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网络社会与社会舆论

——以社会动员为视角

朱海龙

文章来源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网络社会在转型中国逐渐生成并发展，而孕育、发生于其中的公共事件日益展现出对实体社会的重构力量。社会舆论则是此类公共事件的灵魂和骨架。网络社会特有的人际关系促进了其中的社会舆论的广泛、有效、自主形成。这种在网络社会中迅速建构、形成的社会舆论对社会动员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社会舆论

[作者简介]朱海龙(1977-  )，男，湖南永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编辑，博士研究生.

　　随着转型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的分化和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性动员愈益频繁爆发。利益相关者产生博弈性动员和周围其它社会群体互为关联，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必须向社会表明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因此获得更多的社会承认和支持，这样强大的社会舆论是广泛的社会动员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社会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一定的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搀杂着理智和非理智成分[1](P11)。社会舆论实际上就是一支关键性的社会力量，对于大多数集体行动，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几乎可以决定其动员的过程和前途[2]。但一般来说，在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事件中，中国人是不太愿意关心和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外部支持者在具体的社会评介活动中也可能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即使有私下的评介活动也很难达到一定临界的水平，引起社会的重视：人际关系的结构性限制是社会舆论难以广泛形成的一个重要、甚至关键性的原因。

一、人际传播与社会舆论

　　根据四方格理论，社会影响对舆论形成的全部变动的范围，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方格：(1)影响的性质，主要有纳入规范的影响和信息式的影响；(2)传播渠道的影响，包括对群体或个人影响的各种媒介渠道，直接的人际间的接触和间接的媒介的披露。结果便是两两相对的方格，帮助我们在不同层次上来理解社会舆论[3](P65)。我们知道社会舆论的形成离不开社会传播，而传播的途径为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在大众传播之前是人际传播，这样的人际传播很难形成具有广泛性的社会舆论，人际传播是低效和有限的，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际传播所依附的人际社会关系网的构成特征，正是因为人际传播的缺陷才导致大众传播的出现，大众传播一旦出现则很快获得主导地位，但大众传播本身仍然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无法真正地满足社会信息传播的需要，也更不可能直接大幅度地改变人际关系结构[2]。而网络社会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关系结构，这种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改变了人际传播模式，从而使得它在社会舆论制造过程的地位大大提升，甚至有某种超越大众传播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大众媒体在社会舆论制造过程中，其议程设置功能越来越少，大众传播又开始了人际传播的回归，近来传统的大众媒体跟着网络社会走几乎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4]。

二、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舆论

　　首先，在传统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全人格的投入关系，使得在动员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带上非理性的色彩。特别是在动员还没有足够体制内的渠道给予表达机会的时候，还面临着表达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的问题，这种情形就更加明显了。在很多时候，外部支持者往往会容易因言获罪，反而置自己于不利，代人受罚的境地。在单向的大众媒介主导的传统社会中，社会动员往往容易授人以柄，从而进一步为社会舆论所诟病。有学者就研究了对农民维权运动的妖魔化的语言机制，在过去某些地方政府对一些**件往往定义为“**真相的群众”，“一小撮不法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的，无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因而也影响到了社会动员的外部扩散。

　　其次，外部支持者自己与直接参与者关系也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传统强关系群体中，比如社区、亲缘等等既是主要的社会支持关系，也可能是有利的社会舆论制造和传播的主要源头。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也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维系的强关系纽带本身已经逐步趋向解体。即使存在，它也只能在有限的群体中起到作用，因为它本身也具有强烈的排外性，很难在构建社会信任的过程中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在实际发生过程中，他们还往往有意或者无意地将本身的活动与社会总体对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相反还可能会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对立起来。而且失去传统伦理维系的强关系，同时也为社会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温床，促使了社会隔离与分化，使得具有统一倾向的社会舆论难以构建。

　　再次，在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纽带有限，且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中不但距离中心有远近亲疏之分，而且有着高低大小等级之分。这样一方面参与者的关系本身可能就只有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在这个圈子之外的。在这个封闭的圈子中，少数精英凭借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资源很可能形成操控性的“庇护-依赖”关系，这样的话他们就有了使整个社会关系圈服从和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可能性，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像一些政府官员的“政治权力寻租”一样采取“社会权力寻租”，从而扭曲社会真相，泥沙聚下，鱼目混珠，事件真相越搅越乱，这样就妄谈统一、强大的社会舆论了。

三、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舆论

　　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网结构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网络社会中，人际传播重新跃升为社会舆论形成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并进一步改变了与大众媒介的关系，使得社会动员在没有受到政府控制和审核的大众传媒的支持下也有了制造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舆论的能力，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最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使社会动员尽可能多地获得社会理解和支持。

　　1.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与社会舆论的广泛形成

　　在前现代社会，“人群”本身视为一种特殊的传媒，“人群规模的大小本身就是一种讯息。这个讯息十分简单：‘你并不孤独’(它也可能存在极大的破坏性)。因此，人群在历史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2]那时的人际交流，几乎是唯一的信息传播方式。人们对舆论的感知，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较大范围内的舆论形成很困难，舆论的流动十分缓慢；较小范围(诸如家庭、家族)内的舆论则常常陷于僵滞的“一致”状态。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的出现，使得大范围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舆论的形成变得可能。但同时大众传媒在舆论制造过程中，也面临着两个不可避免的困境：一是媒体本身的操控，比如议程设置等；二是来自社会中各种权力的审核与控制，使得舆论的形成往往会脱离真正的社会态度。因此，传统社会动员在大众传媒那里很难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支持，而在现代社会中离开了大众传播很难形成真正的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社会舆论。而在网络社会中，由于直接人际关系网的不断扩大，使得广泛的人际传播成为了可能，从而使得社会舆论摆脱媒体和社会权力的双重控制得以广泛形成奠定了基本的条件。

　　在网络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通过终端电脑和网线就可以加入到网络社会中来，从而使人们的关系网络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一个被麦克卢汉称之为“地球村”的社会现象正在形成。同时网络社会的流动性、平等性、自我真实性、自由表演性、无边疆性、无团体压力和生活娱乐性等使得网络充满了神奇的魅力，吸引了无数人群，尤其是青年人群趋之若鹜，能够进入网络社会甚至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时髦，为社会所追求。这就为网络社会中的关系网络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由于网络社会本身共有的沟通工具—语言和共同的文化心理、共享的社会、国家、民族类别，从理论上说在一国或者一个大的民族区域内的网络社会中的任何人之间都有可能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即使他们之间地理距离遥远，并从未在实体社会中真正有过任何接触，也可以实现这种关系网络的建立。而且在跨文化的边际人的沟通影响下，这种关系网络还有可能向更加广泛的“全地域性社会”甚至“全球社会”扩散。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很可能通过网络社会的聚焦演变成一个更大区域性的、甚至全国性、世界性的事件，以往由于地理相距、文化隔阂、社会类别区隔等原因互不关联的人群在网络社会中能迅速建立起广泛的联系网络，为事件的广泛的讨论、渲染、传播提供了条件。

　　社会舆论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为数众多的人员的加入并由此形成具有某种程度一致性的观点、态度和行为的群体并积极交流。而在网络社会中，任何一个参与者都很容易在无限广泛的网络社会中找到无数与自己持相同观点、态度和行为倾向的同志进行交流、碰撞，以进一步促成对某一事件的舆论场。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网民都存在在网络社会中相遇并发生交流的可能性，而事实上，网络社会也让每一个人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此在“广场效应”的激发下，参与者群情激发，很容易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方式参与社会动员。一个网络社会事件往往轻易就有数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就有几百万人参与其中。在厦门PX事件中，除了成千上万的厦门人都参与到网络社会的信息的交流，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这其中包括不同身份的社会精英，为厦门PX事件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舆论条件。因此在网络社会中舆论的生成和制造从依靠传统的大众媒介传播再转向人际传播，而网络社会中新型的“SNS”人际传播模式又进一步实现人际传播的现实化回归，使得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可以通约，从而锻造了一个以网络社会为中心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具有自动性和自主性，可以摆脱大众传媒和政府的双重控制，而依靠难以计数的公民记者、志愿工作者自发工作，内外交融式的人际传播，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第一大舆论场。

　　2.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舆论的自主形成

　　阻碍人际传播从而最终阻碍社会舆论的生成的因素除了空间、时间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即讯息”。人的社会关系也总要表现为具体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发生的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就受到人们的角色和身份、地位等的影响。因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社会环境中，在这种文化社会环境中，人们或多或少地遵守一些潜在的规则，以符合由自己的角色、身份、地位等组成的社会关系的要求。因此人们很少能秉持客观、公正、自由的心态进行真正的广泛的人际交流，甚至即使在有限的人际传播交流的过程中，人们也是容易被看成是更具有特定的目的和企图的。一般条件下，就更难为受众所接纳。

　　而对于传统的大众媒介，这种“漏沙式”的传播模式，受到政府部门及其由政府部门掌控的职业编辑、记者的双重控制，无法为社会动员提供有效的舆论支持，特别是1989年后，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党为媒体制订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个别地方上的官员利用这一方针，冠冕堂皇地堵塞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渠道，尤其是在他们管治下，媒体喜欢报喜不报忧，并成为颂扬个人“政绩”的工具。同时在本世纪初，市场机制起步，大众传媒转而将其价值取向转到了经济效益上[4]。

　　但在网络社会中，一方面地方性关系网络的隔离被打破，有一句这样的谚语：网络是地方到中南海最近的距离；另一方面社会区隔被虚化，从而帕森斯等的所谓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广泛建立。因为从社会意义来说，网络社会中的信息替代了农业社会的等级和工业社会的货币成为社会中的支配性的因素。网络社会空间的活动主体-网民及其关联群体，主要活动形式-网民及其关联群体的生活和工作形式，均主要以共同信息编码的形式呈现。信息在网络空间中经过编码既消灭了地域、时间的区隔，他们以即时的方式迅速地在凝聚的空间中实现共享；同时也消灭了阶层、组织、财富、学历、地位等社会标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民成为网络社会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的主体，与农业社会的农民和工业社会的市民不同，网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社会集团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宏观而统一的社会群体。因此无论是上**官、中至社会精英、下至普通老百姓，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身份——网民，网民只要凭自己对事务的理解自由、创造性的沟通和交流，他无需顾忌自己的社会角色、身份、社会地位等。同时网络社会也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与“受众”的界限，少数精英和意见领袖的操控作用明显下降，每一位使用者都同时可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他们随时制造信息和得到别人制造的信息。

　　因此我们可以在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动员者中发现一个非常奇怪而隐秘的现象：就是作为动员的指向者的成员也有人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相对方的动员，而且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这种“深喉”现象在网络社会中的动员过程中屡屡出现，这正是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殊性所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网络社会中，类似“中石油天价酒”中的“深喉”一样的人物将更加普遍。即使没有如此份量，也作为网络社会中的重要的突生方式推动舆论场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在诸多的网络事件中，来自不同角色的社会精英的参与烧起了一阵阵热烈的舆论，例如“华南虎事件”等众多热点中涌现了一批专业摄影、法律人士；垂直行业类网站论坛、专业圈子性的网站更积聚了一批高度专业化的用户：在杭州飚车事件中，警方断定飚车者的车速只有70码，而有网络社会中的某些专业人士通过受害者的体重、车道和受害者被撞飞的距离，指出飚车者的车速应该在110码以上，此贴一出，网络社会中立即舆论哗然，“富二代”把市井大街变成了高速公路，警方的“70码”也变成了“欺实码”。

　　3.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与社会舆论的快速、有效形成

　　社会舆论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要有足够的社会成员参与，而且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与速度来打造舆论形成所需要的密度和热度。在前现代社会，社会舆论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是人际结构松散、固定，因此人际传播的速度非常缓慢，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所要的密度和热度。当一个引发人们关注的信息从起点到末位要经历漫长的人际传播，当一方得到信息并开始关注的时候，这些信息在早期的传播者那里已经成为历史和记忆。而且由于时间漫长，环节众多，这个时候信息可能失真，甚至与原来的含义完全相反。因此也可以说最初的群体和末尾的接收群体面对的已经不是同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已不可能形成宏观而统一的社会舆论了。因此在无法依托大众信息传播模式之前，人和人之间直接信息传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即使到了工业社会的大众信息传播，这个过程虽然大为缩短，但仍然足够漫长：美国的著名传播理论学家麦库姆斯发现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需要2～6个月，而温特和艾亚尔则表明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需4～6个月才能达到合适的效果[5]。所以离开组织的人际传播往往是非常短暂而不能持久的，往往信息的接受者达到一定的有意义的数量的时候，议程或者焦点事件已经失去其本身的社会意义[6]。

　　而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高度凝聚，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像过去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一样，这样一种紧密的网络社会关系促进了信息传播呈核爆式地发生，超乎想象。尤其是以博客大众化及各类Web2.0网站的涌现为标志，中国互联网传播进入web2.0新阶段。web2.0的本质是“参与式的架构”，使网络社会中“一人一媒体”及“所有人向所有人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简便。因此在网络社会中，人际传播是广泛的、深远的；海量的信息可以同时呈现。人们借助搜索工具可以查询各方面的信息，并且对一个话题的讨论理论上已经可以容纳无数人的发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信息的呈现是即时的，网民浏览之后，可以即兴发言，使得围绕一个话题的信息生产，短时间内能迅速激增。各色网站、网络社区或论坛上的“把关”又要弱得多，论坛的“版主”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一一审核短时间内生产的大量信息，而且，网络文化的特性天然对“删帖”持有一种敏感态度[6]。据国家信息产业部统计，到2007年初，中国手机普及率达每百人35部，已有27.3％的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较2008年底增长13.4％，上网普及率达到25.5％，网民规模持续扩大，互联网普及率平稳上升，从这样的成长比例来看，未来中国网民将占全球网民10％以上[7]。一个导火线事件一旦被网络社会所曝光，则迅速会有多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跟贴，2007年5月，厦门市民通过手机与互联网媒体发起了要求政府停止建设高污染工业项目的动员，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收到信息，终于促使厦门市政府暂缓了该项目的实施。

　　网络社会中这种人际传播方式使得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时间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公众在热情仍未消退、情绪仍然强烈的时候卷入到社会动员中来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而且这时候焦点事件不但保持热度，更还有行动的意义和价值[5]，形成宏大的社会舆论，为动员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比如2009年5月7日的“杭州飚车案”，从事件发生到迅速演变成对“富二代”仇视和对公安“欺实马”戏谑的网络草根啸聚风暴，只有短短十几个小时。这样一个持续的网络社会舆论热点，必然会引起传统的大众媒体的关注，这些大众媒体关注进而将焦点事件扩大到更远的人群，同时也再一次激起更大的网络社会中的人际传播，使得人际传播和大众传媒传播节节相连，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形成一个网民发帖—网友顶贴——促成热点话题—媒体关注报道—事件迅速放大—相关责任人回应—热点降温—事情平息的舆论生成放大模式，云南的**事件、湖南的罗彩霞事件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主要通过网络社会的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体的跟踪报道，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一波波强大的社会舆论高潮，将相关的人和事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8]。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2]陈力丹.试论大众传媒与舆论的互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3-8.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转引自Glasser，T. & Shalmon，C.(Eds)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the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5.

　　[4]陈力丹.近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状况[M].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2)：99-103.

　　[5]朱海龙.网络社会中信息嬗变对政治参与动员的影响[M].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58-61.

　　[6]孙藜.网络社会的传播特点与传播心理——从“铜须门事件”说起[M].政工研究动态，2008，(8)：7-8.

　　[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中国网民发展规模和网民的结构特征分析[EB/OL]. http://www.srwlyx.com/xiejingfeng.html,2009-10-09.

　　[8]段兴利.网络社会问题的特点及其控制[J].甘肃社会科学，2010，(5)：207-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