不变，反而是一个更难的事情。我不太同意知识界争论和分化就会导致这种改变。我对《读书》风格的转换比较理解，但是，这种转换不一定和人文的气质和关怀对立起来。

　　早期的《读书》相对来说比较平衡，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同时它有非常深厚的、积淀下来的人文的东西。那时的金克木、李泽厚、赵一凡等作者，他们的功底深厚，既能反映时代主题的转变，自己又有一套不变的东西在里面。沈昌文先生时代的《读书》过于强调文化了，比较注重雅趣，对话题不太注意。现在的《读书》面临的是大众媒体的崛起，因此它的影响减弱也难以避免，换谁也是一样。国外的杂志都有一些倾向性，杂志没有倾向性是不可能的。

　　《读书》现在的问题是倾向性太明显了。作为一个编辑，你应该说此刊物不代表编辑的观点，你不能直接介入或概括这个话题。他们每次都是把自己的理念非常突出地摆在里面，“我们认为”，“我认为”这是很不好的。这样就表明了你们认可什么，不认可什么，跟你观点不一样的作者就不敢给你投稿了。其实我倒是觉得，他们不是很明显地排斥某些东西。另外，对于一些时尚的话题没必要亦步亦趋，有些东西其实不值得回应。对中国传统人文的东西要坚持，现在的读书纵深感不够。

　　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赞成现在的《读书》对时代问题的追踪，你不能老是像沈昌文那样怀旧、小资，挖掘一些知识分子的趣闻轶事，并培养一批随笔、杂文的写手，说实话我不大喜欢。批判知识分子的勇气和犀利不能湮没在怀旧的情绪之中。汪晖他们的一个贡献是彻底扭转了小资这种风格，把《读书》归位到批判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承担的使命感上，并有一定的宽容度。当然，现在的《读书》也有些问题，一些是论文的文章直接就上去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论文式的表达，这是做不太周详。但是，总的来说，现在的《读书》还是值得肯定的。

　　[编者说法]

　　●李学军（《读书》执行副主编）

关于《读书》的立场和文风

　　这十来年各种评论特别多。首先，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以前很不一样了，《读书》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这是很正常的。1996年换了主编以后，大家把《读书》的变化夸大了一些。我们也接触了一些国内的学者，并没有感觉到刻意地去追求什么变化或者倾向，好像是自然而然地就把知识界的不同声音反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知识界的内部分化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可能多发表了在某一个方向上的文章后，大家就觉得倾向变化了。这个变化到了这几年，一些反馈显示，《读书》的一些文章，跟整个知识界来说，是有些领先的。一些观点在这个时代不是主流的声音，但是过后来看，我们当时做的一些努力现在已经变成大家公认的一种现象了。

　　作为编辑来说，我们也处在一个成长过程。跟着《读书》走过来以后，发现当时的一些工作还是有前瞻性的，很值得做的。这种变化读者可能慢慢能够理解，但是有时开风气之先确实有一些压力和阻力。尽管我们也听到各种批评的声音，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他们对《读书》的关爱、厚望。

　　总的来说，对于《读书》的批评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立场，一个是文风。

　　《读书》的文风原来可能比较好读、好看，因为作者介入问题比较深以后，读起来比较累。我们一直想改变这种状态，但确实有些困难。

　　年轻一辈的学者不像80年代老一辈的学者那样，有深厚的学者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我们也在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以我的体会，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和流畅的文字表达会有些冲突。此外，作者们给《读书》写文章没有以前那么用力，也不愿意对文字进行雕琢，因为学院化的结果使得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了。其实，80年代《读书》上一些介绍新观点的文章看起来也挺累的，那是一个学习的年代，人们对知识有渴求，而现在的读者不一样了。

　　在立场上，很多学者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有时切入点和角度会不一样。很多时候，他们的分歧其实不是观点的问题，而是意气之争。

　　比如，大家对公平问题、贫富差距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有了一些隔阂后变得很难平心静气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