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专题研究
□师力斌 等
原编者按:
2005年初,我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进行了一项创刊二十年的学术史研究,包括文、史、哲、经济、社会、法学等各科,成就论文数篇,蒙〈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先生抬爱,选发了三篇放在他主持的学术史研究专栏里。不曾想,这种集体研究的喜悦久久不散,直至使我们萌生了研究〈读书〉的计划。这个想法一俟师力斌君提出,立刻得到艾佳慧、张春田、李雪诸君的大力支持。与其等米下锅,何如自己动手?也仗着我们人多势众,各学科人手齐全,于06年暑假即开始了这项多少带点儿戏的计划。事后证明,这个游戏一点也不轻松,尤其是随着出刊时间的临近,以及那似乎是越来越多的文章,愈有些捉襟见肘。掉队时有发生,信心几经动摇,有同仁甚至提出了这样的怀疑:研究到底能坚持多久?好在留下来的人谁也不好意思当逃兵,都咬牙坚持。令人鼓舞的是,中途,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黄琪轩、钟城、中文系的陈振中等君慷慨加盟,后琪轩君又拉了清华大学的方力维和南开大学的陈小顶入伙,使队伍增至十二人,场面颇有些壮观。组稿实属不易,有时等于逼稿,作为中后期课题负责人的李雪君最有体会,但其中乐趣也不足为外人道也。不管怎样,年底前终于完成了这一不算课题的课题,令大家欣喜。
学术是寂寞的,但并不孤独。北大同学近年来在学术上,颇有些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味道,同班、同门甚至同室不相往来者并非少数。合伙吃饭是常事,合作的学术鲜有。此番本刊同仁及几位编外好友同做“〈读书〉研究”的主题合作正是对此而发。
此次研究,最初想从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角度,对《读书》来一个多学科会诊,后来发现,《读书》排斥学科划分,面对许多文章,单学科根本无法下手,而以问题切入,反倒合适。这就是为什么最后的文章大多面目模糊的原因。九篇之中,艾佳慧、李雪、郗戈、薛刚、刘念、高慧芳、陈振忠诸君的文章,都是单干,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是黄琪轩、钟城、方力维和刘小顶四位名符其实的合作,黄君是此次项目唯一的包工头。四人合写一篇,并非水平有问题,实在是版面有限,被编辑部限定字数而致。师力斌君的导言,也只能是一个挂一漏万、勉强充数的篇什,算一篇感想倒更合适些,本来想在文学方面进行一个大的研究,但材料太多,只好放弃。
面对出诸已手的文字,我们不敢奢望什么成果和学术水平,只敢将它看成一次学术拉练,希望以此摸索一下学术史的套路。无论水平怎样,赤膊上阵的快感毕竟比跟在同学身后催稿要多些。如能得到方家的指点,那就更是喜出望外了。
导言: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师力斌
写一个像模像样的导言非我所长,尤其本组文章所涉及的知识面我远未具备,这个所谓的导言只能是冒充。本组文字共十篇,大致从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诸学科视角出发,梳理了《读书》二十八年来的文字(《往事与随想》一文限制了时间段),以话题为主,兼及分析办刊理路及背景交待,试图勾勒这本刊物二十来年的整体面貌,并揭示细部的脉络。这里只简略交待一下,详细内容还请诸位阅读各篇。
无论有多少漏洞,我都想说,这些分析和研究相当有益,甚至不乏真知灼见。艾佳慧的杂志经济学分析,陈振中的作者群研究,郗戈的形象学讨论,薛刚的“超历史”解读,刘岩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判,黄琪轩、钟城等的政治学观察,高慧芳的黄裳个案描述,李雪简短犀利的社会学剖析,刘念的经济史爬梳,都显示了一干年轻学人的学术活力。虽然不敢说将该杂志一网打尽,但捕捉到的问题无疑深有启发:陈振中敏锐地提出了《读书》中“九叶诗复出”而“朦胧诗缺失”的现象,刘岩发现“后来被视为“新左派”代表的学者曾是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积极倡言者”,李雪归结出“去专业化”现象与“政策建议”取向,艾佳慧揭示的“专业化”带来的市场挑战,薛刚独特的“大学史”“遗忘史”的视角,等等,种种问题与思考期待读者朋友去探察。
一
创刊二十八年的《读书》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这本在四月的春天诞生的“思想评论刊物”,在“文革”刚刚结束,如陈丹青所言“暴病初愈”的时代(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102页),无疑顺应了那时如饥似渴的求知潮流。在一种理想主义文化使命的召唤下,《读书》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潮、经济热潮、商业大潮,最后一头扎进世纪之交的全球化及消费文化的旋涡中。它的理论译介,文人自况,思想论争,历史追忆,学术探讨,大至全球走向,小到考据辞章,尽管路数各异,家法不同,但无不浸透着当代知识分子深切的现实关怀和理想渴望。
《读书》最直接的贡献,当然是它的学术推广,可视作大学生学术的入门读物,由名人或专家组成的教学方队,水平自不必说。但也因此形成了《读书》与读者之间的“师生”关系,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启蒙姿态。
译介是它的强项。《读书》聚集了一大批翻译高手。冯亦代,王佐良,杨武能,柳鸣九,张隆溪,董乐山,裘克安,赵一凡,李长声,吴岳添等等。其全球眼光最先在译介方面表现出来,而“美国情结”则更为明显。1979年1月1日,中美联合发表《中美建交公报》,《读书》从第一期起,先后发表了大量关于美国文化的介绍性文章,诸如书籍出版统计数字,文学简史,书商,协会,文学奖金,畅销小说,作家人物等等,事无巨细,犄角旮旯都有涉及。《喜读美国短篇小说集》中的“喜读”二字,倍让新世纪人觉得隔代。尤其是董鼎山连续十七年近百篇的“纽约航讯”专栏,仿佛《读书》驻美国记者站,不断向中国读者提供西方文化奇观。2002年北岛“纽约变奏”的偶露端倪,更让人捕捉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美国情结”,也说明一本杂志与大历史的密切联系。
学术方面的译介更是大张旗鼓。八十年代尤甚,作品,人物,理论,滚滚而来,让人感觉到国门初开时知识界的激动、好奇、迫不急待。先有张隆溪的十一篇“西方文论略览”自83年第4期至84年第3期,一气连载,先后介绍了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十余种批评理论,深入浅出,有相当的规模效应。后有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将丹尼尔·贝尔、霍夫斯塔特、派瑞·米勒、耶鲁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等一并引介,气象也不算小。唐小兵在1986年对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的推介,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那本译自杰氏在北大的演讲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掀起了一股后现代热。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的文化格局转变,译介方面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制度探讨逐渐多于文化阐发,深入思考多于一般介绍。哈贝马斯、韦伯、哈耶克、福柯、德里达等成为理论的座上常客。
第二个贡献在于它独特的文体。我想叫它读书体。《读书》的定位历来是个麻烦事,因此,这直接影响到它的文体。它既不是专业的学术刊物,也不是大众通俗读物,还非中产阶级白领的时尚杂志,所以,编者时常向作者和读者若口婆心地强调,本刊“不求深奥,只要深刻”,“刊物性质是严肃认真的,文章形式却要是生动活泼的”“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消闲的消闲”,不要太专业,只求能引起外行者的兴趣”,等等。这种多少有些绕舌的否定的辩证法,恐��真正领会的人不多。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铁杆作者的文章中抽象出来,这便是,有大关怀,却不锋芒毕露,有文人风,却不过分雅致曲折。既有学术功底,又不乏语言才华,是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王蒙、金克木、李零、朱学勤、旷新年等的文章皆可作如是观。读费孝通研究姓氏由来的〈寻根絮语〉,老先生极尽考据之能事,那种穷追和想像让人拍案,金克木的《从〈祝福〉到〈杀夫〉》,更是思接千载,心游万仞,文思的大空翻令人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