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p154－170

　　提要：本文一方面对一个男子阿文的腹泻进行疾病现象学描述，关注一个"活生生的身体"的痛苦和不适，以期揭示并理解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框架对阿文的日常生活及其身体与疾病的形塑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解析社会等级制度对阿文（及其妻子阿英）身体的不同形塑，力图将阿文（及阿英）们的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试图理解他们不同的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

　　关键词：身体；疾病；社会性别；现象学

　　一、神经性痢疾——阿文的身体不适

　　阿文是一个成功的中年男子。事业有成，家庭和睦，这是他对自己下的基本判断。

　　但是阿文怕出门，尤其害怕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因为他有拉肚子的毛病，这个毛病伴随他很多年了。阿文尽量减少出门的次数，尽量寻找自己熟悉、可控制的方式。比如，自己开车就好多了，因为他几乎熟悉所有公共厕所的所在，而且现在到处都是加油站（加油站都有厕所），这极大地减轻了他的焦虑。从阿文家去闹市有一条路，十分繁华，堵车是常有的事。阿文一想起这条路就紧张，因此他出门很少走这条近路，而宁愿绕非常远的一条偏僻道路，他觉得这样可以避免堵车，也因此可以避免堵在路上无法上厕所的尴尬和焦虑。

　　阿文年轻的时候就为这个毛病没少和妻子阿英闹别扭。还在谈恋爱的时候，阿文就常常把一同出门的阿英扔在一边，一句"拉肚子"人就没了踪影，阿英手足无措地苦等多时怒气常常无法遏制，为此搞得很不愉快。之后的策略就是尽量少出门，阿英拉阿文逛街的兴致也基本消失。

　　症状出现不久时，阿文曾经去看过医生，医生诊断半天扔下一句"神经性痢疾"就不再理他，开的几种药剂明显只是安慰，阿文既因为医治无门而烦恼，也因为自己没什么大病而放了心。之后亲戚朋友偶尔发现了他这一毛病，往往推荐一些偏方，阿英和阿文也曾努力尝试，但结果都不理想。

　　这么多年来，阿文仔细观察、把握，发现自己的拉肚子与变动有关，任何变动都可能引起他的生理反应，包括出门以及情绪波动。只要没有变动，生活规律，不出门，拉肚子的症状基本消失。

　　在深入挖掘和探讨之后，阿文承认自己的拉肚子其实来源于对"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大便"的深深恐惧。他形容自己常常是"裆里夹着一泡屎，四处寻找厕所，狼狈不堪"，而且这种形象异常深刻、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与出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旦要出门，他马上条件反射地想到"如果要上厕所怎么办？"然后立刻有反应，马上就要上厕所。买车后这种出门恐慌大大减少，但依然存在。

　　再进行生活史追寻，阿文的记忆回到了童年。那时父亲在县城上班，母亲带着孩子在农村。小学四年级时阿文第一次由母亲带着坐了车，来到县城。几天后，父亲让阿文独自坐车到新华书店去买书。这一次经历阿文终生难忘。

　　我还记得当时票价是1毛钱。我父亲让我自己去，可能认为我前几天才坐过车，没有问题。但是你想，一个农村孩子第一次进城。我很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突然想上厕所。我不敢叫司机停车。估计叫司机停他也不会听一个小孩的。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流出来了，味道就出来了。我觉得大家都厌恶地看着我这个邋遢的农村孩子，我觉得羞辱至死。车一停我就下去，找个厕所处理裆里的大便，不停地擦、擦、擦。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我的感觉。羞辱啊！

　　其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阿文并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有拉肚子的毛病。

　　最终出现拉肚子的症状是在大学三年级。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由国家统包分配过渡到自主择业，两种形式并存。也就是说，开始出现了自己找工作的可能。阿文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本可以利用，只身从家乡来到读书的这个大城市。阿文刻苦努力，积极筹划自己的未来。大三，在大多数同学都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他就到一家非常有名的企业实习。实习期间阿文可以说全力以赴。最终，努力得到了回报，阿文得到单位各方面的一致认同，被评价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实习生之一，并因此很有希望进入单位。可是，那时候他要去的是当地最好的单位之一，而且进人是要指标的。很多人告诉阿文"，你很能干，大家都欣赏你，但你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估计也是进不来的".于是列举单位有史以来没有进过一个真正完全没有背景的人。阿文于是每日煎熬，一时欣喜，一时沮丧。

　　阿文的拉肚子开始于大三实习，这一点经过阿文和阿英仔细回顾并得到确认。那时阿英也去另一家单位实习，顺路，两人一起搭车，可是忽然就出现了阿文的拉肚子毛病，于是常常阿英就找不到阿文的人了。那时候没有任何联络工具，就只有下车死等，这常常让阿英心急火燎，并愤懑不已：就有那么多巴巴（大便）！

　　阿英的愤怒焦虑也有来源。阿英是一个斯文的女性，自从和阿文确立恋爱关系后，得到了阿文的悉心照顾。当时尽管还未结婚，但是其实他们两人的世界基本就是一对传统夫妻的模板：男主外、女主内，生活方面由阿英搞定，外部事务阿文不要阿英操心。因此，阿英习惯了出门由阿文照顾的模式，而且也基本没有培养出什么能力。从小生活在小地方的她其实对到城的那一头一个完全陌生的单位去实习有着深深的恐惧，就连1个多小时的路途也有点像远征般艰险。这样，阿英习惯了的模式突然由于阿文的拉肚子搞乱了，她不得不常常面对阿文的突然失踪，而自己去换车？？其实从那时起到毕业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阿英都适应不了自己独自面对生活，刚去单位她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和人打招呼，不知道怎样行事合乎分寸，甚至不知道在单位中午食堂吃饭她该坐在哪里（因为大家常常围在一起边吃边聊，可阿英觉得都是陌生面孔），并因此常常害怕去食堂吃饭。阿英把这些情绪都告诉阿文，阿文帮助她排解，安慰她，帮助她计划改变生活处境。而阿文，在阿英心里几乎是无所畏惧的，就是雄纠纠、气昂昂的代名词。

　　一直到近几年，阿文从单位出来自己创业。由越来越多的小事阿英发现，其实阿文是个非常谨慎甚至保守的人，为一个生意阿文常常盘算半天，反复思谋，举棋不定。在威武雄壮多年后，通过深深的反思，阿文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非常保守谨慎，而且，确实有很多恐惧，虽然自己很难意识到。

　　一起回顾这段拉肚子的历史，阿文认为，其实那时自己独自去一个大单位打拼，要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心中一定充满了恐惧、不安、焦虑，但是阿文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更别说口头上承认了。

　　那个时候并不是有意掩饰，并不知道自己害怕。现在想来，很多时候确实觉得紧张、焦虑。没想过为什么，没想过要和谁讨论这个问题。和朋友们在一起就是或直白或隐含地展示自己的成就，互相鼓励，然后又雄赳赳、气昂昂了。有时也抱怨社会不公，谈论自己也许会被埋没好像是可以的；说自己害怕，想都不会想的事情。真的，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害怕。认为我阿文会是个会害怕的人，别人和我自己都不会相信。现在回想起来，就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拉肚子，非常严重，为此我痛苦不已，但也觉得是对我的磨练，并用种种办法应对了下来。

　　二、身体、疾病与社会学——理论视野

　　早自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巴门尼德就把感官与抽象思维能力截然分开，并不由自主地把"精神"与"肉体"割裂开来（葛红兵、宋耕，2005：37）。柏拉图强调智慧、真理、知识、理念，贬抑身体，将身体看成通向智慧、真理、理念和知识的障碍。他甚至认为一个哲学家或一个爱智慧的人应该抛弃身体，只有身体死亡了，灵魂才能更加活跃起来，智慧之路也才能更加畅通（柏拉图，2002：61-65）。这种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后来在基督教中，尤其是在奥古斯丁那里，又重新得到了改写。在基督教思想中，上帝的观念类似于柏拉图式的理念，正如身体永远是理念的一个障碍，身体也是接近上帝的一个障碍。这样，在整个中世纪，对身体的压抑有增无减，身体被认为是滋生罪恶的源泉（冯珠娣、汪民安，2004）。

　　在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人祛除了对永生之神的执迷，却又陷入对人在世界中的脆弱、有限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怀疑一切之后，笛卡儿找到了确定无疑的"阿基米德点"——我思，并将精神凌驾于身体之上（杜曦云，2005）。社会科学普遍地接受了笛卡儿的遗产，他的二元论相信，在身体与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因此，这两个领域或者主题都是被各个不同的学科分别提出来的。身体成为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而心灵则成为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主题（布赖恩。特纳，2003）。在这种思想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之前，身体这项主题在社会科学界全面而严重地被忽视（B.特纳，2003/1996）。

　　但是，重精神轻身体的西方哲学主流中也并非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亚里士多德就并不赞同身心二分的看法，他认为通过感官人类可以把握"自然"；而且他也不认为物象是某种更为本质和神秘的"形式"的表征（转引自葛红兵、宋耕，2005：25）。哲学人类学、生命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中也有很多传统严肃地对待人体。其中，尼采是重要的思想来源。尼采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他在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之间建立的对比。前者是性力、迷狂、激情之神，是早期希腊宗教狂乱行为背后的驱力；后者则是秩序、形式、理性和一致性之神。尼采将历史设想为这两种原则的无穷无尽的争斗，但他并不肯定冲突的解决只能存在于狄奥尼索斯的胜利中。尼采并非天真地要求"返归自然"，相反，他采纳了这样一个立场：只有这两种原则成功地结合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出现，在这个社会中，性的激情和理性行为生活协调一致。如果不能在个体的生命中创造出这两个原则的满意综合，就会引发疾病、病态和疯狂（尼采，2000/1925）。尼采对不同的哲学家，如韦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和福柯等人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持久的重大影响。

　　另一位对身体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的哲学家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他发展了精彩的肉身观点，来克服身心二元对立观。在试图理解人的知觉过程中，梅洛-庞蒂断定，知觉总是从一个特殊地点或角度开始的。正是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外向观察才得以开始——如果不承认这一身体理论，就不可能谈论人对世界的感知。

　　我们对日常现实的感知取决于活生生的身体，即便我们一些更"高级"的知觉也一定与我们的（原始）身体遗产有关。知觉和身体活动即便被分离，也只能是人为假想的分离，因为基本的知觉形式（比如看本身）就包括了身体活动。梅洛-庞蒂根据对断腿所作的心理研究表明，由于身体出现了损伤，判断和知觉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乱和断裂（转引自布莱恩。特纳，2003）。

　　福柯认为，由于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需求，现代社会需要对身体进行有系统的管理和控制，因此导致新的权力模式，即"生命权力（bio-power ）".它以身体为中心，把人的身体整合在知识和权力的结构之中，成为符合各种规范的主体（葛红兵、宋耕，2005：45-46）。

　　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关注的历史，是身体遭受惩罚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将身体作为一个驯服的生产工具进行改造的历史。这是生产主义的历史（葛红兵、宋耕，2005：46）。

　　在当代社会中，身体似乎不再被压抑、规训，反而被消费主义所鼓动、纵容。权力的运用并非简单地对被动身体的控制，而是生产出身体、欲望来（杜曦云，2005）。这是消费主义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

　　综上所述，一方面，哲学和社会思潮中身体视角逐步凸显，另一方面，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身体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日益变得举足轻重。因此，特纳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慢慢开始出现一小批著作，既把身体问题化，成为社会理论的组成要素，同时也认识到身体是当代政治和文化中的一项重大话题（布赖恩。特纳，2003）。

　　目前，身体社会学在以下三块经验领域里有很大的发展：身体的文化表现的政治学，性本性、社会性别与身体，以及健康和病患中的身体（B1特纳，2003/1996：579-581）。

　　在第一方面，晚近有关身体的大量研究已经切入了表现方面的主题，考察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所具有的符号意涵（Douglas ，1966，1970；Pouchelle ，1990；Marin ，1988；Brumberg，1988）。强调身体之为文化表现，造成了一种悖谬的后果，那就是现象性的身体从考察的视野中逸出，没有人注意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身体（Leder ，1990）。

　　身体社会学发展中的第二个主要关注点，在于以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和性本性等问题为核心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更晚近的酷儿理论）。

　　女性主义争论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观念：一些简单的两分（男性或女性、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产物，未能把握性本性方面实际的复杂表现（Herrmann Stewart ，2000；Clinchy Norem，1998）。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力图在具体背景下考察女性身体的病理化过程。女性主义理论还注意研究把女性塑造为弱者的社会建构，是如何在医学和自然科学中合法化的；最后，女性的心态是如何在科学的精神病学中病理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理性别有它被宗教、医学和法律等有权力的话语建构的历史。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对于身体体现的女性主义研究途径与其他取向之间始终存在重大分歧。

　　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中，女性主义成分与非女性主义成分之间始终缺乏明显的互动和交流（B.特纳，2003/1996：582-583）。

　　身体社会学的第三块重要研究领域是医学。如前所述，身体与精神成为相互割裂的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这样，医学只关注所谓客观身体，在对待身体问题时尽量地不涉及社会或心理原因，也对哲学家所谈论的"活生生的身体"了无兴趣（布莱恩。特纳，2003）。然而，实际上，即便是医学的身体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学要素。著名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早在大约公元前400年就注意到健康受包括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在内的总体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不是绝对孤立的客观现象。

　　1894年，查尔斯。麦金太尔在论述社会因素对健康的重要作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医学社会学这一名词。1940年前后医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美国（转引自科克汉姆，2000/1998：3-9）。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学界就疾病的社会、生物进程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忽视了对身体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家把病痛的身体现实（physical reality）要么视为先验的范畴，要么视为社会的建构。社会学家感兴趣的是痛苦的意义和解释，而不是身体限制和不适，尽管恰恰是后者决定了患者对意义的解释和意义本身的属性（郇建立，2006）。

　　长期对身体缺乏社会学式的理解，对于医学社会学及大量的其他社会领域，诸如情绪、性、体育、激情和衰老等等，都会有一些关键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领域（健康、体育、休闲、性和消费主义）中，身体、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是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也是在这里，我们才死活需要一个有关"活生生的身体"的精巧复杂的社会学。

　　总体说来，社会科学中的身体研究的发展，可以从本体论立场和认识论立场两个维度进行划分。身体研究的本体论立场包括基础主义或反基础主义的视点。基础主义框架关注的是将身体理解成一个活生生的经验，或者是去理解身体现象学，或者是去理解生物存在条件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和宏观的人口组织，或者是想理解社会的历史人口统计学如何对人的历史过程产生影响，或者是试图分析有机系统、文化框架和社会进程这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相反，反基础主义论点则将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或将身体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试图理解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有的将身体理解为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某种社会建构，也有的将身体看作是社会话语的某个效应。

　　就认识论问题而言，主要的辩论发生在社会建构主义者和反建构主义者之间。对那些持反建构主义观点的人来说，身体独立于那些表征它的话语形式；对建构主义者来说，身体是被话语实践所社会性地建构的。

　　人们谈论社会理论，似乎只能在这些二分的、竞争的、对立的、毫无可比性的模式之间做出选择。实际上，身体被看成社会性地建构的、话语的，还是被看成是现象学或哲学人类学视野内的活生生身体，这样一种立场选择，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我们对任何一种或所有的二元性的强调都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类型。这可称为方法论实用主义。这样，在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是，身体及其疾病有着深刻的隐喻性。同时，看上去同样明显的是，对疾病现象学来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理论空间。通过这种疾病现象学，社会研究人员关心痛苦、不适和精神错乱等活生生的经验。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研究：它既面向活生生的身体观点，也面向客观在场的身体话语（布莱恩。特纳，2003）。

　　在这种思路下，本文一方面对阿文的腹泻进行疾病现象学描述，关注一个"活生生的身体"的痛苦和不适，去揭示并理解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框架对阿文的日常生活及其身体和疾病的形塑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解析社会等级制度对阿文（及阿英）身体的不同形塑，力图将阿文（及阿英）们的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试图理解他们不同的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

　　三、现象学还原——社会等级对身体的形塑

　　通过追溯，阿文发现了自己神经性痢疾的最初源头——公汽上的难堪经历。这一事件一直作为隐藏的伏线存在于阿文的记忆之中，并最终在日后成为阿文身体调用的一种模式化的应对压力的方式。

　　此后，阿文虽然在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总是因为自己土气的穿着而感到与城里同学有隔阂，但由于父亲在城里有不错的职业，自己的城市化生存方式具有完备的合法性依托，这种压力并不是特别强烈。阿文整个的感觉是，虽然老师同学不是特别喜欢自己，但小孩子也不大记得这些，自己也没觉得怎么特别受伤害，总的来说还是玩得非常开心的。

　　读大学时，阿英最初被阿文吸引，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阿文的自信和顽强，印象中阿文从不知道害怕，感觉就算是跟国家主席说话也不会怯场。阿英自己比较怕大场合，因此在这一点上对阿文十分欣赏佩服。

　　一直以来，因为心中对阿文的敬佩，阿英实际上非常自觉自愿地将二人关系中的相当一部分主导权交给了阿文，在随后的恋爱婚姻生活中，阿文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和指路人，引导着他们两人和家庭的发展道路。

　　阿英有时候也觉得奇怪，同样是来自于小地方，为什么自己胆怯、自信不足，而且特别甘于过平凡的生活，而阿文就显得那么自信、雄心勃勃，而且韧劲十足，不论受到什么打击，阿文都显得百折不挠，永远都认为自己一定会出人头地。惊佩之余，阿英也向阿文探讨过这个问题："你的成就动机为什么这么高？怎么培养出来的？"

　　对这个问题，阿文一直没有很好地回答，他也不太知道自己的这些个性来源于何处，两人摸不着头脑之时往往就用"天生的"一句话结束讨论。就在深入讨论神经性痢疾之后，阿文对自己的历史和身体似乎有了更多思考，他追溯出更多的童年经历：

　　小时候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剩下我母亲带着孩子们。

　　你知道在农村，家里没有成年劳力，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关键是受人欺负。那时候可能我们常常受人欺负，我太小，印象不是很深。

　　但是我大哥的印象可能太深了，据说他常常跟人打架。现在想来，肯定是的，因为我大哥最常说的和想的就是在村子里出人头地，让欺负过我们家的人都倒霉。后来我父亲可以带一个孩子在身边读书，那时候，我和我姐姐读书都很好，但父亲只能带一个，好像根本没有考虑，就把我带了出来。我姐姐很晚才到县城读书，成绩自然就不是那么好，最后考了个中专。我到县城读书后，依然贪玩。而且由于老师不怎么喜欢我，我也不怎么喜欢学习，总是觉得玩不够。终于有一天，我又玩到天黑才回家，我哥哥（那时他已经到城里工作了）将我爆揍一顿，然后抱着我大哭一场。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骂我不争气，说我们家受人欺负，就靠我出人头地了，我还这么贪玩。我那时并没有他说的那些想法，但当时比我大那么多的大哥，那么威严的大哥失声痛哭深深地刺激了我，可以说我吓坏了，可能印象太深了。后来好像也不是说我就立刻争气了什么的，但是总的来说慢慢地就努力多了，成绩就好起来了。

　　也许受这次挨打事件影响，也许没有，反正高中之后阿文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跟出人头地有关的，希望自己被别人注意，比如练习演讲和口才等，这些对日后阿文在大场合的不怯场都有帮助。阿文记不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体验，而且觉得自己一定要也一定会出人头地。

　　他所有吃的苦都是过程，他不在意，最终他一定会成功。

　　对于大学以前的自己，阿文的印象是"穿着破衣服，行走在街道中，雄心勃勃".

　　最终，阿文好像是成功了，他变得无比坚强、乐观，无所畏惧，是阿英的保护伞和主心骨。一切都非常完美，除了他的腹泻，时时困扰着他，无法克服。

　　阿文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存在，首先作为一个身体被镶嵌在社会场域之中。"身体正是通过实践而进入世界的关系结构，并与生活世界之中的其他身体和事物处于实践的联系之中"（郑震，2003）。阿文最初在公汽上的经历反映了城乡差异和冲突：一个农村孩子进入城市所感受到的紧张、压力，经由公汽上城里人厌恶的目光而积聚起来，并在身体层面突然爆发：排便失禁。

　　公汽作为一个隔离的社会空间，将童年阿文的身体硬生生地、突如其来地嵌入到大量城市人的身体之中，两个等级、两种人群在公汽狭路相逢。阿文的经济资本（衣衫褴褛或穿着土气）、文化资本（行事笨拙，呆头呆脑）、社会资本（在城市没有关系，独自出门）都直接附着在阿文的身体中，能够一眼被精明的城市人洞穿，城市人的目光毫无顾忌地表现出对这样的农村身体的厌恶和鄙夷。阿文在这一隔离空间中遭遇城市的挤压，无处逃避，并因此失去对排便的控制。这是一次社会等级的直接对峙，是（阿文记忆中）社会等级对其身体的首次形塑。

　　其实，阿文在童年还经历了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在家庭的实际运作——在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的时候（进城读书基本等同于可以有更好的个人前途），他因为是男孩而轻松胜出，胜得毫无悬念，包括姐姐在内谁都没有任何想法，一切都自然而然。这种被选拔去读书，已经预示了家庭（作为社会的代表）的价值取向——阿文作为男孩应该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尽管幼年的阿文并不能真正体会这种期待。

　　"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往往不是直接的约束，而是间接地通过对社会空间的控制来实现"（赵旭东，2006）。正是因为社会和家庭的这种性别等级制度，阿文（无意识、无意愿地）战胜姐姐之后，他的身体就得以脱离农村这一空间而进入城市这一代表机遇的新空间。阿文与城市空间的第一次遭遇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顺利（或不顺利）地融入城市新空间之后，阿文日后漫长的人生历史在城市新空间多姿多彩地展开，这是长期留在农村的姐姐的身体所不具有的机会。

　　进城后的阿文童心不泯（童心不泯正是没有被社会化的一个表现），他并没有体会家庭所寄予的厚望——这是对一个成功的强悍的男性身体的厚望——哥哥希望他能够驯服自己的身体（不能顺从身体玩耍的需要），发愤图强，跻身社会更高等级，改变整个家庭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释放哥哥所感受到的来自其他群体和阶层的欺辱。而这种改变家庭命运的期待并不曾赋予同样幼小、可塑性极强的姐姐。于是，哥哥代表家庭，也代表社会对阿文进行了殴打，这是社会对阿文身体极有意义的再一次塑造。哥哥用殴打、痛骂、哭诉，以及对后来阿文认真读书时的奖励——将他们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对男性的期待镌刻在阿文的身体上。

　　这次塑造的结果是，阿文吓坏了，而且，逐步在按照这种期待塑造自己。慢慢地，阿文遗忘了所有塑造过程，家庭和社会的期待成为他的自我期待——成为一个一心出人头地的人，一个雄赳赳的男子，他和周围人都认为他天生如此，从来如此，没有人记得或者在意阿文曾经并不爱学习，并不求上进，只求玩耍。这一过程最终塑造出一个合格的身体：阿文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拥有了一副雄赳赳的男性身体。

　　社会等级及性别制度对男性身体的一次成功塑造似乎完成了。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变动再次来临：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打拼，面临着陌生的环境，自己无法左右单位人事制度和人际关系，阿文身体中携带的资本再次与城市这个巨大的对象进行交锋，他再次在社会等级中处于极度劣势、遭遇挤压。阿文除了自己的男性气质、努力以及一些才华之外一无所有，而这一切都有待他人——一个机构的选择。阿文完美地表现了自己出色的男性气质，他挥洒自如，虽然有彷徨、郁闷，但总的来说，一直积极进取、乐观向上，最终打破常规，获得了进入这个优秀单位的资格。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完美，除了阿文的腹泻。

　　看上去腹泻突如其来，毫无缘由。但是它就此持续了下来，跟各种变动紧密相连。只要有变动，阿文就腹泻，雷打不动。

　　既然阿文的腹泻找不到医学根据和缘由，既然我们已经对阿文的腹泻进行了生活史的重构以及现象学的还原，我们可以尝试着得出结论：腹泻，对阿文而言，就是情绪的身体表达，是焦虑和压力的释放途径。疾病，对阿文个体而言行使着潜在但非常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阿文保持着坚强的男人外表，也正是这一点，正如阿基里斯的脚后跟，成为阿文这一成功的男性制造的裂隙，在身体层面撕裂了阿文的完整男性表达，成为我们解读阿文真实处境和感受的一个切入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身体这个关系场（郑震，2003）如何被外部环境（包括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框架等）所形塑，身体的病痛如何反映出社会等级制度等对个体的影响。

　　四、压抑和控制——性别等级化身体的象征意义

　　在对阿文的身体病痛进行现象学还原和理解之后，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关注社会文化对阿文及阿英身体的不同形塑，并对这种性别等级化的身体塑造的象征意涵进行分析呢？

　　关于男性的非表达性（male inexpressiveness ），一些学者认识到其社会建构特征。波尔斯威克和皮克一篇题为《无力表达的男人：美国社会的悲剧》的著名文章提出，男性的非表达性来源于文化中关于男性气质的认定和强化过程，广大美国男性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对他人尤其是对家人的喜爱、柔情和情感，因此无法很好地满足其他人尤其是妻子的情感要求，这些男人是文化的牺牲品，男人的这种非表达性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悲剧，因此，需要有男性解放运动来将深受性别刻板印象之害的美国男人解放出来，并进而使社会中的两性更和谐发展（Balswick Peek ，1971）。

　　波尔斯威克和皮克的这种观点一度在美国非常盛行，但萨特尔对此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波尔斯威克和皮克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男性的非表达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男性之所以会采取非表达性行为，不仅仅是因为非表达性代表男性气质，而且是因为以非表达性为代表的行为方式往往被社会等同于客观、冷静、理智、独立自主、正确，以及适宜于管理他人，这些特质被赋予更多社会声望，并导致男性统治以及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实际上，男性的非表达性不仅仅限于两性之间，男性之间也常常采取尽力脱离私人话题而进入宏大领域的交往方式。这些可以看作是男性有意无意地利用非表达性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和获得权力。从这种意义上说，男性并非被非表达性所压抑，也不需要解放，这是他们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Sattel，1983）。

　　波尔斯威克和皮克把男性作为受害人的说法有些新意，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但是这种视角过于强调个体受环境制约的一面，而且这种归因容易弱化现实层面的性别不平等，并为某些男权强势者提供了借口，因此这种观点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攻讦。萨特尔很敏锐地看到了男性非表达性与权力建构之间的关系，但其研究视角过于理性化，把一个个男性个体表述成阴谋获得权力的谋略家。正如布迪厄批评理性选择理论时所说的"，理性行动理论用科学家们用以概括实践的思维概念，取代行动者们在社会中建构的实践感。用这种视角解释出来的行动者，不是别的，只是学究本人的一种虚构投射罢了，即在行动主体里面投射了一个认知主体？？在理性行动理论的视野里，除了行动者对各种实际的或潜在的机会进行\'理性的反应\'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这种\'虚构人类学\'，就是要把行动建立在行动者有意图的选择上……"（布迪厄、华康德，1998/1992：167）实际上，这两种理论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有布迪厄所说的"学究谬误"问题，它们分别强调了男性非表达性的某个侧面——或强调结构制约，或强调个体能动——忽视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没有看到结构制约和个体能动在个体身体层面的运作过程。

　　通过对阿文身体病痛的分析可以看出，阿文既不完全是波尔斯威克和皮克所说的文化的受害者，也不完全是萨特尔所说的利用文化谋取权力者。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在阿文的经历中找到，但又都不能如此简单地进行概括和解释。阿文既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也不是一个主动的阴谋家，既不是结构制约下的行动木偶，也不是一个理性筹划的超级强人。实际上，社会文化对阿文的塑造首先表现为在一个个具体场景中阿文的身体与其他对应物的遭遇，在这些具体场域中，阿文的身体携带的社会历史和个人资本与其他对应物短兵相接，并在阿文的身体层面镌刻下一系列的印记。

　　另外，男性非表达性的表现形式其实非常丰富，它不仅仅表现为波尔斯威克和皮克以及萨特尔所指出的"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对他人尤其是对家人的喜爱、柔情和情感"，也不完全像萨特尔所说的"男性有意无意地利用非表达性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和获得权力".

　　这里我们看到，阿文对妻子阿英关怀爱护，没有像波尔斯威克和皮克所说的美国男子那样对妻子冷漠，并可悲地造成家庭不幸；也没有如萨特尔所言利用自己的冷漠塑造出对妻子的控制，谋取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力。阿文的男性非表达性主要表现为身体层面某些知觉的麻木，比如说他几乎体会不到害怕、惊慌等社会认为不符合成功男人标志的情绪，因而也表现为在语言和意识层面阿文都没有这类表达。换言之，阿文意识不到自己的某些情绪，无法表达这些情绪，身体体会不到这种情绪。或者说，阿文的身体和意识都处于失语状态。我们前面分析过，阿文的疾病是对这种形象的反动，是我们窥视一个真实个体的切入口，是阿文社会情绪的身体表达。

　　阿文和阿英应该说都是符合社会性别规范要求的，是社会性别塑造的典型，阿文首先被文化塑造成坚强的身体，他勇于进取，没有畏惧（语言上和身体上都没有，除了疾病的表现）。在同样的压力下，阿英表现出身体的脆弱性，她见生人害怕、脸红，在公共场合说话胆怯。最重要的是，阿英可以表现这些，大家都觉得小姑娘这样很可爱，很怜惜她，并愿意帮助她。阿英也可以在阿文面前表露这些痛苦，并得到大量的安慰。从某种意义上说，阿英身体是脆弱的，但也是自由表达的；阿文的身体是坚强的，但也是受压抑的，他的压抑最终积聚爆发，以神经性痢疾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社会文化允许作为女性的阿英随意表达脆弱的情感，部分地导致阿英身体的脆弱性，并在家庭场域中遭遇阿文这具由于文化压抑而显得格外坚强的男性身体（腹泻作为社会可以接受的疾病方式，并不影响阿文的男性坚强形象），又由于社会文化对坚强与脆弱的等级划分，阿英发自内心地倾慕阿文，并把阿文当作依靠。因此在这个家庭中，在阿文和阿英两个人的微观互动场景中，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和父权制规范并没有以强制的方式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对身体的性别塑造，成就了两个有高下之分的身体，并最终牢牢地复制了社会性别等级制度。

　　进一步说，阿文坚强又病痛的身体与阿英弱小又健康的身体在家庭中、社会中如此并置，既是社会历史过程形塑的结果，也会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验证、强化、再生产社会中的性别等级制度。

　　五、总结：社会结构与具体实践

　　本文的研究缘起于阿文这个具体的身体及其家庭，我试图去理解其貌似平凡无奇的经历和病痛，理解他们夫妻的关系结构。理解阿文的身体病痛及其家庭实践，必须从阿文的个体经验出发。但是，阿文个体的经验绝非孤立，这种个体性是各种社会力量嵌入的场所，各种力量在身体这个场域或明或暗地角逐、博弈，结合个体的生平情境，生成开放式的独特身体样式。

　　通过对阿文的腹泻进行生活史重构及现象学还原，笔者认为，腹泻，对阿文而言，是情绪的身体表达，是焦虑和压力的释放途径。阿文的病痛反映出社会等级制度等对个体的塑造和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解析社会等级制度对阿文（及妻子阿英）身体的不同形塑，本文揭示，性别等级分化的身体塑造具有很强的象征意涵，它来源于更大的社会结构，也反映了更大社会结构的部分特征。

　　近来的社会、文化、技术变化使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在学术界身体主题也一改颓势而日益兴盛。对生产性的身体和消费性身体的研究，对外部身体和内部身体的研究已经或即将成为研究的趋势（布莱恩。特纳，2003）。在实践社会学的研究思路下（布迪厄、华康德，1998/1992），宏观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与日常生活世界、人的实践活动、人的身体形态和表现紧密相联，前者形塑后者，后者是前者的存在形式。抽离了具体的（embodied）的人，社会生活并无具体的存在。只有将宏观社会背景纳入视野，考察事件性过程的真实实践逻辑（孙立平，2002），才能真正地理解个人，理解个人的日常生活，理解个人的身体和实践；反之，只有真正进入具体而微的个体实践，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理解宏观社会结构的律动。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1998/1991，《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

　　柏拉图，2002，《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保罗。康纳顿，2000/1989，《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保尔。汤普逊，2000/1978，《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B.特纳，2003/1996，《普通身体社会学概述》，载布赖恩。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布莱恩。特纳，2003，《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汪民安译，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笛卡尔，1986/1956，《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杜曦云，2005，《对身体的反思》，http ://www.msppj .com，2005-11-28

　　冯珠娣、汪民安，2004，《日常生活、身体、政治》，《社会学研究》第1期。

　　葛红兵、宋耕，2005，《身体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赫尔曼。施密茨，1997/1980，《新现象学》，庞学铨、李张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郇建立，2006，《身体与慢性病》（读书报告，Michael Kelly Field ，1996，"Medical Sociology，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Body."i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2.），见社会学博客http ://blog.sociology.org.cn/huan/archive/2006/05/15/6171.html

　　卡伦。霍尔奈，1996/1950，《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张承谟、贾海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1988/1985，《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讲演》，王容芬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莫里斯。梅洛-庞蒂，2001/1945，《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尼采，2000/1925，《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1998/1992，《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齐格蒙特。鲍曼，2002/2000，《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斯特拉桑，1999/1996，《身体思想》，王业伟、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苏珊。桑塔格，2003/1990，《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孙立平，2002，《迈向实践社会学》，《学海》第3期。

　　汪民安、陈永国主编，2003，《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威廉。科克汉姆，2000/1998，《医学社会学》，杨辉、张拓红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杨念群，2006，《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赵旭东，2006，《现代"病人"是怎么产生的？》，《中华读书报》4月19日。

　　郑震，2003，《论身体》，《社会学研究》第1期。

　　Balswick，Jack Peek 1971，"The Inexpressive Male：A Tragedy ofAmerican Society."The Family Coordinator 20.

　　Brumberg，J .J .1988，Fasting Girls：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Nervosa as a Modern Disea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nchy ，Blythe M.K.Norem （eds.）1998，The Gender and PsychologyReader.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 ，M.1966，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Pollution and Taboo.Harmondsworth：Penguin.

　　——1970，Natural Symbols：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London ：Barrie and Rockliff .

　　Herrmann，Anne C.Abigail J .Stewart（eds.）2000，TheorizingFeminism：Parallel Trend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oulder：Westview Press，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Leder ，D.1990，The Absent Bod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Marin ，L.1988，Portrait of the King.London ：Macmillan.

　　Osborne ，Thomas 1998，Aspects of Enlightenment ：Social Theoryand the Ethics of Truth ，London：UCL Press Limited.

　　Pouchelle ，M.2C.1990，The Body and Surgery in the Middle Ages.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attel，Jack W.1983，"Men，Inexpressiveness ，and Power."InB.Thorne ，C.Kramerae Henley （eds.）Language ，Gender ，and Society.Boston：Heinle Heinle Publishers.

　　West，Candace H.Zimmerman 1998/1987，"Doing Gender."In Blythe McVickerClinchy K.Norem（eds.）The Gender and Psychology Reader.New York and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