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 

俞可平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

　　近来，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并提出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三个重大原则区别，即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的区别。

　　“中国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在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份的结果。

　　我曾经从成功的经验和鉴戒的教训两个方面来概括过“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我还想特别说明一下：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