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之舟”还能坚持多久？

                     ————关于人口政策的思考

作者：刘召琢

我国计划生育从60年代倡导，70年代开始具体倡导和推广，当时的提法是“一个较少，两个正好。”由于该政策比较温和而实际。应该说是比较合民心合国情的。

     但是，象许多事情一样，计划生育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采取了极端的政策即强制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企图由一代人完全承担起历史积累下的沉重人口负担是不科学的。由于这项政策过于激进，实行的时间又太长，随着时间的延长利弊消长，独生子女政策的副作用正日益显露和积聚，从而促使我们不得不思索纠正和调整它的必要性。

     一、独生子女政策已开始危及经济的持续发展。60——70年代作为一个人口多资源相对匮乏的大国，生育率出生率都很高，年龄结构非常年轻的，加之当时科技、经济和城市化水平都不高，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生存空间比较狭窄，人地矛盾异常突出的农村。其特点是，劳动力增加就意味着耕地及人均耕地的减少，生产的产品很少增加。一边是增加劳力不增加产品，一边是人口和消费不断增加，造成的结果是资金积累缓慢，经济难以发展，人与生存空间的矛盾异常突出。因此实行有节制的生育政策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实践也证明我们的计生政策尽管比较激进，人民群众基本上是理解和遵守的。特别是60——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甘愿牺牲个人的根本利益，勇敢地承担了本应由几代人才能分担的社会责任。为平抑人口增速，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与逐渐实现从干活的少吃饭的多向干活的多吃饭的少的转变分不开的，使社会财富获得了较快速度的发展和积累。时间发展到今天，计划生育政策已推广了30多年，其社会作用已开始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倾斜。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持续推行，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65岁以上老龄化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为社会创造生活产品和财富的劳动力在生成和老化之间已经出现失衡。如果不及时调控，任其发展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60——70年代那种因人过度年轻化而导致的干活的少吃饭的多的现象将会以另一种因人口老化的形式而重新出现。社会群体实际上是由生产群体和消费群体构成。无论由于生育还是由于人口老化所导致的纯消费性老幼群体过大，都会导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放慢和国家民族的贫穷落后。因此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适度调整计生政策，把只生一个改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是合适的。

    过去相当长时间曾经为解决就业而引进和创办了大量技术含量低，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经项目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的）社会劳动力的快速老化和减少，将使我国在短期内出现劳动短缺有就业难道招工难的转变，将对国民经济顺利发展和从容转轨带来冲击，使经济难以持续稳定发展。

    二、极端政策带来的极端社会现象。上世纪60——80年代出生的人群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承载者也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骨干，在他们肩上承载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在多子多孙的熏陶下长大，在各种压力下，面对人口爆炸的压力，自己的人性被压缩到了极限，亲身体验了要一个孩子的苦难。不少人特别是媒体这样宣传只要一个孩子的好处：负担轻麻烦少，穿得体面吃得好。至于由于只生一个造成孩子孤单无靠，过分娇宠导致的自私孤傲、任性、目无亲友，好吃懒做等问题，却很少提及，家庭脆弱易于破碎，使家长承受巨大的风险和心理压力，这些问题远比对衣食住行的需求重要。这些家庭的子女将逐步进入重组小家庭的年代，由于是独生子女，小夫妻将面临养4—6个老人，一个以上孩子的负担，这样一个7-8口人的大家庭，居住可能是分散的或者是遥远的异地，他们无兄弟姐妹，没有伯伯也没叔，即没姨也没姑，没有婶婶和伯母。所有的是老爷爷祖母外祖母，这是个多么沉重和老气横秋的家庭呀。如果有什么病灾和变故，小夫妻没有替换和帮手帮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很难想象他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由这样的家庭组成的社会能和谐持续的发展下去？这些问题尤其在还不富裕的农村就尤为突出。由于人多地少生活空间的限制，加之“城乡二元制”导致的城市化滞后，农村劳动力的绝大多数都必须背井离乡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这些农民工所从事的大多是急难险重的风险性大的工作，加之各种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其工伤事故率往往是国际相关行业的数倍。由此不知导致了多少个农村家庭的残缺和破碎，甚至是整个家庭希望的破灭。而独生子女家庭在这些情况面前更是弱得不堪风吹和草动。孩子在外无依无靠，家长在家提心吊胆。独生子女所特有的优越感早已为担忧所替代和困绕，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是女孩子难以替代的，这也是农村重男轻女、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重要原因。而由于性别比失调所导致的众多社会问题，又对构建和谐社会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而“允许生两个”将比较有效地解决性别比失调，子女性别取向单一的弊端。总之，独生子女政策犹如独木之舟桥，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差，驾驭起来难度极大，稍有不慎，就有失衡倾覆之险。因此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调整当前“只生一个”为允许生两个是必要的。

    三、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为调整人口政策提供了可能和机遇。综上所诉，独生子女政策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那么如果实行人口政策的适度调整会不会出现粮食风险和更大的就业压力呢？不会的。首先在农业科技相当发展并广泛利用的今天粮食的土地单产比六七十年代提高2倍左右。尽管当时的人口是现在的1/2土地比现在多，人多地少矛盾和吃饭问题却异常突出。而现在人口已是70年代的近2倍，土地不增反减，但生活的却比那时宽裕。原因就是生活空间被科技经济的发展所放大和扩张，就业压力亦因社会分工的不断加速，从业选择不断拓宽，从而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舒缓了就业压力。可以预计，在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的土地产出率还将提高，生存空间还会膨胀。如果实行允许生二胎的政策，还会因生育而腾出一些就业空间。因此，适当放缓人口控制的幅度，拉长调控时间，让人口列车更平稳驶向低增长的轨道是可能的，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能够承受的。现在实行允许二胎制所生的孩子20年后，正是中国人口很严重老化劳动力青黄不接之时。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在两会期间建议修改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改成“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理由是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调，正常性别比100：107，2007年平均100：126.2，部分地区甚至超100：130以上。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例1982年是4.9%,2005年已占7.63%,如此下去2020年将占13.7%,2026年甚至高占28.4%远远高于老龄化最高的发达过家。目前我国独生子女已超过8000万,由于特殊的宠爱等社会家庭环境,使他们在性格养成,人格培养方面表现偏差,不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形成,对家庭教育和培养造成巨大压力,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看了这则报道我们佩服纪代表的胆略和气魄,佩服他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极端背景下敢于吃螃蟹,代表人民大众说出了心里话可谓雪中送炭之义举。

.多少年来,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走极端,加之极端化的媒体氛围,使许多应该有的良性非主流的反对之声无处表达,也不敢表达,致使决策的正常酝酿,产生、实施、反馈、调整乃至变更的良性机制难以形成.加之行业部门过分强调自身的重要性,从而使诸如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这样的政策往往从适当变为过头.到各种副面作用逐渐暴露后才不得不硬性变更予以纠正.群众称之为“不酸不臭不吃”。

  综上所诉“独生子女”政策已到了该论证乃至更改调整的时候，必须制定相关政策并加以实施。当然，独生子女政策这只“独木舟”作为一项国策究竟还能坚持多久？能不能调整，我们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