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世界的丑化中国的舆论宣传有着长期的历史、切实的方法和手段，借助于心理学理论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其特征、把握规律，并指导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帮助西方民众了解真实的中国、纠正部分西方民众的偏见需要以心理学理论为指导，制定长期有效的对外宣传战略，做到有的放矢、卓有成效。

　　[关键词]心理；宣传；对外政策
　　
　　近期席卷西方世界的丑化中国的舆论宣传可以说是西方媒体对中国一贯的辱华宣传的一个高峰。在西藏事件上，西方不顾事实，采取的手段包括颠倒黑白，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次事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一些西方民众甚至政要人士阻挠奥运火炬接力活动。这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偶然事件，而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贯错误宣传的背景下形成的，应该说，这次事件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那些大量接触西方媒体的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这样的攻击，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的，只不过以往，对于国际社会这些不友好的声音和行为，大家不太注意，但并不代表这样的事实不存在。①

　　这次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政治观点的对立和差异、有国际经济问题的冲突、也有文化观念上的不同。然而西方这种片面的宣传为什么能够在西方社会得到认同？为什么能影响西方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这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因素值得我们思考。

一、西方辱华宣传的心理学分析

　　1．选择性注意限制了信息的传播

　　作为传播者的西方媒体为了使自己的宣传和信息更有吸引力和轰动效应，满足受众的好奇心，需要不断强化和支持受众原有的信息，从而提高其影响力。结果就造成了刻意回避事实，甚至不顾事实真相的虚假报道。

　　受众对媒介的接触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他们往往从自己原有的意见、观点和兴趣出发，将自己“暴露”在经过选择的传媒及其内容的面前。这样，对传播者来说，最为重要的便是使自己所传递的信息对受众更具吸引力。对受众来说，受众更倾向于接触与原有态度较为一致的信息，而尽量回避那些与己见不合的信息，而对那些可能危及自身的警告性信息则会有特别的戒备。上述表现就是心理学上讲的选择性注意，即受传者是否注意到媒介及其信息。这是受众心理选择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上世纪60年代，美国传播学家在其《大众传播的效果》一书中将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归纳为选择性主义、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三个方面。其中，选择性主义是指媒体传达的信息符合受众的认知范围，并能够满足受众的部分需求时，才能够引起受众的兴趣而加以注意；选择性理解是指具有不同心理特征、文化倾向和社会关系的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同一则媒介内容；选择性记忆是指受众往往只记忆那些对自己有利、符合自己兴趣或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信息。

　　在4月6日伦敦圣火传递中，BBC直播的画面充斥着雪山**和“藏独”分子的言行，然而，实际上人数更为众多的华人却全然不见身影。4月12日，1500名华人聚集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抗议英国广播公司（BBC）此前的不公报道。然而，与大肆渲染“藏独”活动铺天盖地的报道不同，对于华人的爱国游行，西方媒体却表现得异常冷淡。英国媒体中只有《爱丁堡晚报》在14日刊登了一条百字简讯，称参与人数只有600人。4月12日谢菲尔德市华人示威，英国媒体截至14日晚仍无报道。

　　4月15日数百名华人聚集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红色广场，他们高举“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反对媒体歪曲报道”等标语，抗议达赖的到访。而美联社却报道说有数千人来聆听达赖的演讲。这种倾向性明显的做法令不少华人气愤。

　　同样地，在澳大利亚，媒体也在极力“压缩”华**的规模。澳大利亚电视9台在其晚间新闻后段用数十秒报道了“数以百计”悉尼华人的抗议。而一向以即时新闻快速为特点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上根本找不到任何报道。在加拿大，主流媒体也只用极小篇幅报道华**。

　　在法国，问题似乎更加明显。从火炬7日在巴黎传递开始，媒体上充斥着一边倒的反对中国的声音，个别媒体发出的客观报道在反对中国的声浪中显得孤掌难鸣。《解放报》在火炬传递前便无知地指责中国无视西藏文化。而在火炬传递当天的媒体报道中，更是只见“藏独”旗，难觅五星红旗。旅法华人董铭在其博客中写道：“我亲身体会到了西方媒体的选择性失明。他们只想要自己预设的‘事实’，而不是整个真相”。

　　对中国侮辱性宣传的另一个原因是满足西方发达国家的受众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抵制心理。对此《华盛顿邮报》4月17日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声音又回来了”，文章指出：西方的民主国家，从美国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对中国的担忧越来越多，而且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最新的《金融时报》刊发的哈里斯所做的民调显示：在欧洲人看来，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对全球稳定最大的威胁。3月份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中东的负面看法迅速发生了改变。中国已经取代朝鲜，成为继伊朗和伊拉克之后，美国的第三号敌人。为了迎合这种思潮的转变，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攻击也开始出现。文章最后说：可以看出，现在是“攻击中国”的时代。在一些新的暴力凶杀小说中，“中国坏蛋”取代了过去的“苏联恶棍”、“阴险的法国人”，成为如今流行的“无赖”形象。就在几年前，中国如火如荼的经济发展还被视为机会，可是现在，也许是我们正为经济衰退所累吧，我们将中国看作是威胁。在关于来自亚洲的挑战这一话题上，2008年的中国就如同1980年时的日本。

　　于是少数“藏独”分子五颜六色的脸和反华标语不断登上西方媒体，而声势更加浩大的“加油中国”的声音却被西方轻易忽略。

2．社会知觉误差导致了片面的理解

　　信息接受者对接受到的信息的理解受到社会知觉误差的影响。接受者感觉的信息要经过知觉过滤后才能进入到认识系统。社会知觉是对社会对象的赋予意义而解释感觉印象的过程。知觉是接受刺激的第一道程序，这种“接受”是一种过滤过程。“过滤

网”就是过去的经验、知识以及动机、态度等现有心理因素，从而导致人们在知觉过程中的片面理解。这次西方辱华宣传中表现出来的知觉片面性可以概括为：②

　　第一，晕轮效应。晕轮效应是指在信息不齐备的基础上建立的对事物的印象，即根据个别品质就做出的对事物全面的评价。由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于是往往会用一些片面的事件来判断中国，很多我们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甚至西方殖民者遗留的问题则成了西方人攻击中国的借口。达尔富尔问题就是抵制奥运会的很多西方人的一个理由：他们不去反省殖民地时期所造成的灾难，反而认为中国企业在苏丹的投资是造成这一地区人道主义灾难的原因。再如，缅甸去年下半年的社会动乱则因为中国与缅甸政府的友好关系而被西方媒体和民众作为批评中国造成了缅甸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借口。

　　第二，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人们往往会根据最初接触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人们以后的行为活动和评价的影响，即所谓首因效应、“第一印象”。而近因效应则是指认识对象最后一次留下的印象，这个印象在对方的脑海中也会存留很长时间。西藏事件发生伊始，西方媒体首先播放的是达赖分裂势力的误导性宣传，这种首因效应会影响西方民众其后的信息选择。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影响，在奥运会这一事件的强烈冲击下，直接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和态度，进而就会采取不接受和抵制行为。

　　第三，投射效应。受众还倾向于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来知觉他人，而不是按照被观察到的真实情况进行知觉。例如，法国人可能会拿他们残酷镇压科西嘉岛的独立来想象中国对待西藏问题；美国受众会拿当年对印地安人的种族灭绝和文化破坏想象中国对待西藏问题；英国人则会类比爱尔兰独立战争等等。

　　第四，刻板印象。受众还常常以一种固定的模式看待和判断某一类知觉对象，而这种印象一旦形成会对以后有关这类对象的知觉产生强烈的影响。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固有印象还停留在50年前或半殖民地时期，甚至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恐惧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印象将阻碍人们接受新鲜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世界第四大酒店集团法国雅高集团主席、创始人保罗·杜布吕于2002年用了3个月时间横穿藏区，在出版他的《参议员单骑跨欧亚》新书时，杜布吕曾在法国做过一些演讲和介绍，而当地听众则对他书中写到的中国西藏感到非常惊奇，因为这些西方民众脑海中的中国仍然是一些被歪曲的信息，这些信息会阻碍对新的信息的获取。

　　3．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作为一个受众群体，西方民众具有所有群体不可避免的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误区。群体思维是指当人们在群体中决策时，会倾向于寻求一致的意见，不愿对群体的决策进行质疑，不同意见或者那些客观评估会受到压制。群体思维现象的表现症状包括：

　　第一，群体成员把他们所做出假设的任何反对意见合理化，无论事实和群体成员基本假设的冲突多么强烈，成员的行为都是继续强化这种假设。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到澳大利亚西方媒体的辱华宣传高度一致，采用的手段如出一辙，不顾事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既有的假设和想法不一致。而所有反对意见都会被做出他们自认为合理的解释，比如针对CNN的不实报道而发起的反CNN网站的民间行为被粗暴武断地冠一“据调查都是受到中国政府资助”而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卡弗地（Jack Cafferty）对中国的恶毒攻击也被解释为针对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这样自相矛盾的说辞。

　　第二、对于那些怀疑群体共同观点的人，或怀疑大家信奉的论据的人，群体成员会对他们施加压力；那些持有怀疑或不同看法的人，往往通过保持沉默，甚至降低自己看法的重要性，来尽力避免与群体观点不一致。4月7号，法国社会党籍前部长、现任参议员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 在其博客上刊出长篇文章，不同意抵制北京奥运和反中国的宣传，并在文后揭露了号召抵制北京奥运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受到美国的暗中支持。但法国主流媒体则装作对此一无所知，于是那些与这位正直的法国参议员的相似的呼声便销声匿迹了。

　　第三，群体中似乎存在一种无疑义错觉，在讨论时，大家通常认为沉默就表示默许，并且把缺席者也看成是赞成者。虽然我们至今无法判断法国总统萨科奇的沉默的最后结果，但他的这一举动却正在被很多西方媒体和民众解读为反对中国、抵制奥运会的默许。所有这些正是群体思维的特有表现症状。

　　另一方面，群体成员倾向于夸大自己最初的立场或观点，这就是群体决策的过程中的群体极化现象。研究表明，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相比往往更倾向于冒险。针对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和反中国宣传，尤其当中国人民看到奥运火炬在巴黎的不幸遭遇所表达出的不满并没有引起法国民众和媒体的反思。相反，法国媒体正在掀起抵制中国商品的运动。法国媒体的这种极化和冒险行为更强化了民众对自己原有抵制中国、反中国观点的认同。

二、我国对外宣传的心理学策略思考

　　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反华辱华、恐惧社会主义的势力，是不会随着北京奥运的结束而终止的，这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是不同的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因此会一直存在。我们必须建立长期

的对外宣传应对策略，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有勇无谋，那我们只能够永远陷入在自己的悲情里面，仰视着对方的傲慢。针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片面报道，我们既要谴责西方媒体自身职业道德的缺失，抵制反华辱华势力的攻击，也应该致力于推进东西方社会的了解，帮助西方社会民众增进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

　　首先，发扬全球华人的祖国荣誉感和国家认同感。西方的辱华宣传是激发全球华人强烈的祖国荣誉感的诱因。近来，海外华人自发组织多次大规模和平游行，抗议西方媒体不公报道，歪曲西藏真相。海外华人正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站出来，成为在西方世界维护中国利益的新的重要力量。4月19日，伦敦、巴黎、柏林3地同时传来逾万名华人响亮的呐喊声。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主任郝时远说，正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诋毁，“藏独”分子及其支持者对奥运圣火的骚扰，激发了全球华人维护祖国荣誉的热情，他们正在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一股力量。

　　第二，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宣传和不实报道。CNN在内的一些西方媒体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评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事务，在评价手段上又往往采用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他们在对待国内事务中往往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客观公正”，不敢越“雷池”半步，而对待他国事务往往标榜“言论自由”，并采取偏激的立场，肆意歪曲攻击毫无“客观”可言。这种见到羊比狼还凶狠，见到狼比羊还温柔的“文化霸权主义”做法，也给广大中国人民以教育，认清西方媒体所谓的客观公正的虚伪性。这次辱华宣传使很多对西方持有浪漫看法的年青人，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十分失望。③

　　第三，采取措施矫正西方民众的个体心理误区。其一，广泛宣传。晕轮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在掌握有关知觉对象信息很少的情况下做出总体判断的结果。只有让西方民众较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才不至于纠缠于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其二，先入为主，把握先机。在舆论宣传和信息传递方面，首因印象非常重要，我们的主流媒体如果能在西藏事件上保持主动，及时公布暴力事件的真相和达赖“藏独”势力的虚伪与犯罪事实，会极大地减少后来的被动，有助于引导西方媒体与公众舆论；其三，用西方民众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我们的主张。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研究西方的历史与文化，有的放矢。对西方民众的善意表达给予尊重、理解和支持，比如，在印第安人问题上、在科西嘉岛问题上主动表达自己的同情与关切有助于赢得西方民众的好感。同样地，西方媒体往往也是在这些方面影响他国民众以获得支持与好感。

　　第四，宣扬不同声音避免西方受众的群体心理误区。其一，积极宣扬那些在西方群体思维中受到压制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信息来自于西方民众内部，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呼声和主张，努力在各渠道和媒体上加以宣扬和阐述，提高他们的知名度，有助于西方民众考虑不同意见和呼声，避免陷入群体思维和群体极化的误区。应该说，西方民众中还是有一些对中国比较了解的人士，虽然他们是少数，但他们的话语在西方社会更能影响其他民众。前述的法国雅高集团主席保罗·杜布吕说“中国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那就应该把正面的信息也传递出去，不仅传递给藏民，更要传递给西方社会，这样才能消除误解。”④

　　第五，借助各种渠道主动宣传中国。西方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发展进步不够了解，需要我们主动地进行宣传，减少误解和敌意。而近年来，中国人大量出国的考察或学习交流，我们在海外也有大量的华人，我们有条件动员全世界华人的力量扩大对中国的宣传，与各地媒体扩大交流和和合作，积极主动地应对媒体。另一方面，很多西方人到了中国以后才惊讶于中国的灿烂文化、发展活力和开放的心态，加强与这些来过中国的西方人的沟通联络，经常地及时向他们传递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的信息也有利于消除隔阂，增进友谊，扩大相互了解和宣传。

　　第六，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的对外宣传策略。中国驻英大使傅莹说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⑤必须认识到：要让西方受众改变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形成真实客观的中国概念并转变敌视态度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必须从长远战略的角度制订相关策略。这里的有一个态度问题，所谓态度是个体对特定的对象作出行为选择，有组织的、较稳定的内部反应倾向。根据影响态度形成和改变的主客观因素来看，首先应该主动开展对国外各层次学校间的交流，从孩子抓起，增强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其二，持续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反映健康、积极、向上的中国面貌；其三，与国外各种政府、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在西方各阶层中宣传中国，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了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第七，树立先进的世界新文化观。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首先表现在文化上，在西方的话语权下进行辩解和澄清只能是被动的应对，主动的对外宣传策略需要具有引领世界潮流的新文化观。中国在对外宣传方面应该有更高的起点和战略的视角，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倾向于从传统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寻求解决今天西方社会面临的危机和挑战的启示与智慧。做为世界独一无二的不断焕发活力、持续发展的古老大国，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观念上的深厚哲学思考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今天的环境问题、资源短缺、社会危机、人类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高超的智慧。倡导先进的文化观才能激发世界人民的内在动机，并进而形成具有合理的观念体系的价值观。我们有责任、有条件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引领世界新文化发展的趋势。（作者系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闾丘露薇：《回击CNN理性比谩骂更有力》，现代快报，2008年04月20日。

　　②申林：《组织行为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③陆高峰：《谁给CNN攻击他国政府的“特权”？》，人民网，2008年04月18日。

　　④东方网，引自www.jfdaily.com，2008-4-19?15:42?

　　⑤傅莹：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星期日电讯报》，2008年4月13日