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王德福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博士后）

原文载于：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一、经验研究的两大范式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验研究泛指应用经验材料进行的分析研究，经验材料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文献资料，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从方法论层面划分，这些经验研究方法都可归为两大范式：实证性经验研究和阐释性经验研究。

1、实证性经验研究秉持一种自然科学式的科学立场，社会事物同自然界一样是客观存在并且可以认识的，研究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运行的普遍科学规律。为此，研究者必须自觉地摒除自己的情感、直觉等一切可能影响客观、理性、严谨地认识社会事物的主观主义的东西，保持与研究对象的“区隔”。在实证主义认识论中，普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脱离时空条件存在的，时空条件只是客观规律的表象，而表象是不可靠的，是会随时变化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普适真理。这种认识论是与古希腊哲学一脉相承的，它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研究对象是外在于主体的存在，研究过程坚决排斥主体对研究对象任何形式的主观介入。在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实证性经验研究发展出了非常缜密的方法体系，对研究过程进行严密的规则约束。研究者相信，只有严格遵循科学方法才可能得出真实、准确的认识，建立真正的理论。

尽管一直面临各种质疑和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证性经验研究仍然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其方法体系也在因应各种质疑和挑战中发展得日益复杂，技术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结果：在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化技术化的同时，本来以发现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实证研究反而陷入日益碎片化的境地，很难形成较宏观的理论体系。由于缺乏宏观认识，即使是“中层理论”也同样碎片化。纵观实证性经验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除了对既有理论进行修补填充外，它既无法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全面把握，也无力建立创新性的理论体系。虽然有各种客观原因，但其自身因素无疑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国内的实证性经验研究同样处于这种困境，加上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边陲”位置，这种困境更加严重。实证研究变成用西方研究方法切割中国经验回应（验证、修补、填充）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相信社会科学形成的“真理”是普适性的，中国的“特殊性”只在于社会事物的表象层面，而本质规律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具体到农村研究领域，则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热闹展演，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社会本身是什么，这些研究无法做出回答。

米尔斯曾经批评过于依赖方法的实证研究陷入了“方法论的抑制”，即“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1]。而国内的实证性经验研究，除了同样陷于“方法论的抑制”之外，还被“理论的抑制”所束缚，“理论的抑制”的意思就是研究者的理论关怀决定了其进入生活经验的视野，只有那些有可能对理论建构有用的经验现象才能进入研究范围，经验现象被严重地割裂了。也就是说，理论与方法的双重抑制严重制约了国内实证性经验研究的发展。

2、阐释性经验研究反对实证研究那种客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立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有本质区别，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思想有意识的能动性的人，因此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把研究对象“物化”，换句话说，人类世界不像物质世界那样存在本质性的客观规律，社会科学能够认识和把握到的只能是人主观建构出来的意义系统，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就不是要解释客观世界的规律，而是阐释人类世界的意义。与实证研究认为客观真理可以脱离具体时空条件而普适存在的认识论不同，阐释性研究强调知识的地方性、情境性，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和生活赋予意义是受一定的时空条件约束的，对意义的阐释必须结合特定情境实现，因此，阐释性经验研究特别强调研究者亲自进入研究现场。同时，由于意义是行动者自己赋予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放弃实证研究的客位视角，而转换为主位视角，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其释义系统。阐释研究要求研究者保持对生活世界的足够敏感，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参与到行动者的释义系统中，成为其编织的意义之网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研究者需要在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保持高度的自觉和敏锐，捕捉研究对象提供的所有细节，然后将这些细节整合进阐释逻辑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阐释性研究非但不反对实证研究中极力摒除的主观介入，反倒很依赖主体的感知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阐释性研究一般会比实证研究表现出更鲜明的“灵气”的原因吧。

阐释性研究也难逃方法论的质疑，最主要的就是“主体间性”的问题，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与研究对象是不同的，那么研究者如何能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呢？即使暂且“悬置”这个可能动摇其合法性的诘问，阐释性研究也面临其他一些困境，赵鼎新曾经指出“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至少存在三个弊病：一是这种解读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很肤浅的。二是这种解读方法框架下所做的研究很难进行纵向的学术积累。三是，因为这种解读传统先有一个框架和理论设置，所以就很可能导致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2]阐释性研究还极易陷入自说自话“过度阐释”的泥潭，由于过分排斥实证研究的客观立场，缺乏实证研究那种对事物内在机制的理性分析，导致研究者容易被事物表象束缚，研究者主观建构的意义关联取代了事物本身实践逻辑上的关联，即本来可能是毫不相关的东西，却被研究者强大的建构能力关联在了一起，这样必然导致对现实生活的误读。

国内从事阐释性经验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与实证性经验研究的理论建构能力过于薄弱相比，他们的理论建构能力很强，这既是其优势也是其弊端所在，正如赵鼎新批评的，由于过分看重从经验中提炼理论，进行理论对话，导致这些研究很难对社会现实进行整体性把握，而缺乏整体性关照的深度经验（即“深描”）同样会导致对现实的片面认识和误解。这也导致经验本身变成了工具，服务于研究者的理论旨趣，其本体性意义反而被忽视了，这在当前一些个案研究中表现非常明显。因此，同实证性经验研究一样，这种经验研究也无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其理论抱负同样也是难以实现的。

二、经验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及差异

经验研究两大范式背后是不同的方法论，而指导方法论的则是认识论。研究者在应用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时候，很少追问和反思其方法论，更不要说认识论问题了。我以为，西方学者可以不作此思考，但中国学者却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清醒。

在知识生产体系中，社会科学是哲学的“下家”。尽管从事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极少思考哲学层面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直接受西方哲学新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思想“前进一小步”可能带动社会科学“前进一大步”。这其中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重要事实是，西方哲学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因应社会现实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哲学思想从来都是要回应历史社会变迁的，举一个最切近的例子，西方哲学家对现代性的普遍质疑与二战的爆发有直接关系，正是这场人类大灾难促使他们反思过度高扬人类理性的现代性的困境，这与哲学家自身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是密不可分的。指出这一事实是要表明，哲学家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深刻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经验研究”）促进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并传递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造成了后者研究范式的重构。

相比之下，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下家”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却面临着非常不利的局面，那就是我们接受的是经过自我重构后的具体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和方法，缺乏对其自我重构的切肤体验和切身参与，只能被动接受。同时，我们的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下家”，西方学术界中哲学和社会科学可以进行紧密的互动，但在中国学术界却不存在。这样造成的结果便是，我们很难参与社会科学重大理论范式的重建，而只能成为应用者，并做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是严重缺乏主体性的。

因此，要真正实现深度参与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从哲学认识论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并汲取灵感是可能的路径之一。从本质上讲，实证研究和阐释研究的认识论基础都来自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在这种认识论思维中，研究对象是外在于研究者主体的客观存在，无论采取主位视角还是客位视角，研究者都要刻意与对象保持距离，防止主观介入破坏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和纯洁性[3]。当研究对象被客体化以后，它就被从完整的生活世界中抽离了。研究对象从生活意义上“死掉了”，但却在理论意义上“复活了”，问题是，研究者的“理论”也是外在的知识，是一个与研究对象生活世界迥异的学术世界的产物。这样，研究者与其所遭遇的一个个“生活世界”之间就被“理论”（包括“方法”）“区隔化”了。也就是说，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只会逐步拉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也就是现实生活的距离，研究者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必须借助理论才能实现，理论之光闪耀不到的现实就无法被“看见”，离开了理论，现实生活对研究者来说就只能是无关紧要的死材料。秉持这种认识论思维从事经验研究，研究者其实很难把握经验本身的内在关联，从而经验本身是不可积累的（对他们来说，经验研究的“数量”是没有意义的），研究者的突破主要还是靠获取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就更不可能参与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了。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的认识论思维却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中国哲学思维中也存在二元区分，如阴与阳，但二元之间却不是西方那种对立的、互斥的，而是相反相成互相转化的辩证性的。中国古代学者做学问拒绝将自己与现实生活“区隔”开，相反，他们认为只有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活实践中，才可能获得真学问，这种实践甚至会表现为直接参与社会变革。汉语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世事洞明皆学问”等便是这种认识论思维的直白表述。尽管中国古代也出现过以逻辑思维见长的学术流派，但都没有成气候，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下来的正是这种实践性的认识论，深受这一认识论影响的毛泽东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并建立了具有鲜明中国性格的实践论[4]。

实践性认识论预设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与中国人的“关联性思维”有关[5]。它对经验研究的启示（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可以称之为“实践性经验研究”）是要求研究者秉持整体观视野，不应将某个或若干经验现象从整体中抽离出来进行孤立的因果实证分析或阐释，而应该在透过局部观察整体，从整体中理解局部。实践性认识论的最重要启发更在于其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关系的新定位，实践性认识论非但不拒斥研究主体介入到研究对象生活世界之中，反而要求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有两个意思：一是研究者应当放下理论预设（不是要清空知识储备），开放性地对经验进行整体性把握；二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主客位关系，研究者既不是像实证研究那样忽视研究对象的能动性，也不能像阐释研究那样夸大其能动性，二者之间应当同时发挥能动性，从某种意义上研究是二者“合作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实证研究和阐释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作用只是为研究者提供材料，真正的“研究”（也就是理论建构）工作被认为是研究者自己的事情，研究对象不能直接参与到研究者的理论建构中来，但在实践性研究中，研究者的理论建构是延伸到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之中的，即研究对象可以参与研究者的理论建构，研究者允许和希望这种参与。另外，中国人讲究“将心比心”，这不只是说研究者应当对研究对象进行“移情”式的理解，反过来也是成立的，这是中国学者面对中国研究对象时的独特遭遇。“将心比心”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要进行生活世界意义上的互动，它有助于打破二者之间由理论造成的“区隔”。在每一次这样的互动式研究中，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也将因为不同研究对象生活世界的“闯入”而丰富。这样，研究者在生活世界意义上的经验将得到不断的充实，这将为研究者今后的研究提供巨大的学术想象空间和丰富的灵感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的经验便是可积累的，而可积累的经验将为理论建构上的重大突破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真正的突破需要理论与厚重经验之间的穿梭碰撞）。

费孝通先生晚年在思考如何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时曾指出，“新领域的开拓，往往要求在方法论和方法方面进行探索，也不排除吸收借鉴一些其他的方法和思路。”而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践性认知方式“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将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社会科学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可能[6]。黄宗智先生也认为“从实践历史出发的认识方法，与中国长期以来偏重经验和实用的传统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它体现的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由形式主义（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主宰的偏激认识观念，是一个可供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认识方法和理论所用的资源”[7]。这些年来，我们这个研究群体在从事经验研究时一直秉持这种实践性，一些学者对我们的经验研究方式的批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方法仍处于摸索之中，尚未成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经验研究是不同于实证性和阐释性研究的。选择这种经验研究进路，与其说是在对西方社会科学深刻反思基础上的理论突破，倒不如说是作为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的自然作用，只是这种“自然作用”确实需要我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不迷信不盲从，而注重对中国经验本身的理解。我们这些年的研究经验表明，这条实践性的经验研究之路是有效的。

必须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从中国文化的认识论思维中汲取灵感，并不意味着只能回到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中汲取资源，且不说“传统文化”本身是一个需要进行学理上的清理的命题，而且这种教条化的应用方式恰恰是对实践性思维的背离。在实践意义上，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不是作为直接拿来用的资源，而是被置于实践中认识和反思的对象。

三、实践性经验研究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及特点

实践性经验研究与其他两种经验研究范式并非互相排斥和否定的关系，相反，它要求在研究中吸取后两者的优势。作为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研究者，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清空其在我们头脑中建立的知识结构，秉持实践性研究立场的研究者，本着实用主义态度，开放性地主动吸收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营养，只是在吸收和应用时保持足够的自省，避免陷入“理论和方法论的抑制”之中。实践性经验研究者强调深度介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开放性地定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不刻意将理论建构与经验材料收集割裂开来，而是在反复多次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穿梭碰撞（也就是“实践-理论-实践-”这样一种路径）中寻求理论生长空间，这个过程是实践性认识论的精髓所在。总之，实践性经验研究以实践性的态度对待研究对象，借鉴实证研究和阐释研究的方法，把握社会生活的深刻逻辑与运作机制，理解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在经验与理论的反复穿梭碰撞中寻求理论生长点，在深刻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方法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总结我们这些年的研究实践，可以将实践性经验研究的特点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研究者亲身进入社会生活实践中从事经验调查。这是实践性经验研究的第一要义，只有主体深度介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才能在开放互动的研究过程中丰富研究者个体“生活世界”意义上的经验（也就是“阅历”），从而训练对经验本身的敏感性，获取“经验的意外”，拓展研究者的学术生长空间。

第二，经验调查以理解社会生活实践本身的逻辑为第一要求。切忌将经验调查作为收集材料的过程，切忌陷入“理论与方法论的抑制”切割生活实践的完整性。生活实践本身是逻辑自洽的，研究者要做的就是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将这种逻辑完整地提炼出来，在整体性理解中认识具体的局部的问题，而且问题意识应该首先来自于生活实践本身。

第三，经验调查既要求足够的深度，又特别需要足够的广度。所谓深度就是上述第二点所讲，避免没有“进去”便急于“出来”。所谓广度则是基于对中国农村社会巨大的非均衡性的认识提出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开发历史、种植结构、居住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造成了农村社会的非均衡性，这就要求经验研究者，特别是以认识中国农村为旨趣的研究者必须建立对这种非均衡性的深刻把握，我们近年来所提出的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8]就是深刻把握这种非均衡性的产物。如果说“深度”把握有助于研究者认识经验的复杂性，那么“广度”把握则有助于研究者获知经验的丰富性。

第四、深度和广度要求要以足够的经验调查数量作保证。对那些浅尝辄止式的经验调查来说，调查数量其实意义不大，数量只是重复。但对实践性经验研究来说，只有足够数量的调查才能形成对中国经验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真切认识，同时，由于研究者的开放心态和经验的可积累性，保证了研究者可以在经过一定数量经验调查后形成“经验质感”，建立敏锐的经验感知能力和学术悟性。按照我们的经验，有了300天以上的实践性经验调查，研究者都可很好的完成上述学术能力的训练。

第五、实践性经验研究有明确的理论抱负，但又不急于进行理论体系建构。我们以认识中国社会为研究的首要目的，同时也追求在此基础上建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服务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解释，而非刻意追求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对话。在建构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既强调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反复穿梭，也注意吸收现有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但鉴于我们对中国体量庞大且处于剧烈变动中的丰富经验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所以在较长的时期内，我们仍以认识经验为主，在此过程中会不断有较低抽象层次或中观层次的理论作为认识经验的“副产品”产生出来，它们都是不成熟的和粗糙的，我们不刻意也不急于对其进行体系化总结，我们希望有更多经验研究者参与进来，合力促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早日建成。

第六、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实践性经验研究的门槛是非常低的，平心而论，它对研究者起点上的学术素养的要求不如其他经验研究高，因为我们相信学术素养可以在研究实践中训练形塑而成。其实，只要能够保持足够开放的心态，秉持这种实践性的认识论，即使不亲身进入生活实践之中也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黄宗智先生借助历史资料进行的经验研究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只是，那样对研究者学术素养的要求可能比较高。我们实践的这条路径，其实是非常适合青年学者进入的，因为研究过程与学术成长过程是合二为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种路径的经验研究是开放性的，可以容纳足够多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参与进来。

总结上述讨论，我们所从事的经验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开放性的互动，强调研究者深度参与到社会生活实践之中，深刻地整体性地认识社会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从实践经验的灵动性中拓展学术生长空间，形成经验质感，培养学术悟性，在理论和经验的反复穿梭碰撞中，认识中国社会，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方法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