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载《管理世界》2000年第5期

　　「标题注释」1996年3月，赵树凯在对北京四季青乡外地菜农的实地调查中偶然发现一所打工小学。学校为一对河南来的农民夫妻所办，校舍是建在地头的两间窝棚，当时有30余名学生。在此之前，社科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浙江村”曾发现并调查过外地人幼儿园，但没有发现小学。我们将这所学校介绍给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并组织了一些援助活动。几经变迁，这个学校现在发展到1300余人，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规模最大的此类小学。随着发现的这种学校越来越多，我们于1998年开始专门的系统调查。参与调查的主要人员有赵树凯、吕绍清（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白文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研究生）、徐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等。

　　随着农民向城市移动的持续，二代移民已颇具规模。如何接受学校教育，是这个幼小人群遇到的首要问题，于是，在政府教育体制之外，一种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形态产生了。在北京等若干大城市，出现了一些专门吸收低收入外来人口子女的非正规学校。本文基于对北京100余所学校的初步调查，希望引起对于社会转型时期二代移民问题的关注。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持续若干年。在庞大的流动群体中，二代移民已经出现，这些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对于北京来说，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北京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地位，城市服务业不发达，流动农民的进入有自己的特点，一种是比较典型的产业—社区型进入，如浙江村、新疆村等，即把家乡的一种成熟的小工业生产体系平移到北京，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另外一种是城市服务功能补偿型的进入，集中在城市的餐饮业、日常菜品供应业、零售业等。由于北京人不愿从事这种行当，在这方面不具备竞争优势，农民迅速进入填充了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这两种进入方式有别于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大量拉动，也有别于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另一种人员规模较大的进入方式：建制式流入——如大规模建筑队伍进城。产业社区型流动和城市功能补偿型流动的突出特征是，以家庭为流动单位的比例比较大，因此北京流动人口中的儿童问题也特别突出。

　　虽然城市管理者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但招收了大量外来人口学龄子女的非正规学校业已出现，人们通称之为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虽然在事实上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部分，但既无政府财力投入，也无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教学督导，处在一种鲜明的边缘化状态。从1998年9月至1999年10月，我们对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寻访调查。课题组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就学的学生总数为15000名。学校之间规模相差巨大，小的只有7人，最大的目前已经达到1300多人。超过200人的学校有太阳宫附近的育英小学、清河的鸿雁班、八家私小、昆明湖南路的张北希望小学、京豫陈小学、明圆学校、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等几所。

　　这个调查引发的思考是，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到现在，第二代移民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流动儿童的入学问题，不仅呼唤义务教育体制调整，而且呼唤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一、学校概貌

　　1.地域分布

　　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学校主要分布于流动人口集中的城乡结合部，尤以朝阳区和海淀区最为密集。其中，朝阳区有44所，海淀区有41所，石景山区11所，丰台区7所，通州区1所，昌平县8所，大兴县2所。海淀、朝阳、石景山比较普遍和密集，往往几村1所，一村1所，甚至一村4、5所。而西城、东城、崇文、宣武这些市区中心地带，即二环以内没有发现此类学校。二环与三环之间有1所，三环与四环之间有15所，四环与五环之间有60所，五环以外有42所。可见，打工子弟学校主要分布在四环以外，因为这些地区流动人口多，房租也相对低廉。

　　2.办学特征

　　这些学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均属私人办学。（2）没有合法办学手续。（3）招收的学生是外来人口子女，而且是外来人口中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4）学校开办十分简单。建立这种学校所需资本较少，又不需要办学手续，办学者只要租几间民房，或者在菜地里搭几间窝棚，一个学校就张罗起来了。而且，先期的微小投入可以很快通过学费来收回。招聘教师也没有什么硬性标准。有5所学校甚至只有1位教师，也就是办学者自己带着几个孩子上课。有两个教师的学校有22所，很多是夫妻店。（5）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学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学器材，诸如三角板、圆规等等。

　　3.发展进程

　　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增长十分迅速，呈逐年递增之势。在我们寻访到的114所学校中，最早的建立于1993年。1998年后创办的就超过半数（参见表1）。



　　大体说来，1996年以前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初创期，是一村一校的补缺阶段，1997年至今为高涨期，发展到一村数校的竞争阶段。打工子弟学校的规模扩张也十分迅速。例如，桃园小学在1998年9月刚建立时只有70多名学生；仅6个月之后，学生数就翻了一番，达到150人；而到学校建立1年的时候，学生规模已经翻了两番，达到了300多人。当1999年秋天我们对于其中十几所进行跟踪观察时，发现绝大多数学校的学生规模都有明显扩大，一般都增加30％甚至50％以上，通常一个200人的学校增加到300人左右。

　　4.学校收费

　　打工子弟学校主要靠收取学费来维持运转。114所学校的收费数额见表2.



　　从表2可见，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普遍较低，43.9％的学校每学期学费低于300元。114所学校的平均学费为323.4元。比起北京的公立学校，这是相当低的（参见表3）。



　　打工子弟学校不仅收费低，而且收费方式灵活。大部分学校按学期收费，有的甚至按月收费，而且普遍允许拖欠学费。这也是它受外地人欢迎的一个原因。而北京的一些公立学校，在收取入学赞助费时，往往要求几年的费用一次交清。这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教师构成

　　打工子弟学校大多为外地人所办，教师也绝大多数属于外地人，而且多数是为办学人的同乡甚至亲戚。以行知学校为例，1998年9月，在该校的31名教师中，1/3以上是办学者从家乡招来的亲戚和同乡，还有1/3是熟人介绍来的。行知学校当时有800多名学生，比较大，教师多，所以办学者的亲戚和同乡在所有教师中的比例还不太高。在一些比较小的学校，教师大都是办学者的亲戚、同乡。这些打工教师队伍存在明显缺陷：（1）很多教师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和专业培训。我们重点观察的几所比较大的学校，他们的教师大约1/3曾经在正式学校（包括农村学校）中任过教，或者是师范学校毕业，他们由于以前的学校工资低，甚至拖欠工资，无奈之下外出打工，又在打工子弟学校干起了老本行。而其余2/3是以前没有任何从教经历的，大多是刚从职业高中、高中或中专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才来当教师。

　　（2）教师岗位的流动性很大。由于在打工子弟学校当教师也是打工，教师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许多教师只是打工挣钱，并不想长期做教师。而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工资普遍较低，一般是每月四五百元，一旦有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离开，所以流动性很大。有的教师任教一两个月就走人了。稍大的学校几乎每学期都有教师离开，又有新教师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是一种流动岗位。

　　二、办学者群体

　　办学者是指这些学校的创办人，而不是普通教师。普通教师只是为他们打工，他们和普通教师的关系是老板与雇工的关系。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人员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群体，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或公办教师，在114所学校中有79所是他们办的。另外的则是半路出家，从包工头、小贩、厨师、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业走上了办学的道路。

　　1.办学者的原籍

　　111所打工子弟学校（不含3所幼儿园）的办学者来自河北、河南、北京、内蒙古、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吉林等9个省（市、区），绝大多数是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口，其中河北、河南的办学者最多。河北的办学者有54人，占所有学校的48.6％；河南40人，占36％。而河北的办学者全部来自张家口地区，尤以张北县最多，有25人。河南的办学者除3人外全来自信阳地区，尤以固始县为最多，有23人（参见表4）。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集中于河北张家口与河南信阳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办学者总共有91人，占总数的82％。这是为什么呢？（1）北京是河北、河南两省人跨省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张家口和信阳地区都是贫困地区，外出流动人口很多，来自这两个地区的人说村里“能出来的都出来了”，有1/3到2/3的人在外面打工，其中很多人来到北京。（2）信阳人和张家口人在京居住比较集中。固始人几乎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集中居住在洼里、八家、太阳宫等地。调查涉及的学校中，办学最早的就是固始人（八家私小，1993年办），已知最早的办学者也是固始人（1992年办，后来停办）。张北人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海淀乡、衙门口等地，1994年就有了办学者。河北沽源人在京主要是开轻型卡车搞运输，集中居住在清河营、立水桥、中滩等地。居住的集中使流动人口学龄儿童在数量上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3）同乡办学的示范效应。一个村子有一个人外出从事某种职业，往往带动同村的其他人也从事相同的职业。一个来京办学者往往引来同乡的多个办学者，形成办学的链条。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办学者，在家乡听说同事或亲戚在北京办学“很红火”，于是也来北京办学。例如，固始县蒋集镇三里村小学相继有张宝贵、李伦俊、秦学林、黄世福四个民办教师来京办学，河北赤城县东卯镇总校的教师在京办了5所打工子弟学校。不同学校的办学者，有的还是亲戚。

　　2.办学者的文化程度

　　办学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大专文化的有16人，占14％；大部分是中等文化程度，如中专、中师、高中等，共有81人；最低的是文盲，有2人。另外，21人不愿向调查者透露其文化程度（详见表5）。



　　注：27名中师中含10名进修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学历状况是他们本人所填报的学历，据我们对于部分接触较多学校的了解，有一些自称大专学历的办学者并没有大专文凭，充其量只是进修过一门或几门大专课程。可以说，这些办学者的真实教育背景，肯定比这个表格显示的要低。

　　3.办学者的教学经历

　　办学者基本上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无教师经历者三分天下。在114名办学者中，有79人在办学之前曾有过在正规学校的从教经历，其中包括42名民办教师和30名公办教师，另外7名是代课教师和企办教师。除此之外，有30人是半路出家来办学，另有5人则拒绝透露其职业背景。

　　在无从教经历者中，有4人虽没有在正规学校的教师经历，但在别的打工子弟学校做过教师，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办学校。

　　相当一部分办学者属于半路出家，从形形色色的职业走上办学之路。例如，固始的冯校长1995年来京做买卖；丁校长1992年来京批发酱油等食品，后来与人合办食品公司；何校长以前也是生意人；陆校长1991年来京后做厨师，然后又自开小吃店；竹校长先在京做秘书，又做家电公司的经理；安徽的张校长来京出租录像带，后来又承包旅馆；新县的陈校长来京种地，后来又做包工头；光山的管校长来京种地；固始的秦校长和梅校长以前都是收废品的；张北的段校长、李校长、吴校长、杨校长、张校长、薛校长、吉林的王校长、内蒙的刘校长以前都在北京包地种菜；新县的胡校长在京做了10年建筑工；固始的时校长来京后在印刷厂工作；张北的李校长来京后做保洁领班；内蒙的李校长来京后做老人护理工作；山东的张校长来京后做过会计。

　　三、流动家庭的教育决策

　　1.学生家庭的职业和收入

　　根据我们对一个学校500名学生的家庭背景调查。这些学生家长的从业分布于个体经营者、雇工、农民等领域（见表6）。



　　表中，“农民”是指一些在城市郊区和附近农村承包土地，进行农业个体经营的外地农民。“家务劳动者”是指妻子没有工作，专门操持家务，一般是在丈夫收入较高的家庭。“其他”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丈夫没有固定工作的，丈夫或妻子有一方仍然在老家，没有到北京的。

　　摊贩和雇工是流动农民群体的主体构成，根据调查访谈，摊贩的月收入视其经营状况好坏，大致在1000～1500元之间，如上文所述由于摊贩的夫妻同业关系很强，夫妻共同经营，因此这可以看作是摊贩家庭的月收入额。雇工的夫妻同业关系也很强，大多是夫妻都做雇工，一个雇工的月工资收入一般在400～600元之间，极少数雇工，如司机，工资会更高一些。这样，夫妻都打工，家庭月工资收入就在800～1200元之间。把雇工和摊贩的月家庭收入合并计算，是在800～1500元之间。流动农民家庭的一般月收入数额大致就在800～1500元之间。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收入偏低的家庭群体。这是影响家庭教育决策的主要因素。

　　2.为什么把子女接到北京上学

　　通过调查人员对于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大量深度访谈，以及组织较高年级的学生专门写他们来京上学经历的作文，推动流动家庭将孩子接到北京上学的因素主要有：（1）感情因素。子女离开了父母，父母想念孩子，孩子更想念父母。流动人口倾向于把孩子带在身边，出于人之常情，是很容易理解的。

　　（2）监护因素。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学，没人照顾。而且，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缺少管束，不利于发展。在调查中，有的学生家长说，以前孩子在老家上学，学习成绩下降，在校纪律不好，常挨老师打骂。把孩子托付给亲戚，亲戚不拿当自家人看待，孩子寄人篱下，备受冷眼，造成有的孩子行为失常。一位父亲这样说：“孩子在亲戚家，吃饭不敢和亲戚家在一个桌上吃，眼巴巴看着桌上有肉，想吃又不敢去拿，每次吃饭时夹一点菜，拿着碗赶紧到别的地方吃。肚子饿了也不敢向亲戚要东西，干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孩子在亲戚家呆了几个月，我春节回家，孩子眼神都呆了，脑子反应迟钝，看见我就哭，非要跟我一块到北京。我心里觉得对不起孩子，欠了孩子感情。春节后就把孩子带到北京，在这里又找不到地方上学，孩子缀学将近一年。后来打听到易老师办的打工子弟小学，就把孩子送去了。要是没有易老师的学校，我这孩子就只能失学了。”也有一些流动人口把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但老人去世了，孩子无人照顾，只好带到北京。

　　（3）经济因素。孩子在老家，父母每年要回老家看望，交通费就要花几百元，托付给亲戚，也得给钱。一位家长这样说：“孩子在他舅家，我每年给他舅不少于1000块，每年还要回去看孩子，路费就要花几百。算起来，孩子到北京，既能家人团聚，也省了那些钱，实际上花钱更少”。

　　3.为什么不把子女送到北京的正规学校

　　（1）最重要的原因是，公立学校虽然学费不高，但对外来人口子女要收高额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每年二三千元，使得流动农民家庭望而却步。对于这些正规的公立学校，流动农民很简单地说：“上不起”。

　　（2）正规学校所收借读费、赞助费，往往要求几年的费用一次交清。一位家长说：“我们是流动人口啊，我们现在在这里，以后还不知到哪儿去呢。它要我们把几年的钱一次交了，明年我们离开这儿怎么办？”可见，公立学校的收费方式不适合这些家庭流动性大的特点。

　　（3）一些北京正规学校存在教学管理上的歧视。据家长反映，正规学校对借读生的考试成绩不计入教师的教学考评中，借读生学好学坏都与教师的教学业绩和利益不相关，因此教师不拿借读生当自己的学生看，对其学习放任不管。由于借读生户籍不在本地，参加诸如学科竞赛之类活动都顶着当地学生的姓名，得了奖也归当地学生。这就是说，借读生与当地学生待遇不同，教育权利不平等。

　　由于这些原因，打工子弟学校虽然教学设施和条件十分简陋，但由于它适应了流动人口家庭的特点，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其教育选择的前提是少花钱。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才考虑教育本身的优次。经济状况制约着他们教育选择的范围。

　　四、流动儿童

　　儿童是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相对于流动的劳动力来说，这是一个派生的部分，但是，这个群体有着一种独特的成长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更深远的社会变迁意义。因此，流动儿童值得给予关注。从我们对于这些学校的调查来看，这些儿童比较突出的特点是：

　　1.相对于就学的年级，超龄问题严重

　　这些孩子跟随家庭四处流动，其中很多人有过辍学的经历。例如，在固始人办的洼边四小里，三年级有53个学生，竟有15人超过14岁，而正常的三年级学生应为10岁。在张北小学，有的学生16岁了才上二年级。在太阳宫流动学校中，每个年级学生年龄的差距都有5至6岁。这个学校的学前班有54人，按6周岁入学的标准，共有9人超龄，超龄率为16.7％；一年级有46人，共有13人超过7周岁，超龄率为28.3％；二年级30人，共有7人超过8周岁，超龄率为23.3％；三年级18人，共有13人超过9周岁，超龄率达到72％。全校共有学生148人，超龄的就有42人，超龄比率达到28.4％。也就是说，全校1/4以上的学生超龄。

　　超龄现象的普遍存在，说明有相当部分学龄儿童曾经有过辍学经历。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我姑姑在北京，后来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难，后来就卖盒饭、卖水果、烙大饼。父母整完了他们的事，又为我的事操心。因为我在北京不上学，找不着学校，北京的学校学费太贵了，差不多得二三万。后来我们听人说有一个打工子弟小学，我们就到学校去跟校长说，校长不同意，我妈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学。……过了一个学期，该上六年级了，我又来了北京。”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在北京，妈妈找了一份扫楼道的工作，爸爸在妈妈那里看车，哥哥帮别人洗油烟机。后来妈妈和爸爸商量把我也接到北京。我辍学了，因为家里爷爷奶奶都去世了，我亲戚都离的远，没法照顾我，再说我也不喜欢住在别人家，所以就来了北京。在北京大约呆了半年的时间，妈妈听老乡说在五棵松有一个河南人办的学校，当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我高兴得简直差点叫起来，我听妈妈说可以去那里上学，我整晚都兴奋得没睡着觉，我心想这太好了，我又可以重返校园了。”

　　2.流动儿童的家庭责任意识较强

　　从这些儿童对于家庭生活的描述来看，家庭经济的困窘和父母的辛劳受到他们的高度关注，因此他们似乎比一般家庭的孩子更能体谅父母的劳动，较早地萌发了对于家庭的责任意识。在调查中，我们收集了大量学生作文。在这些作文中，孩子们写下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抒写着对生活的认识。他们比纯粹的农村儿童更多地经历了“城市生活”，而他们的城市生活又是绝不同于纯粹城市孩子的生活。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他们比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经历得更多，他们是“早懂事”的一群。

　　家庭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最普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贫穷和忙碌。一个孩子在作文中问老师：“老师，你小时候穷吗？”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爸爸妈妈都是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累得他们还没到40岁，就满脸皱纹，皮肤黑黝黝的，看着像50多岁。”

　　一个孩子写道：“我家住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里，4口人两张床……。”一个孩子写道：“我的爸爸一天到晚都忙个不停。早上我还在睡觉，就听到水管里水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刚5点，可爸爸已经起床了，去搬那些坛子、盆……，到早市卖菜。中午在家里吃一点，就去送货，送完货就去上货，到晚上6点。”俗话讲，家贫出孝子。也许越是在这样的家庭，孩子越认识到生活的不易，因而也越能够培养起对家庭的责任感。在孩子的作文中，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话，“我知道爸爸妈妈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我要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报答他们”，“我想，我长大了，要赚很多钱养爸爸和妈妈”，“我家是卖菜的，虽然很贫穷，但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到了冬天，天气很冷。爸爸开着三轮车，拉着大白菜去卖。爸爸带着我，我坐在车上都很冷，爸爸坐前面，那一定更冷。我长大以后一定要让爸爸过上好日子。”“……今天，我突然发现妈妈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两道皱纹，它虽然不深，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妈妈的生活太紧张了，她没有时间打扮自己，因此我萌发了买抗皱霜的念头，让妈妈恢复原来的年轻美丽的容颜。”一个孩子这样记叙他全家的流动打工：“我的家乡是湖北省云梦县。因为我们那里非常贫穷，农业发展落后，所以我们那儿盖的楼房非常少。我家一共有4个人在外打工，妈妈和爸爸都是卖菜的，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所以又把家里的两个姐姐也弄出去打工了。我大姐18岁，在广州的一个厂里当工人，当然我爸妈不是为钱把她弄出去打工，是因为她已经长大了，应该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二姐16岁，在武汉一家理发店里学手艺，虽然她不适合那里的生活环境，但是她为了不费爸妈的一片苦心，还是在理发店呆了下来。”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我们一家的生活很不好，爸爸妈妈老是吵架。为什么吵架，是因为在老家别人都建了楼房，天天说那些话，我心里很痛苦。我现在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到北京，把我弄到这儿上学，是因为在老家没有地方吃饭，学校学费太贵了，上不起学，所以爸爸妈妈把我弄到这里上学。”

　　3.有着独特的内心世界和社会认知

　　这些孩子往往更珍惜入学机会。一些孩子在作文中说：“……我和弟弟上学的钱是爸爸在别人家借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农民，每天早出晚归，为了供我们读书，把打的粮食卖掉一部分给我们交学费”，“由于我上学给家庭带来许多困难，我们只能省吃俭用，每到过节的时候才买一点好吃的东西，我们的心里高兴极了。”

　　“我的爸爸妈妈是卖水果的，每天早出晚归，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我爸爸妈妈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别像他们一样每天在外面干苦活。我爸爸妈妈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他们有时间就教我学习，给我复习功课。”“我打算中学毕业后去打工，因为我上学，家里也没钱，我也很想上大学。”

　　“我非常喜欢学习，因为现在是竞争社会，我的爸爸妈妈都想让我考大学，然后找份好工作，不像他们一样没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扫马路，又累又脏，工资又少，一个月的钱给我们交上学费、吃饭、交水电房费就没了。”

　　“我能到北京上学是我的福气。”

　　“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在这上学，也不容易，都是爸爸妈妈费的心血。我觉得我过的还好，因为能在这个学校读书……”“我现在的愿望是我们这个打工子弟小学一直能办下去，而且办得更好，还能办初中高中，我就一直可以上学了，……”

　　这些流动农民的孩子，他们在生活中得到的太少，因而他们对任何一点奉献和给予都是那么认真，那么心存感激。一个孩子在写到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时说：“这里的老师非常好，因为我在老家的成绩很差，到这来成绩一下子就提高了，这都是老师教得好。”

　　“我的愿望是考上大学来教像我们一样的学生……当校长，收那些像我这样的孩子。”

　　另一个孩子写道：“我希望长大了多挣些钱，开许多像打工子弟小学那样的学校，使失学的同学重返校园。”

　　流动农民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经历和生活状态本身使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不同于那些地位优越的人们。处于这种生存环境中的孩子，也形成了对社会独特的认知。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我知道爸爸挣钱不容易，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公平。”有的孩子甚至说：“我恨我们那里的领导。”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批判意识直接出自于他们所实际感受的社会生活，这比任何宣传教育都更有力地影响着他们的头脑。

　　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爸爸每天休息的时候对我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不要和我一样，做这么苦的事。”目睹当前的社会现实，有的流动农民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他们希望我当个什么官，既有权，又有钱……”。这种“变”的愿望也就根植在孩子的头脑中，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我家是卖菜的，虽然很贫穷，但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

　　五、问题和建议

　　由于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把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外来儿童拒斥在城市正规学校的校门之外，打工子弟学校才得以产生发展，并且成为解决流动儿童就学的重要渠道。打工子弟学校总是为那些经济能力较差的儿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哪怕是条件差的教育也比失学强。这是它存在的合理方面。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学校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概括起来看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内部机制的问题。办学首先是以赢利为目的“经营”活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学校的教学条件被压缩到最低水平。由于没有任何来自学校外部特别是政府部门的监管要求，他们甚至在经费并不很困难的情况下，也往往连三角板、直尺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器材都舍不得买。而一个学生达到300人的学校，办学者一年的纯收入估计在5万元以上。只要学校还能够在最低水平上维持运转，学生的学习条件越“节省”，他们赚的钱越多，这就是他们的“教育”逻辑。其次是办学者和教师素质不高，不仅多数从教者没有起码的专业训练和经验，而且没有规范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组织。学校的财务、后勤、外联、课程安排等等各项事务都是办学者一把抓。作为一个学校所应具有的教师测评、学生评比等等工作，在打工子弟学校中都是一片空白。

　　现在，人口流动中家庭迁移的比重越来越大，大批学龄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根据北京市1997年的外来人口普查，举家在京者31万户达70万人。近两年，北京对于外来人口控制很严，政府掌握的数据显示外来人口总量还有所下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打工子弟小学却迅速发展起来，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人全家在北京。而且，越来越多的学龄儿童出生在北京。根据我们在一所有310名学生的学校的调查，五六年级学生中没有一名出生在北京，三四年级中出生在北京的占10.1％，二年级中占19.6％，一年级中占25％，而学前班中竟达到32％，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子女需要在城市中接受教育��但是，大部分进城的农村家庭收入较低，没有能力支付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受教育所额外增加的费用。他们要上学，就不得不寻求其他渠道。

　　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农村基础教育由县乡政府负责，适龄儿童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对于那些随父母迁居城市而户口依然在农村的学龄儿童来说，原地的教育体系已经无法覆盖他们。在城市，外来劳动力仅仅被当作劳动力，且是暂时的劳动力，作为一个特殊人群的社会性需求被忽视。随着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增强，外来劳动力子女的出生或者随迁是一种必然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现象。因为城市学校的高额收费使多数家庭不堪重负，于是，家长不得已而诉诸于非体制行为。这种情况说明，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城乡关系在改革中急剧变化、人口城市化过程加快的社会现实。

　　有一种观点认为：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解决好了，会使流动人口留在城市，并且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到城市来，不利于城市的稳定。这其实就是说，不解决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让这些孩子在城市里失学，就可以把那些农村人逼回老家，并且给那些还想来城市的农民做个警示。这就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认为，不论这样的想法有怎样的现实合理性，都不应当为了城市管理的方便而让这些孩子作出这样沉重的“牺牲”，这些孩子同样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权利。

　　国家教育部和公安部曾经两次出台了关于流动儿童就学的暂行办法，如提出以就近入学为主等意见，但这些原则精神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对改善现状的实际作用不大。对于越来越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地方政府的具体管理行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不管不问，让打工子弟学校放任自流；要么统统取缔，不留活口。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前一种方式使得打工子弟学校缺少规范管理，由私人随意操作，耽误的是大批孩子；而后一种方式危害更大，因为在不解决公立学校的赞助费问题、不开放体制内渠道的情况下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等于是把那些孩子推向失学。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尽快采取切实具体的解决办法，建议采取以下两条措施。

　　1.大幅度降低甚至取消公立学校的所谓“赞助费”

　　公立学校应该成为吸收流动儿童就学的主渠道，或者说城市政府应该设法让所有在城市有了稳定就业和生活基础的外来家庭将子女送进正规学校就读。现在的北京公立小学由于本市生源减少，教育设施和老师皆有过剩闲置情况。但是，公立学校的高额赞助费对多数流动人口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而其收费并没有国家规定，实际上是一种“创收”手段。不取消这道门槛，只会把流动儿童逼到打工子弟学校中去，造成一边是优越的教育资源被闲置，一边是打工子弟学校简陋的校舍被挤破了门的矛盾现实。降低直至取消这道门槛，既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问题，又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许多不合格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就办不下去了。

　　2.规范打工子弟学校

　　我们认为，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是：建立标准，区别对待，监督指导。具体说来，可以采取以下三条措施：第一，出台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标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个标准可以低于公立学校的标准。达到标准的学校，可以合法化；对于不合标准的学校，则要坚决取缔。第二，对办学者和教师的素质要加以控制。办学者应要求达到大专以上学历，教师应具有中师或相当于中师的学历。对那些办学者和教师达不到要求的学校，都应取缔。第三，对达到标准的学校的教学活动，教育部门应进行定期的指导和监督，而不能放任自流。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学校改善。

　　六、结语：关注二代移民

　　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不仅与中国的改革过程相伴随，也与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过程相伴随。如果说，劳动力本身的流动还带着对于旧城乡分割体制默认的话，而第二代移民的出现则具有更加直接的制度性要求，或者说由于第二代移民的日益规模化，旧社会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使人们难以容忍。义务教育问题只是问题之一。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制度创新方面的出路，第二代移民成长过程引发的社会问题将更加深广。

　　美国政治学家对于美国社会的移民研究发现，与第一代移民比较，第二代移民的心理和行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代移民由于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对于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平往往有较高的认可程度，或者说，虽然他们在迁入地感受到种种歧视，但由于已经比原来的状况有了改善，他们一般并不预期与迁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地位。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一般没有对于原来生活的经验，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他们缺少父辈那种对于生活的满足感，相反，他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更多的歧视感和剥夺感。与父辈的期望不同，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地位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第二代移民对于面对的不平等缺乏忍受性，因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见解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意或者平等要求。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为较多，在更严重的情况下，犯罪率较高。

　　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还不能说将会出现国外第二代移民出现过的情况，我们应当也有可能通过体制调整来避免因为制度缺陷所造成的社会冲突，减少人口移动带来的社会震荡，在一种平和的氛围中实现社会转型。但是，通过关于这部分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状况的调查来看，特别是当通过阅读作文来倾听这些儿童关于家庭和社会的内心独白时，我们表示某些忧虑是有理由的。因此，以消除二元结构为目标的城乡体制变革应该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