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通等人这一意见书发表在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对一九五六年文艺界形势表示不满的同时，也透露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怀疑和反感。毛泽东注意到了，指示把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参加者，目的似在了解对他的方针的反应。毛在会上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鲜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毛这段话包含了四点意思，一点是过去一年里确已放出毒草；再一点是在「放」的过程中会有反革命以革命的面貌出现，正如他说「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一年多以後他为重发王实味、丁玲等四十年代文章写的《再批判》按语，就指为所谓「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也为後来的「以甚麽为名，行甚麽之实」的加罪公式张本；第三点是不要怕出毒草，他後来几次讲话就大谈毒草锄掉可以肥田；还有一点，即在批判陈其通等四人的「左」时，重申了「左」是为党为国要革命的，顶多是好心办了坏事或说错了话。 

    毛泽东为甚麽说他们的意见不对呢？这就是他们虽然做了反右的先锋，好像跑在了前边，却远远落在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後头。他们目光仅仅盯在文艺界，没领会毛泽东对整个中国形势包括敌情的估计，更没领会毛泽东欲擒姑纵的「放」的意图。如果依了陈其通他们的意见，「收」而不「放」，像这样右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能够充分暴露出来吗？陈其通等才是「忠而获咎」，他们没有（甚至可以说，也不可能）领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其实不止他们，在老干部中几乎是主流的一股思潮，实际上干扰着毛泽东的部署。毛泽东下了决心，就是要：鸣放。在他那里，已经不是甚麽艺术百花，学术争鸣，而是放毒草，引蚂蚁出洞。 

     
    文学动态纳入了毛的大文章
    
    毛泽东关注的是政治，是各界的政治倾向，政治思想动向，即使看文艺界的问题，也是从政治着眼。在毛泽东看来，「放」还是「收」，关系到他在斯大林之後治党治国的大计，不容陈其通等几个也许忠心耿耿但并不能了解他的决策的人出来干扰。 

    毛泽东在做「大文章」的同时，有时也偶涉闲笔。他应邀把十八首诗词旧作订正交付《诗刊》，预定在一九五七年元月的创刊号上发表。《诗刊》编辑部约我到西四西大街（旧称羊市街）路北徐迟家里聚会。他们讲了以《诗刊》名义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委，讲到大家得到毛亲笔覆信後的惊喜，并且以此与我们几个青年作者分享。杯盏交错之间，除了谈诗和诗刊，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感激崇敬之情，谁也不会想到他时隔不久就会说出「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读（新诗）」的话，更不会想到他此时已经开始撒网，在座的半数以上──吕剑、唐祈、公刘、梁南、孙静轩和我都落入网中，其他几人也都像在悬崖边一样心惊胆战。

    而在当时，大家甚至还没想到同样在一月份创刊的四川《星星》诗刊已经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似是甚麽报刊批评了一首题为《吻》的诗，说内容不健康，而毛泽东却注意到另一首，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诗前引用了白居易的诗句「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毛泽东随後在内部讲话里点了流沙河的名，同时点名的，是朱煮竹（即锺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