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基于“高阶理论”的既有研究大多关注高管团队的静态异质性特征，忽视了高层动态决策过程。立足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和高权力距离的独特制度环境，本文系统考察了私营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个人专断还是集体协商）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2016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文发现个人决策对中国私营企业经营绩效的贡献高于集体决策，这受到市场化程度、组织特征（结构和规模）与高层领导个人权威水平的复杂调节。本文从制度、组织与管理者个人三个层次分析了不同情境下决策模式效果的变化，部分打开了组织决策的“黑箱”，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私营企业决策过程与经营绩效之间具体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决策模式；市场化程度；权力距离；经营绩效

作者简介：王修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苗大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8 年11 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明确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新华社，2018）。我国私营经济因此蓬勃发展，私营企业登记注册户数，从1990 年不到10 万户增长到2019 年的3516 万户，同期个体户数从1534万增长到8261万（国家统计局，2020）。目前，非公经济的税收占比超过50%，对我国GDP 贡献率达60%以上，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国务院，2018）。

私营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对我国经济和社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经营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企业高层领导或管理团队。汉姆布里克和梅森的“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认为，高层领导与管理团队的组成特征（如认知基础、技能、态度、价值观等）会对组织的行为、战略选择以及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Hambrick & Mason，1984；Hambrick，2007）。后续大量研究揭示了企业高层领导与管理团队的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的作用和影响。既往研究大都聚焦于企业高层领导与管理团队的静态特征，尤其是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心理）特征。研究者相信，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bounded rationality)，不可能总是做出最优决策，当高管团队成员异质性较高时，大家就能够提供不同但相关的信息，从而有助于为一项复杂的决策任务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Mathieu et al.，2014）。然而，这仍然没有完全打开“高阶理论”的“黑箱”，即企业高管团队运作的动态决策过程及其对企业绩效等组织结果的影响（Lawrence，1997；汪金爱、宗方宇，2011）。

企业高管团队的动态决策过程既涉及企业内部权力的配置，同时也涉及团队内部成员的人际冲突与社会整合问题。国外文献一般认为，企业趋向于把复杂的决策任务交给团队而非单独的个人，强调集体决策的主要优势在于扩展可获得信息的范围，掌握不同的个人经验、文化视角、知识背景以优化决策，从而得到比个人决策更加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案。但也有研究发现，集体决策的实践常常偏离稀缺信息的最佳利用预期，集体讨论常常只是巩固了先前的个人已有偏好（Mesmer-Magnus & DeChurch，2009）。那么，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到底是高层领导个人决策更为有利，还是高管团队集体决策略胜一筹呢？

有学者认为，企业决策模式与经营绩效之间的确切关系，可能取决于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差异（贺远琼、陈昀，2009）。本文立足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权力距离的地区差异，系统分析私营企业决策模式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变化。

本文对“高阶理论”以及企业决策研究有以下推进。其一，国内关于高管团队的研究（Top Management Team，TMT）仍然聚焦于高管团队静态异质性特征对企业行为与组织结果的影响，很少涉及动态决策过程。本文比较了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两种决策模式在中国情境下的效果。其二，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既有文献大多只关注市场、资金等技术环境。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的制度转型环境，本文引入制度环境，丰富了我们对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经营具体机制的理解。其三，以往研究大多仅从一个方面分析决策模式效果的变异，本文则从制度、组织与企业主三个层次系统讨论不同情境下决策模式效果的变化。

本文思路如下：首先爬梳高管团队理论从静态的人口学异质性特征到心理认知模式，再到动态决策机制的发展过程；接着引入制度环境变量来考察中国私营企业决策机制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然后深入企业内部，考察组织结构特征和企业主权威对不同决策模式与经营绩效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最后尝试用2016 年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建立一个综合实证分析模型。

二、文献综述

（一）高阶理论：从静态异质性到动态决策机制

汉姆布里克和梅森（Hambrick & Mason，1984)的“高阶理论”强调，作为企业核心人员的高层领导与高管团队之社会人口特征及其认知过程，对组织行为、组织战略和组织绩效等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重点讨论了高管团队成员的异质性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Hambrick et al.，1996）。有研究认为，两者存在积极正相关关系。比如行业和教育背景差异大、任期长短不一的高管团队，更有可能制定并采取有市场竞争力的战略行动，从而提高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利润（Ferrier & Lyon，2004）。在技术试验和创新过程中，这类高管团队能够更好地采纳组织内部的各种不同视角和意见，助力企业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Alexiev et al.，2010）；在公司绩效表现较差阶段，也更容易调整公司战略（Boeker，1997）。另有研究却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公司决策过程中的冲突程度越激烈、内耗越严重（Knight et al.，1999），导致决策成本增加，损害公司绩效指标。还有学者指出，高管团队的特质与组织绩效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Boerner et al.，2011）。

相比之下，高管团队运作的动态决策过程一直是“高阶理论”的神秘“黑箱”（Lawrence，1997；汪金爱、宗方宇，2011）。在回应批评和后续修正过程中，“高阶理论”尝试通过测量高层领导与高管团队的心理特征来直接刻画两者的影响过程。有学者根据“自负假说”，用CEO 近期绩效、媒体赞扬、 CEO 与二把手之间的薪酬差距等变量来解释公司并购行为的特征（Roll，1986；Hayward & Hambrick，1997）；另有学者用CEO 自恋人格来预测公司的战略动态和绩效表现（Rosenthal & Pittisnsky，2006）；最后，皮特森等人（Peterson et al.，2003）的大五人格研究发现，CEO 人格与高管团队内部动态过程密切相关：CEO 情绪稳定、外向、开放、随和、尽责，高管团队就会更具凝聚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绩效。

然而，直接测量企业高层领导与高管团队的心理特征，并不等于打开了企业高管团队发挥作用的“黑箱”，因为我们还是不清楚其中的具体决策过程及其影响机制。已有研究大多侧重描述高管团队的构成和结构等静态特征，对动态过程及机制的关注相对不足。本文聚焦挖掘动态决策行为与企业组织结果之间的复杂关联，将企业决策模式概念化为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两种模式，前者是由企业主或高层领导单独做出重大决策，后者则把决策过程交给高层团队，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会和其他集体化方式。

（二）决策模式：集体协商，还是个人专断？

企业决策模式反映了企业高管团队内部的权力分配情况，既有文献大多关注作为董事会和高管团队之桥梁或中介的CEO，考察其在不同维度权力分配模式下的权力大小与企业各种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方军雄，2011；Karaevli & Zajac，2013）。那么，决策模式和绩效表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已有文献结论不一。

1.民主的优势

一种观点支持集体决策，原因在于：首先，集体协商能够加强高层团结，提高决策质量。一方面，在权力相对平等的情况下，高管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较为顺畅；相反，权力分配不平等则会限制信息流动和共享。掌握较多权力的成员会策略性地选择拖延公布关键信息的时间，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减少潜在的反对意见（Eisenhardt & Bourgeois，1988）；而那些没有影响力、无足轻重的成员也会主动放弃参与决策，不愿意积极提供有用的信息（Patel &Cooper，2014）。另一方面，集体协商可以搜集多元化的想法与解决方案；而在权力分配不平等条件下，权力较小的高管成员会因为担心与一把手意见冲突而畏首畏尾，不敢提出新的想法。团队的大量时间浪费在支持或者拒绝一把手的观点上，而不是探索新的解决方案（Dewett，2004）。

其次，集体协商同样有利于决策结果的贯彻执行。这是因为经过共同协商、集体决策，高层人员个人意见已经融入决策结果，故他们在传递决策精神、执行决策结果或监督下属执行时，不会产生抵触情绪或者使用各种变通方式改变决策执行效果（Smith et al.，2006）。

一线管理实践显示，越来越多的公司尝试在CEO 之外设立其他具有实质性权力的高管职位［比如首席财务官（CFO）、首席市场官（CMO）、首席运营官（COO）、首席技术官（CTO）、首席战略官（CSO）等］，甚至设立“双CEO”，以分化和消解CEO 独揽大权的风险。

2.专断的力量

有学者反对上述观点，认为这些文献中功能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假设高层人员之间具有相同的利益，简单说就是企业经营绩效。在冲突主义观点看来，这一假设是值得商榷的。先不说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始终存在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困境，就是管理层内部，存在利益冲突也是常态，权力竞争就是最为普遍的表现（Shen & Albert，2002）。因为“一山不容二虎”，一把手只有一个，其他管理人员总会觊觎这一位置，而且每个管理人员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总是围绕着大量追随者，由此形成了庇护-依附关系（patron-client）和派系结构（魏昂德，1996）。李猛等（1996）关于中国单位的研究就发现，单位领导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不一致的，即使在面对群众时，领导的利益分歧也没减少，反而会通过派系结构扩大化。

是故，如果高层人员之间没有一致的利益，那么集体决策可能会加剧办公室政治，导致决策过程缓慢冗长、内耗严重、决策效果不佳，从而损害企业绩效。首先，如果大家的话语权相当，那么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输入到决策中，并且容易误解其他管理者的意见，从而否决即使很有道理且中肯的建议。其次，为了主导决策过程，有些管理者不会坦诚相待，总会隐瞒一些关键信息，容易导致决策失误。最后，集体决策意味着责任分担，许多管理者为了躲避责任，倾向于选择那些低风险的策略或战略，不管这些方案是否有助于企业实现经营绩效的最大化目标（Smith et al.，2006；张建君、张闫龙，2016）。

相反，当企业有一个强有力甚至是专断独裁的领导时，他/她能够创建高效的决策规则，主导决策过程，并在适当时候果断做出决定以结束无休止的争吵。这样的领导往往更自信，也愿意吸收其他人的建议。再则，由于其他团队成员与其权力距离较大，难以挑战其权力，故而会将更多注意力投入到执行决策的过程中。有研究甚至发现，当上级不能展现强有力的管控能力时，下属反而会感到无所适从，工作起来也找不到方向感（王辉、张翠莲，2012）。

从现实经验来看，高层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力分布通常是不均等的（Greve & Mitsuhashi，2007），成员参与战略决策的程度和水平往往也参差不齐（Hambrick，1994）。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就奉行“独裁为公、长官第一”的理念，坦言“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管理”（徐明天，2007）。如果说集体决策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做法，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个人专断的做法更为普遍的现实。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决策模式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呢？这需要结合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三、研究假设

（一）中国环境下的决策模式与企业绩效

对于决策者来说，外部环境永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经济学和管理学文献大多聚焦企业面临的市场和技术环境，认为当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程度提高时，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多元信息的共享与更多方案的交流在决策过程中尤为重要，此时，集体决策的积极作用将更加明显（贺远琼、陈昀，2009；Abebe et al.，2011）。已有文献并不能绕开高层团队利益共同体的基本假设。如果因利益不一致而导致集体决策过程中的相互牵制、政治运作，很容易使得企业错失宝贵机会和应对挑战的最佳时间窗口（Smith et al.，2006）。

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除了市场或技术环境，企业要生存下去，还必须适应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合法性机制影响企业结构与实践，也即企业的做法通常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可（Meyer & Rowan，1977）。故何种决策方式更合适，可能和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如果高管成员具有集体主义或高权力距离观念，那么他们更可能支持或服从强有力的领导，对于个人专断也具有更强的容忍度，而权力均等分配反而会引致他们之间争权夺利（Wiersema & Bird，1993）。相反，个体主义或者低权力距离观念的成员，则更习惯于相对均衡的权力分配结构，并倾向于采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抵制专断独裁的领导。

中国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且认同高权力距离的典型社会。大量研究都显示，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家长式领导成为华人企业领导行为的重要特征（Redding，1990；Farh & Cheng，2000）。有研究还发现，当权力比较集中时，如股权集中度更高、团队成员的权力距离更大时，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反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付超奇、张恒，2015；张建君、张闫龙，2016）。

综上，在中国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观念背景下，个人专断的决策方式可以降低内部交易的无谓成本，提高私营企业的经营绩效。由此预测：

假设1：由于中国是一个高权力距离的社会，故总体而言，个人决策更有利于提高经营绩效。

（二）制度环境、领导权威与个人决策效果

个人决策之所以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关键在于高管团队中其他员工普遍接受这样的安排。这种接受程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团队成员的权力观念，不同的权力距离观念使得他们在面对不同权力分配结构时会产生不同反应（是反抗抵制，还是接受顺从），这进一步影响到决策制定与执行的效果。同时，虽然中国总体上是一个高权力距离的社会，但内部区域差异非常明显，不同地区的权力距离观念差异较大。原因在于各个地区市场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速度不一致（郝大海、李路路，2006），传统权力观念的影响出现地区差异。在市场转型理论（Nee，1989）看来，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市场机制逐步取代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革，带来更多的平等化（及民主化）效应。故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传统权力观念依然盛行，高层团队成员可能会更加支持专断独裁的决策形式。反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传统权力观念会受到市场化、现代化的更大冲击，高层团队中其他成员对个人专断决策的抵制会更加强烈，不愿意跟一把手分享信息；同时为了规避责任，也不会积极贡献有益想法。由此可以假设：

假设2.1：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个人决策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个人决策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弱。

其次，高层领导的个人权威也是其个人决策能否被团队其他成员接受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现代科层制下，正式权力往往附着于职位之上，不论是谁，只要占据这一职位便能够行使该权力（韦伯，2004：311）。但任何正式权力都必须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地位和合法性基础，这种合法的权力就是权威（韦伯，2004：297-299）。除了正式权力关系，拥有非正式权力者往往凭借个人特殊魅力及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对群组成员进行赏罚（韦伯，2004：304）。许多研究都发现，类似个人魅力、创始人元老身份、社会关系网络、业内口碑和地位、政治头衔等非正式权威，可以帮助高层决策穿透企业内部的复杂组织结构，对企业绩效表现产生重要的影响（张军、王祺，2004）。当然，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最好彼此匹配，否则就容易产生矛盾，以致相互削弱。如果高层领导具有较强的个人权威，其个人专断就会就更容易被团队成员所接受，反之则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冲突。由此预测：

假设2.2：企业主个人威望越高，则其个人决策对经营绩效的积极效应越显著。

（三）组织结构特征与个人决策效果

虽然个人决策总体上更有助于企业发展，但集体决策也有积极的方面。其最大好处在于能够共享多元化的信息、建议，促进组织认同，从而使决策制定与执行更有优势。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更可能受益于集体决策呢？在给定的外部制度环境下，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显得至关重要。当一个企业组织结构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时，该企业要么是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么其内部人员构成和组织架构具有类似特征。为了适应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企业决策往往需要多元化信息、建议与组织认同。故随着企业组织结构变得复杂，个人决策带来的收益将会逐渐下降，而集体决策的好处将日益突出。由此推测：

假设3.1：企业组织结构越复杂，个人决策的积极影响越弱。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经营日益多元化，企业内部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会叠屋架瓦，变得越来越复杂（Child & Mansfield，1972），如部门架构、岗位设置、职业分类、等级层次等越来越多，从而限制企业领导个人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威作用的有效范围。企业规模的扩大也会引发类似效果，当企业规模较小时，企业主个人权威能够有效辐射或威慑到所有下属与基层员工，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决策执行链条变长，企业主个人权威越来越难以传导至基层一线。同时，员工对个人专断的不满与抵制也会越来越强烈，此时需要采纳多方意见，才能平衡各方利益。概言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个人决策的积极作用会逐渐下降，而集体决策的好处会不断凸显。据此推测：

假设3.2：决策模式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受组织规模的中介：规模越大，集体协商更有优势；规模越小，专断更有力量。

综上，本文试图从制度环境（权力距离高低）、组织特征（结构复杂性和规模大小）与企业领导个人权威三个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次，系统考察（动态）决策模式（个人专断还是集体协商）对我国私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复杂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于2016 年进行的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该调查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私营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行业结构来选取私营企业样本，再通过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为私营企业的主要出资人，调查范围涵盖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个行业、各种规模和类型的私营企业，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回收有效问卷8111 份，剔除与本研究相关的变量信息不全的样本，有效样本为5378 个。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企业经营绩效。对于一般企业而言，衡量企业经营绩效最常用的指标是销售利润率（ROS）。问卷询问了企业2015 年的净利润和营业额，由此可以得到各企业2015 年的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率=（净利润/营业额）×100%。我们将销售利润率为负的企业统一设置为0，然后取对数进入模型。

2.自变量

（1）企业决策方式。问卷中询问“您企业的重大决策由谁做出？”，选项有：主要出资人本人、股东会、董事会、高层管理会议、职业经理人与其他。选择“出资人本人”和“职业经理人”的设置为1，表示个人专断决策；选择其他选项的则设置为0，代表集体协商决策。

（2）企业制度环境。本文主要是指当地市场化程度，采用王小鲁等人（2021）编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来测量各省的市场化水平。调查主要询问企业2015 年的经营情况，考虑制度环境影响的时间滞后性，我们使用 2014 年指数来反映各省的市场化程度。

（3）决策者个人权威。我们以个人决策者的政治身份与企业创办者身份来测量决策者个人权威。如决策者本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是企业主要创办者，那么可以认为他具有较强的非正式权力。这两个变量均设置为虚拟变量，1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创办人。

（4）企业组织结构。一是企业部门的复杂程度，问卷询问了企业是否存在以下九个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理事会、党组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法律（务）部门、专职处理与政府关系的部门或人员、人力资源部门或专人。如果企业存在其中某个机构，则设置为1分，否则为0分，然后以得分总和作为企业部门的复杂程度，得分越高，说明企业部门设置越健全，企业内部结构越复杂。二是企业员工规模，企业员工数量越多，为了更方便管理，科层化结构一般会越复杂。由于企业员工数差异较大，我们取其对数进入模型。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企业主个人与企业层次。

就企业主个人特征而言，本文对企业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予以控制。其中企业主性别设置为虚拟变量，1 为男性；企业主年龄设置为连续变量，企业主受教育程度设置为分类变量，分别为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及以上，以高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就企业层次而言，本文控制企业历史、企业上市情况与企业所在行业。企业历史用调查年份减去企业创业年份得到。企业上市情况设置为分类变量，分别为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未上市公司，以上市公司为参照组。企业所在行业用两个指标来测量：一是企业经营的主要行业，问卷中给出了15 个行业，以“农林牧渔业”为参照组；二是企业经营的多元化，即是否涉及多个行业，设置为虚拟变量，1 为是，0 为否。表1 给出了各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

五、实证结果

本文使用OLS 回归模型拟合数据，具体结果见表2。模型1 的因变量为销售利润率，模型1-1 加入了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企业决策方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总体上看，采用个人专断决策的私营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显著高于集体决策的私营企业。即个人决策不仅没有给企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反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绩效。这与假设1 的预测相吻合，但和国外的研究发现和经验现实不太一致。

再来看其他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企业主个人特征中，企业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创办人身份均对企业销售利润率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企业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销售利润率越低，但企业主创办人身份却能显著提高企业销售利润率。企业上市情况、企业组织结构与企业规模也对企业销售利润率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上市企业相比，其他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更高；企业组织结构越复杂、企业规模越大，企业销售利润率反而越低。最后，就企业环境而言，市场化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私营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反而更低。这可能反映了我国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正在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推动本省私营企业的发展。

模型1-2 加入决策方式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决策方式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决策方式的效果与企业外在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具体来说，个人决策方式对企业销售利润率的积极作用会随着地方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一旦地方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企业主个人决策方式甚至会对企业经营绩效带来负面影响。这个结果支持假设2.1。

模型1-3 加入决策方式与企业主个人权威的交互项。决策方式与创办者身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如果个人决策者同时是企业主兼创办人的话，那么个人决策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突出。但是决策方式与政治身份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决策者政治身份对其决策方式的作用没有什么影响。故假设2.2 仅得到部分验证。

模型1-4 加入决策方式与企业组织结构的交互项。决策方式与部门复杂度的交互项及决策方式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意味着企业决策方式的影响在不同组织结构的企业中有所不同。具体来说，随着企业规模增大，企业部门增多，企业组织结构逐渐复杂化，个人决策的积极作用会逐渐下降。这与假设3 的预测保持一致。

最后，模型1-5 中加入所有自变量及其与企业决策方式的交互项，数据结果与前面模型的分析大致相同。总的来说，企业决策方式对企业销售利润率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集体决策，个人决策更有利于提高企业销售利润率。然而，这种优势会随着一些条件变化而发生变化。与上述假设不同，企业主的个人权威对此影响较小，虽然企业创办人的个人决策会带来更大的积极效应，但显著性较弱。与上文假设相一致的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复杂度对个人决策的积极效应有明显抑制作用，随着企业组织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越多样化，个人决策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因此个人决策的积极效应也会逐渐下降。企业制度环境同样是一个重要变量，在市场化环境更好的地方，人们更接受集体决策，个人决策的积极效应就有所削弱。

六、稳健性检验：以制造业样本为例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选择制造业企业作为一个新样本重新分析。原因是，在所有行业中，主业为制造业的私营企业数量最多，共有1785 家。模型2 分析的就是制造业企业中决策方式对企业销售利润率的影响，分析步骤与模型1 相似，具体结果见表3。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各模型的结果与模型1相似。首先，决策方式对企业销售利润率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集体决策，个人决策下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显著更高。其次，个人决策下企业组织结构、企业制度环境与个人决策效应的关系也与上文相似，个人决策者的个人权威没有调节作用。

但与模型1不同的是，在模型2中，企业规模的影响不像在模型1中那么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制造业企业中，企业规模增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人数量增加，对于企业组织结构的复杂度与多样化的影响可能没有太大影响。企业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与上文一致，市场化水平越高，个人决策的积极效应越弱。

七、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隐现、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私营经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高阶理论”为代表的研究强调，企业高层领导与高管团队对企业组织行为与经营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该脉络的研究主要关注高管团队静态异质性特征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对高层动态决策过程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讨论较少。为进一步拓展“高阶理论”，探索适用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决策模式，本文基于中国独特制度环境，系统讨论了私营企业的决策模式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变化。

分析2016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发现，总体上看，在中国这种具有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且认同高权力距离的制度环境下，个人决策对经营绩效的贡献要大于集体决策。具体来说，首先，个人决策可以有效降低办公室政治带来的决策拖沓、执行歪曲等不良后果。一方面，高管团队成员需要认同这种决策模式；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具有吸引团队成员的个人权威。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方，人们的权力观念越传统，从而越能接受个人决策，个人决策效果越好。同时，企业高层领导的个人权威越强，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作用也越显著。其次，集体决策的优势在于多元信息、建议与组织认同的共享。正如分析结果显示的，在组织结构更复杂以及规模更大的企业中，个人决策的积极效应明显减弱。因为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提供的服务更加多元，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更加复杂、不确定性更大，此时更需要异质性的信息沟通以及问题解决方案。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高阶理论”以及企业决策研究有所补足：一是着力于打开组织决策的“黑箱”，考察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二是在市场、资金等技术环境的基础上引入制度环境，丰富了我们对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经营具体机制的理解；三是从制度、组织与领导个人三个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次，系统讨论了不同情境下决策模式效果的变化。

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首先，就中国的具体制度环境而言，除了本文揭示的市场化程度和权力距离差异之外，关于决策模式（是专断独裁，还是集体协商）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是否还有其他更为隐蔽的作用机制？其次，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比较。张军和王祺在对国有企业内部权威及其绩效表现之间的实证计量分析中认为，企业权威在一定条件下对企业效率具有正面影响，原因是国企改革在“放权让利”过程中催生了一个权威代理人阶层，这导致国企权威部门接管了政府控制权，进而引发“帕累托改进”（张军、王祺，2004）。蒋俊彦认为，诸如庇护-依附等非正式关系（比如本文强调的领导者个人权威）可以（部分）解决科层体制内部的委托-代理困境，从而改善政府绩效（Jiang，2018)。孙海法等（2008）对党政、国企与民企高管团队组成和运作过程的比较研究也发现，私营企业高管团队的“管理自主权”更大，对组织战略决策制定和执行的主导能力也越强。这些文献提醒我们，在中国的具体制度和文化背景下，不同所有制之间可能存在类似于“家国同构”之类的内在逻辑。最后，为何相比于欧美国家的民主协商，专断决策在中国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比如，在国际（对外投资）市场上，巴克莱等发现，受国内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跨国企业对投资目的地国家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容忍度更高（Buckley et al., 2007）。这需要更多跨文化（新兴市场、前社会主义国家、东亚儒家文化圈等）比较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