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文以15个新移民妇女在移居香港第一年的生活体验为主题并辨识忍耐和忍让是她们应对日常生活之困扰的重要策略。而这一策略是社会结构、文化和个人能动性互动之结果，它不能仅仅简单地表达为国民性，因为这会掩盖“忍”的复杂性及其在时间上个人的体验和策略之异变。

关键词   新移民妇女  忍 生活体验  纵贯质性研究

“是的，香港的生活压力很大。我不想光靠老公养，再说我们家人比较多，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也不行。我需要出去工作……这工作(饭店做服务员)很累，有时候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很多新来做的人没有坚持几天就回家了。但我要咬着牙坚持下去，再苦我都要忍下去。”

                                           ——霞，33岁，来自广东

 “我老公很难对付，他说‘你来香港了，你的翅膀硬啦，你随时可以跟人走了……’这些话很难听，别人以为我怎么怎么啦。反正，他就是对我不放心，什么都要管。我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可是我怎么办？为了孩子，我要忍下去”

                                               ——好，30岁，来自广东

一．研究缘起

    这两段话节选自我在香港的某个新移民服务中心对两个刚从大陆移居香港的新移民妇女的访谈，霞和好谈及的是移民生活体验的不同侧面，但她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忍”这个词以表达她们的体验和感受。霞和好的述说并非鲜见于香港的新移民妇女这一群体，它高频率地出现于研究人员对新移民妇女多阶段的访谈之中并浮现为本论文的主题。

在展开论述之前，先介绍一下本文的研究群体是必要的，只有将这一研究群体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脉络之中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的研究参与者的体验与述说。香港向来是内地居民移民的目的地之一。实际上，一部香港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内地人士移居香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其间移居的方式、类型与社会影响则因时而变（ Lam & Liu, 1998）。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的小孩和配偶拥有居港权。香港当局为了控制移民的流量规模自1995年起确定每天从内地进入香港的配额为150人，其中60个名额给小孩，30给名额给配偶，剩下的60个名额之中，配偶具有优先权。这一移民政策决定了妇女和小孩成为新移民的主体，这一群体被称之为“新移民”，在回归之后被称之为“新来港人士”（本文沿用研究群体自己比较习惯的称谓“新移民”）。统计资料表明自1996年以来，每年有约5万移民从大陆到香港定居。其中40％左右是25－44岁的妇女，她们以配偶身份定居香港，文化教育水平以初中和高中为主，配偶的社会经济地位不高且不少年龄偏大（CSD，2001）。这预示新移民妇女在香港的定居与适应过程中要面临不同的压力或困难，住房、就业、语言、经济与社会歧视，诸如此类（Chow & Ho,1996）。对女性而言，家庭压力、人际压力以及生存压力更是常见于众多的现存研究（ Wong， 1997； Lai，1997）。新闻传媒上对新移民的糟糕生活境遇亦有不少报导。总体而言，上述信息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副比较阴暗的图画。

面对这一人数甚众的移民群体，研究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之，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学者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Wong，1997；Chow& Ho,1996）。学术界和社会服务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新移民如何存活于香港这一陌生之地？他（她）们会经历些什么？不少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若干研究认为移居后的第一或第二年比较关键（Lai, 1997; Wong, 1997），因为这一时期要响应很多问题，如果面临的问题无法解决，将会对移民的融合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黄富强（1997）仔细考察了新移民面临的困难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他发现社会支持是新移民存活于香港的重要资源，社会支持来自家人、亲戚、老乡、邻居、政府和专业服务机构；他亦指出新移民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去面对困难：寻求社会支持、乐观思维、忍让、回避、正面比较、诸如此类。Lau（1995）和Lai(1997)则特别关注了新移民妇女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网络，并指出新移民妇女遭受生活压力和人际冲突之困扰，移民妇女的适应过程受到负面影响。研究亦发现新移民妇女的不少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且不得不应付生活之需要（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1998）。香港妇女中心协会(1999)的研究发现不少新移民妇女精神健康出现问题，她们感到担忧与痛苦。唐彩莹（2000）则为我们展示了新移民家庭如何克服困难适应社会的个案报告，尽管她没有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但我们从一个个的故事之中感受到了新移民家庭在生活困境面前表现的积极态度。

但已有研究的缺点在于没有从一个动态的视角来考察移民的生活体验，因为移民适应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为了洞察新移民的生活体验在时间上的变动就要求研究者采用纵贯性研究设计。本人（He，2004）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考察新移民妇女的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为主题并跟踪访谈了15个新移民妇女移居香港第一年的生活经历（详细的研究方法参见本文第三部分）。而在第一轮访谈过程之中，研究者经常听到类似霞和好的关于忍的述说，于是研究者在跟踪访谈之中继续与研究参与者探讨了这一主题。尽管在资料分析过程之中，忍作为一个浮现的主题并没有纳入本人的博士论文架构，但在检索关于“忍”的文献之后，笔者认为它是一个值得单独成文的研究主题。是此，本文是一项博士论文研究的副产品，但这决不可由此而贬低其价值。

在文献之中，“忍”无疑是中国文化脉络之中最突出的元素之一（李敏龙，1994），但我们对“忍”的机制、运行和意义所知有限。另一方面，移民一直是中国人最常见的社会现象，不少移民所面对的境遇总是与逆境联系起来。“忍”在移民的述说之中的重复出现意味着它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察和分析的议题。由此，本论文要考察的是“忍”在新移民妇女的生活体验之中所呈现出的形式以及新移民自身对此的解释。论文分为基本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结论与讨论五个部分。

二．文献综述

忍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且流行的本土概念，它在英文中难以找到比较确切的对应词汇，tolerance，persistence等均无法全面表达忍在中文语境下的丰富内涵。儒家经典《论语》有“小不忍则乱大谋”，忍是自我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解字》称“忍，从心，忍声”，忍为形声字，其形字为心，这表明忍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关。道家的“不争”、“无为”和“顺其自然”都是以“忍”的方式消解心理紧张，从而提升人们的心理弹性空间并进而提高“忍”的能力。佛家哲学尤其强调忍，如此认知方式提高了信奉者忍受他人加诸其身的恶行的“隐忍”能力。其后，历代格言和俗语都有宣扬“忍”的内容以教导人们去处理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胡发贵（2003）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忍”的原因可从三个方面来了解：从生存环境来看，忍与农作的辛苦、资源的短缺、脆弱的生产体系相关；从制度层面上看，等级制度和家族制度都孕育了“忍”的盛行；从思想观念上看，忍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之中寻找到思想根源。

正因为此，“忍”沉淀为中国民族性的一部分。沙莲香（1989）提到，与忍相关的特质包括：能吃苦、耐性好、忍从。梁漱溟（1987）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坚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所谓坚忍就是自己能够忍耐到很高的程度，克己、自勉、吃苦，诸如此类。少数台湾学者亦开始将“忍”这一本土概念操作化，李敏龙（1994）将“忍”从心理学层面定义为：忍是自觉性地运用内在的心理机制，使原先特定的心理意向不付诸实际行动的一连串心理历程。于其中，忍的内容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人际关系和社会成就。忍的心理机制包括：克制、坚心、容受和退让，如此机制才能保证个人能够承受某事而不发。李敏龙和杨国枢（1998）的一项以“忍”为主题的实证研究在谚语研究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之上提出忍的内容包括：欲望之忍、情绪之忍、性情之忍、道德之忍、立身之忍、机运之忍、人伦之忍、对待之忍、富贵之忍和治事之忍。

关于“忍”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人际关系层面，忍被视为一个重要人际关系因应策略。黄光国（1977）发现中国人采取忍让的策略去应对人际冲突。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